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辭賦特點風貌
西漢辭賦是漢代文學最具有代表性的樣式，它介於詩歌和散文之間，韻散兼行，可以說是詩的散文化、散文的詩化。西漢辭賦對諸種文體兼收並蓄，形成新的體制。它借鑑楚辭、戰國縱橫之文主客問答的形式、鋪張恣肆的文風，又吸取先秦史傳文學的敘事手法，並且往往將詩歌融入其中。僅從所採用的詩歌形式來看，既有傳統的四言，又有新興的五言和七言。西漢辭賦的文體來源是多方面的，是一種綜合型的文學樣式，它巨大的容量和頗強的表現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此。枚乘的《七發》標誌著新體賦的正式形成，司馬相如的作品代表新體賦的最高成就。西漢後期新體賦的主要作家是揚雄。
賈誼和枚乘
漢王朝立國之初，天下尚未安定，以劉邦為代表的統治者對文化建設的重要意義缺乏深刻認識，劉邦曾明確表示不喜歡《詩》、《書》。陸賈首先指出了文化建設的重要性，以出色的政論文啟發並引導最高統治者總結前代王朝興衰成敗的經驗教訓，同時，陸賈也運用賦抒發情志，為漢代文學創作揭開了序幕。
賈誼漢代初期的作家多具備陸賈那種精神、氣質，他們集縱橫家、文學家的品格於一身。他們的修養、素質對漢初文學風貌的形成影響至深。同陸賈最為接近的作家當屬賈誼，他是促進漢代文學繁榮期早日到來的最重要的作家。
賈誼以其雄辯的、氣勢充溢的政論文卓立天壇，同時也以情理深致的賦作獨步一時。文帝四年(前176)，他被貶為長沙王太傅，及渡湘水，歷屈原放逐所經之地，對前代這位竭誠盡忠以事其君的詩人的不幸遭遇深致傷悼，遂作《吊屈原賦》。《吊屈原賦》是漢初文壇的重要作品，是以騷體寫成的抒懷之作。在這篇作品中，作者表現出對屈原的深切同情和尊敬，揭露了造成詩人不幸的社會現實。作者描寫出一個善惡顛倒，是非混淆的黑暗世界，表現出對屈原深深的同情。在作品的字裡行間，也流露出對自己無辜遭貶的憤慨。作品中寫道，“彼尋常之汙瀆兮，豈能容夫吞舟之巨魚?”作者看來，節操高尚，才能超凡，而不為社會所容，這是造成屈原悲劇的根本原因。在這樣強烈的傾訴中，又何嘗沒有作者的自我傷悼!但他不贊同屈原的以身殉國，認為屈原最終的不幸在於他未能“自引而遠去”。賈誼同情屈原，但他和屈原的價值觀、人生觀是不同的。這篇賦對比鮮明，感情激切，堪稱漢初賦的代表之作。
賈誼的另一篇有影響的作品是《鵩鳥賦》。作者謫居長沙，有鵩入其宅。誼以為不祥，作《鵩鳥賦》，闡明自己對生死、禍福的達觀態度，“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作品在抒發對人生、社會的感慨時，表現出鮮明的道家傾向。賈誼賦在體制上對屈原作品多有借鑑。《吊屈原賦》分前後兩部分，前一部分多用排比句，後一部分多用反問和感嘆，上承《九章》而來。《鵩鳥賦》主客問答的形式，在《離騷》中已經採用。
對漢代文學的發展具有重要推進作用的是以諸侯王為中心的文學群體的出現。
漢武帝漢初為鞏固剛剛建立的政權，劉氏集團先後消滅了具有實力的異姓諸侯，而廣建同姓諸侯。這些劉氏宗親不具備秦以前諸侯那樣獨立王國的地位，卻也具有相當強大的勢力。他們不能像戰國諸侯那樣開疆拓土，於是，便向著經濟、文化、享樂方面發展。此時的諸侯國，還有養士的遺風。大國諸侯多禮賢下士，延攬人材。當時諸侯國的賓客除在政治、邦交方面發揮一定的作用之外，更多的人則將注意力轉移到文學方面。漢初的劉氏宗親多具有較高的文化修養，劉氏子孫以文學見於歷史記載者有多人。
給予漢初文學發展以巨大推動力的人首推梁孝王劉武。孝王武與景帝同為竇太后所生，最親;在反對吳、楚七國之亂中有功，又為大國，居天下膏腴之地。於是，孝王廣築苑囿，招延四方豪傑、文士。一時俊逸之士如枚乘(?-前140)、公孫詭、鄒陽、嚴忌、羊勝等從孝王游於梁園，形成極具影響的文學群體。梁客皆善於創作辭賦，而枚乘尤為突出。公孫詭多奇邪之計，時號“公孫將軍”；鄒陽為人有智略，慷慨不苟合，其文博辯入理;其他諸人也各有所長。梁園的文化氛圍令文學之士感到愜意，確實為文學家提供了適合於發揮自己才能的特殊環境。
枚乘是梁園文學群體的傑出代表。《漢書·藝文志》載乘賦九篇，其《梁王菟園賦》、《忘憂館柳賦》均為前人所稱道，然而以《七發》最為著名。
《七發》以楚太子有病，吳客前往探病為開端。吳客指出，太子的病是“久耽安樂，日夜無極”造成的，是“縱耳目之欲，恣支體之安”的結果。此病雖令扁鵲、巫鹹共同醫治，也不可能見效。只有請博聞強識的君子經常啟發、誘導，改變其貪戀佚樂的情志，才可以救治。
緊接著，吳客以誇張的語言描繪了太子平素享樂生活的極境：欣賞音樂，便以特殊的材料製成琴，請最有名的琴師、樂師，唱出“天下至悲”之歌；品嘗飲食，則選最鮮美的肉、菜，令最知味的人作出“天下之至美”的菜餚;馳逐爭勝，則乘堅車、駕良馬，使最著名的御手和勇士駕車；遊樂遣興，則登台縱目，置酒高會，既有博辯之士撰文，又有美女侍御。吳客的描繪都屬於人間難得的享樂，是太子素日優越生活的極端化的寫照。其與太子耽樂其間的生活只有程度的差別，而沒有本質的不同。因此，不論吳客如何渲染，還是無法激發太子的興趣。
枚乘的辭賦吳客所渲染的上述生活都屬於“宮居而閨處”的範圍。隨即，吳客引導太子越過宮牆，以較有益於健康的貴族生活方式啟發太子。他講述田獵的盛況：“極犬馬之才，困野獸之足”，縱火逐獸，兵車雷運;獵獲物的眾多，酒宴的豐盛，均為宮苑所罕見。他講述曲江觀濤的恢宏氣象：波濤未起時，可以澡溉胸懷；波涌濤起的不同階段，鳥不及飛，魚不及回，以吞噬一切的氣勢和力量構成“天下怪異詭觀”。對這兩方面生活，太子有興趣，有起色，陽氣見於眉宇之間，但卻為身體所限，不能參與。
最後，吳客建議為太子請像前代著名思想家那樣的“方術之士有資略者”，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致“天下要言妙道”，太子據幾而起，霍然病已。
作品中前四方面的內容本是作者所否定的，然而卻假託吳客之口加以渲染，表面鋪張性的描繪同作者的是非判斷構成鮮明的比照。對此無論讀者還是作品中假設的楚太子，都是清楚的。作者要將其所否定的方面推向極端，以警世人。同時，與其所講述的田獵、觀濤兩方面生活的描寫構成跌宕之勢，表明吳客所講述的內容同太子習以為常的生活有較大的差別，因此太子的態度、作者所強調的程度，都有不同。
《七發》作者對自己的見地充滿了自信，對其所要表現的對象善於作淋漓盡致的描寫，以至於使文章具有充溢的氣勢和舒展的意象。作品諷喻的意圖在主客對話間表現得清楚明白。正如《文選》李善注所稱：“《七發》者，說七事以起發太子也。”(《文選》卷三十四)這是勸戒膏梁子弟的一篇成功之作。
《七發》從思想內容到藝術形式，對先秦文學多有借鑑。吳客在陳述貴族子弟腐化享樂生活的害處時，有如下一段精彩的概括：
且夫出輿入輦，命曰蹶痿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娥眉，命曰伐命之斧；甘脆肥膿，命曰腐腸之藥。
《呂氏春秋·本生》篇也有極為相似的話語：
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蹶之機;肥肉厚酒，務以自強，命之曰爛腸之食;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斧。
把上述兩段文字加以比較，可以得出明確的結論，《七發》中吳客用以勸諫楚太子的養生理論，和《呂氏春秋·本生》的論述一脈相承，《七發》借鑑了《呂氏春秋》。其實，《呂氏春秋·孟春紀》所論多是養生全性之事，從那裡可以找到《七發》的理論淵源。
《七發》對先秦文學多有借鑑，同時在繼承的過程中又有很大的創造性，表現出有異於先秦時期的審美情趣和藝術取向，昭示出新的文學時代的到來。
《七發》在體制上沿襲《楚辭》、《招魂》和《大招》，都是大肆鋪排飲食之盛，歌舞之樂、女色之美、以及宮室游觀鳥獸之事。區別在於，《招魂》和《大招》的上述鋪排對象都是作為正面事物出現，以此誘導遊魂的回歸;而《七發》則把上述鋪排對象作為否定性因素加以處理，是對貴族公子養尊處優生活方式的批判。
《七發》一文以觀潮的描寫最為精彩，宋玉《高唐賦》也有對於山洪暴發場面生動逼真的描寫，二者的描寫對象相似，而且都鋪陳得非常充分。然而，枚乘成功地突破了宋玉所採用的客觀的描寫手法，而把潮水寫成一支聲勢顯赫的軍陣。他從形貌、動態、氣勢、聲威各方面加以比較，多角度展現潮水與軍陣之間近乎神似的相通之處。枚乘對潮水的描寫發揮出豐富的想像力，人的主觀精神貫注於自然，使自然的再現閃耀著人的生命的光輝，因而有一種激動人心的力量。
《七發》辭藻繁富，多用比喻和疊字，以敘事寫物為主，是一篇完整的新體賦，標誌著漢賦體制的正式確立。自此以後以七段成篇的賦成為一種專門文體，號稱“七體”，各朝作家時有摹擬。
司馬相如時代的賦家
司馬相如和卓文君梁孝王去世和漢武帝繼位，是漢代文學由初期進入盛期的轉折點。它掀開了漢代盛世的帷幔，同時，也開始了漢代文壇的新紀元。武帝少時即好文學，即位之後，對文學之士的親幸，對文學事業的熱心推動，為前代君主所不曾有。於是，一時文壇俊傑，集中在武帝周圍，形成一個龐大的文學侍從群體。
這個時期，不僅作家隊伍壯大，所作賦的數量也多於其他時代，而且作品題材廣泛，藝術水平較高，特別是出現了一批足以代表這個輝煌時代的作家。武帝朝的文壇，是漢代盛世景象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成為中國文學史上光輝的一頁。
東方朔(前154-?)是漢武帝周圍文學侍從中較突出者。在武帝征天下賢良文學時，他上書自薦，誇大其詞地自我炫耀。武帝甚欣賞，令待詔公車，累遷至太中大夫。其為人滑稽多智，時時進諫，然多以詼諧話語論事，指意放蕩，故終不見重用。遂作《答客難》以抒發懷才不遇的感慨;他另有《非有先生論》，也是發憤述志的作品。
枚皋(前156-?)是漢代文壇成果最多的作家。他是枚乘的庶子，武帝拜為郎。他不通經術，詼笑類俳倡，為賦頌好嫚戲。然而才思敏捷，從侍左右，武帝有所感，輒使賦之。皇子生、從行至甘泉宮、封泰山等大事，以至於獵射、馭狗馬、蹴鞠等，無不入於作品中。皋應詔而賦成，故所作賦數量過於他人，史稱其作品可讀者百二十篇，此外尚有數十篇。他的作品不以諷喻諫說為宗旨，表現出有別於傳統的審美情趣和文學觀。然其作品多匆促而就，缺少錘鍊，故後世罕有流傳。在枚皋、東方朔等文學侍從的共同努力下，開創了漢代文壇上最為輝煌燦爛的時代。
梁園文學的準備和哺育，武帝時代各方麵條件的沾溉，造就了一代文人，更造就了一個輝耀當世、影響未來的作家，這就是司馬相如(約前179-前118)。他雄踞於西漢文壇，創作出具有典範意義的漢賦。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青少年時期，好讀書，又學擊劍。他初入仕途時，以貲為郎，在景帝周圍任武騎常侍，時隨從天子狩獵。這遠不符合相如的志向，意頗不自得。
梁孝王來朝這一偶然事件改變了他的人生道路和事業的發展。梁王入朝時，隨從遊說的文人學子甚眾，枚乘等著名賦家亦在其間。相如見後非常羨慕，遂以有病為由，客游梁，成為梁園文學群體中的一員。這裡的文化氛圍有利於他在文學創作方面迅速成長，數年後，相如作《子虛賦》，顯示出超群的才華。
梁孝王卒，梁園賓客解體，相如歸蜀。相如懂音樂，善鼓琴，以此與臨邛富家女卓文君結為伉儷，度過一段閒散生活。
武帝繼位後，大征天下賢良方正文學之士，偶讀《子虛賦》，稱賞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恰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於側，遂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武帝十分驚喜，遂召相如。相如表示，《子虛賦》乃敘諸侯之事，不足觀，請為天子遊獵之賦，於是作《上林賦》。二賦假設子虛、烏有先生、亡是公三人為辭，以推天子、諸侯苑囿之大和田獵之盛。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諷諫。武帝大悅，以相如為郎。
後數歲，唐蒙行取夜郎、僰中，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嚴法苛責。巴蜀民驚恐萬分。武帝遣相如責唐蒙等，且撰《喻巴蜀檄》以安撫巴蜀百姓。不久，又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通西南少數民族諸部。西南諸部皆向中央王朝稱臣。其後，有人上書言相如出使西南時受賄，因此失官。歲余後，復召為郎。相如常從武帝至長楊宮射獵，此時武帝方好自擊熊、彘，馳逐野獸，相如諫止。過宜春宮，見秦二世陵，相如作《哀二世賦》，以抒發對秦迅速敗亡的感慨。作者指出，“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勢;信讒不寤兮，宗廟滅絕。”哀悼之間，蘊藉深遠。相如後又拜為孝文園令。武帝好神仙，相如以為傳聞列仙居山澤間，形容甚癯，不符合帝王好仙之意，遂撰成《大人賦》。作者本意要對武帝崇尚神仙之事予以針砭，所以在作品中寫出仙人“輕舉而遠遊”的經歷，而更屬意於“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乘虛亡而上遐兮，超無友而獨存”，將長生與孤獨連在一起，委婉地表明自己的否定態度。賦奏，天子大悅，飄飄有凌雲氣、游天地之間意。其實，這不過是對《大人賦》中部分內容的誤解而已。
司馬相如在司馬相如的作品中，《長門賦》是受到歷代文學稱讚的成功之作。作品以一個受到冷遇的嬪妃口吻寫成。君主許諾朝往而暮來，可是天色將晚，還不見幸臨。她獨自徘徊，對愛的企盼與失落充滿心中。她登上蘭台遙望其行蹤，唯見浮雲四塞，天日窈冥。雷聲震響，她以為是君主的車輦，卻只見風卷帷幄。作品將離宮內外的景物同人物的情感有機的結合在一起，以景寫情，在賦中已是別創。作品後部尤為感人：
日黃昏而望絕兮，悵獨托於空堂。懸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於洞房。援雅琴以變調兮，奏愁思之不可長。案流徵以轉兮，聲幼妙而復揚。貫歷覽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卬。左右悲而垂淚兮，涕流離而縱橫。舒息悒而增欷兮，蹤履起而彷徨。揄長袂以自翳兮，數昔日之諐殃。無面目之可顯兮，遂頹思而就床。摶芬若以為枕兮，席荃蘭而茝香。忽寢寐而夢想兮，魄若君之在旁。惕寤覺而無見兮，魂迋迋若有亡。
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在確信君主不會幸臨之後，更加感到孤獨。她援雅琴以寄愁思，聞之者亦悲傷流淚;睡夢中君主在自己身旁，醒來後尤為悲涼。
這篇賦以騷體寫成，幽怨深婉，情味雋永，匠心獨具，為歷代宮怨作品之祖。
此外，相如還有《美人賦》、《難蜀父老》。相如口吃而善著書，身居仕途，卻不慕官爵，未嘗肯與公卿交遊，同尋常汲汲於功名利祿者迥別。相如患消渴疾，常稱疾避事。晚年以病免官，居茂陵。武帝元狩五年(前118)，終以消渴疾辭世。相如居茂陵，亦時時著書，輒為人索去。病逝後，朝廷遣人往取其所著書，僅有《封禪文》一篇奏上。
司馬相如生活在漢代初期走向鼎盛之時，這個時期的思想、世風也在轉變之中。前代的諸侯王尚在，可是權勢已經削弱。以前依附於諸侯王的士人，也無所用其才智，但是，這個時期成長起來的一代文人，仍然兼具縱橫家的精神、氣質。東方朔的高自稱許，是這種精神的表現。司馬相如身上的策士遺風更為明顯，他對社會現實的關注，對君主的隨時進諫，他事景帝時意不自得便免官他就，表現出很強的獨立精神。他又不同於東方朔、枚皋。他諫說、論事，宗旨嚴正，具有較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即使在極端鋪張的文學創作中，也多貫穿一條鮮明的主線，即要有所諷喻，有所針砭，注重自己作品或言論的社會效果。正是基於這一點，他受到君主的信任，朝廷委以重任。而東方朔、枚皋，雖然自視甚高，天子卻只俳倡畜之，沒有讓他們承擔過嚴肅的使命。
《子虛賦》和《上林賦》
盛世景象的藝術顯現奢華生活的生動描繪諷喻的宗旨恢宏壯麗之美汪洋恣肆與法度的和諧
西漢辭賦《子虛賦》、《上林賦》是司馬相如的代表作，也是漢賦中具有開拓意義和典範作用的成果。這兩篇作品不作於一時。《子虛賦》作於相如為梁孝王賓客時，《上林賦》作於武帝召見之際，前後相去十年。兩賦內容連屬，構思一貫，結體謹嚴，實為一篇完整作品的上下章。
作品虛構子虛、烏有先生、亡是公三人，並通過他們講述齊、楚和天子畋獵的狀況，他們對此事的態度，結成作品的基本骨架。
《子虛賦》寫楚臣子虛使於齊，齊王盛待子虛，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獵。畋罷，子虛訪問烏有先生，遇亡是公在座。子虛講述齊王畋獵之盛，而自己則在齊王面前誇耀楚王遊獵雲夢的盛況。在子虛看來，齊王對他的盛情接待中流露出大國君主的自豪、自炫，這無異於表明其他諸侯國都不如自己。他作為楚國使臣，感到這是對自己國家和君主的輕慢。使臣的首要任務是不辰君命，於是，他以維護國家和君主尊嚴的態度講述了楚國的遼闊和雲夢遊獵的盛大規模。賦的後半部分是烏有先生對子虛的批評。他指出，子虛“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為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這種作法是錯誤的。在他看來，地域的遼遠、物產的繁富和對於物質享樂的追求，同君主的道德修養無法相比，是不值得稱道的。從他對子虛的批評中可以看出，他把使臣的責任定位在傳播自己國家的強盛和君主的道德、聲譽上。而子虛在齊王面前的所作所為，恰恰是諸侯之間的比強鬥富，是已經過時的思想觀念所支配。因此他說，“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作品通過烏有先生對子虛的批評，表現出作者對諸侯及其使臣競相侈靡、不崇德義的思想、行為的否定。“彰君惡”諸語表現出較鮮明的諷喻意圖。
《上林賦》緊承上篇烏有先生的言論展開，寫出亡是公對子虛、烏有乃至齊、楚諸侯的批評，並通過渲染上林苑遊獵之盛及天子對奢侈生活的反省，藝術地展現了漢代盛世景象，表明作者對遊獵活動的態度、對人民的關心。
在《上林賦》中，亡是公以“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為得”一語起勢，將全篇的意蘊提到一個新的高度。在作者看來，子虛自炫物資繁富、奢侈逾度的思想最為淺陋;烏有先生重精神、尚道義，從較高的基點上對它進行了否定。然而，烏有先生談話的思想基點，乃是諸侯國中較有識見的賢臣思想，它與大一統的盛世強國的精神，尚有明顯的高下之別。他明確地指出：
不務明君臣之義、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於遊戲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貶君自損也。
針對他們二人共同的失誤給予總體批評，然後筆鋒一轉，以上林的巨麗之美否定了齊、楚的遼遠盛大，使諸侯國
東方朔相形見絀。作者極寫上林苑囿的廣闊，天子畋獵聲勢的浩大，離宮別館聲色的淫樂。描寫上林苑的文學占據了作品的絕大部分篇幅，它以濃墨重彩，生動地描繪出龐大帝國統治中心前所未有的富庶、繁榮，氣勢充溢，信心十足;通過畋獵這一側面，寫出漢帝國中央王朝在享樂生活方面也獨具堅實豐厚的物質基礎。
在作者的筆下，居於這個龐大帝國統治中心的天子是個既懂得享樂奢侈、又勤政愛民、為國家計之久遠的英明君主。他在酒足樂酣之時，茫然而思，似若有失，曰：“嗟乎，此太奢侈!”儘管如此，這位英主認為自己是以勤於政事的閒暇率眾出獵，奢侈而不廢政務。他擔心後嗣陷於“靡麗”歧途，“往往而不返”，“非所以為繼嗣創業垂統也”。他不想對後世產生誤導，遂發布了一個同以往設立上林苑迥然不同的命令：
於是乎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墾闢，悉為農郊，以贍萌隸;隤牆填塹，使山澤之人得至焉;實陂池而勿禁，虛宮館而勿仞。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弄罰，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與天下為更始。”
這個命令否定上林的巨麗之美，而代之以天下之治。他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尚德崇義，按照儒家理想和經典以治天下。作品描繪出一幅天下大治的盛世景象：“於斯之時，天下大說，向風而聽，隨流而化。卉然興道而遷義，刑錯而不用。德隆於三皇，而功羨於五帝。”此處所展現的景象同前面所描繪的上林巨麗之美有著本質的差別。這裡不渲染地域的遼闊、物質的饒富、氣勢的充溢，而是突出了道德的、政治的潛在力量和功效。於是，天下大治的理想社會又成為對上林巨麗之美的否定。
在《上林賦》中，作品的宗旨得到進一步升華。亡是公所描繪的盛世景象成為“獵乃可喜”的前提條件。他不再停止於烏有先生所力主的對道義的追求，而是從天子對後世子孫的垂範作用，從天子對人民、對社稷所負使命的角度，看待畋獵之事。他要以自己構想出的盛世藍圖及對畋獵的態度誘導君主，以達到諷諫的目的。
《子虛賦》、《上林賦》對楚國雲夢和天子上林苑的遼闊，兩處物產的豐富，特別是對天子畋獵的聲勢，作了極其誇張的描繪，使之超出事物的現實可能性。這樣極度誇張的描寫賦予作品以強烈的藝術感染力，使作品具有超乎尋常的巨麗之美。同時，在司馬相如的筆下，誇張描繪的藝術渲染原則和嚴正的藝術旨趣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對藝術巨麗之美的追求和對藝術社會意義即諷諫作用的依歸，較好地融為一體。
《子虛賦》、《上林賦》的結構，都是篇首幾段用散文領起，中間若干段用韻文鋪敘，篇末又用散文結尾。作品氣勢恢宏，波瀾起伏，一轉再轉，而又氣脈貫通，一瀉千里。這兩篇作品句法靈活，用了許多排比句，並間雜長短句。在對各種景物進行描寫時，司馬相如不是像枚乘那樣多用長句，而是大量採用短句，描寫山水用四字句，描寫遊獵主要用三言，音節短促，應接不暇，文采斑駁陸離。
總之，《子虛賦》、《上林賦》在許多方面都度越前人而成為千古絕調，是漢賦的典範之作，也成為後代賦類作品的楷模。
西漢其他賦家
武帝後期及昭帝朝，即以司馬相如為代表的一批作家去世後，將近30年的時間內，賦體文學創作有所低落，見於記載的作家、作品較前期明顯減少。至宣帝、成帝時，文壇重又煥發異彩。宣帝劉詢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群書，博盡奇異之好，征能為楚辭九江被公，召見誦讀；益召高材劉向、張子僑、華龍、柳褒等待詔金馬門，文壇士氣為之一振。漢成帝劉驁精於《詩》、《書》，觀古文，又有感於書策的散亡，遂廣求天下遺書，詔劉向等典校經籍，這為漢代文學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條件。
西漢紙扇這個時期，待詔金馬門的文學之士很多，前代文學家特別是司馬相如的成就，對西漢中後期文壇具有垂範作用和極大的吸引力。於是，文學之士呼朋引類，競相造作，推動了賦體文學的持續興盛和發展。前此作家所熱衷的苑囿、狩獵題材，仍為作家們所重視，並且不斷探求新意，創作出新的作品;其他如祭祀、品物類題材的作品也層出不窮。這一時期，作家不再是單純的文學侍從。他們或為學者，或具較高的學識，好深湛之思，然而在文學創作中，對社會、人生的思考尚未同賦的諷喻、誇飾較好地結合在一起。與此同時，前期以枚皋為代表的對興趣的追求，不以諷喻為意的創作傾向也在發展，並產生了一些較具藝術成就的作品。這個時期，較為成熟的作家，較成功的作品，比司馬相如的時代為多。其中，以賦名世並成為上述兩類傾向的代表而影響後代文壇的當推王褒(約前88-約前55)、揚雄(前53-後18)。
王褒生逢宣帝倡導文學之時。益州刺史王襄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諸詩，選好事者演唱。褒又為諸詩作傳，以釋其意。經王襄推薦，宣帝乃征褒。既至，詔褒作《聖主得賢臣頌》。王褒在作品中引述大量歷史事實，抒發了君臣遇合的理想：“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歡然交欣，千載壹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過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其間也略寓諷喻之意。帝令褒與張子僑等並待詔，每從帝畋獵，所幸宮館，輒令褒等創作詩賦，然後品評其高下，分別予以賞賜。
在這期間，上層社會發生了一場關於賦的社會意義乃至文學的性質的討論。很多大臣不贊同朝廷獎掖賦的創作，他們從文化的功利作用角度看問題，認為賦屬於“淫靡不急”之事。然而，以宣帝為代表的統治者卻不這樣看。宣帝認為，“賦之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譬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此虞說耳目。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喻，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弈遠矣!”(《漢書·王褒傳》)在這場辯論中，宣帝指出了某些不以諷喻為宗旨的文學作品存在的合理性，對以娛樂為旨歸的文學藝術流派給予必要的肯定。這對漢代文學乃至後世文學的發展，都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正是在這種思潮支持下，西漢中後期一些以“辯麗可喜”為特徵的賦，也取得較大的成績。
在這場論辯之際，正值太子身體欠安，善忘不樂，神情恍惚。宣帝令王褒等赴太子宮，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作詩賦。太子尤喜王褒所作《洞簫賦》、《甘泉賦》，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漢書·王褒傳》)
《洞簫賦》是西漢文壇具有“辯麗可喜”、“虞說耳目”特點的代表作，它以善於描摹物態在文學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作品以洞簫演奏時音調的美妙和藝術感染力為中心，並從幾個不同的方面展開描寫，力求展現這動人的藝術得以形成的原因。作品從洞簫的前身即竹管的生長環境寫起，生動地描寫了江南山川對竹的孕育，天精地氣的滋養;竹的周圍，孤雌寡鶴，秋蜩玄猿，嘻如悲吟，它們的感情熔鑄了竹的特殊氣質，構成了洞簫先天的感情基因。另一方面則是洞簫演奏者的音樂天分。演奏洞簫的是盲樂師，他們因才能、感情無從發舒，便專注於這一樂器，專注於音樂。這也構成了洞簫音樂藝術臻於極境的重要條件。作品的主幹部分是對洞簫演奏時藝術效果的描繪：
故聽其巨音，則周流泛濫，並包吐含，若慈父之畜子也;其妙聲，則清靜厭■，順敘卑達，若孝子之事父也。科條譬類，誠應義理。澎濞慷慨，一何壯士!優柔溫潤，又似君子。故其武聲則若雷霆輘輷，佚豫以沸悁;其仁聲則若凱風紛披，容與而施惠。
節奏的變化各盡其妙，感人至深，移人情性，能使品行節操較低下者歸諸廉潔方正、仁恩重厚。在作者筆下，洞簫獨特的藝術感染力是任何著名樂師演奏其他樂器都無法達到的。這篇賦既表現出作者對洞簫藝術有較深的感受，同時，在文學創作方面也取得了不同凡響的成就，它直接啟迪了東漢一些以樂器、音樂為題材的作品的產生，並以窮變於聲貌的成就影響了後世賞心悅目作品的發展。
揚雄是學者而兼賦家的代表，也是繼王褒之後在西漢後期文壇取得突出成就的作家。
揚雄故里揚雄的性格決定了他對文學的認識。他的創作道路，經歷了不同於常人的發展過程。他早年喜好辭賦，敬佩司馬相如的文學成就，每作賦，常以相如為楷模。晚年則對賦，對司馬相如乃於文學取否定的態度。他的變化，特別是他後期的文學觀點，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揚雄40歲以前居蜀。當時，他對賦很感興趣，並投入極大的熱情進行創作。他傷悼屈原的文才和不幸遭遇，然而，又不贊成屈原沉江以殉理想的結局，作《反離騷》等作品以抒發一時的感慨。揚雄有《蜀都賦》，實開後世京都賦的先河。
成帝時，揚雄以文才為朝廷徵召，待詔承明殿，常從帝左右，對上層集團的好惡趣尚、行止作為了解較多，遂時時作賦加以諷諫。揚雄創作的賦，以《甘泉賦》、《河東賦》、《羽獵賦》、《長楊賦》四篇最著名，具有較強的針對性。漢代的甘泉宮，本是秦之離宮，建築非常奢華，而漢武帝又在甘泉苑增修很多宮殿。於是，甘泉宮的崇殿華闕，成為窮奢極侈的代表。揚雄欲有所進諫，甘泉宮卻又不是成帝所築;欲緘口不言，卻又不能已。遂在《甘泉賦》中誇張鋪飾，極力描繪，盛讚它“似紫宮之崢嶸”，將此宮殿與傳說中上帝的宮殿相比擬，以期對統治者有所警誡。同時，作品還提出“屏玉女而卻虙妃”，“玉女無所眺其清廬兮，慮妃曾不得施其蛾眉。方攬道德之精剛兮，侔神明與之為資”。這裡委婉地針砭王朝奢侈、成帝寵幸趙昭儀諸事。儘管作者想要突出諷喻性宗旨，然而從客觀上看，其主觀上所設定的意圖遠不能同司馬相如的作品相比。留給人們的感受，倒以描繪宮殿之美居多。其他三篇賦，《羽獵賦》、《長楊賦》針對成帝好獵而發，《河東賦》寫於隨天子巡遊以後，都寄諷諫之意;但他的創作熱情和主要精力，卻是傾注在賦的審美效果方面。這就使他所奏四賦的諷諫之意不為皇帝所理解，而賦的巨麗之美倒是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揚雄在描寫的手法上，有意地滲入較多的主觀想像，原本是基於諷諫的動機，但這種描寫卻使賦帶上了虛無縹緲的色彩，留給人充分的想像餘地。揚雄筆下的宮殿等建築也不再是靜止的，而是顯得飛騰躍動，富有生氣。
西漢辭賦揚雄的賦馳騁想像，鋪排誇飾，表現出漢賦的基本特徵，同時又有典麗深湛，詞語蘊藉的特點。和司馬相如賦的意氣風發，詞語雄肆相比，呈現出另一種風格。
揚雄賦在藝術表現上創造性的成就不多。其《甘泉賦》多用“兮”字，以騷體句寫成；《羽獵賦》、《長楊賦》則盡脫騷體，可以看出司馬相如的影響。
與揚雄同時而以賦見稱於文壇者還有劉向(前79?-前8)、劉歆(?-23)父子。劉向略早於揚雄，對文學典籍的整理有傑出貢獻，學識淵博，同樣具有學者而兼賦家的特點。然其賦多不出《楚辭》窠曰。劉歆典校群書成績甚著，亦是當時傑出學者。其文學作品以《遂初賦》為代表。這是他見朝政日敗，自請出任地方官，被任命為五原太守時所作。他經歷三晉故地，撫今思昔，隱以前人遭際自比，感慨頗多。此賦對後來的述行言志作品較有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