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鎮割據藩鎮割據
唐朝中葉以後，一部分地方軍政長官據地自雄，不服從中央命令的政治局面。藩是保衛，鎮指軍鎮。封建朝廷設定軍鎮，本為保衛自身安全，但發展結果往往形成對抗中央的割據勢力，這是封建統治者爭權奪利的本性所造成的矛盾。唐代安史之亂後出現的中央集權削弱、藩鎮強大、互相爭戰的局面。當時節度使獨攬一方軍政財權，其職位由子弟或部將承襲，不受中央政令管轄。至9世紀初，全國藩鎮達四十餘個，他們互相攻伐，或聯合對抗中央。唐代中央政府屢圖削弱藩鎮，收效甚微。此局面延續近兩個世紀，至北宋初結束。後代史家把這種局面統名之為“藩鎮割據”。
概述
後梁太祖---朱溫唐廷被強藩朱溫所滅歷史背景
唐玄宗李隆基在位(712～756)時期，為防止周邊各族的進犯，大量擴充防戍軍鎮，設立節度使，賦予軍事統領﹑
山西發現李隆基形象壁畫這些本是軍事官職，但節度使又常兼所在道的觀察處置使(由前期的採訪使改名)之名，觀察處置使也兼都防禦使或都團練使之號，都成為地方上軍政長官，是州以上一級權力機構。大則節度，小則觀察，構成唐代後期所謂藩鎮，亦稱方鎮。方鎮並非都是割據者，在今陝西﹑四川以及江淮以南的方鎮絕大多數服從朝廷指揮，貢賦輸納中央，職官任免出於朝命。但是今河北地區則一直存在著名義上仍是唐朝的地方官而實際割據一方，不受朝命，不輸貢賦的河北三鎮；今山東﹑河南﹑湖北﹑山西也曾在很長一段時期記憶體在類似河北三鎮的藩鎮；還有一些倚仗自己實力對中央跋扈不馴﹑甚至舉行叛亂的短期割據者。後代史家把這種局面統名之為“藩鎮割據”。
起因
唐玄宗李隆基在位（712～756）時期﹐由於均田制瓦解，建立於其基礎上的府兵制亦隨之瓦解，開
安史之亂圖始實行募兵制，募兵制的惡性發展形成了藩鎮割據。為防止周邊各族的進犯﹐大量擴充防戍軍鎮﹐設立節度使﹐賦予軍事統領﹑財政支配及監察管內州縣的權力﹐共設九個節度使和一個經略使（見天寶十節度使）。其中特別是北方諸道權力的集中更為顯著﹐經常以一個兼任兩三鎮節度使﹐安祿山就是憑藉身兼范陽﹑平盧﹑河東三鎮節度使而發動叛亂的
階段
唐代藩鎮割據的形勢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初唐
唐玄宗唐代藩鎮設立之前，唐政府在邊地上設定有守捉、城、鎮、軍，總體稱為道。唐睿宗景雲二年（711年），賀拔延嗣被任命為涼州（治今甘肅省武威市）都督，為防範吐蕃的入侵，河西藩鎮成為唐朝第一個藩鎮[2]。唐玄宗時開始置有大量的藩鎮。例如開元元年（713年）始置幽州藩鎮（駐今北京市）節度使與朔方藩鎮（駐今寧夏靈武市）節度使。開元五年（717年）置劍南藩鎮（駐今四川省成都市）節度使。開元六年（718年）始設定安西四鎮節度經略使。至唐玄宗天寶年間，已增至10個節度使：河西節度使、范陽節度使、隴右節度使、劍南節度使、安西節度使、朔方節度使、河東節度使、北庭節度使、平盧節度使、嶺南節度使。伴隨著邊地藩鎮的設立，府兵制逐漸被募兵制所取代，邊地置有大量的精兵，總計四十九萬士卒和八萬匹戰馬屯駐邊地。
從唐代宗李豫初年到唐德宗李适末年(762～805)，是割據形成發展時期。代宗廣德元年(763)，安史之亂以史朝義自縊，其黨羽紛紛投降唐朝而告結束。但朝廷無力徹底消滅這些勢力，便以賞功為名，授以節度使稱號，由其分統原安史所占之地。計有李懷仙為盧龍(又名幽州或范陽，今北京)節度使，統治今河北東北部﹔李寶臣為成德(又名鎮冀或恆冀，今河北正定)節度使，統治今河北中部；田承嗣為魏博(今河北大名北)節度使，統治今河北南部﹑山東北部；薛嵩為相衛(今河南安陽)節度使，統治今河北西南部及山西﹑河南各一部，共四鎮。其後相衛為田承嗣所並，則成為三鎮，即河北三鎮，這三鎮名雖服從朝廷，實則獨立。軍中主帥，或父子相承，或由大將代立，朝廷無法過問。與此同時，淄青(又名平盧，今山東益者)鎮大將李正己逐節度使侯希逸，唐亦授以節度使稱號，統治今山東地區，世襲相承達三代四人。在今湖北，山南東道(今湖北襄樊襄陽)節度使梁崇義也實行割據，統治今湖北西北部達十九年。
建中二年(781)，梁崇義被消滅，三年，淮西(治蔡州，今河南汝南)節度使李希烈又據鎮反叛，自稱建興王，並聯合已稱王的淄青﹑魏博﹑成德﹑盧龍四鎮節度使抗拒中央。唐德宗調集淮西鄰道兵攻討李希烈，諸道兵都觀望不前。四年前，又調涇原(今甘肅涇川北)兵東援，十月，該軍路過京師時，發生叛亂，擁立留居長安的前盧龍節度使朱泚為秦帝。德宗出奔奉天(今陝西乾縣)。興元元年(784)正月，李希烈稱楚帝，改元武成。二月，入援朝廷的朔方(今寧夏靈武)節度使李懷光也叛亂，德宗又奔梁州(今陝西漢中)，唐朝政權處於最危險的境地。同年六月，平定了朱泚，貞元元年(785)八月平定李懷光，二年四月，李希烈為部將所殺，河北﹑山東四鎮也表示重新服從中央，表面上又歸統一。德宗經過這場恐慌之後，轉為執行姑息政策，求得暫時安定。但也做了一些削藩的準備工作，一是加強禁軍(神策軍)，二是充實府庫。不過，這兩方面都造成了另一後果，即宦官進一步控制中央政權。
中唐
安史之亂安史之亂
安史之亂爆發後﹐為了抵禦叛軍進攻﹐軍鎮制度擴展到了內地﹐最重要的州設立節度使﹐指揮幾個州的軍事﹔較次要的州設立防禦使或團練使﹐以扼守軍事要地。於是在今陝西﹑山西﹑河南﹑安徽﹑山東﹑江蘇﹑湖北等地出現不少節度使﹑防禦使﹑團練使等大小軍鎮。後來又擴充到全國。這些本是軍事官職﹐但節度使又常兼所在道的觀察處置使（由前期的採訪使改名）之名﹐觀察處置使也兼都防禦使或都團練使之號﹐都成為地方上軍政長官﹐是州以上一級權力機構。大則節度﹐小則觀察﹐構成唐代後期所謂藩鎮﹐亦稱方鎮。方鎮並非都是割據者﹐在今陝西﹑四川以及江淮以南的方鎮絕大多數服從朝廷指揮﹐貢賦輸納中央﹐職官任免出於朝命。但是今河北地區則一直存在著名義上仍是唐朝的地方官而實際割據一方﹐不受朝命﹐不輸貢賦的河北三鎮﹔今山東﹑河南﹑湖北﹑山西也曾在很長一段時期記憶體在類似河北三鎮的藩鎮﹔還有一些倚仗自己實力對中央跋扈不馴﹑甚至舉行叛亂的短期割據者。江南的節度使大多是服從聽命中央的，而且其所轄地區是唐中後期朝廷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
從唐憲宗李純永貞元年至元和末年(805～820)，是討伐叛鎮的時期。永貞元年(805)八月，唐憲宗即位，在他祖﹑父十多年努力之後，中央軍力和財力都有了一定基礎，他開始執行削藩政策。元和元年(806)，劍南西川節度使劉辟求兼領三川，因朝廷不許，就發兵攻擊東川節度使治所梓州(今四川三台)。憲宗即派高崇文統率神策軍出征，很快平定。同年，還平定夏綏節度使楊惠琳的叛亂。次年，鎮海(又名浙西，今江蘇鎮江)節度使李錡叛變，憲宗調鄰道兵征討，李錡被部將所殺。這幾次平叛的勝利，使憲宗及主戰派大臣增強了信心。四年，成德節度使王士真死，其子承宗自為留後，憲宗以宦官吐突承璀領兵討伐，沒有取得勝利，只得暫時妥協，承認承宗繼位。七年，魏博節度使田季安死，子從諫年幼繼位，軍中推立大將田興(後改名弘正)，田興表示服從中央，遵守法令，申報戶籍，請朝廷任命管內地方官，送從諫入京。長期割據的河北三鎮中出現了一個突破口。淮西自李希烈被部將陳仙奇所殺後，吳少誠又殺陳仙奇，仍然割據自雄，繼位的是另一個淮西大將吳少陽。九年，吳少陽死，子吳元濟自領軍務，在對淮西鎮的處置上，朝中大臣分為主戰﹑主撫兩派。憲宗主戰，徵集鄰道軍隊圍攻淮西。淄青﹑成德兩鎮暗中支持淮西，派人焚燒河陰轉運倉，刺殺宰相武元衡，刺傷御史中丞裴度，企圖阻止朝廷進攻，但憲宗沒有動搖，以裴度為相，堅持平叛。這是藩鎮勢力和唐朝中央的一次大決戰。由於平叛軍隊中有不少將領遷延觀望，作戰不力，戰爭拖了四年。宰相裴度親臨前線督師，十二年十月，唐鄧節度使李愬雪夜襲克蔡州，擒吳元濟，取得最後勝利。次年憲宗又發兵攻淄青，十四年二月，淄青將劉悟殺節度使李師道降唐。於是成德王承宗﹑盧龍劉總相繼自請離鎮入朝，朝廷另委節度使，長期割據的局面似乎都解決了。
涇原兵變
唐德宗時期，河北一帶的藩鎮叛亂，用來鎮壓叛軍的一支部隊趁勢占領京師長安，德宗逃到漢中，用了4年的時間才平定，史稱涇原兵變。這雖然是藩鎮割據初年的叛亂，但是範圍卻越來越大。
割據形成發展
從唐代宗李豫初年到唐德宗李适末年（762～805）﹐是割據形成發展時期。代宗廣德元年（763）﹐安史之亂以史朝義自縊﹐其黨羽紛紛投降唐朝而宣告結束。但朝廷無力徹底消滅這些勢力﹐便以賞功為名﹐授以節度使稱號﹐由其分統原安史所占之地。計有李懷仙為盧龍（又名幽州或范陽﹐今北京）節度使﹐統治今河北東北
唐玄宗李隆基《鶺鴒頌》部﹔李寶臣為成德（又名鎮冀或恆冀﹐今河北正定）節度使﹐統治今河北中部﹔田承嗣為魏博（今河北大名北）節度使﹐統治今河北南部﹑山東北部﹔薛嵩為相衛（今河南安陽）節度使﹐統治今河北西南部及山西﹑河南各一部﹐共四鎮。其後相衛為田承嗣所並﹐則成為三鎮﹐即河北三鎮﹐這三鎮名雖服從朝廷﹐實則獨立。軍中主帥﹐或父子相承﹐或由大將代立﹐朝廷無法過問。與此同時﹐淄青（又名平盧﹐今山東益者）鎮大將李正己逐節度使侯希逸﹐唐亦授以節度使稱號﹐統治今山東地區﹐世襲相承達三代四人。在今湖北﹐山南東道（今湖北襄樊襄陽）節度使梁崇義也實行割據﹐統治今湖北西北部達十九年。建中二年（781）﹐梁崇義被消滅﹐三年﹐淮西（治蔡州﹐今河南汝南）節度使李希烈又據鎮反叛﹐自稱建興王﹐並聯合已稱王的淄青﹑魏博﹑成德﹑盧龍四鎮節度使抗拒中央。唐德宗調集淮西鄰道兵攻討李希烈﹐諸道兵都觀望不前。777年﹐又調涇原（今甘肅涇川北）兵東援﹐十月﹐該軍路過京師時﹐發生叛亂﹐擁立留居長安的前盧龍節度使朱泚為秦帝。德宗出奔奉天（今陝西乾縣）。興元元年(784)正月﹐李希烈稱楚帝﹐改元武成。二月﹐入援朝廷的朔方（今寧夏靈武）節度使李懷光也叛亂﹐德宗又奔梁州（今陝西漢中）﹐唐朝政權處於最危險的境地。同年六月﹐平定了朱泚﹐貞元元年（785）八月平定李懷光﹐二年四月﹐李希烈為部將所殺﹐河北﹑山東四鎮也表示重新服從中央﹐表面上又歸統一。德宗經過這場恐慌之後﹐轉為執行姑息政策﹐求得暫時安定。但也做了一些削藩的準備工作﹐一是加強禁軍（神策軍）﹐二是充實府庫。不過﹐這兩方面都造成了另一後果﹐即宦官進一步控制中央政權。
討伐叛鎮
從唐憲宗李純永貞元年至元和末年（805～820）﹐是討伐叛鎮的時期。永貞元年（805）八月﹐唐憲宗即位﹐在他祖﹑父十多年努力之後﹐中央軍力和財力都有了一定基礎﹐他開始執行削藩政策。元和元年（806）﹐劍南西川節度使劉辟求兼領三川﹐因朝廷不許﹐就發兵攻擊東川節度使治所梓州（今四川三台）。憲宗即派高崇文統率神策軍出征﹐很快平定。同年﹐還平定夏綏節度使楊惠琳的叛亂。次年﹐鎮海（又名浙西﹐今江蘇鎮江）節度使李錡叛變﹐憲宗調鄰道兵征討﹐李錡被部將所殺。這幾次平叛的勝利﹐使憲宗及主戰派大臣增強了信心。四年﹐成德節度使王士真死﹐其子承宗自為留後﹐憲宗以宦官吐突承璀領兵討伐﹐沒有取得勝利﹐只得暫時妥協﹐承認承宗繼位。七年﹐魏博節度使田季安死﹐子從諫年幼繼位﹐軍中推立大將田興（後改名弘正）﹐田興表示服從中央﹐遵守法令﹐申報戶籍﹐請朝廷任命管內地方官﹐送從諫入京。長期割據的河北三鎮中出現了一個突破口。淮西自李希烈被部將陳仙奇所殺後﹐吳少誠又殺陳仙奇﹐仍然割據自雄﹐繼位的是另一個淮西大將吳少陽。九年﹐吳少陽死﹐子吳元濟自領軍務﹐在對淮西鎮的處置上﹐朝中大臣分為主戰﹑主撫兩派。憲宗主戰﹐徵集鄰道軍隊圍攻淮西。淄青﹑成德兩鎮暗中支持淮西﹐派人焚燒河陰轉運倉﹐刺殺宰相武元衡﹐刺傷御史中丞裴度﹐企圖阻止朝廷進攻﹐但憲宗沒有動搖﹐以裴度為相﹐堅持平叛。這是藩鎮勢力和唐朝中央的一次大決戰。由於平叛軍隊中有不少將領遷延觀望﹐作戰不力﹐戰爭拖了四年。宰相裴度親臨前線督師﹐十二年十月﹐唐鄧節度使李愬雪夜襲克蔡州﹐擒吳元濟﹐取得最後勝利。次年憲宗又發兵攻淄青﹐十四年二月﹐淄青將劉悟殺節度使李師道降唐。於是成德王承宗﹑盧龍劉總相繼自請離鎮入朝﹐朝廷另委節度使﹐長期割據的局面似乎都解決了。
元和中興
儘管唐憲宗派兵平定了藩鎮割據，但根子卻並沒有除掉，許多藩鎮趁平定一些民變之機，擴大勢力範圍。唐憲宗元和十二年（817年）十月，冬天一個雪夜裡，唐鄧節度使李愬率領九千士兵雪夜襲克蔡州，生擒吳元濟，平定了淮西之亂。元和十四年（819年），平定了淄青李師道。滄景、盧龍、成德等鎮相繼歸順中央，唐朝曾出現短暫的中興局面，全國表面上維持統一，是為「元和中興」。
三鎮復叛
元和十五年，唐憲宗被宦官毒死，唐穆宗即位後主張“銷兵”（裁減兵員）。中央接收河朔，長官多昏庸驕矜。長慶元年（821年）盧龍發生兵變，將士囚禁朝廷派去的新節度使張弘靖，盡殺其幕僚，“河朔三鎮”復叛。新的割據者朱克融、王廷湊、史憲誠力主舊制。裴度的討伐軍無功而還，朝廷因軍費浩大，無法支撐長期作戰，只好承認現狀。不過此時藩鎮多少有所收斂，成德鎮節度使王元逵“歲時貢獻如職”。黃巢軍入長安，唐僖宗逃至成都，王元逵之孫王景崇率兵勤王，“供輸相踵”，王鎔“獻馬牛戎械萬計”。
從唐穆宗初至唐懿宗末(821～874)，是藩鎮復活並延續的時期。憲宗伐叛所創下的新局面沒有維持多久。由於長期戰爭，中央府庫的積蓄已經枯竭，憲宗晚年任用聚斂之臣，遭到百姓怨恨﹔新的統一局面，也使大臣們思想痲痹。元和十五年，憲宗死，穆宗即位後，“銷兵”(即裁減兵員)的主張盛行一時。銷兵雖可以節省財政開支，但被裁的士卒無可靠生計，卻是一個亂源。河北三鎮的將士幾十年不識中央委派的官吏，如今看到的卻是一些趾高氣揚把河北士兵視為降虜的昏庸驕奢的人物。長慶元年(821)盧龍發生兵亂，將士囚禁朝廷派去的新節度使張弘靖，盡殺其幕僚。接著，成德軍將又殺自魏博移鎮成德的節度使田弘正(即田興)，朝廷命裴度統兵討伐，又命魏博節度使田布(田弘正之子)出兵助討成德，但將士不肯出力，要求田布行河朔故事(即恢復獨立狀態)，後田布自殺。於是“河北三鎮”又脫離了中央控制，被裁的士卒，紛紛投奔其下。新的割據者朱克融﹑王廷湊﹑史憲誠還是實行原先的舊傳統。裴度的討伐軍無功而還。朝廷因為軍費浩大，無法支撐長期作戰，只好承認現實。經此，唐朝中央再也沒有恢復河北的打算。即使在唐朝尚能控制的區域內，也新出現一些較弱的割據者，如徐州大將王智興逐節度使崔群，自領軍務，朝廷即授以節鎮。澤潞(今山西長治)節度使劉悟擅囚監軍使劉承偕，朝廷無可奈何，宣布流放劉承偕，劉悟才將其釋放。後來劉悟子孫三代據有澤潞。唐武宗會昌四年(844)，在李德裕主持下，平定了澤潞。這次被稱為“會昌伐叛”的勝利，對於穩定中央直接控制地區起了積極作用。總之，第三階段中，藩鎮有所復活並發展，不過程度不如第一階段之甚。在這段時間內，不論是在唐朝控制的地區，還是割據藩鎮控制的地區，都經常發生牙將逐帥的事件。這是藩鎮割據的另一種表現形態，是權力下移的象徵。
晚唐
從唐僖宗乾符二年至唐亡(875～907)，是藩鎮相互兼併的時期。乾符二年，王仙芝﹑黃巢領導的唐末農民戰爭爆發，唐朝雖然徵集各鎮士兵圍剿，並委任都統﹑副都統為統帥，實際上指揮並不統一。許多節鎮利用時機擴充自己的實力。廣明元年十二月(881年1月)，黃巢攻入長安後，唐朝中央政權實際已經瓦解，這時在全國逐漸出現了許多割據勢力，有的原是唐朝的節度使(如高駢)；有的則是自己形成一個武裝集團之後，被唐朝授予節度使(如楊行密﹑董昌﹑錢鏐)。這樣，割據的藩鎮空前增多。
這時在全國逐漸出現了許多割據勢力﹐有的原是唐朝的節度使（如高駢）﹔有的則是自己形成一個武裝集團之後﹐被唐朝授予節度使（如楊行密﹑董昌﹑錢鏐）。這樣﹐割據的藩鎮空前增多。農民起義軍失敗後﹐這些藩鎮立即轉入互相兼併的戰爭中﹐數十年戰爭不斷﹐幾乎遍及全國。天佑四年（907）﹐名義上的中央朝廷也被藩鎮之一朱溫奪去了﹐演變為五代十國﹐成為唐代藩鎮割據的延續。直到北宋統一﹐才結束這一局面。
黃巢叛將朱溫投降唐朝朝廷，並且平定黃巢軍，得到了唐僖宗的信任，朱溫做了節度使，勢力範圍遠遠超過當時控制範圍最大的藩鎮李克用。藩鎮立即轉入互相兼併的戰爭。到了唐昭宗時，朱溫還把朝政大權牢牢的控制住了。最後到了唐哀帝（唐昭宣帝）。藩鎮並未隨著唐朝滅亡而消失，整個五代十國時期都可以視作唐末藩鎮割據的延續，只不過部分藩鎮或許選擇不承認中原政權而完全獨立，以建立王國或帝國。一直到宋太宗滅掉北漢之時，才消滅藩鎮割據的局面。
宋朝
然而若細究，西夏以及越南的丁部領等人，其實都算是唐末藩鎮割據的遺留。西夏原本是在黃巢之亂中協助唐室的党項羌人，被唐室封為夏州節度使，賜姓李。因宋朝有併吞之意而獨立建立西夏國。越南則原是靜海軍節度使，後來漸漸獨立建國，而宋代時，丁部領奪得政權後，登極為大瞿越國皇帝，被宋冊封為交趾郡王。
相關人物
唐懿宗李漼李漼
唐懿宗李漼，唐宣宗長子也。母元昭皇太后晁氏。始封鄆王。宣宗愛夔王滋，欲立為皇太子，而鄆王長，故久不決。大中十三年八月，宣宗疾大漸，以夔王屬內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宣徽南院使王居方等。而左神策護軍中尉王宗實、副使丌元實矯詔立鄆王為皇太子。癸巳，即皇帝位於柩前。唐懿宗是唐朝最後一個以長子即位而且是最後一個在長安平安度過帝王生涯的皇帝。然而，懿宗在位15年，驕奢淫逸侏儒俑，不思進取，寵信宦官，迎奉佛骨，面對內憂不知其危，遭遇外患不覺其難，把宣宗在位期間重新點燃起來的一點希望之光徹底熄滅了。大中十四年（860），即懿宗即位的第二年，二月安葬了宣宗，十一月改元為鹹通。使用這一年號，據說是因為宣宗所作的一首曲子中有“海岳晏鹹通”的句子。懿宗改元時記得他的父皇，但君臨天下以來的言行舉止卻幾乎看不到宣宗的影子。鹹通之政與大中之政相比也是相距遙遙，不可以道里計。《新唐書》的作者說懿宗是“以昏庸相繼”，正是對他的綜合評價。
李希烈
李希烈，唐燕州遼西人。唐德宗時為淮西節度使，為原淮西節度使李忠臣的族侄，李忠臣因貪財好色，被其逐出淮西，逃往長安。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成德節度使李寶臣之子李惟岳、魏博節度使田悅勾結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起兵反唐，淮西節度使李希烈奉詔討伐，被唐德宗加封為南平郡王，兼漢南、漢北兵馬招討使。六月，李希烈統帥大軍進駐隨州。時隨州刺史劉長卿有詩記其事，稱李希烈“問罪襄陽，軍次漢東境上”，詩中還記述了政府軍受到隨州百姓“井稅鶉衣樂，壺漿鶴髮迎”的歡迎。面對征討，梁崇義企圖突圍南下江陵，“以通黔、嶺”，兵至隨州四望山，遭唐軍迎頭痛擊，“大敗而歸，乃收兵襄、鄧”。李希烈從隨州乘勝追擊，一路擊潰梁崇義部將的抵抗，直搗襄陽，梁崇義兵敗自殺，割據荊、襄19年的局面方告結束。建中三年(782年)，唐德宗命李希烈兼任平盧、淄青節度使，奉命征討割據淄青的李納，他反與李納通謀，並與叛亂的河北藩鎮朱滔、田悅等勾結，自稱天下都元帥、建興王。公元784年攻入汴州，鏇稱楚帝，年號武成。不久為劉洽所敗，逃歸蔡州，貞元二年（786年）被部將陳仙奇毒死。
作用
割據的藩鎮空前增多。農民起義軍失敗後，這些藩鎮立即轉入互相兼併的戰爭中，數十年戰爭不斷，幾乎遍及全國。天佑四年(907)，名義上的中央朝廷也被藩鎮之一朱溫奪去了，演變為五代十國，成為唐代藩鎮割據的延續。直到北宋統一，才結束這一局面。
影響
藩鎮割據造成了中央政府實際管轄地區的縮小，吐蕃（7世紀）、回鶻（7世紀）、西夏（11世紀）等少數民族相繼建立地方割據政權，吐蕃甚至與中原漢族政權發生過對立衝突，使得隴西一帶喪失大半[4]。淮西久為吳元濟所據，是以“蔡人有老死不聞天子恩宥者，故堅為賊用[5]”。唐憲宗初年宰相李吉甫上《元和國計簿》中，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戶口，造成稅戶比天寶年間減少四分之三，對唐朝經濟的發展產生嚴重影響。鄭白渠在秦漢時共溉田45000頃，唐代宗大曆年間仍可達6000餘頃，然而到宋初僅灌2000頃[6]。方回《瀛奎律髓》稱：“想天寶，至德以至大曆之亂，不忍讀也。”而藩鎮之內，徵兵重斂，加重了人民的負擔，“自陝以西，民力傷殘，人不聊生[7]”。趙翼《二十二史札記》：“秦漢六朝以來，有叛將無叛兵。至唐中葉以後，則方鎮兵變比比而是。蓋藩帥既不守臣節，毋怪乎其下從而效之，逐帥、殺帥視為常事。為之帥者，既慮其變而為肘腋之患，又欲結其心以為爪牙之助，遂不敢制以威令，而徒恃厚其恩施，此驕兵之所以益橫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