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友夏全集
《譚友夏全集》，詩文集，明末譚友夏所著，共二十三卷。最早刊本是崇禎年間吳江張澤刻本。
譚友夏，名元春，字友夏，湖廣竟陵（今湖北省天門市）人。明神宗萬曆十四年（1586年）生。兄弟六人，其父早亡，寡母辛勤操持，將其兄弟撫養長大。因此，早年譚友夏頗多艱難，並與慈母感情很深。
譚友夏幼時即顯出超人的藝術才華，以博學多聞而稱道於鄉里。他不僅自己刻苦學習，而且以兄長身份，嚴格督促五位弟弟功課，以孝悌出名，後五個弟弟皆有功名。
譚友夏二十歲時，即已非常出名，時同鄉鍾惺慕其才華，與之結成好友。鍾也是明代大文學家，他與譚友夏義趣相投，共同對明代空疏的學風、文風感到厭倦，認為他們不是流於膚淺就是文詞輕佻，因而想別立一種新的藝術風格來改變它，以匡正俗弊。於是二人合編了兩部詩選，即《唐詩歸》、《古詩歸》，在當時名噪一時，影響極大，人稱“鍾譚”、又或稱他們所創詩體為“竟陵派”。譚友夏喜歡縱情山水之間，在幾十年間曾游遍湘中、鄂西等地的名山大川。在南嶽衡山遊覽時深為其秀麗景色打動，除了寫了許多詩文來紀念外，鍾惺把住室取名為“岳歸堂”，譚友夏把自己的詩集取名為《岳歸堂集》。可見影響之大。
或許因為譚友夏才情過高，名氣太大，他在科舉道路上反而一直不順。他很早就入學應試，但屢屢不能得中。他的弟弟早已考中進士、舉人，他還是個不第的秀才。這對他打擊很大。後來，在明熹宗天啟十四年時，他終於考中舉人，並且是全省第一名。他非常高興，儘管那時他已四十二歲，他仍覺得大有可為。但是，噩運很快又籠罩了他，先是他會試不中，接著慈母也離他而去，好友鍾惺又不在人世。這一連串的打擊使譚友夏幾乎接近崩潰。他對慈母十分孝順，母子感情很不同一般；鍾惺是他的知己和師友，這二人的去世嚴重地損害了譚友夏的健康。既有生理上的，也有心理上的。
譚友夏自幼喪父，因而其性格中原本就多一些乖戾之氣，年青時義氣風華，名頭又大，卻屢屢不中，長期壓抑使得他心理上頗為扭曲。他自名為“老盪子”，並寫有“空知年貌不知好，燕子樓頭亦草草”句，表現出心灰意冷，憤世疾俗的心情。
以後，譚友夏又參加了幾次會試，都沒有考中。復社興起後，他又加入了復社，被列為“復社四十八友”之一。可惜沒過多長時間，在明思宗崇禎十年（1637年）他入京會試時，不幸病死在旅店中，終年五十二歲。
譚友夏是明末著名的文人，死後留有許多文章詩詞。他生前即已刊刻了一部詩集，名為《岳歸堂集》，以後又陸續集結了一些，如《岳歸堂新詩》，《鵠灣文草》、《岳歸堂已刻詩選》等。後來他的崇拜者張澤將這些內容合刻在一起，命名為《譚友夏合集》。廣行於世。
《譚友夏合集》中，卷一至卷五，是《岳歸堂新詩》，收集了譚元春四百餘首各體詩作，記有五言古詩、七言古詩、五言律詩、七言律詩，五言絕句等五種。大多是些應對酬答、記情抒情之作。
卷六至卷十五，是《鵠灣文草》，收錄了譚友夏所做的一些雜文、遊記、墓志銘等，還有大量書信和他所制的文序。是了解譚友夏思想歷程的重要資料。以下各卷是《岳歸堂集》和《岳歸堂己刻詩選》，也都是些各體古詩。其範圍不超過《岳歸堂新詩》的選材範圍，也有少數反映社會矛盾的作品，但數量極微，可以忽略不計。
縱觀《譚友夏合集》全書，充分體現了譚友夏所提倡的“性靈”之說，完全表達出他所追求的“深幽孤峭”的藝術效果，可以認為是“竟陵派”的代表作。大家知道，明代是封建社會開始走向末落的朝代，無論其政治上的黑暗腐朽，還是思想上的陳腐壓抑，都是以前從沒有過的。魯迅先生說明代“一切都是昏天黑地的”確有其一針見血之處。這種沒落表現在文風上就是空談心性，浮華淺疏。一度風行的“公安派”也曾想改變這種習氣，但沒有成功。譚友夏則連“公安派”也視為陳腐，一心想打出一塊自己的天下來。但他不能從實質問題下手，而只是流於形式，在遣詞造句、行文用韻上做文章，終歸是隔靴搔癢，最後結果也和“公安派”一樣成為昨日黃花。但就它一時的成就來說，可以說也曾輝煌一時，這種詩體被奉為詩壇宗主，幾十年間內盛行全國，竟陵派、鍾譚體成為稍有文化人的崇拜偶像。
由於譚元春反對別人文辭淺疏，則自己必然要標榜深奧；反對別人浮華外露，則自己必然要鼓吹幽冷。於是乎形成他的“幽深孤峭”之風，令人難以捉摸，如卷一的《裂帛湖》：荇藻蘊水天，湖以潭為質。龍雨眠一湫，畏人多自匿。百怪靡不為，喁喁如魚濕。波眼各自吹，宜同鍾流急。注目不暫舍，神膚凝為一，森哉發元化，吾見真宰謫。
沒頭沒腦的詩句加上莫名其妙的用詞讓人百思不得其解。雖能感到一種冷艷幽遂的風格，但不知所云，必然大減其文采。頗似今日所流行的某種詩體。二者之間有無承屬關係，待考證後或許能知。
做為竟陵派的代表人物，譚友夏和鍾惺二人在學術主張上基本一致，都講求“性靈”，但鍾惺則比譚友夏稍為切合實際些。這可能與二人經歷有關。鍾惺三十六歲就中了進士，踏上仕途後又一帆風順，因此其文章冷僻有之，但尚屬正常。譚友夏直到四十二歲尚未中舉，一生都未能考中進士，其心理上的陰影何其大。他在其文藻的自序中說：“今觀予語，多至四百葉，有幾題無人姓字者哉？愧矣！愧矣！非但詩為巧器，諒人也古人罪人也”。他的這種自抱自棄與其極高的天分和睥睨天下的雄心一旦結合在一起，就走上一條標秉自持、怪僻幽冷的道路。越不為人理解就越偏離原來的軌道，最終把自己推進一條死胡同。
當然，這並不是說譚友夏所有詩作都是這樣，其實他的作品也有許多清新秀麗，甚至流暢明快的。如《桐台歌》：此桐移植八九年，初在庭次已聳然。地靜土疏風露幽、槐柳凡材莫得先。森郁上枝下枝壘，離奇左枝右枝穿。日午微暉學斜陽，郎星數點漏殘煙。勢似未肯巢鳩鶯，意向高人克屋椽。覆土築階經營少，便來坐喔賀居遷。昆弟緇俗懶上堂，喜登錄台過東偏。惠施稿梧吟想久，陶叟庭柯眄睞走。西桐三株氣未做，去年一樹折風顛。莫更為台受苔蘚，留於疏雨滴涓涓。”
這首七言古詩如同白話，淺顯易懂，文筆也較優美，雖個別詞句用得較偏僻，但總算大意能懂。不過這種風格的詩在一向追求峭拔的譚友夏的作品中，可謂奇怪得很，在學術上有如此大的反差，難怪張澤說“奉教也久矣，寢處其中者十有餘年，而卒落乎未有得也”，只能泫然而傷之。
譚友夏作詩還有一個非常有趣的特點，那就是往往一首詩中最後一句，來個橫空出世，如孤峰突兀，既驚又險且奇。但往往也都弄得讀者莫名其妙，不知所云。如卷五《送魏木從妹婿還申山》：妹將箕帚遠依君，家入申山純是雲，老桂深松蟠數里，未過先喜向僧聞。
此詩前三句都很好理解：嫁妹、路遙、景美，第四句卻突然冒出個老和尚來，讓人覺得匪夷所思，而且也不押韻，呈現一種支離破碎、生澀彆扭的狀態。且系有意所為，可見他已走上一條過於標新立異的路了。
譚友夏的文章和詩大不相同，不再追求幽峭，但風格低沉，蓋其平生多舛，因而提筆往往先落淚。他在《上座主李太虛太史箋》中，對其老師哭訴：“命相本窮、福分太過，數年以來，友多亡而師始值，曾不意四旬而外得一師而失一母。”讀來確也傷感。這對於我們理解譚友夏的風格，不無裨益。
不過，不管怎樣說，譚友夏對於文學界還是有貢獻的。“竟陵派”做為一個流派有其獨到之處。早在唐代，杜甫就提出過“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口號。做詩寫文章，講究的就是出奇制勝。儘管譚友夏在這方面有些過了頭，但他開風氣之先，功不可沒，“性靈”做為一種文學主題，是有其存在價值的。另外，譚友夏四百多首詩中，大部分還是值得一讀的，造成他的這種病態的原因，主要是那個社會和時代的壓抑，把這一切罪過都加在譚友夏一人身上，既不公平，也有礙我們今日理解。反潮流者，難免矯枉過正。
但是當時人可不這樣看，和譚友夏同時代的錢謙益，就極力詆毀“竟陵派”和譚友夏，說他“力溥於鍾（惺），其學殖尤淺，譾劣彌甚”。還說他：“以俚率為清真、以僻澀為幽峭，作似了不了之語，以為意表之言，不知求深而彌淺。寫可解不解之景，以為物外之象，不知求親身而轉陳。無字不啞，無字不謎，無一篇章不破碎斷落，一言之內，意又違反，如隔燕吳，數行之中，問旨蒙晦，莫辨阡陌”
其言辭之激烈，不下於一篇討伐譚友夏的檄文。其實且不說其誇大事實，就是以錢謙益所指實的那樣，譚友夏也不過是求深而得淺、求新而轉陳，何以能落個“譾劣彌甚”的名義。站在正統觀念上的人，尤其是自以為站在正統觀念上的人，往往和譚友夏一樣，矯枉過正了。客觀地講，象《裂帛湖》那樣的作品畢竟不多，在譚集中不過十之一二。將其視為洪水猛獸者，只不過自己太虛弱而矣。清代統治者也以封建衛道士自居，凡是不利於他們統治的，當然要除去，就算是不妨礙他統治人民，他只是瞧著不順眼，也往往要除之而後快。譚友夏就不幸做了這樣的犧牲品，他的文集也被列入禁書。
這很奇怪，清人禁書有標準，曰忌虜、忌戎、忌胡、忌夷狄、忌犬戎、忌蕃、忌酋、忌偽、忌賊、忌北闕、忌漢。可是遍翻《譚友夏集》，通篇都是朋友間相互應和酬答、寫景抒情、記述個人生平。絕無涉及政治禁區，甚至連重大社會問題也無，完全是一種自我封閉、孤芳自賞的作品，為何也要遭禁呢？
這個問題的答案恐怕在於譚友夏的影響太大了。終明末數十年間，“鍾譚二體，家戶傳習”。其影響之深遠可想而知。清朝統治者對明朝的文教尤其反感，屢興文字獄就在於打擊遺老；使人不敢言明事，以斷絕明朝在人們頭腦中的聯繫，而譚友夏在明代盛極一時，其學不禁，則明朝之“遺毒”斷難肅清。人們忘卻“竟陵派”，也就割斷了明朝文教與清朝的聯繫，大家都一起回到宋元理學中，正統就自然而然地落在清人頭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