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風俗是既有傳統，又富有變化的；歷史是時間的延續，不斷前進的；文化是既有繼承，又有發展的……
因為寫了幾本有關北京和《紅樓夢》的風俗舊事的書，又參加拍了一部《紅樓夢》電視劇，掛了一個“民俗指導”的銜，便被朋友們一會兒叫作“紅學家，一會兒叫作“民俗學家”，真是感到慚愧得很，只不過比年輕朋友多活了幾年，雜七雜八地看了幾本無用的書，照《儒林外史》馬二先生所說，都是些無用的“舉業”，既不能做官，也個能發財，哪裡配稱什麼“家”呢？只是愛好此道，喜歡結合書中所寫，神遊今古；結合生活經歷，留心俗事賞鑒生活而已，豈敢望成家哉！
現在民俗學是很摩登的，因為外國人也講求此道，大範疇來講：人類學、民族學、社會學。小範疇來講：宗教學、民俗學……具體到實際上，飲食、衣著、建築、禮儀、婚喪、娛樂等等生活習慣，因國家、民族、地區而異。中國過去說：百里不同風。各地區差別都很大，至於個同民族、不同國家，那就各有傳統，差異更大了。地區差異而外，又隨著時代的發展，地區之間，民族、國家之間，互相交流，不斷變化著。距離越遠，時代越長，差異越大，隔閡也越多，而人類又富於好奇心、求知慾，文化越發達，知識越廣泛，來往越頻繁，就越想多知道一些不同的奇風異俗，或以好古之心，想了解其歷史；或以好奇之心，想探索其源流；或以愛美之心，鑑賞其表面；或以好善之心，雅愛其淳真……總之，人們對於這樣一些知識學問感興趣，去注意它，去研究它，出發點總是好的，對人們的文化生活，總是起到豐富作用的，對精神文明的建設說來也是有益的。
民俗學來源於民俗，民俗來源於生活，這樣說大概不會錯。民俗按我國古語習慣，也可以說成是民間風俗，在歷史傳統上，雖然不大說民俗，而風俗卻是說了有兩千多年的老話。什麼叫“風俗”，《漢書》中解釋說：“凡民之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律不同，系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捨，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慾，故謂之俗。”大抵人類的生活，總不外受兩方面的影響，一是自然的、二是人為的。前者如地理環境、氣候條件、經濟物產等等，後者如政治、宗教、教育、文化、戰爭等等。再加歷史的因素，前者形成其傳統特徵，後者又促使其不斷變化。這樣“風俗”兩字，概括的面更全更廣，似較民俗的內涵更有概括性，因此如把進口的“民俗學”，轉稱為內銷的“風俗學”，不是也很好嗎？
廣闊的世界、悠久的歷史，要把地球上自有人類以來的各種民俗或風俗了解個大概，這真是比一部“不知從何說起”的《二十四史》，還要“不知從何說起”，真所謂“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難免要望洋興嘆了。巨觀既難，微觀實也不易，有時候“身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有時某地風俗中的一樁事，儘管好多人在做，卻只知其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手頭有一本六十二年前顧頡剛先生編的《妙峰山》，這是當時北京延續了幾百年的最盛大的廟會，年年四月廟會開時，有組織的朝山趕廟的善會以百數個計算，有組織的香客和自行前往的有多少萬人。顧頡剛先生和北京大學研究所的同仁特地組織調查團，去妙峰山做了一次實地調查，參加的人都寫了調查記或日記，詳細記錄了看到的一切。但調查雖然詳盡，卻也只是表面的紛繁的現象，只是留下了歷史的實錄，供後人去想像其盛況。本質的東西也很難了解透徹，如提到巨觀理論上來看，那也就更難了。顧頡剛先生歸納了兩點：一是虔誠的迷信活動，“有了國家的雛形”；二是風景特別好，“能給進香者滿足的美感”。前者是宗教、政治因素，後者是自然環境影響；前者是迷信的心理在支配，後者是愉快的感受在驅使。而在千千萬萬的進香者中，也並不完全是一致的心態，有的偏重於前者，有的偏重於後者，而其程度也各不一樣，但不辭辛勞，朝山趕會的行動卻是一致的，這就形成延續了幾百年的妙峰山廟會盛況，作為民俗，它是一種歷史的存在；作為風俗調查者，民俗研究者，就要微觀它的表現，調查研究它的歷史，想像分析它的成因，巨觀它的社會影響，文化意義。或讚揚之、提倡之，或誘導之、改變之……我想這既是有趣的，又是有意義的，與然也是很難的，要踏踏實實讀書、調查、研究、想像……總之，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風俗中每一樁小事，都有它廣泛的與民眾生活密切相關的民眾基礎，又有它歲月悠久的歷史習慣，還有地理、物產、氣候等等因素的良久影響，再有各種宗教、政治原因，在某些個時期，最後這種原因起了很大的作用。（就我國歷史講，其特徵政治總是主要的，宗教只是部分的，一直沒有形成過全國的影響。）這些都能使好此者在某些小事上引起許多有趣的想像，比如近年發現的秦俑，“始作俑者，其無後乎？”這是“俑”這一風俗的最大的表現，是極端迷信和專制政治的巨大表現，現代參觀者有的人讚賞其偉大，這是人的某種本能迷信權勢的表現；有的讚賞其精美，這是人的本能中愛美的感情的流露……這些感覺都是自覺不自覺產生表露出來的。如果以政治歷史的知識看，就會聯想到贏政的暴政和專制，單為他個人修個墳墓，儘管埋的是泥人，不是活人，也不知動用多少勞役，掠奪多少當時活人的財富，才修了這樣的墳，試想當時被勞役的、被掠奪財富的人的家庭，有多少怨恨、悲劇、詛咒……有多少人因此而家破人亡，妻離子散，今日參觀，某些人可能唾罵之，又哪裡值得讚嘆呢？假如再從工藝上想像，則另有趣味，我先想那么許多大泥人，如果全是高手藝人去塑，那得要多少高手藝人，多少時間塑成呢？想像中幾乎是不可能的。後來想大概是模子脫的，先做成幾十個模子，然後用膠泥去脫，這就可製造幾百幾千，方便多了。因此我聯想到我小時候玩過的泥人模子，這小小的玩具，似乎和兩千年前的秦涌，有著千絲萬縷關係，在風俗演變，源遠流長中，這樣一個小事物，細想起來，也多么有趣呢？
中國、日本、朝鮮、越南等國人吃飯用筷子，歐美等國人用刀、叉、勺，亞洲、非洲有些國家人吃飯用手抓。我有時主觀構想這一有趣的問題，為什麼這樣呢？大概是最早開始在篝火中取熟食時，中國等地先民多吃芋栗之類乾果，用兩個木棍一夾就可取出，隨便敲敲殼就可食用；歐洲先民多在火中取食漁、獵動物，要用尖銳有叉的硬的枝權叉出，用鋒利的石片切割；而南業及非洲等處熱帶先民，熟食較晚，多以手采野果充飢，這樣年代久遠，世界上就形成用刀義、用筷子。用手抓三種不同的吃飯的形式。生活所關，風俗所系，如何形成，年代久遠，尤法考證了，想像其原因也很難了。現代科學，促使人類交往日漸頻繁，相隔萬里朝夕可至，因而風俗的差異、互相的隔閡，也不斷發生著巨大的變化，隔閡也日見其縮小。即以用筷子而論，七十多年前，聞一多先生在美國留學時，他的房東老太太反覆問他中國吃飯總是拿兩根木棍嗎？有一次吃通心麵，又問他，難道吃麵也用兩根木棍嗎？到此聞一多先生才恍然大悟，原來她一直以為用筷子也像用刀叉一樣，是一隻手拿一根。這就是風俗，也可以說是民俗的隔閡，時至今日，歐美到處都有中國菜館，用筷子吃飯對在歐美大都市中的人說來，似乎已不稀奇了。
民俗中不少活動，有迷信的成分，這和宗教的信仰是很難嚴格劃分開的。如妙峰山廟會，便是這樣。但對當時京、津二地手工業者及四鄉農民，卻是一種很健康的、有益身心的活動，不但使個人通過朝山的活動，身心雙暢，而且培養了一種自覺熱心公益事業的奉獻精神，比強迫其做這做那，或空口說教，宣傳其做這做那有效得多。因而重視、講求、研究民俗，其意義更在於引導民眾發展豐富、健康的文化生活。
民俗中落後的、愚昧的、甚至於很壞的、犯罪的成分都有，外國有，中國傳統的也不少，要防止其沉渣泛起，就要從文化、教育入手，提倡、宣揚其好的方面，抑止，甚至防範、禁止其壞的東西。在提倡民俗學的同時，我想也必須注意到這點。
作者簡介
鄧雲鄉，學名鄧雲驤(1924.8.28—1999.2.9)，山西人，著名的民俗學家。曾為電視劇《紅樓夢》的民俗顧問。他青少年時期，先後在北京西城中學、師範大學和私立中國大學求學。1947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1956年定居上海，任華東電力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鄧雲鄉教授自幼受中國傳統文化薰陶，具有深厚文史功底。他學識淵博，興趣廣泛，其著作多描繪與時代生活息息相關的經濟、文化、民風民俗之變化，或明清以來文人文事鉤沉，探究眾說紛紜的歷史文化現象，文筆雋永，富有情致，常道人之所未道。鄧先生將其書齋命為“水流雲在之室”，以云為精神故鄉，讀鄧雲鄉，手中捧的不是一本書，而是中華傳統文化往昔的歷史和衰老垂危的生命。周汝昌曾言：鄧氏已矣，或許竟可以視之為中國某種文化傳統的斷絕。“鄧氏文章，今後怕是不會再有。沒有人願意寫這種文章了，而且也沒有能寫這種文章的人了。”
編輯推薦
鄧雲鄉教授自幼受中國傳統文化薰陶，具有深厚文史功底。退休後以其親身經歷的事件或與他有涉的人或事為誘因，或描繪與時代生活息息相關的經濟、文化、民風民俗之變化，或明清以來文人文事鉤沉，探究眾說紛紜的歷史文化現象潛心著書。
近十多年，鄧雲鄉先生的文字在讀書界影響深遠，而他的大部分著作卻已經不易覓得。河北教育出版社自2004年1月起編輯出版《鄧雲鄉集》成為去年最受人關注的圖書之一。鄧雲鄉著述浩繁，編輯文集工程頗大《鄧雲鄉集》凡十六種十七冊，至2005年1月方始出齊最後一冊。這套書設計樸素大方，每冊都以藏書票一張製成標題，雅致之外更甚合鄧雲鄉文字的風格。
目錄
二十四史
二十四史痴想
關於《蜀碧》
《清史稿》瑣談
二百年前古書
“小山”辨
易安居士“送別詞”蠡測
禁書與太平歌詞
“青詞”與“太平歌詞”
雍正的大批判
《紅樓夢》與中國傳統文化
“紅”趣勝談禪
“紅樓”茶事兩則
《紅樓夢》·《陰騭文》·惠紅豆
《紅樓夢》與《窕言》
《紅樓夢》·上海話·“促狹”
乾隆與“傻大姐”
吳梅村·《紅樓夢》·錦靴
湖畔談“紅”（三則）
兩本“紅樓”小書
“石頭渡海”和胡適
“石頭”的祝願
畫意·詩情·文理
汪輝祖及其著述
遺老與《雪橋詩話》
潘氏春闈詩紀
一首連著今人命運的絕唱
——讀鄧廷楨《月華清》詞
《清秘述聞三種》讀後
《王國維全集·書信冊》與《頤和園詞》
讀《藏園群書經眼錄》
談《瓜蒂庵叢刊》兩則
謝國楨先生與《晚明史籍考》
讀《王文韶日記》
《忘山廬日記》與北京
李越縵與《蘇園花事詞》
枝巢老人及其著述
《胡適的日記》錄趣
胡、顧《水經注》書札
顧頡剛與崔東壁
魯迅抄碑、抄書及《遊仙窟》跋
葉老論《說園》
信里“紅樓”
——懷念平伯夫子
《俞平伯書信集》
俞家老書
家書抵萬金
讀《俞平伯家書》
俞平伯師與故鄉
再讀俞師日記
《冬夜》與《古槐》
徐志摩《府中日記》及罹難實錄
沈從文師的學術文章
張伯駒氏原刊《叢碧詞》書後
容庚先生的《叢帖目》
石印《御製圓明園圖詠》
一本破書，三種樂趣
——商務珂羅版《曼殊留影》殘卷書後
楊小樓·周志輔·《昇平署檔》
——京劇史籍之一
梅蘭芳·齊如山·“劇學叢書”
——京劇史籍之二
金梁的書
筆記而且大觀
才女寫書
晚明小品
白話大師的文言文
新詩人寫舊體詩
北京風俗畫與日本
北京乎
讀《劉伯溫與哪吒城——北京建城的傳說》
書憶
著書難為稻梁謀
“書緣清話”八則
書話四則
稿費滄桑
送書的煩惱
為書打官司
書邊雜寫
“世緣”和“書緣”
萬里《寄情吟》
誰知散木有鄉根
董橋與《董橋文錄》
《留歐印象》與醫生寫書
書摘與插圖
二十四史
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從何說起。我不知高低，幾年前忽然寫了篇說“二十四史”的文章，扔在櫥中，偶然發現，寄給《博覽群書》，換點稿費，買冰棍吃。天氣熱了，退居林下的大官，有人孝敬。窮教書匠，株守戶牖，不得不自想辦法，自食其力。不想被北京日報讀書版編輯先生見了，一定要我再寫篇“二十四史”的文章，催稿電話，由北京追到上海。既承厚愛，敢不遵命？於是“不知從何說起”的“二十四史”，又要講說幾句。
“一二十四史”，從時間上說，說長不長，說短不短。此話怎講？因為時間、人事，有如流水，不知何時流起，也不知何時為止。“二十四史”所記，不過數千年事耳，就算從盤古開天闢地記起，比之北京人的頭蓋骨，恐龍蛋剛下出來的那一剎那，那真不知要晚多少萬年。如何說得上長呢？何況“二十四史”的第一部、第一篇、第一句也不過從“黃帝者，少典之子”說起也。那么短呢？最後到明代崇幀亡國，那也是三百五十多年前的事了。豈能說短乎？不過當時還沒有二十四史的名稱呢。“二十四史”是乾隆四年在明代“二十一史”的基礎上，增加《明史》、《舊唐書》、《舊五代史》為“二十四史”，即自《史記》開始，至《明史》為止，共二十四種正史，總三千二百四十卷，稱之為“二十四史”。
《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習慣上叫作前四史。兩晉南北朝，是一個漫長的分裂混亂的時代，足足三百多年，所以《晉書》、《南史》、《北史》以及宋齊梁陳、北魏、北齊等大都是唐代人編寫的。自唐以後，後代人修前朝史，唐、五代、宋、遼、金、元、明。這中間又有重複的，如新、舊唐書、新、舊五代史，都是內容有同、有異的紀錄同一時代歷史的書。不過這是古已有之的。《史記》同《漢書》就重複記載了漢代前期的事，但有詳有略，各有優缺點。過去有的大學史學系專門開過“史、漢異同”這門課，細說起來那是十分複雜，可以寫成洋洋大觀的專門著作了。列入“二十四史”的史書，都是經過皇帝上諭，國家正式公布的，所以明代不在“二十一史”之列的五代後晉劉陶所編《唐書》、宋薛居正所編《五代史》均加一“舊”字，與歐陽修所編之《唐書》、《五代史》均經乾隆上諭，列為正史，合稱“二十四史”了。清初順治年間，靈壽人傅維鱗按正史體例編寫的一百七十一卷的《明書》，就不能列為正史，不能和張廷玉領銜修的《明史》相比。明初宋濂領銜編的《元史》，匆促成書，問題不少。清末民初，柯劭忞的《新元史》出版，聲譽極高，其同年徐世昌作大總統，下令將其列入正史。這樣《元史》也有新。舊之分，“二十四史”成為“二十五史”了。《清史稿》編成出版，始終未奉國家命令，因之只能稱“稿”，不在“二十四史”或“二十五史”之列。
“二十四史”標點出版，是大好事，對這套書的普及及未來影響關係極大。倒不是中國人吹牛，全世界也只有中國有這樣一套輝煌的“二十四史”，有錢的大款買整套的，沒錢的小知識分子，零買幾種。這好比把萬里長城放在你房間裡，可以沾點祖宗的光榮，洋鬼子是沒有這個福氣的。四十年前在南京，第一次遇到編《辭源》的方毅老先生，問我是哪裡畢業的，我說北大中文系。老先生板著臉問道：“看完‘二十四史’了嗎？”我說沒有。老先生瞼拉得更長，冷冷地說道：“連‘二十四史’都沒有看，那算什麼中文系畢業的！”真是當頭棒喊，冷水澆頭。我再不敢回老先生話，只有後來慢慢地補課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