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承“至聖” 名成《中庸》
關於子思的生平，文獻記載很少。《史記·孔子世家》載，“孔子生鯉，字伯魚。……伯魚生？，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寥寥數語，非常簡單。他的學業，據說主要得之於孔子的弟子曾參，所以孟子曾經說，“曾子、子思同道”(《孟子·離婁下》)。這種說法，應該是可信的。根據《史記》中子思“嘗困於宋”和《孟子》中“子思居於衛”等語，子思很可能有過遊歷的經歷，曾經在宋、衛等國居住，以宣揚儒學、“昭明聖祖之德”(鄭玄《目錄》)，並於晚年返回魯國。《孟子》中的記載
《孟子》對子思的事跡也有零星的記述。《公孫丑下》載：“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說魯繆公如果沒有人在子思身邊伺候，就不能夠安留子思。《萬章下》還載：“費惠公曰：‘吾與子思，則師之矣。’”此外，《萬章下》還提到過兩件事：一件是魯繆公屢次派人贈送鼎肉給子思，子思很不高興，認為魯繆公把他當成犬馬一樣來蓄養，表明他追求的是政治上信任，藉以行道，而非貪圖生活上的優待；另一件是子思與魯繆公的對話，他認為國君對賢者應事之如師，而不應視之為友。從這些零星的記述可以看出，子思當時已經是一個頗有名望的賢者，所以才能受到魯繆公、費惠公的尊重和禮遇；但另一方面，子思所宣揚的儒道似乎並沒有得到這些國君真正的知遇，因此子思同孔子一樣，始終未受到重用。
子思著述
關於子思的著述情況，司馬遷說“子思作《中庸》”，《漢書·藝文志》則著錄有《子思》二十三篇，後來佚失了。漢唐儒者如鄭玄、孔穎達等人認為《小戴禮記》中的《中庸》即為子思所作，宋儒大都肯定這一說法。程朱一派對《中庸》尤為尊崇，認為“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四書集注》)，所以朱熹將其從《禮記》中抽出，同《大學》、《論語》、《孟子》合為“四書”，成為儒家最重要的典籍，對中國此後七百年時間裡的社會意識形態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但是，《中庸》中的一些內容特別是用詞，如“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等等，明顯是在秦漢之間才可能有的，不可能是子思時代的語言。所以，正如郭沫若在《十批判書·儒家八派的批判》中所說的，《中庸》在傳抄的過程中已經為後人所潤色竄易是毫無疑問的。儘管如此，《中庸》的基本思想仍然是子思的，是研究子思思想的可靠資料。中庸之道
“中庸”就是以中和為用，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內容，最早由孔子提出。孔子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論語·雍也》)在孔子學說體系中，“中庸”是占有中心地位的思想方法，是孔子仁、禮思想和智慧的集中體現。子思《中庸》三十三章的中心思想也是“致中和”。“致”就是“達到、極盡”的意思，“致中和”就是“達到中和”或“極盡中和”，體現的正是以中和為用的中庸之道。《中庸》一書以“致中和”為立論關鍵，從各個方面對孔子思想進行了闡釋和發揚。“致中和”的理論前提
子思首先從“天道”與“人性”兩個基本問題出發，為“致中和”尋找了一個理論前提。孔子說過“天生德於予”，認為道德來源於天。順著這一思路，子思進一步提出了“天命之謂性”的觀點，即人性由天命所賦予。這裡的“天”既含有自然意義，又含有倫理意義；“性”按照朱熹的解釋則指包括人和物在內的“萬物”之性。那么天所賦予的萬物之性是什麼呢？在子思看來，就是“中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這樣，就把孔子所倡導的中和之德提高到了哲學本體論的高度，人、物之性就成為對“中和”本質的必然體現。由此，也就為“致中和”的主張找到了理論前提。在這個意義上，“中和”又被稱為“誠”。《中庸》說：“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天道和人性由“誠”相溝通，天道所賦予的中和之德，體現於人性即為“誠”，人能存誠盡性，則可“與天地參”，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致中和”的方法
《中庸》在“天命之謂性”之後，緊接著便說：“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這主要是講“致中和”的方法。“率性”也就是循性，即自覺地按照天賦的本性行事，這就是“道”。子思認為，“道”為聖人所專有，只有聖人才能自覺地循性以求。至於一般人，雖然也都有天賦的本性，但仍處在一種自在的狀態。要使這種自在的“性”發展成一種自覺的“道”，必須經過一個修道的過程，這個過程就叫做“教”。修道的內容主要有兩個方面：“尊德性”和“道問學”。“道問學”被朱熹稱為“致知”的修養功夫，按照子思的說法就是要“知天”、“明善”。子思認為，只有能做到“誠”，充分體現天賦之誠，才能洞悉一切，所以說“誠則明矣”。對於聖人而言，他是天道或“誠”的化身，所以能“自誠明”，因而聖人“生而知之”，不待後天學習，即能“不思而得”，實行起來也毫不勉強，能“安而行之”，“不勉而中”。至於一般人，則屬於“學而知之”、“利而行之”或“困而知之”、“勉強而行之”這兩類，必須從“知”、“行”兩方面入手修身。從“知”的方面來看，首先應知道“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孟子後來把處理這五方面人倫關係的原則進一步歸結為“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而要做到這一點，就要依靠仁、知、勇。其中仁為根本，知是知仁，勇是行仁。“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發揚了儒家融治學與修德於一爐的思想作風。“知”的方法有五：“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其中的前四者，即學、問、思、辨，是關於“知”這一方面的。最後的“篤行”，則是在“知”的基礎上進行實踐，從而把“知”與“行”統一起來，形成了《中庸》完整的修道、致知的理論。“尊德性”被朱熹稱為“存心”的修養功夫。實際上是要求人們信守和奉持天賦的本性，一刻也不能有所背離。特別要求人們要“慎獨”，即在獨處無人時也要謹思慎行，不能有絲毫疏忽放鬆。子思認為，君子在“不聞”、“不睹”之際也應存戒慎敬畏之心，做到“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只有在隱微之中，獨處之時還能唯道是從，才是真正的“尊德性”。追求這種表里如一的道德自覺，可以說是儒家倫理學的重要特點。子思認為，只有“尊德性”和“道問學”兩者同時兼顧，才能達到“誠身”或“致中和”的目的。而一旦做到這一點，就能對自身、國家乃至天地萬物起到神奇的作用。對於自身，可以知進退，無論“居上”還是“為下”，都能審時度勢，進退有度，絕不至於發生驕橫和悖禮的情形；對於國家，則能自覺處理好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等各方面的社會關係，做到“人存政舉”，國治民安；對於天地萬物，“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最終使“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