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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論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並不意味著世界太平。和平初至,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由於政治立場、經濟利益和意識形態的巨大差異,迅速進入冷戰狀態。雙方首先因德國重建而發生分歧,而後是曠日持久的鬥爭與對峙。1949年4月4日,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比利時、荷蘭、盧森堡、丹麥、挪威、冰島、葡萄牙、義大利在華盛頓簽署了針對蘇聯及其盟國的《北大西洋公約》,希臘和土耳其則於1952年,聯邦德國和西班牙於1955年、1982年先後加入。作為回應,蘇聯、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民主德國、波蘭、羅馬尼亞、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八國於1955年5月14日在華沙締結《友好合作互助條約》(簡稱《華沙條約》)。兩大陣營水火不容,軍備競賽節節攀升,使世界長期處於新一輪大戰的邊緣。
與此同時,世界進入高速發展時期,科學技術日新月異,航空、電訊的商業開發和電影的普及更為人類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生活空間。文學作為一種特殊的意識形態,在這個急劇變化而又相對穩定的時期,迎來了新的繁榮。
首先,社會主義陣營各國文學的形成和亞非拉文學的迅速崛起,導致文學領域西方中心主義的瓦解。世界文學開始出現多元化傾向。
蘇聯作為世界社會主義國家的一面旗幟,在世界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中舉足輕重。蘇聯文學因而成為各國社會主義文學的榜樣和全世界無產階級的精神食糧。但這一形勢由於蘇聯政治生活和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尤其是史達林的逝世和中蘇分歧等一系列變故而急轉直下。50年代伊始,蘇聯文藝領域中“無衝突論”的危害日益顯露出來,出現了粉飾現實的“節日文學”。1952年底,蘇共第十九次代表大會開始糾正這種傾向,號召作家、藝術家“無情地抨擊社會中仍然存在的惡習、缺點和不健康的現象”,“大膽地表現生活的矛盾和衝突”。1954年末,第二次全蘇作家代表大會於莫斯科召開,繼續批判“無衝突論”和粉飾現實的傾向,號召作家“寫真實”和“干預生活”。同時,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方法成為這次代表大會深受關注的主題。蘇聯作家結合20年創作實踐存在的問題,重新審視1934年關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表述;強調共性與個性、規律性與主動性的關係,提倡大膽探索和不同流派、不同形式、不同風格、不同體裁的並存。1956年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發表《關於克服個人迷信及其後果》的決議,致使蘇聯發生根本轉折。長期以來形成的教條主義、庸俗社會學和簡單化的觀點和做法遭到批評,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等問題得到廣泛探討,作家創作個性受到重視,文學審美品格和人道主義精神引起關注。50年代末,蘇聯文學急劇變化,一大批描寫小人物、展示人性魅力、表現嚴酷現實、開拓藝術空間的作品應運而生。與此同時,一批初登文壇的青年作家開始描寫年輕一代的迷惘,產生了一批“非英雄化”作品。
位於中歐、東南歐地區的波、捷、匈、羅、保、阿等國,因為屬於社會主義陣營而深受蘇聯影響。但在戰後的一段時期里,這些國家的文學創作卻保持了各自的優良傳統。因此,整個40年代末都是各種文學藝術流派共存的時期,代表不同文學主張與傾向的文學刊物如雨後春筍層見疊出。但好景不長,隨著波、捷、匈、羅、保等國的政治變遷,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被確定為惟一的創作方法,致使一部分作家被迫轉入地下或者保持緘默;另一些作家背井離鄉流亡國外。惟有南斯拉夫是個例外,由於它在政治上與以蘇聯為首的東歐集團相對立,文學界並未接受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從而保持了各種流派的並存。1953年後,這些國家的執政黨和政府都相繼調整文藝政策,儘管力度大小不一,但總的趨向是放鬆控制。之後,又發生匈牙利十月事件和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事件,致使這些國家的政治、文化生活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即便如此,這個時期的中歐、東南歐國家文學依舊成績斐然。現實主義、象徵主義、印象主義、表現主義、意識流、超現實主義等藝術流派、藝術風格都得到了相應發展。
在民主德國,由於貝歇爾、布萊希特、安娜·西格斯、布雷德爾、雷恩、博多·烏澤和阿諾爾德·茨威格等作家流亡歸來,無產階級文學傳統得到了繼承和發展。這一傳統深受蘇聯文學模式的影響,從一開始就置於統一社會黨的領導之下,提倡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因而,民主德國文學從戰後至50年代中期除描寫反法西斯鬥爭和揭露納粹罪行以外,基本上都是對社會主義建設業績和新人的正面歌頌。到了60年代,情況發生變化,新一代作家開始注意反映生活的矛盾與陰暗面。其中比較成功有克麗斯塔·沃爾夫、埃爾溫·施特里馬特、赫爾曼·康特和君特·德·布勒因等作家的作品。
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的文學對西方文學也產生了影響。60年代,這種影響隨著西方國家中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左傾和學生運動的爆發而達到了頂峰。
這一時期的另一重要現象是亞非文學的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許多亞洲國家遭受日本帝國主義蹂躪。戰後,亞洲民族獨立解放運動風起雲湧,許多國家相繼取得獨立。同樣,許多非洲國家擺脫英、法、意、葡等國的統治,成為新興的獨立國家。這些國家由於政治制度不同,國情各異,其文學發展的軌跡和情況不盡相同。一些國家走上社會主義道路,一些國家建立進步的民主政權,一些國家實行資本主義制度,還有一些國家依然保持君主制。此外,亞非地區局部戰爭不斷,先後爆發韓戰、越南戰爭、中東戰爭、阿爾及利亞戰爭等。這些因素無疑給這些國家的文學造成了重大影響。與此同時,就主導傾向而論,這一時期的亞非文學又分別受到蘇聯文學和西方文學思潮的影響,這些都導致亞非國家文學總體上的豐富與多彩。拿印度和埃及為例,這一時期的文學可謂空前繁榮。印度文學受馬克思主義和弗洛伊德主義的影響,出現了兩大傾向的並存與互惠。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進步主義文學形成於20世紀30年代,一開始就吸引大批作家。40年代雖然出現了分化,但客觀上促進了這類文學的繁榮和成熟。心理分析小說從四五十年代流行起來。這類作品不僅將弗洛伊德學說與甘地主義和印度宗教相結合,而且明顯地帶有自然主義色彩。埃及經濟五六十年代出現了畸形發展的態勢,致使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空前激化。這客觀上為文學提供了十分豐富的素材。同時,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和西方文學思潮無不對埃及文學產生重要影響,使埃及文學無論內容上還是形式上都顯得相當豐富多彩。阿拉伯世界第一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馬哈福茲便是這一時期脫穎而出的重要作家。
與其他東方國家不同,日本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國,開始在美國的卵翼下發展經濟。50年代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日本文學發生了重大變革,傳統作家重登文壇,戰後派和第三代新人嶄露頭角,使這一時期的日本文學呈現出一派繁榮景象。民主主義、現實主義、中間小說、存在主義、先鋒派並駕齊驅,互相影響。日本文學最終孕育了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一批聞名世界的重要作家。
由於民主力量占了上風,也由於鄰邦美國的強盛和國際市場對石油及農作物的需求,拉丁美洲地區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勢頭。愈來愈多的人了解了建立現代化民主社會可能帶來的好處,因而要求變革的呼聲日益高漲。同時,歐美國家的各種思潮連同其文學藝術一股腦兒湧入拉丁美洲國家。而拉丁美洲國家往往因為歷史、文化和社會的原因,對這些思潮採取兼收並蓄的態度,這就導致20世紀中葉拉丁美洲特有的人文景觀,文化的繁榮導致文學的“爆炸”,轟動一時的魔幻現實主義、結構現實主義、心理現實主義、社會現實主義等等,都生成甚至繁盛於這一時期。1959年,古巴革命的勝利又極大地鼓舞了這一地區的進步作家並為之提供了一個安全、可靠的後方。60年代,拉美文壇最活躍、最有生氣的作家如加西亞·馬爾克斯、巴爾加斯·略薩、科塔薩爾、富恩特斯、貝內特蒂、薩瓦托等,在古巴周圍結成了廣泛的統一戰線。拉丁美洲文壇流派紛呈,佳作迭出。
其次,在社會主義陣營和亞非拉文學與西方文學分庭抗禮的同時,西方文學發生了重大變化。一方面,現代主義不再一枝獨秀,形式主義盛極而衰,一些水火不相容的流派和方法走向了並存和融合。另一方面,傳統文學與時俱進,獲得了新的生機。世界文學因此出現了多重風格、多種流派並存、整合的嶄新局面。
在法國,傳統小說已經成為讀者最多、影響最大的一個品種。女作家薩岡的通俗小說獲得了巨大成功。亨利·特羅亞的傳記小說,埃爾韋·巴贊、於連·格林、波伏瓦、薩特等人的自傳體小說和馬爾羅、莫里亞克等人的回憶錄都擁有大量的讀者。歷史小說仍具有強大的生命力。阿拉貢的《受難周》、亨利·特羅亞的《義人之光》等一些作品,顯示了歷史小說的活力。偵探小說家喬治·西默農和聖安東尼奧的系列作品,以及戰後出版的偵探小說叢書“黑色系列”也曾風靡一時。現代主義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到五六十年代達到頂峰,但已不再一統天下。存在主義小說作為其中的一個支流,五六十年代進入了全盛期。意識流小說方興未艾。作為一種創作方法,意識流受到普遍的重視並被愈來愈多的小說家所採用。新小說在繼承意識流小說和荒誕小說的基礎上,對傳統小說進行了更為徹底的革新。此外,50年代出現了貝克特和尤內斯庫的荒誕派戲劇,從而將荒誕性推演到了極致。五六十年代也是新的文學批評方法得到充分發展的時期。以聖伯夫和朗松為代表的傳統批評方法受到空前的挑戰。一種以文本結構、敘述語言和文學內在因素為主要對象的新批評從60年代開始形成並得到迅速發展。同時,以呂西安·戈爾德曼為代表的社會學批評,因其在充分考慮作品生成的社會環境的條件下注重分析作品的內在結構,而被統稱為“發生學結構主義”。儘管如此,60年代真正引起東方和西方批評家們激烈論戰的並非新批評,而是加洛蒂提出的“無邊的現實主義”理論。
在英國,這一時期的文學創作同樣是一派多彩的景象。小說方面,不少戰前成名的作家筆耕不輟,伊夫林·沃、普里斯特里、格雷厄姆·格林、奧威爾等均有新作問世。新一代作家中,戈爾丁於1954年因小說《蠅王》而一舉成名。艾米斯、韋恩等“憤怒的青年”因抒發憤怒和不滿而備受關注。60年代後期,作家的聚焦點從內容轉到形式,開始對小說形式進行更為大膽的實驗。此外,女性作家萊辛、斯帕克、默多克等開始登上文壇,展示風采。50年代中葉,英國劇壇湧現了一批頗具特色的優秀作家,形成了一場新戲劇運動。貝克特和奧斯本分別代表了這一運動的兩個主要方向,即荒誕派戲劇和寫實主義戲劇。同時,品特的“威脅喜劇”、韋斯克與奧斯本等人的“廚房洗碗池戲”也產生了較大的影響。詩壇也沒有因為一些大家的退出而凋零。康奎斯特、金斯利·艾米斯、詹寧斯、拉金和韋恩等“運動派”詩人在繼承和發展中為戰後英國詩壇注入了新的生機。在文學批評方面,隨著西方興起新左派思潮,文化研究和批評實踐構成了文學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威廉斯將文學批評擴展為文化批評,並與霍加特、湯普森和霍爾等人一起為英國文化研究作出了貢獻。
美國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大既得利益者,政治上趨向保守,50年代風行一時的麥卡錫主義便是證明之一。1950年2月,參議員麥卡錫以共產主義已經滲入國務院為由,在美國朝野掀起新一輪反共浪潮,揭開了全國性政治迫害運動的序幕。從此,美國及其新盟友與蘇聯、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為敵,戰爭一觸即發,人類和平受到嚴重威脅。40年代末至50年代的美國文學並非這一歷史的機械反映,但或多或少體現了美國社會的相對平靜與保守。先是戰爭題材的盛行,隨之而來的則是對中產階級價值觀及生活方式的批判。與此同時,年輕一代開始以消極形式反對美國社會,形成了以金斯伯格、凱魯亞克等人為代表的“垮掉的一代”。60年代,隨著U-2飛機被蘇聯擊落、吉隆灘登入失敗、古巴飛彈危機和甘迺迪總統遇刺身亡及越南戰爭的爆發,美國社會進入多事之秋。反戰運動、黑人運動、女權運動和年輕一代的反文化運動此起彼伏。美國文壇因之而開始呈現出少有的喧譁與騷動。“垮掉的一代”由西而東,向全國推進。嬉皮士文學、荒誕派戲劇、黑色幽默、黑人文學和女權主義文學共同賦予美國文學以濃墨重彩。
在德國,許多作家都為建立統一、進步的文壇而進行過努力。但是,政治形勢的發展很快使他們的願望成了泡影。德國東、西兩部在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方面走上了截然不同的發展道路。文學也是如此。西德文學選擇了與東德文學截然不同的路數,不僅各種思潮、流派和創作方法得以並存,就連不乏污點的作家也有一席之地。托馬斯·曼、德布林、黑塞、楚克邁耶、魏森博恩和雷馬克等老作家,以及貝恩、伊莉莎白·朗蓋瑟、貝根格林、容格爾等留守作家,都發揮了很大影響。格拉斯、伯爾和馬丁·瓦爾澤等人的長篇小說創作取得了驕人成績。年輕一代作家通過“廢墟文學”和“返鄉文學”反映了戰後德國的真實景象。60年代中期以後,“福利社會”帶來的弊端也成了年輕作家批判的對象。與此同時,海森比特、黑爾特林、阿爾諾·施密特和奧地利作家漢德克等熱衷於語言實驗和形式創新,從而最大限度地顛覆了傳統的敘述形式。60年代末,隨著冷戰的加劇和東西方矛盾的激化,文學的政治化傾向日益明顯,並最終導致了席捲西方世界的1968年學潮。這一時期的奧地利文學大致選擇了西德文學的發展道路。瑞士作為中立國,保持了文學的自由發展。加上弗里施和迪倫馬特等著名作家的努力,戰後瑞士德語文學很快贏得了國際聲譽。
與一般西方國家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並未給西班牙和葡萄牙帶來光明。戰後的盟國政府在歡慶勝利的同時,開始對西班牙和葡萄牙這兩個“準法西斯國家”實行全面封鎖。客觀上加劇了佛朗哥和薩拉查的閉關鎖國。碩果僅存的留守作家不得不轉入地下,開始了艱苦卓絕的文學反抗。這種形勢一直持續到50年代中期。1955年,聯合國正式接納西班牙。從此,西班牙逐步恢復了與西歐及美洲各國的外交關係。即便如此,西班牙社會依然處在佛朗哥的鐵腕統治之下。隱晦曲折地表現現實,依然是多數作家選擇的創作道路。從體裁看,小說是這一時期西班牙文學的主要表現形式,塞拉、何塞·瑪利亞·希隆內拉、米格爾·德利維斯、拉法埃爾·桑切斯·費爾羅西奧和女作家卡門·拉福雷特、安娜·瑪利亞·馬圖特等,則是代表作家。60年代,隨著國際和周邊環境的好轉,西班牙小說從觀念到形式都發生了深刻變化。其中一個顯著的特點是作家個性的進一步張揚,形式創新成為西班牙小說的主要標誌。相形之下,西班牙戰後的詩歌和戲劇並不像小說那么繁榮。首先,詩壇由於“二七年一代”的過早凋零而“青黃不接”;劇壇則受戰後政治氣氛和經濟條件的制約,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無法恢復活力。為了避免各種審查和可能遭遇的麻煩,許多劇院不約而同地選擇了“舊戲新唱”,將戰前為人們所喜聞樂見的一些傳統劇目重新搬上舞台,這客觀上延續了西班牙源遠流長的戲劇傳統,並給窒息的生活提供了一絲文化氣息。
在葡萄牙,超現實主義給50年代的詩歌創作打上了深深烙印。到了60年代,隨著實驗主義詩歌開始興起,詩壇出現了勃勃生機。超現實主義、意象主義、晦澀主義和具體派詩歌爭奇鬥豔。一時間,新名詞、新概念、新形式層出不窮。小說和戲劇雖然不像詩歌那么熱鬧,卻也得到了回響和發展:一邊是新現實主義和存在主義;一邊是以女作家貝薩·路易斯為代表的無主義作家。新現實主義和存在主義50年代就出現融合,而無主義作家則一步步走向個性化寫作。
義大利在醫治戰爭創傷的重建時期開始了工業化進程,文壇上出現了新現實主義等重要流派。新現實主義文學以鮮明的政治傾向、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大眾化的藝術風格區別於以往的現實主義創作。它在義大利文壇占據統治地位達十年之久,產生了大量優秀的紀實性作品,培養和造就了許多優秀作家。與此同時,工業化進程不可避免地催生了大量的工業題材文學。由此產生的“工業與文學”的討論,影響了幾代作家。許多著名作家如卡爾維諾等都參加了這場討論。此外,工業題材文學派生了兩大支流:一是注重形式翻新的實驗文學,是一種間接反映工業文明的文學派別,文史學家稱之為“新先鋒派”;二是直接描寫工業社會的工業文學,多以工業生產和工人勞動為表現對象。雖然二者都以反映異化現象為己任,但“新先鋒派”文學側重於形式創新,而工業文學則更多地表現為內容的翻新。然而,“新先鋒派”在60年代喧鬧了一場之後,並沒有留下多少成功的作品,倒是穩步遵循現實主義方法的工業文學取得了豐碩成果。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有過不同遭遇的北歐諸國選擇了美國人的生活方式。50年代,以爵士音樂和可口可樂為象徵的美國文化潮水般湧入北歐,衝擊著固有的民族文化傳統。隨著冷戰和擴軍備戰加劇,知識分子普遍感到悲觀失望。於是,存在主義大行其道,現代主義再度興盛。那些自以為奉行現實主義的作家也紛紛採取兼容並包的做法。60年代,北歐諸國進入“福利社會”後,文學更加豐富多彩。
澳大利亞擺脫了有史以來的孤立狀態,迅速融入國際社會,迎來了一個社會開放、經濟起飛的新時期。澳大利亞文學得到了相應發展,雖然發展並不平衡,詩人和小說家的腳步不盡一致,但總體上說,現實主義文學不再一枝獨秀,文壇出現了流派紛呈、人才輩出的繁榮局面,現實主義、現代主義以及一大批兼收並蓄、博採眾長的作家共同締造了蔚為壯觀的澳大利亞現代文學大廈。
紐西蘭迎來了自己的百年華誕,其文學也進入了成熟季節。長篇小說破天荒第一次壓倒了占主導地位的短篇小說和詩歌,成為文壇的主導形式。與此同時,美國文學的影響日益明顯,物質主義和享樂主義成為多數作家攻擊的目標。詩壇出現了新浪漫主義,小說則呈現出多樣化傾向。
加拿大在支援西方國家恢復家園的同時,獲得了巨大的經濟收益和良好的國際形象。隨著經濟的繁榮和國際地位的提高,加拿大的民族文化得到了長足發展。老一輩作家筆耕不輟,年輕一代迅速崛起。他們不僅善於繼承傳統,而且十分注重借鑑歐美文學,多層次、多方位地開創了民族文學的發展道路。到60年代,加拿大文學已然形成自己的獨立品格。高等院校紛紛開設獨立的加拿大文學課程;一大批作家作品走出國門,引起國際社會關注。加拿大文學從此不再是英國文學的一個分支,更不是美國文學的翻版。
戰後二十多年的時間裡,除了因兩大陣營對峙而產生的種種不同甚至完全對立的文學形態外,還湧現了各色各樣的中間狀態、游離狀態的文學,其中拉丁美洲文學和一些亞非國家文學的崛起,不能不說是世界文學的一大進步。它們極大地豐富了世界文學的畫廊,揭示了文學發展的一些帶有普遍價值的規律,如文學與政治、繼承與借鑑、揚棄與兼容的關係等。由於亞非拉文學的興起,以及多重風格、多種流派的並存、整合與兼容,世界文學開始呈現出空前多元發展的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