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是怎樣走向共和的

近代中國是怎樣走向共和的

《近代中國是怎樣走向共和的》是2003年10月1日華齡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李文海 、龔書 、樑柱。本書主要講述了近代中國走向共和的原因等有關內容。

內容簡介

“走向共和”是中國近代史上的大事,是中國歷史的偉大轉折。電視劇《走向共和》,顧名思義是要反映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告訴觀眾近代中國是怎樣“走向共和”的,是誰領導中國人民“走向共和”的。然而看完了這部長達59集的大製作,卻不能不令人感到愕然,歷史竟然被如此隨心所欲地顛倒、歪曲。該劇的編創者聲稱,這部電視劇是“以歷史事實為主”,是“歷史真實,情節的真實”。其實並非如此,該劇呈現給觀眾的是:真正領導中國人民“走向共和”的革命領袖孫中山邊緣化;封建統治者慈禧太后、李鴻章、袁世凱中心化,占據了全劇的中心地位。

孫中山是20世紀中國的偉人。人們紀念他在辛亥革命時期,領導中國人民推翻腐敗的清政府,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共和國的豐功偉績。但是在電視劇中,孫中山和他領導的革命運動居於邊緣地位,被淡化、矮化。在電視劇的前半部,李鴻章是主角,孫中山只是一個小配角。他出場的次數不多,先後在康有為萬木草堂的課堂上,李鴻章的餐桌上縱言革命;在廣東巡撫衙門前、在清兵阻攔下楞剪辮子;打算依靠會黨發動起義,卻被會黨頭目騙去兩萬元,起義未成;重返檀香山找其兄鬧著要錢,準備再發動起義,等等,給人的印像是幼稚、不切實際的空論、暴躁、蠻幹、情緒化而缺少理性。對於孫中山和同盟會領導的共和革命運動,也是輕描淡寫,或避而不寫。如1905年中國同盟會的成立,是共和革命進程中的一件大事,然而觀眾從螢幕上所見到的畫面,只是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等商量將興中會、華興會合併組成同盟會,草草了事;1911年的廣州起義,是同盟會領導的歷次武裝起義中最重要、影響最大的一次,孫中山說過:“事雖不成,而黃花崗七十二烈士轟轟烈烈之概已震動全球,而國內革命之時勢實此之造成矣”,劇中也不予反映;整個革命形勢的發展,包括湖北革命黨人在新軍中的深入工作,都沒有展現,武昌起義就讓人覺得太突然,一哄而起。1912年元旦,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這樣莊嚴的大事,劇中也沒有給予應有的地位,只表現了孫中山坐在汽車裡在街道上開著,車旁女青年拿著鮮花搖晃,畫外音朗讀孫中山的就職誓詞;其後,宣傳車在大街上宣布臨時政府法令,要國民剪辮子,廢除跪拜禮,其施政僅此兩件。這些無非告訴觀眾,所謂“走向共和”,建立共和國,如此而已。難怪劇中的楊度批評孫中山搞共和革命是“不適時宜”,搞糟了。

至於普通民眾,在這部電視劇里更是沒有他們的地位,難得出現過的是義和團民在燒香、畫符的愚昧、迷信的場面,而遍布於全國各地的民眾反清鬥爭卻沒有任何反映。《辛丑條約》簽訂後,清政府為了維護統治,不得不作一些變革,實施“新政”,“預備立憲”,從而加捐加稅,勒索人民,貪污腐敗,民不聊生,民怨鼎沸。廣大民眾紛紛起來反對清政府的腐敗統治,抗捐抗稅、搶米風潮、會黨和農民起義等各種類型的反清鬥爭,遍布全國城鄉,連綿不斷。據不完全統計,從1902年至1911年,全國各地民變多達1300餘起,遍布全國城鄉的反清鬥爭,削弱了清政府的統治,使清王朝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中,成為孫中山領導的共和革命有利的客觀社會環境和民眾基礎。共和國的建立,離開遍布全國的民眾反清鬥爭,是難以實現的。

電視劇的名稱是《走向共和》,事實上貶抑的是共和革命和領導走向共和的人,讚揚的是慈禧太后、李鴻章、袁世凱等所謂“悲劇英雄”。這些左右中國政局,控制中國社會而使中國半殖民地地位越陷越深的統治者,卻被打扮成都在“辛苦地為中國找出路”。他們不是民族罪人,而是“有能力”、“有作為”的“改革家”。他們要找的出路是君主立憲,這是比共和革命更適合中國“國情”的。正如楊度說的,共和革命“不合時宜”,君主立憲才適合“國情”。編創者蓄意美化這些封建統治者,頗能說明問題的是段祺瑞對隆裕太后說的一段話。他說:“你是贊成君主立憲的,君主立憲與革命共和只是國體之爭,都是為了救國”。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壓迫者和被壓迫者,革命對象和革命者,都成了“救國志士”,大家都一樣,都是“人”,都有“人性”。這就是編創者所標榜的以唯物史觀“指導創作”的結果?!

編創者說,該劇的創作是“以歷史事實為主,存在合理的虛構”,劇中所提到的中國經歷的幾大歷史事件和李鴻章、慈禧太后、袁世凱、孫中山主要人物都是真實的,是“歷史真實、情節的真實”,“要把這部劇寫得像是中國近代史上的教科書”。那么,我們就以李鴻章為例,看看是否果真如此。

李鴻章是這部電視劇前半部的主角,是編創者所著力塑造的,也是引起觀眾和評論者議論最多的人物。不論編創者有的說是“歷史真實”,有的玩弄辭彙,說是“以歷史真實感,不是以歷史真實性”,可以斷言,李鴻章不是“歷史真實”。

“以歷史事實為主,存在合理的虛構”,對這樣一部重大歷史題材的正劇來說,這個創作原則無疑是妥當的。但是,電視劇播映出來的卻與此相去甚遠。為了美化李鴻章的需要,編創者隨心所欲地對待歷史,或隨意裁剪歷史,或作不合理的虛構,玩歷史於掌中。

電視劇告訴我們,李鴻章要添置軍艦,但因主持戶部的翁同和作梗,致使經費支絀,北洋艦隊不能發展,以至甲午戰爭中失敗。實際上,海軍經費支絀,主要不在於戶部作梗,而在於慈禧太后挪用海軍軍費修頤和園,其主謀者是醇親王奕和李鴻章。李鴻章除幫助奕挪用海軍衙門開辦費、常年經費等外,還以“購艦設防”的名義勸各省督撫集款,總共籌集白銀260萬兩,陸續解至天津發存生息,所得利息專歸頤和園工程使用。

李鴻章自組建淮軍參加鎮壓太平天國後,扶搖直上,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20餘年,成為清政府的重臣、權臣,掌握了軍事、政治、外交大權,於朝政舉足輕重。他一向主張“避戰求和”,先是依靠英、俄的“調停”,“以夷制夷”,不作戰備。“調停”沒有指望,日本開釁,又是消極防禦,“避戰保船”,導致北洋艦隊全軍覆沒。時任北洋水師學堂總辦的嚴復在給友人的信中批評說:“推求厥咎,太半皆坐失先著,綢謬之不講,調度之乖分,合肥(指李鴻章)真不能辭其責也。”李鴻章絕不像有的人說的那樣是什麼“悲劇英雄”。曾經是曾國藩親信幕僚的趙烈文,在1875年(光緒元年)的日記中記載了淮軍腐敗的情況說:“合肥公養尊處優,不為未然之計,而前後左右無一骨鯁之士,佞諛者進,朴勤者退。”甲午戰爭失利時,嚴復也於用人方面批評李鴻章:“合肥用人實致僨事,韓理事信任一武斷獨行之袁世凱,則起釁之由也;信其婿張簣齋浸潤招權,此淮軍所以有易將之失;欲同邑之專功,所以有衛汝貴之覆眾;任其甥張士珩,所以致軍火短給,而炮台皆不足以斃敵。以己一生之勳業,徇此四五公者,而使國家亦從此殆,嗚呼,豈不過哉!”李鴻章在與被他視為“通家子弟”的吳永(曾國藩的孫女婿)的談話中,雖不無為自己辯解之處,但也袒露了一點心聲:“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及必欲爽手扯破,……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李鴻章絕不像電視劇美化的那樣忍辱負重,憂國憂民,對國家民族負責,顧大局,不求私利。李鴻章的直系子孫於1904年分家時訂立了一份遺產分配“契約”,這份“契約”不含金銀財寶等動產,只涉及房地產之類的不動產。這些房地產分布於安徽、江蘇兩省,有數可稽者,計田產26處、房產22處,上海價值4萬5千兩白銀的中西合璧房產1處、當鋪1座,以及在安徽六、七個州縣未註明數目的田產、房產還有多處。僅此可以看出,李鴻章堪稱巨富,他究意是如何憂國憂民、顧全大局、不求私利的?

電視劇為了塑造一個好形象,對李鴻章不無“隱惡揚善”,突出了某些事實,抹去或虛構了某些情節。例如,甲午海戰後,李鴻章被閒置,電視劇寫他有一日去見慈禧,提出要到歐美遊歷,以增見識。其實李鴻章此次出國,並不是由他主動提出,而是沙俄駐華公使喀西尼奉俄政府之命點的名,讓他代表清政府使俄祝賀沙皇加冕。對沙俄來說,參加沙皇加冕典禮不是目的,目的是藉此機會與李鴻章簽訂包括中國允許俄國通過黑龍江、吉林修築一條鐵路以達海參崴(即中東鐵路)在內的《中俄密約》。通過中東鐵路的修築,沙俄把勢力伸入我國東北地區,加強了對中國的控制。據俄國參加談判的財政大臣維特等人的記載,李鴻章在談判中讓步並在密約上籤字,同沙俄的重金賄賂有關。辦完這件事後,李鴻章才去歐美遊歷。把前面不光彩的事實抹去,變成他主動要求去歐美遊歷,形象自是不同了。又如電視劇描繪了孫中山向李鴻章上書,李不僅接見他,還同他共進晚餐,聽他宣講“革命”。其實孫中山的8000餘字上書,只是希望通過李鴻章勸使清政府實行“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的改良,未及革命。但李鴻章藉口軍務繁忙,拒絕接見。孫中山很失望,看見天津、北京的情況,深感清廷腐敗無可救藥,用和平的辦法解決不了問題,於是赴檀香山組織興中會,準備以武裝革命推翻清政府。再如電視劇展現《辛丑條約》簽訂會場的情景時,慶親王奕劻看到條約上的內容後,手一直在抖,以致寫不了字。這時李鴻章把筆拿了過來,對慶王說:“天下最難的,就是把自己的名字簽在賣國條約上,你還年輕,還是我來擔這個罪名吧!”隨後李鴻章慷慨陳辭,義正辭嚴地訓誡八國聯軍統帥瓦德西等人,說:“中國人為什麼鬧義和團,就是因為你們外國侵略引起的,你們現在要瓜分中國,告訴你們,那就會有更多的義和團。你們德國的軍隊在娘子關不是被打敗了嗎?”李鴻章視義和團為“匪”,主剿滅,但在電視劇中,他完全改變了對義和團的態度,不僅不認為是“匪”,而且正確認識到為什麼會發生義和團的原因,稱讚義和團抗擊侵略軍所起的作用,人們難免感到有點滑稽,禁不住會問:這還是李鴻章嗎?李鴻章臨終之前,形象是這樣的高大,完美地畫上了句號。只不過這是編創者欺騙觀眾的任意捏造。

電視劇和歷史教科書不同,歷史教科書要完全根據史實,不能虛構,電視劇則必須有虛構,不然就不成為歷史劇,拍攝出來也沒有人看。但是,既然是歷史劇,就要受歷史時代的制約,受歷史事實(包括人物)的制約,不能隨心所欲地捏造,任意修改歷史。不論寫歷史教科書也好,編歷史題材的電視劇也罷,都要對歷史負責,對民族、對子孫後代負責。歷史不是歷史工作者的專利,中華民族的歷史是炎黃子孫們所共有的,大家都有責任,誰也不應該糟蹋我們民族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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