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報案

蘇報案

清政府為鎮壓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潮而羅織的文字獄,是辛亥革命前的著名反清政治案件。1903年,鄒容、章太炎分別寫出轟動全國的《革命軍》和《駁康有為論革命書》。《蘇報》連續發表《讀〈革命軍〉》、《序〈革命軍〉》、《介紹〈革命軍〉》等文章,大罵皇帝和清政府,高呼革命為神聖“寶物”,要求建立資產階級“中華共和國”,推薦《革命軍》為國民必讀的第一教科書。同時報導各地學生的愛國運動。為此清政府照會上海租界當局, 以“勸動天下造反”、“大逆不道”罪名將章太炎等逮捕。鄒容激於義憤,自動投案。

基本信息

案件概述

蘇報案蘇報案

《蘇報》原是一家以日僑出面開辦的報紙,1896年6月26日創刊於上海。主辦人胡璋,以其日籍妻子生駒悅的

名義註冊,報刊內容多載市井瑣事。1900年,由陳范接辦,傾向改良。1902年南洋公學發生退學風潮,《蘇報》首先報導,鏇設“學界風潮”專欄,及時報導學潮訊息,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聲價大起”,而想“更以適時言論張之。1903年夏,《蘇報》支持中國教育會和愛國學社的活動,聘請章士釗為主筆,章太炎、蔡元培為撰稿人,報導各地學生的愛國運動。以後,《蘇報》又陸續刊登了許多激烈地宣傳革命的文章,旗幟更為鮮明。

歷史背景

近代歷史上的改良和革命,都是以報刊宣傳為先導的。

十九世紀末的戊戌維新,《強學報》《時務報》《湘報》《知新報》就是改良派的主要宣傳基地。變法失敗後,梁啓超在日本創刊《清議報》,鼓吹“勤王”、“保皇”。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也在己亥十二月二十五日(1900年1月25日)於香港辦《中國旬報》,由陳少白主編。1900年春,中國留日學生在東京成立勵志會。冬,戢翼翬等創辦《譯書彙編》,譯載西方政治名著。如盧梭《民約論》、孟德斯鳩《萬法精理》、穆勒《自由原論》等。1901年5月10日,秦力山、戢翼翬、沈翔雲等創辦《國民報》,鼓吹天賦人權、平等自由。第四期發表了章太炎的《正仇滿論》,批判梁啓超在《清議報》上連載的《積弱溯源論》,駁斥保皇派。這時,知識分子日漸從康、梁的思想影響下解放出來,促使了革命派的覺醒和改良派的分化。1902年4月,章太炎在日本結合秦力山等發起“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動員反清革命,接著,《江蘇》、《浙江潮》等革命書刊也先後在日本發行。

這時,蔡元培、蔣觀元、葉瀚、黃宗仰等集議,成立中國教育會。章程中宣布:

本會以教育中國男女青年,開發其智識而增進其國家觀念,以為他日恢復國權之基礎為目的。

10月,上海南洋公學發生退學風潮,得到教育會的支持。推蔡元培為總理。《章程》中說:“重精神教育,而所授各科學,皆為鍛鍊精神,激發志氣之助。”

1903年4月3日,江寧江南陸師學生因反對校方專制退學,得到上海教育會的支持。章士釗等三十人加入愛國學社,章太炎、蔣維喬、吳稚暉均任教職。

這年春,上海開展抗法拒俄運動,愛國學社革命空氣活躍,師生在社會上公開宣傳革命。《蘇報》也經改組,“以鼓吹革命為己任。”

改革經過

1903年5月27日(五月初一日),延請章士釗為主筆。章士釗“董理斯報”,《蘇報》於6月1日(五月初六日)起,實行“大改良”,說是:

本報發行之趣意,諒為閱者諸公所謬許。今後特於發論精當、時議絕要之處, 夾印二號字樣,以發明本報之特色,而冀速感閱者之神經。

今將《蘇報》“大改革”後的情況,按日簡述如下:

1903年6月1 日(五月初六日)首列上述“本報大改革”。論說為《康有為》,說是:“要之康有為者,開中國維新之幕,其功不可沒。而近年之頃,則康有為於中國之前途絕無影響。”但“今日之新社會已少康有為立錐之地”。“而天下大勢之所趨,其必經過一躺之革命,殆為中國前途萬無可逃之例”。

蘇報案--鄒容蘇報案--鄒容

1903年6月2 日(五月初七日)首列“本報大注意”謂:“本報近 來詳於學界,頗承海內外君子之不棄,投函無虛日,愧無以荷。今特將‘學界風潮’異常注重。論說之下,首隸此門,用以副諸君子之雅望。又增列‘輿論商榷’一種。凡諸君子以有關於學界政界各條件,願以己見借本報公諸天下者,本報當恪守報館為發表輿論之天職,敬與諸君子從長商榷,間亦忘其向陋,附有所陳,諸君子其匡我不逮,幸甚。”“論說”為《哀哉無國之民》。“學界風潮”有《論江西學堂學生無再留學之理》,謂:“乃二十世紀新中國之主人翁,而俯首就範於亡國家奴之下,大恥奇辱,孰過於斯”。

6月。所有各省及本埠之瑣屑新聞,概不合本報之格,嚴從沙汰,以一旨歸。其‘時事要聞’中惟擇其確有關係者羅列一二。另設‘特別要聞’一門,亦不常置,如獲緊要軍報,於中國絕大關係等事,則盡前登列,間加按語以質高明。閱者諸公或有以採錄不備責本報者,本報當謹謝不敏”。謂:“後又得北京密電,上海道嚴拿蔡、吳、湯、鈕新黨四人,聞此亦呂海寰之所指名,即聚眾會議之首領是也”。

頗承諸志士之所不棄,深表同情。投稿於本館者,殆無虛日,可見中國民氣之振。此本報絕大希望,銘感何如。故記者寧避三舍,敬謹先登,尤望諸大豪傑之不吝賜教,中國萬歲”。“來稿”有《讀〈革命軍〉》,署“愛讀《革命軍》者”。謂:“是以排滿之見,實足為革命之潛勢力,而今日革命者所必不能不經之一途也”。“卓哉!鄒氏之《革命軍》也,以國民主義為乾,以仇滿為用,撏撦往事,根極公理,驅以犀利之筆,達以淺直之詞。雖頑懦之夫,目睹其字,耳聞其語,則罔不面赤耳熱,心跳肺張,作拔劍砍地、奮身入海之狀。嗚呼!此誠今日國民教育之第一教科書也”。同日“新書介紹”欄刊《革命軍》廣告,署“四川鄒容著”,全文為:

《革命軍》凡七章,首緒論,次革命之原因,次革命之教育,次革命必剖清人種,次革命必先去奴隸之根性,次革命獨立之大義,次結論,約二萬言。章炳麟為之序。其宗旨專在驅除滿族,光復中國。筆極犀利,文極沉痛,稍有種族思想者,讀之當無不拔劍起舞,發沖肩豎。若能以此書普及四萬萬人之腦海,中國當興也勃焉,是所望於讀《革命軍》者。

謂:“夫中國吞噬於逆胡,已二百六十年矣。宰割之酷,詐暴之工,人人所身受,當無不昌言革命”。末謂:

抑吾聞之,同族相代,謂之革命;異族攘竊,謂之滅亡;改制同族,謂之革命;驅除異族,謂之光復。今中國既滅亡於逆胡,所當謀者光復也,非革命云爾。容之署斯名,何哉?諒以其所規畫,不驅除異族而已,雖政教學術、禮俗材性,猶有當革者焉,故大言之曰革命也”。署“共和二千七百四十四年四月。

6月12日、13日(五月十七日、十八日)“來稿”有“漢種之中一漢種”的《駁〈革命駁議〉》。此文開頭一段,略謂:“夫小小變法,不過欺飾觀聽,而無救於中國之亡。立憲足以救中國之亡,又非不知自由者所能就,然則研究實學果安所用耶?然而維新之極點,則必以立憲為歸矣。彼所以侈陳維新、諱言革命者,非謂革命之舉,必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大蹂大搏,以與凶頑爭命,而維新可從容晏坐以得之耶?”以下論述“各國新政,無不從革命而成。”

章太炎章太炎

按柳亞子《我和言論界的因緣》稱:“公元1903年,我第一次到上海,進入愛國學社,這時候,和章太炎、鄒威丹兩位先生很接近。在陰曆五月中旬,《新聞報》登了一篇《革命駁義》,太炎先生便寫《駁〈革命駁議〉》來反駁他。開了一個頭,他不高興寫了,叫我續下去。我續了一段,同邑蔡冶民先生也續了一段,末尾是威丹先生加上去的。”則此文為章、柳、蔡、鄒四人寫的。

餘杭章炳麟移書駁之,持矛刺盾,義正詞嚴,非特康氏無可置辨,亦足以破滿人之膽矣。凡我漢種,允宜家置一編,以作警鍾棒喝。定價一角”。

無以副讀者諸君之望,心竊歉然。將目次分作十界:一,論說界(來稿選論,譯件附);二,機關界,內設調查部,凡國內近今趨勢極有關係各要件,或由本館專員訪得,或諸同志之寄稿,均隸此界(即特別要聞);三,教育界(即‘學界風潮’);四,政事界;五,新聞界,分中國之部、外國之部(即‘時事要聞’、‘世界要聞’);六,評論界(即‘輿論商榷’);七,通信界;八,紀言界,分‘文苑叢談’;九,紀實界(即‘專件擇要’);十,余錄界。此十界者,不過略為區分,將來或有擴充,隨時改訂。惟此時限於篇幅,不能全登,當視其報料之傾向,疏密間出。又首次改良,以二號字夾用,今以其占篇幅過多,仍一律用四號字,而於發議精當處,加以圈識。惟機關界則間用二號字,以醒眉目。”

改革總結

由上可知,《蘇報》自1903年5月27日開始改革,延請章士釗為主筆後,6月1日實行“大改良”,發表論說《康有為》,說是;“今日新社會已少康有為立錐之地”。接著,又注意“學界風潮”,增訂“輿論商榷”,在“時事要聞”中,“擇其確有關係者嚴列一二”,另設“特別要聞”。對《新聞報》所載《革命駁議》也予駢駁。

“改革”後的《蘇報》,其主要宗旨是反對改良,宣傳革命。最引人注目的是鄒容的《革命軍》和章太炎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下簡稱《駁康書》),《蘇報》不僅為此登“新書介紹”,而且刊登《序〈革命軍〉》、《讀〈革命軍〉》,札錄《駁康書》,還以《康有為與覺羅君之關係》為題。這樣,清政府就與帝國主義勾結,製造了“蘇報案”。

案件起因

《蘇報》的“大改革”,特別是鄒容的《革命軍》和章太炎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的介紹和刊發,是“蘇報案”發生的直接原因。

案件起因

《蘇報》的“大改

蘇報案蘇報案

革”,特別是鄒容的《革命軍》和章太炎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的介紹和刊發,是“蘇報案”發生的直接原因。鄒容自日本遊學返國後,來上海參加愛國學社,與章太炎同寓。曾參加張園的拒俄會議。他奮筆疾書,寫成《革命軍》,說:“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爭存爭亡過渡時代之要義也;革命者,順乎天而應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敗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蠻而進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隸而為主人者也”。章太炎看後說:“吾持排滿主義數歲,世少和者,以文不諧俗故,欲諧俗者,正當如君書,因為之序而刻行之。”

《革命軍》以悲憤的心情,通俗的語言,抨擊清政府的賣國罪行,認為只有革命,才能“去腐敗而存良善”,“由野蠻而進文明”,“除奴隸而為主人”,號召以革命推翻滿清政府。《革命軍》的出版,《蘇報》的介紹,章太炎《序》的刊布,皆在當時起了很大影響。然而,此時以康有為為代表的改良派的影響仍然存在。在革命形勢高漲的情況下,康有為的弟子梁啓超、歐榘甲也有些“搖於形勢”。康有為遂於1902年寫了《與同學諸子梁啓超等論印度亡國由於各省自立書》和《答南北美洲諸華僑論中國只可行立憲不可行革命書》②兩文。前文對梁啓超等的“搖於形勢”、“妄倡十八省分立之說”予以駁斥,主張“今令以舉國之力,日以擊榮祿請歸政為事,則既倒政府之後,皇上復辟,即定憲法變新政而自強,是則與日本同軌而可望治效耳”。如果“移而攻滿洲,是師法印人之悖蒙古而自立耳,則其收效亦與印度同矣”。

後文以為:“談革命者,開口必攻滿洲,此為大怪不可解之事”,“吾四萬萬人之必有政權自由,必可不待革命而得之,可斷言也”。“且捨身救民之聖主,去千數百年之敝政者,亦滿人也”。“吾今論政體,亦曰‘滿漢不分,君臣同治’八字而已,故滿漢於今日無可別言者也,實為一家者也”,“欲革命則革命耳,何必攻滿自生內亂乎!”這兩封公開信,反對“革命者開口攻滿洲”,主張“皇上復辟,即定憲法,變新政而自強”,完全是高倡復辟,壓製革命的文字,章太炎看到後,寫了《駁康有為論革命書》。

《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從清朝的封建統治和種族迫害說到革命的必要,對改良派的理論嚴加批駁。改良派以“立憲法,定君民之權”為“治法之極則”,章太炎申斥康有為所謂“滿漢不分,君民合治”,實際是“屈心忍志以處奴隸之地”。改良派企圖以流血犧牲來恐嚇人們,章太炎指出,歐、美的立憲,也不是“徒以口舌成之”,革命流血是不可避免和完全必要的;改良派美化光緒,章太炎指出,光緒只是“未辨菽麥”的“小丑”,他當初的贊成變法,只不過是“交通外人得其歡心”、“保吾權位”,如果一旦復辟,必然將中國引向滅亡。改良派宣傳天命論,章太炎指出:“《中庸》以‘天命’始,以‘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終”,“撥亂反正,不在‘天命’之有無,而在人力之難易”。改良派以革命會引起社會紊亂為藉口,章太炎讚美革命:“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舊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黃之猛劑,而實補瀉兼備之良藥矣”。有力地打擊了改良派,提高了革命思想。

章太炎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是在1901年所寫《正仇滿論》的基礎上續予發揮,並就康有為的《政見書》進行系統批判,大聲疾呼,震動朝野的。清政府和帝國主義以高壓手段鎮壓。不久,章、鄒被捕,《蘇報》被封,“蘇報案”發生。

案件進展

革命破壞

蘇報案--章太炎蘇報案--章太炎

中外勾結“查禁密拿”的陰謀,愛國學社社員曾有風聞。早先,清政府派江蘇侯補道俞明震“檢查革命黨事”,吳敬恆曾和俞明震父子有接觸,俞曾將兩江總督“札飭”交給吳敬恆“觀之”。吳出逃,《蘇報》主持人陳范也出逃,蔡元培與章太炎商量,“謂捨出走無他法”,蔡出走,章“就逮”。可知,“蘇報案”的發生,章、鄒的被捕,是清政府和帝國主義租界當局合謀破壞的。

案件定性

“蘇報案”的發生,是清政府和帝國主義相勾結,密謀鎮壓革命的一次政治案件。

清政府密謀鎮壓革命

1903年6月29日(閏五月初五日),上海報紙上就有“愛國學社召集不逞之徒,倡演革命諸邪說”,“端方領奉廷寄外交部呈遞魏光燾電”,“飭查禁密拿”的報導。端方是湖廣總督,魏光燾是兩江總督,說是“欽奉廷寄外務部呈遞魏光燾電”,說明是“由上而發”的。次日(6月30日),“由滬道商美總領事會同各領籤押,工部局即允協拿。”清政府以《蘇報》“悍謬橫肆,為患不小”,特囑美人福開森“切商各領等,務將該館立即封閉”。7月4日,上海道袁樹勛又親訪英、美領事,密謀鎮壓。

審訊

“蘇報案”發生,上海租界當局審訊時,中外官僚也相勾結。清政府指控《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大逆不道”的語句是:“蓋自乙未以後,彼聖主所長慮卻顧,坐席不暖者,獨太后之廢置吾耳。殷憂內結,智計外發,知非變法,無以交通外人得其歡心;非交通外人得其歡心,無以挾持重勢,而排沮太后之權力。載湉小丑,未辨菽麥,鋌而走險,固不為滿洲全部計”。“載湉者,固長素之私友,而漢族之公仇也。況滿洲全部之蠢如鹿豕者,而可以不革者哉?”章太炎在法庭上嚴詞申斥,指出:“今年二月,在愛國學社任教習,因見康有為著書反對革命,袒護滿人,故我作書駁之”。並“供不認野蠻政府。”清政府延請古柏及哈華托為律師,“讞員孫建臣直刺會同英總領事署迪翻譯官升堂研鞫。”

7月21日,第二次審訊,“為章、鄒諸黨人所延律師博易及瓊司”也到庭。博易稱:“古律師所請改期會訊,堂上不能允從。若雲交涉事機,究與何人交涉,不妨指明。況《公共租界章程》,界內之事,應歸公堂審理。現在原告究系何人?其為政府耶?抑江蘇巡撫耶?上海道台耶?”審判員孫建臣說:“系奉旨著江蘇巡撫飭拘,本分府惟有尊奉憲札行事而已”。博易律師又稱:“政府律師如不能指出章、鄒等人所犯何罪,又不能指明交涉之事,應請將此案立即註銷”。哈華托不允,謂:“仍俟政府將交涉事機議妥,然後訂期會訊”。孫建臣及英總領事署迪翻譯“皆曰諾。”

“引渡”

在此以前,清政府想方設法,欲置章、鄒於死地。以“大逆不道,煽惑人心,謀為不軌”的罪名,企圖將章、鄒“引渡”,解至南京,處以極刑。美國公使康格、總領事古納、參贊福開森也秘密策劃“移交中國官府懲辦”,以便從清政府手中換取更多的特權。

由於帝國主義在侵華過程中有矛盾,從而對於“引渡”,態度也不一致。據《中外日報》1903年8月18日載:“近在北京地方各公使因上海蘇報館一案,英國參贊之意,以為諸人不應交與華官,日本公使以為未嘗拘人。以前上海道既與各國領事立有約章,現在即應照約辦理。惟俄、法兩國則欲助中國政府,將諸人交於華官,故其中彼等之意見各不相同。美公使之意以為莫妙於仍交上海領事辦理此事也。”儘管他們態度不一,但對中國人民的反抗加以鎮壓則是一致的,說是“逆書筆端犀利,鼓吹武裝革命,殺戮滿人,痛詆皇上,西人何故保護此輩莠民,使其謀為不軌,安然造反耶?”終因“街頭謠言紛紜”,“引渡”未能實現。

只要寫今上一字,罪名足矣”。古柏接著說:“章等擾亂人心之處,請閱之,其意欲將滿人驅逐。此種重大之事,如華人盡聽其語,天下豈不大亂”。主張嚴懲,汪瑤庭提出“應照華例究辦”,古柏也予附和。清政府官僚和英、美租界當局相互勾結。

宣判

領事團又“對此發生異議”,相持不決。當時報載:“蘇報館革命黨渠魁鄒容、章炳麟迭經上海縣汪瑤庭大令命駕至英、美等國公共租界公廨會同讞員鄧鳴謙司馬、英總領事署翻譯官翟比南君訊明各情,擬科以永遠監禁之罪。前日,捕頭遂命將章、鄒二犯送入提籃橋畔西獄收禁。”

次年5月(四月),章太炎被判處監禁三年,鄒容被判處監禁二年。“罰作苦工,限滿釋放,驅逐出境”。錢允生、陳吉甫“開釋”。陳仲彝“姑準交保尋父到案”,龍積之“亦應省釋。”

案件結果

蘇報案研究蘇報案研究

1903年7月7日,《蘇報》被封,逮捕了章太炎。鄒容激於義憤,自動投案。章、鄒在會審公廨上繼續宣傳革命,堅持鬥爭。蔑視帝國主義和清朝統治者的迫害。

1904年5月,章、鄒分別被租界法庭判處監禁3年和2年徒刑,並禁止中國人在租界內辦報紙宣傳革命和出版革命書籍。1905年,鄒容被折磨致死,年僅21歲。1906年,章太炎刑滿釋放。強勢的清政府企圖通過這一事件壓制輿論以達到鎮壓革命的目的,然而事與願違,通過“《蘇報》案”,《革命軍》的銷行更廣,革命風潮日盛。

案件後續

“蘇報案”和章太炎、鄒容的獄中鬥爭,影響深遠,它促使了革命政治團體的成立。

“蘇報案”發生後,章太炎、鄒容仍與革命派保持聯繫。革命派於8 月23日在上海愚園開追悼會,祭文即出自章太炎手筆。《駁〈革命駁義〉》,章、鄒也與革命派合著。1904年,章太炎和蔡元培、陶成章、徐錫麟等組織光復會,成為同盟會成立成立前的主要革命小團體之一。同時,華興會的成立,也和“蘇報案”有關。華興會的發起人黃興在1903年返國後,即大量翻印鄒容所著《革命軍》,“散布到軍商各界,擴大反清宣傳。”兩湖志士“與上海言光復者相應和。”組織了華興會。這樣,就給1905年中國同盟會的成立,準備了條件。

“蘇報案”的發生和章太炎、鄒容的獄中鬥爭,又擴大了革命的思想影響。

《蘇報》被封后,章士釗、陳去疾等續辦《國民日日報》,“放肆蜚言,昌言無忌”,重遭清政府外務部通飭總稅務司轉知郵政局,“毋得代寄”。不久,蔡元培等又創《俄事警聞》,後擴展為《警鐘日報》,憤斥帝國主義,抨擊清朝政府。在日本發刊的《江蘇》、《浙江潮》,也在“蘇報案”發生後,言論轉趨激烈,宣傳反清鬥爭。中外統治者雖日益阻撓,肆意查禁,終不能抗拒時代的洪流。《革命軍》和《駁康有為政見書》秘密印刷,廣泛流傳,據章太炎《贈大將軍鄒君墓表》④稱:

君既卒,所著《革命軍》因大行,凡摹印二十有餘反,遠道不能致者,或以白金十兩購之,置籠中,雜衣履糍餅以入,清關郵不能禁,卒賴其言為光復道原。

廣大的知識分子紛紛從改良主義的思想影響下解放出來。從此,改良派的思想陣地日益縮小,革命派的思想陣地日益擴大。

影響深遠

“蘇報案”

蘇報案蘇報案

的發生和章、鄒就逮,也導致了革命運動的展開。“蘇報案”發生後,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態度比過去積極了。1904年,湖南、廣東的紳商要求收回粵漢鐵路,改歸民辦。從此,展開了收回利權運動。同年,“中美華工條約”期滿,各地報刊揭發美帝虐待華工的實況,人們對美帝的仇恨漸漸增加,終於匯為抵制美貨運動。

特別應該指出的是,就在“蘇報案”發生後半年,孫中山在《檀山新報》上發表《敬告同鄉書》,明確指出:“革命與保皇,理不相容,勢不兩立”。“革命、保皇二事,決分兩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東西之不能易位。革命者志在撲滿而興漢,保皇者志在扶滿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馳”,號召“大倡革命,毋惑保皇”,劃清了革命和保皇的界線。

接著,在《駁保皇報書》中,指出康有為等在變法失敗後所宣傳的“愛國”,是愛“大清國”,不是“中華國”,認為“保異種而奴中華,非愛國也,實害國也”,並對保皇黨人“所論《蘇報》之案,落井下石,大有幸災樂禍之心,毫無拯弱扶危之志。”摘發備至。

1905年,孫中山把他領導的興中會,同黃興領導的華興會以及蔡元培、陶成章、章太炎領導的光復會聯合起來,組成中國同盟會,把“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寫入誓詞,定為革命黨人必須遵循的綱領。這個綱領的實質,是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封建統治,建立共和政體。這個綱領,給革命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犀利武器。

從此,推翻清朝成為時代的主流,保皇會保皇臣清的面目也就日露,終且為清政府“預備立憲”搖旗吶喊,與革命派公開論戰了。“蘇報案”距今已經一百年了,回顧一百年前章太炎、鄒容的鬥爭業績,“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章太炎在《獄中答新聞報》說:“天命方新,來復不遠,請看五十年後,銅像巍巍,立於雲表者,為我為爾,坐以待之”。一百年後的今天,我們還是緬懷他們,紀念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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