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上
1、積極作用：關西七衛的設定禁止了西陲，保證了西域往來和入藏的使臣商隊等安全通過，使明政府可以將國防防禦力量專門用以對付蒙古的瓦剌和韃靼。《明史·西域二·曲先衛》曰：“明初設安定、阿端、曲先、罕東、赤斤、沙州諸衛。……時甘州西南盡皆番族，受邊臣羈絡，惟北面防寇”。七衛“內附肅州，外捍達賊”，減輕了西北邊防的壓力。正如明正德四年（1509）兵部所言：“我國建哈密、赤斤、罕東諸衛，授官賜敕，犬牙相制，不惟斷匈奴右臂，亦以壯西土藩籬”。使“西戎、北虜兩不相通，則邊疆可永無虞，而國家之固如磐石矣”。明人箬陂（即陳洪謨）亦言：河西“守臣相繼撫馭，諸夷一遵舊規，不敢坐視啟釁。所以百五十年來，西陲晏然無事”。使河西地區乃至西北地區得到了安寧，猶如設定了防禦西北的一道強有力的防線，從而出現了“番夷效順，西陲晏然”的局面。明朝設立關外衛的目的是鞏固西北邊防，加強對西域地區的控制，維護明朝與阿拉伯和中亞各國的貢路暢通，並為朝貢提供某些服務。從實際效果看，明朝統治者的這些目的基本達到了。有明一代，關西七衛不僅自身不曾給明朝帶來真正嚴重的問題，而且當明朝的西北邊疆受到侵擾時，關西七衛有時還能幫助明軍作戰。如赤斤蒙古衛在正統初年曾與蒙古脫歡帖木兒、猛哥不花作戰，並取得勝利。成化九年（1473），土魯番入侵哈密，遣使約赤斤蒙古衛都督僉事昆藏同叛，“昆藏不從，殺其使，以其書來獻”。在收復哈密的過程中，赤斤蒙古和罕東皆以兵來會。總之，關西七衛與明朝的關係是較好的，當七衛力量強盛時，明朝只須北防蒙古貴族的侵擾而無西顧之憂。
鑒於七衛中哈密衛的獨特地位，特對該衛所發揮的積極作用作一專門闡述：哈密衛，位於塔里木盆地東北，“東接甘肅，西距土魯番，其北有山與瓦剌相界”，橫亘東西交通，自古迄今，都是中原內地與中亞、西域乃至歐洲諸地進行政治、經濟、文化聯繫的樞紐。明陳誠稱其為“西北諸胡往來之衡要路”。王世貞亦言：明時“西域、天方等三十八國，貢使至者，鹹置哈密譯文具聞乃發”。谷應泰論曰：哈密衛“西出肅州千五百里，北抵天山，所謂斷右臂隔西羌也。取不亡矢遺鏃，守不留兵屯戍，百年逋寇，扼其吭而有之，為國西藩，計誠盛哉”。《明史·西域一·哈密衛》云：哈密衛“為西域要道，欲其迎護朝使，統領諸番，為西域禁止”。《紀錄彙編》亦講：“中國立哈密有三要焉：斷北夷右臂而破散西戎交黨，一也；聯絡夷狄而控之，二也；設險於敵我邊無患，三也”。而哈密衛的設立，也的確發揮了以上作用。哈密處於明朝與西域諸國之間的要道口上，是中原與新疆地區來往的咽喉，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戰略據點，它隔絕了蒙古貴族與“番族”聯合而形成的對西北的軍事威脅，確保了西域貢道的安全與暢通。是明王朝對西域諸國的接待站、中間站、諸番朝貢頓宿之所。變成了明政府“會同館”的分設機構；是防禦外敵入侵的西部前哨，與西北邊防息息相通，擔負著“弭西戎東窺之心，斷北虜南通之臂”的特殊職能。
2、消極作用：關西七衛的設立，在政治上也表現了明朝戰略消極的一面。因為七衛與明王朝之間的政治隸屬關係帶有明顯的羈縻性，明政府對其管轄不像內地衛所那樣嚴格，故而關西諸衛有時會做出違背明朝意願、甚至有損明朝國體和利益的事。
首先，關西衛七衛為了得到財富，有時會劫殺明朝使臣和各地貢使。如永樂二十二年（1424），中官喬來喜、鄧誠使烏思藏，至畢力術江黃羊川。安定衛指揮哈三孫散哥及曲先指揮散即思等“率眾邀劫之，殺朝使，盡奪駝馬幣物而去”。明仁宗為此震怒，派李英率大軍討伐。洪熙元年（1425），亦力把里及撒馬兒罕遣使入貢，道經哈密時，“為沙州賊邀劫”五年（1430）六月，明宣宗聞知曲先散即思“數率眾邀劫往來貢使，梗塞道途”史昭率大軍征討。正統元年（1436），赤斤蒙古衛指揮可兒即“掠西域阿端貢物，殺使臣二十一人”。正統六年（1441），明英宗聽說赤斤蒙古衛有人“時往沙州寇掠，或冒沙州名，邀劫西域貢使”，遣敕切責。成化二十二年（1486），明政府遣官往哈密，與土魯番使臣家屬四百人偕行，“道經罕東，為都督把麻奔等掠去，朝使僅免”。
其次，關西七衛有時不服從明朝指揮，即使是皇帝的命令，對它們也不具權威性。如宣德六年（1431），明朝對安定、曲先用兵，令安定衛指揮桑哥與罕東衛軍從征，罕東竟違令不至。正統四年（1439），沙州衛都督同知困即來得到皇帝同意去哈密索要從沙州逃去的一百三十餘家，哈密不還。明朝給哈密忠順王直接下命令，依然不還。後來再次索討，也只還了一部分。正統九年（1444），安定衛那南奔掠曲先人畜、帳房，明廷“遣官往彼追理，爾那南奔等肆惡不悛，復劫掠官軍馬駝行李”。罕東衛奄章部占據沙州，赤斤都指揮革古者接納沙州衛叛亡之徒，沙州衛都督困即來屢訴於朝，朝廷“數遣敕詰責”，“諸部多不奉命”。弘治八年（1495），甘肅巡撫許進遣人諭罕東衛助明軍攻打據守哈密的土魯番守將牙蘭，罕東衛竟藉故不來。
二、經濟上
關西七衛的設立，對西北與內地的經濟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在貢賜貿易中，貢使的往來促進了兩地間的經濟繁榮、生產發展，滿足了西北與內地經濟的互補性與物資流通的需要。七衛貢物多“馬、駝、玉、速來蠻石、青金石、把咱石、金剛鑽、梧桐、鐵器、諸禽皮”等物，為內地所急需或少見，明政府回賜物多彩段、糹寧絲、絹、鈔等，均為七衛所缺之物。貢使到京，除回賜外，明廷有時還額外給賞賜。對七衛求討之物，明政府大都允諾。在經濟來往中，七衛獲利更多，這是基於明政府與少數民族經濟往來的“厚往薄來”，“寧厚毋薄”的指導思想。明廷允許貢使利用進貢的機會互市，以攜帶的各種土特產換取各種生活必需品和藥材，滿足了買賣雙方的需求。七衛部眾多數長年活動在草原地區，過著逐水草而流徒的遊牧生活，他們缺乏內地農業民族精美的生產生活用具，與明朝的經濟往來在他們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當然，中原地區也需要七衛經濟上的支援和幫助，“邊關立互市，所以資國用，來遠人，其聽之”。七衛與明朝間的茶馬貿易，使明政府獲取了所需的大批戰馬，“以供邊軍征戰之用”。罕東、安定、曲先、阿端、赤斤等衛，毗鄰甘肅苑馬寺在甘肅、青海境內祁連山南北所設的牧場，這有利於相互交流牧馬技術，共同開發邊疆。另外，茶馬貿易也使七衛部眾獲取了他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茶葉。總之，關西七衛各民族通過貢賜貿易、互市、茶馬貿易等與中原地區發生廣泛的聯繫，學習漢族先進的生產技術，推動了本民族的經濟發展，平衡了兩地的需求。終明之世，七衛與明朝的經濟往來形成了明朝與關西七衛關係的主流，形成了獨特的貿易景象。七衛的設立，對於西北少數民族和漢族人民的經濟發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文化上
關西七衛的設立在文化上的突出作用是促進了佛教在西北地區的傳播。關西七衛的主要民族為撒里畏兀兒、藏族、蒙古族、回回、畏兀兒、哈剌灰，除回回在元代就信仰伊斯蘭教外，其它幾個民族都信仰佛教。其中撒里畏兀兒的祖先甘州回鶻、黃頭回鶻在宋代就信仰佛教，藏族一直是信仰藏傳佛教的民族。至於蒙古族，元朝以藏傳佛教的教主八思巴為國師，宗室及上層無不篤信佛教，諸如速來蠻這樣的威武西寧王等撒里畏兀兒統治者都是敦煌的功德主（敦煌莫高窟至今保存著速來蠻為功德主的至正八年的六字真言刻石）。他們的家屬及蒙古部眾也必信仰佛教。因此，撒里畏兀兒人仍是佛教徒。七衛設立後，各衛生活較為安定，也維護了西北地區的安寧，在和平的環境中，有利於佛教在西北地區的傳播。在七衛部眾和其它民族的交往、融合中，佛教也得了傳播機會。根據諸衛的宗教信仰，明政府採取相應的措施進行管轄。洪武二十六年（1393）二月壬申，建佛剎於碾伯南川，以居罕東衛部眾。“立西寧僧綱司……河州衛番僧綱司”，永樂七年十一月，“設哈密衛僧綱司”。管理西番及撒里畏兀兒、哈密等族的宗教事務，加強撒里畏兀兒等族與中原文化方面的聯繫。
但是，明代新疆地區的伊斯蘭文化有了很大發展，哈密也有不少伊斯蘭教徒。以撒里畏兀兒為主的七衛部眾已處在伊斯蘭文化的夾擊之下。伊斯蘭教和其它宗教一樣，其傳播方式有兩種，一種是和平方式，另一種是當和平方式無效時，使用武力，進行所謂宗教聖戰，其間，穆斯林和佛教徒的相互殘殺是駭人聽聞的。由於七衛大部分部眾篤信佛教文化，這就必然要發生一場宗教戰爭，主要是穆斯林占據統治地位的土魯番同以撒里畏兀兒為主的七衛部眾之間的戰爭。《明史·西域二·曲先衛》載:“土魯番復據哈密，逼處關外諸衛”。“時土魯番日強，數侵鄰境，諸部皆不能支”。當七衛不敵土魯番的猛烈攻擊時，他們冒死東遷，歷盡千難萬險，進入關內和祁連山腹地，始終保持著自己的佛教信仰和相關的文化傳統。與西方改信伊斯蘭教的同族日益分道揚鑣。東遷以後，在新的居住環境裡，篤信佛教的七衛部眾在與關內居民接觸和交往的同時，也促進了佛教在關內的傳播與發展。
其次是促進了民族團結和民族大融合。如：在罕慎收復哈密時，罕東、赤斤二衛率兵助之。明軍幾次與土魯番作戰，哈密、赤斤等衛都派兵協同作戰，這表明他們已經知道了團結起來力量大，只有各民族團結起來才能保護他們共同的利益。從七衛初置到廢棄期間，各族人民在共同的階級鬥爭、生產鬥爭、民族鬥爭的基礎上，通過各衛之間相互通婚、互易牧地、人員交流、戰爭中掠人口等各種途徑，逐漸接近、融合，使蒙、藏、回等民族共同體更加鞏固發展，並逐步形成了一些新的民族。相互聯姻是主要途徑，如正統十一年（1446）沙州衛都督喃哥弟鎖南奔娶罕東衛指揮撒巴女為妻，是蒙古族和藏族通婚。哈密右都督把塔木兒，忠義王“脫歡帖木兒外孫”。把塔木兒，畏兀兒族，脫歡帖木兒，蒙古族，此乃撒里畏兀兒與蒙古族通婚一例證。弘治五年（1492）十月乙卯，“哈密忠順王陝巴既襲封歸國，與野乜克力奴禿卜花台卜之女結婚”。後又“令陝巴娶罕慎女”，又是蒙古族與畏兀兒族聯姻。而安定王子“速壇並牙即是西番骨頭，不可做親”，說明安定衛蒙古貴族與藏族也有通婚關係。赤斤蒙古衛首領苦術娶西番女，生子塔力尼，自領一帳，皆西番人。至於七衛下層人民，雖沒有文字記載，但同居一地，相互之間通婚一定比統治階級之間更普遍。
七衛各族人民因逐水草而居或其它原因，有時會轉移牧地。如罕東衛奄章部到沙州遊牧，罕東衛都指揮阿黑巴等私帶部屬移來沙州居牧。沙州人民“往哈密趁食”。這些有利於民族間的接近交流與融合。七衛之間互相劫掠人口不還，各衛人口因動亂饑荒而自投他處，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各民族的融合。
除了諸衛之間的民族融合外，各衛內部之間的民族也逐漸融合。從上述知，關西諸衛每個衛都不是單一民族，各衛內部的幾個民族在共同的生產、生活、勞動中，逐漸接近，促使民族相融，促成了新民族的形成。
明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由於明朝勢力的衰弱，明朝前期設立的關西七衛全部撤入嘉峪關以內，使這條有名的西北防線徹底喪失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