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邊社會主義

費邊社會主義

費邊主義(Fabianism)簡單的來說就是漸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思潮的一支。19世紀後期,流行於英國的一種主張採取漸進措施對資本主義實行點滴改良的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思潮。它是英國費邊社(Fabian Society)的思想體系和機會主義路線。不同於列寧主義認為的應該通過革命的方式進入社會主義。1884年一部分知識分子創立了費邊社,該社成員認為社會改革應循序漸進,故以公元前3世紀古羅馬一位因主張等待時機、避免決戰的戰略而著名的將軍費邊的名字命名社名。其學說故稱為“費邊社會主義(Fabian Socialism)”簡稱“費邊主義(Fabianism)”。費邊主義者的基本信念認為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實現,是一個漸進而必然的轉變過程。

組織機構

費邊社會主義組織—— 費邊社

由來發起

費邊社的得名,來自於古羅馬大將費邊。公元前217年, 費邊接替前任敗將的職務,迎戰迦太基的世紀名將漢尼拔。費邊採取了避其鋒芒,改用迅速、小規模進攻的策略,從而達到既避免失敗,又打擊對方的目的。經過八年的苦戰,費邊終於擊敗了漢尼拔。從此費邊主義成為緩步前進、謀而後動的代名詞。

成立過程

費邊社創立於1884年1月,最初成立時社員不足12人。費邊社創立不久才華橫溢的 蕭伯納才加入,第二年悉尼·韋伯由 蕭伯納介紹才成為社員。這兩位新社員的到來,很快成了該社的台柱,並使費邊社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蕭伯納在 費邊社當了27年的執行委員,1906年至1907年期間是該社的社長。悉尼·韋伯是英國著名政治活動家,費邊社會主義的理論家。悉尼·韋伯是英國工黨全國執行委員會中的費邊社派代表,他為工黨起草了黨章,擬定黨綱草案,指導各項政策,努力使費邊社會主義成為該黨的指導思想。面對19世紀末的英國社會,他們堅信必須通過漸進的--而不是激進的、暴力的--手段達到社會主義。

費邊社汲取了 巴黎公社失敗的教訓,放棄了前輩社會主義者們的激進姿態。蕭伯納說:“不是說暴力乃是進步的產婆嗎?但暴力同樣是混亂的產婆,是戒嚴令的產婆。”儘管費邊社不認同暴力革命,但費邊社的活動始終以支持社會主義價值的核心為目標。面對19世紀末的英國社會,費邊社認為資本主義在根本上對大多數人來說是不公平的,最終的解決之道在於工人應該擁有生產工具。只不過由於手段的不同,費邊社在承受著嘲笑的同時,堅定的朝著與嘲笑者相同的目標前進。

為了推行自身的主張,費邊社的成員不遺餘力的向社會宣傳他們的主張,並且與政府官員、黨派政客們過從甚密。1891-1892年,117名費邊社成員作了3339次演講,印發了37800份小冊子,與邱吉爾、勞合喬治、阿斯奎那、貝爾福等眾多政治家進行了談話並且提出建議。在費邊社的努力下,國家保障最低生活標準、資源的社會管理、以累進稅縮小貧富差別、整頓教育等許多措施通過一個一個法案,落實到國家立法中。費邊社幫助建立了工黨,而且一直成為工黨的組成部分, 費邊社也一直是英國工黨的理論庫。

組織規模

費邊社的成員人數一度達到8000人,地方分社超過一百個,後來逐漸衰落。1931年成立新費邊研究社,1939年與費邊社合併成為新費邊社。至今費邊社仍然存在,據的內部報導稱,該社現有活躍成員5000人左右。

代表人物

“費邊主義”是社會主義的一種,全稱是“費邊社會主義”,與 馬克思主義相對立.馬克思主義主張用激進的暴力革命實現社會主義,而費邊主義則主張用溫和的非暴力改良實現社會主義.所以,可以說“費邊主義”是一種具有軟弱性和妥協性的社會主義思想,不可能推翻資本主義而徹底的建立社會主義.其代表人物是英國作家蕭伯納,成立了“費邊社”,出版有《費邊主義文集》。古羅馬將軍費邊,擅長拖延戰術,故取其名.英國工黨就是主張費邊主義的政黨,其領袖就是前首相戈登·布朗 (Gordon Brown,香港譯為白高敦) 。

西元一八八四年成立於倫敦的費邊社,系由少數具有祉會理想的青年知識分子所組成,重要的代表人物有: 韋伯夫婦(Sidney and Beatrice Webb,1859~1947)、蕭伯納(Bernard Shaw,1856~1950)、 華萊士(Graham Wallas)、威爾斯(H.G. Wells,1866~1946)與阿特禮(Clement Attlee,1883~1967)。他們以古羅馬名將費邊亞(Fabius)做為學社名稱的來源,意即師法費邊亞有名的漸進求勝的策略。

對比區別

費邊主義的主張是社會主義,其手段則為 漸進主義。在那個救亡壓倒啟蒙的時代,漸進主義獲得了一定的發展空間,相反倒是在今天,激進主義大行其道,憤青群體的茁壯發展,即是一例。這多少是耐人尋味的。

激進主義的實質是想畢其功於一役。就中國而言,由於眾多的因素,激進主義一向是很有市場的。這使得中國歷史在一個水平上不斷重複,傅斯年曾說“(中國歷史)自秦以還,二千年間,盡可縮為一日也”,這未嘗不是激進主義導致的。中國人對一個好的社會的想像力可以說極度缺乏,想來想去,也不過是《禮記》中所提到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這一段(當然還有其他版本,不過實質上並無分別),所以從激進主義的角度來看,問題只不過是“由誰來行大道”?所以在起義的關頭,往往以此為號召,喊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這樣的口號。而最後一次大規模的農民起義中,洪秀全尚未取得全國政權,便已腐化無比,不能再行大道了。所以從漸進主義的角度來看,與其問“由誰來行大道”,不如去問“怎樣行一個更好的大道”?

實際上在中國,並不缺乏漸進的例子,劉邦與項羽之間的戰爭,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但這種漸進的做法,往往是出現在戰爭當中,因而不得不如此。

激進主義者易於主張革命,但問題在於“娜拉走後怎樣”?因此從漸進主義者的角度來看,最重要的是解決這個問題。如果不能解決這一問題,歷史仍然會回到原處。而這個問題的解決,是需要一點一滴的積累,穩紮穩打,積小勝為大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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