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洛朔黨爭

蜀洛朔黨爭以司馬光為首的反變法派﹐是由多種政治力量暫時結合而成﹐在擊逐變法派的同時﹐內部掀起了具有地方色彩的派別鬥爭。

以司馬光為首的反變法派﹐是由多種政治力量暫時結合而成﹐在擊逐變法派的同時﹐內部掀起了具有地方色彩的派別鬥爭﹐這就是“蜀洛朔黨爭”。洛陽人程頤以布衣之士為司馬光﹑呂公著汲引至政府﹐並以崇政殿說書之職擔任宋哲宗的老師。對這個十歲的小皇帝﹐程頤“每以師道自居”﹐除灌輸儒家正統思想﹐還要小皇帝不近酒色﹐連司馬光等也覺得未免過分。司馬光死後﹐朝臣們藉朝賀大赦的機會﹐去弔唁司馬光。程頤認為不可﹐說:“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哪能“賀赦才了”就去弔祭﹗人們不同意這種迂腐之論﹐而蘇軾譏笑說﹕此是枉死市上叔孫通制訂的禮﹐而不是孔夫子的禮。眾人無不哄然。程頤的弟子朱光庭﹑賈易等所謂洛黨﹐藉口蘇軾在策問中提出效法“仁祖之忠厚”則官吏們偷惰不振﹐效法“神考之勵精”又使官吏們流於苛刻﹐藉以攻擊蘇軾誣衊宋仁宗趙禎不如漢文帝劉恆﹑宋神宗趙頊不如漢宣帝劉詢﹐應予治罪。蜀人呂陶﹑上官均亦即所謂蜀黨﹐不肯坐視蘇軾所受排擊﹐上章論列朱光庭藉機為程頤泄私忿。無所偏袒的范純仁也覺得朱光庭的奏章太過分﹔而側身於朔黨的王岩叟則支持程頤。洛黨和蜀黨積不相能的結果﹐蘇軾離開了政府﹐程頤也罷崇政殿說書。兩黨兩敗俱傷﹐以劉摯﹑梁燾等北方人為首的朔黨控制了政府﹐成為司馬光保守派的真正繼承者。隨後﹐朔黨又同呂大防發生矛盾﹐權勢之爭﹐愈演愈烈﹐而一些投機分子如楊畏之流又交斗其間﹐政治局面更加混亂﹐最後經受不起以章為首的變法派打擊﹐完全垮台。

三黨差別

洛黨的政見,與王安石多有異同。他們也像王安石那樣,主張以理想來改造現實,他們所本的理想也是所謂“王道”的典範唐虞三代。不僅在理想方面,在具體主張方面也是這樣。比如王安石以為:“今人才乏少,且其學術不一,異論紛然,不能一道德故也,一道德則修學校。”程顥則以為:“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秀民不養於學校而人才多廢。”在這一點上,兩者的看法完全一致。程顥曾上神宗書,其中有關井田、兵歸於農、帝王必立師傅等等的主張,也多與王安石一致。熙寧二年程顥參與考察諸路農田水利賦役,就是因為有相同認識的基礎。
洛黨與王安石也有不同,比如王安石特重法,而洛黨偏重人。程子曾說:“善言治者,必以成就人才為急務,人才不足,雖有良法,無與行之矣。”這是兩者顯著的不同處。
蜀黨對政事的看法較洛黨柔軟,言事論理不執於一端,所以他們並不強調某種理念,也不認為某種制度獨勝。而兩黨領袖的趣味、性格尤其表現了不同。比如洛黨領袖程頤“不欲為閒言語”,援古句“吟成五個字,用破一生心”,說作詩是浪費生命,所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個字上”。蜀黨領袖蘇軾則極好詞采,以為“世間樂事無逾此者”。頤嚴肅有餘,完全沒有幽默感,軾則是在詩文書畫諸方面都極顯才華的大才子,性格中“活潑”的成分也較多。
朔黨不同於洛黨之處,在於朔黨多為實務派官員,所以較重經驗。王安石與洛黨都喜歡講唐虞,講三代,講“王霸之辨”,而朔黨不講。不講三代那樣玄遠的理想,而注重王安石與洛黨看不起的漢唐經驗,主張通過權衡漢唐的利弊,來進行逐步的改良。激進派對這樣的“實際”主張不以為然,以為這樣的主張行之於平穩治世,也許是得策,但用之於大變革時期未免緩不濟急。就如程顥對司馬光自比“人參、甘草”所說:“病未甚時可用也,病甚則非所能及”(司馬光在元佑時盡反熙豐,“人參甘草”成了“烈藥”。)
洛蜀朔三黨,不同處本來很多,只是因反對王安石變法而走到了一起。維護新法的王安石一派被驅除出朝廷,他們便不能相安於一朝。所謂“既交惡,其黨迭相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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