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外交

貨幣外交

貨幣外交明顯與政治、經濟、軍事等外交形態,對於政治家外交家經濟學家甚至軍事家而言,近些年來“貨幣外交”又那么“堅挺”地在眼前晃動或在心頭盤算,在貨幣的現貨交易中,擴大了貨幣互換協定的規模,在貨幣的期貨交易中,無論是貨幣互換協定還是互相持有國債,協定價格的基準還是以美元為標準。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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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外交,明顯與政治經濟、軍事等外交形態有區別又還有些“不成氣侯”,所以在民眾視野中這是一道摸糊的風景線。但對於政治家外交家經濟學家甚至軍事家而言,近些年來“貨幣外交”又那么“堅挺”地在眼前晃動或在心頭盤算。所以有人對此十分關切甚至憂心忡忡。“貨幣外交”有些象靜悄悄的黎明,雖然它黎明得有些幾家歡喜幾家愁。

貨幣市場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的最新數據顯示,過去十年間發展中國家的官方外匯儲備增長接近三倍,2005年已達到了2.9萬億美元。工業化國家的外匯儲備僅增長了150%。單是2005年,開發中國家的外匯儲備較前年增長了18%,而已開發國家的儲備則下降了1.5%。全球近70%的外匯儲備掌握在開發中國家手中。美國前財政部長(Lawrence Summers)說,開發中國家這種“積累大得驚人。”外匯儲備總額五年翻了一番。更讓他憂慮的是──“而且集中在不太可靠的國家手中”。
這一重大變化無疑加大了外匯市場這一全球最大市場的波動,同時大大降低了美國對外匯市場的影響力。全球外匯市場每天大約有2萬億美元的外匯易手。外國政府賣出美元資產的決定將對美元外匯市場產生的影響越來越大,另外還可能波及美國抵押貸款利率、美國的全球政治影響力等各個方面。而不幸的是在美國人眼裡那些不那么“可靠”的國家,這些年好象“不約而同”惦記上外匯儲備。“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外匯儲備增長速度最快、也是購買美國國債最多的三個國家分別是中國、沙烏地阿拉伯和俄羅斯。”委內瑞拉和伊朗的外匯儲備也緊隨其後位居前列。

外交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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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國家級外交分成政治軍事外交和經濟金融外交兩個層次,那么“金磚四國峰會”就是第二個層次的事件,這說明國家間經濟金融外交的國際地位相對上升了。若把“金磚四國”放在經濟的天平上,這四個國家的共性是人口大國和開發中國家。若按照國家的富裕程度劃分,美國是超級富豪,獨占全球GDP約四分之一。歐洲和日本是次一級的富豪,合計占了另外約四分之一。“金磚四國”是中富大國,占全球GDP約15%。另外,還有中富小國和“貧下中農”,等等。簡而言之,經濟學家以財富和人口的相對比重為標準劃分世界,這是一種簡單化的新思維。
國際社會的中富階層共同關心的話題主要是相對財富,也就是國民財富占世界財富總額的相對份額。但由於相對財富的漲跌不完全是由本土國民的勤儉決定,辛苦一年賺的錢不如美元匯率變一變,因此“金磚四國”集團利益的一致性在於制約美元特權,這和歐盟形成的經濟基礎很相似。美元特權來自於二次大戰後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是與會各國共同授予的,因為國際金融體系需要有國際結算與儲備貨幣。而美元具有了國際結算和儲備貨幣的特權,所以穩定美元匯率也就成為眼下世界經濟復甦的前提,從這個意義上說,“金磚四國峰會”的目標是穩定美元,而非顛覆或替代美元。

主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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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現代政府已是貨幣製造業者——初級班是管理髮行,高級班則是輸出交易。所以貨幣輸出已經啟動的官方合作模式是貨幣互換協定,即以美元計價但不通過美元進行交易的雙邊貨幣結算安排。和所有大宗商品的交易一樣,貨幣的可交易現貨就是互換,多走一步就是貨幣的期貨,即政府債券。
2、國家間經濟金融外交的主題萬變不離其宗,總是圍繞貨幣現貨和期貨的交易進行。
3、在貨幣的現貨交易中,擴大了貨幣互換協定的規模,在貨幣的期貨交易中,無論是貨幣互換協定還是互相持有國債,協定價格的基準還是以美元為標準。
4、這就等於是把美元匯率鎖定在雙邊協定中,以美元的流動性和安全性為基礎,擴大了四國之間的貨幣交易,所以“金磚四國峰會”推動的雙邊貨幣和債券協定將會間接提高美元匯率的穩定性。
5、拋開意識形態的差異和政治軍事的爭端,國與國之間金融交易主要就是兩張紙,一張紙是貨幣,一張紙是債券。可以說,“金磚四國峰會”開啟了貨幣外交的新模式,在當今世界非意識形態化的趨勢中頗有新意。可以預料,國家間的經濟金融外交會日益增多,政治軍事外交則相對弱化,國際社會的交往將日趨和諧。

經濟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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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日元美元委員會開始,經過廣場協定,美國用了6年的時間撬開了東京金融市場的大門,推動了日元的升值,實現了日元的部分國際化,從而減輕了美元作為基準貨幣的負擔,也緩解了美國貿易赤字。隨後,日本積累大量“經濟泡沫”,接著驟然破滅;而美國則在新一輪產業革命中捷足先登,再領風騷,直到不再將日本當作競爭對手。這是20世紀末期,世界大國角逐場上,所上演的一段最富悲劇性的故事。二十年一個輪迴,歷史有著驚人的相似。從1990年代開始,在日本的身旁,逐漸出現了一個新的巨大的經濟體,它就是中國。中國在21世紀的頭幾年逐漸替代日本成為美國最大的貿易逆差來源國。
2003年,正好是當年日美首度交鋒後的20年,美國國會的兩位議員首次挑起了人民幣匯率問題,布希政府迅速做出了回應,從而拉開了中美人民幣匯率爭端的序幕。20年前的一幕似乎正在今天重演,甚至連施壓的內容也高度一致:改革封閉的金融市場,實現人民幣的大幅升值。經過兩年的多輪交鋒,2005年8月15日,周小川宣布實行人民幣匯率體制改革。此後,人民幣開始升值。2006年,在財政部長鮑爾森的推動下,中美成立了戰略經濟對話機制,專門集中討論中美金融與貨幣關係問題,這像極了當年的日元美元委員會。和當年的里甘一樣,鮑爾森也是從華爾街金融財團的大位上轉為財政首長的。到2008年下半年,人民幣累計升值超過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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