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化紙

開化紙

開化紙,產自浙江省的開化縣,因此得名。開化紙是清代最名貴的紙張,因為它質地細膩,極其潔白,簾紋不明顯,紙雖薄而韌性強,柔軟可愛,摸起來柔潤而有韌性。清代順治、康熙、雍正、乾隆時宮裡刊書以及揚州詩局所刻的書多用這種紙。這種紙也叫“桃花紙”,主要是因為在白色的紙上常有一星半點微黃的暈點,如桃紅。

基本信息

工藝流程

開化紙印書開化紙印書

明成化年間(1465—1487),浙江右參政陸容(1436—1496)在他的《菽園雜記》中,曾詳盡記載了當時衢州常山、開化的造紙術:“衢之常山、開化等縣人以造紙為業。其造法采楮皮蒸過,擘去粗質,糝石灰,浸漬三宿,蹂之使熟,去灰。又浸水七日,復蒸之。濯去泥沙。曝曬經旬,舂爛,水漂,入胡桃藤等藥。以竹絲簾承之。俟其凝結,掀置白上,以火乾之。白者以磚板制為案卓狀,圬以石灰而厝火其下也。”

現代製作“開化紙”的原料主要是山樺皮和生長在荊棘叢中的野皮、黃桉皮、葛藤等四種,其中的黃桉皮最為名貴,它皮質細膩、柔韌。製作開化紙的程式一般為:採料、炊(煮)皮、漚皮(加石灰)、揉皮、打漿、洗漿、配劑、舀紙、曬乾收藏。

質地

傳世的“開化紙”紙質細膩,潔白光滑,簾紋不明顯,紙雖薄而韌性好,受墨烏亮,柔軟可愛,一般人甚至往往將它誤以為是宣紙。尤其是乾隆盛世時期的“開化紙”,品質極優。近代大藏書家周叔弢先生(建國後曾任天津市副市長)在全面收藏整理清代“開化紙”印本的基礎上,認為乾隆朝的“開化紙”達到古代造紙之頂峰。

除“開化紙”外,清代衢州還曾出品過“開化羅紋紙”和“開化榜紙”。刊印於康熙年間的《新編南詞定律》,雖僅存一冊,但其所用紙張則為罕見的“開化羅紋紙”。

“開化紙”與“羅紋紙”有其共通之處,均顏色潔白,質地細薄柔實。但又各有其鮮明的特性,“開化紙”的自然氧化斑點,“羅紋紙”顯著的簾紋是其它紙張所不具備的。而此書用紙不僅纖維細膩,質地柔軟,而且簾紋清晰,氧化斑點明顯,應為中國古代造紙術的一個奇特品種,為學者研究古代造紙工藝提供了重要標本。

“開化榜紙”,其質地細膩,極潔白,柔軟性強,比“開化紙”略厚,簾紋較寬。主要生產在嘉慶、道光年間,如《御製全韻詩》等武英殿刻本,就是用“開化榜紙”所印。

產地

開化紙開化紙
當代中國殿版古籍研究大家、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善本組組長翁連溪在《清代內府刻書概述》中稱:“武英殿刻書所用材質上乘,是一般官刻、坊刻、私刻所不能比擬的。順治朝刻書多採用‘開化榜紙’和‘白棉紙’;康雍乾三朝用紙多為近人所稱的‘開化紙’。”“康熙一朝檔案中未見記載有用‘開化紙’印書,據檔案與現存書籍相比較,當時的‘連四紙’應為近人所稱的‘開化紙’。有的學者甚至認為‘開化紙’並非產於開化。”

而反觀開化本邑,歷代縣誌中也確無出品“開化紙”的記載。近年有關機構在全縣民間藝術普查中,普查人員在村頭、芳林、華埠、林山等鄉鎮尋覓造紙遺存時,發現的紙張質地與“開化紙”也是相去甚遠,且據當地老人回憶,所造之紙為“宮廷御用”之說也聞所未聞。但光緒《開化縣誌》有:“藤紙,開化出者良,載《省志》”的記載。且清康熙十七年(1678)山陰舉人姚夔在開化縣任教諭時,曾寫下了《藤紙》詩五首,缺憾的是光緒《開化縣誌》僅選錄了一首:“蔓衍空山與葛鄰,相逢蔡仲發精神。金溪一夜搗成雪,玉版新添席上珍。”

民國著名造紙專家張天榮的《造紙史料叢鈔》手稿中引用康熙史料記載,常山縣“紙之大小厚薄,名色甚眾。曰麻白紙、贓罰紙、科舉紙、冊紙、三色紙、大紗窗、大白榜、大中夾。又曰十九色紙、白榜、白中夾、大開化、小開化、白綿連、三結實白連、七白綿、四結實連、四竹連、七竹奏本、白楮皮、小綿紙、毛邊中夾白呈化青”。史料還記載,常山出產的用於奏本的白玉版紙,“簾大料細,尤難抄造。”當時,商賈雲集常山,“凡江南、河南等處,湖廣、福建大派官紙均來常山買納。”當時常山還曾專門設定了“販賣處”,來管理紙張的銷售,足見當時常山紙品種類繁多,銷售渠道暢通。

尤為值得關注的是,在這段史料中提到的“大開化”和“小開化”兩種紙品,至少證實了清代常山也出產“開化紙”。

用途

清代康熙、乾隆年間,內府和武英殿以及揚州詩局等所刻印的圖書,多用“開化紙”。根據現有蒐集的資料,有清一朝用開化紙和開化榜紙刻印的留存至今的善本書有揚州詩局《全唐詩》、清初的《芥子園畫傳》、康熙刻本《御製避暑山莊詩》、康熙殿版《御纂周易折中》、《周易本義》、康熙二十四年的《御古文淵鑒》、康熙項氏玉淵堂刊本《韋蘇州集》、康熙秀野草堂刊《昌黎先生詩集注》、雍正六年的《古今圖書集成》、雍正年間廣陵般若庵刊刻的《冬心先生集》《西湖志》、雍正刊《觀妙齋金石文考略》、雍正刊《陸宣公集》、乾隆四十七年抄成的正本《四庫全書》、乾隆刊《冰玉山莊詩集》,嘉慶沈氏古倪園刊《三婦人集》、嘉慶秦氏石研齋或稱享帚精舍?刊《錄韻》、道光許氏古均閣精刊本《字鑒》以及《五知齋琴譜》《百川學海》和《儒學警悟》等。

國外友人評價

1932年,瑞典親王訪華參觀北平(京)故宮時,見到乾隆時期用“開化紙”印刷的“殿版書”,十分驚訝。他說:“瑞典現代造紙業頗為發達,紙質雖優,但工料之細,尚不及中國的‘開化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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