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穌會士

耶穌會(The Society of Jesus)成員的統稱。外文通常在人名之後用S.J.表明﹔在中國又多指在華傳教的耶穌會傳教士。耶穌會為天主教修會之一。又名耶穌連隊。1534年由西班牙貴族伊納爵·羅耀拉在巴黎創立﹐1540年教皇保羅三世批准。其最高權力機構是耶穌會公會﹐隸屬於教皇﹐下分省會﹑協作區﹑獨立的副省會等。

創立

1534年由西班牙貴族伊納爵·羅耀拉在巴黎創立,1540年教皇保羅三世批准。其最高權力機構是耶穌會公會,隸屬於教皇,下分省會、協作區、獨立的副省會等。耶穌會士須立“三絕”誓願,絕對效忠教皇和服從總會長。1773年,教皇克雷芒十四曾解散該會。1814年,教皇庇護七世又予恢復。耶穌會成立不久,即開始向亞洲、非洲、美洲派遣傳教士。它向中國派遣傳教士始於明嘉靖年間。第一個來到中國的耶穌會士方濟各·沙勿略(1506~1552)於嘉靖三十年(1551)抵廣東海面上川島,次年卒於該島。三十九年第一批耶穌會士抵達澳門。萬曆四年(1576)澳門教區成立。崇禎六年(1633)前,所有派往中國的歐洲諸國耶穌會士,均由里斯本出發,經澳門進入中國內地。

傳教和制度

羅耀拉提倡耶穌會士成為“在行動中冥想”的人,應當在工作中、在整個世界中“找到”上帝,因此神職是他們宗教生活的基本因素,耶穌會士應時刻準備投身於傳教團。於此相應,耶穌會士的祈禱時間比較靈活,也拋開齋戒等苦行活動,以使他們的神職工作更具彈性。受戒者要發神聖誓願效忠教皇。這使他們的傳教任務受教宗裁定,使修會以一種特殊的形式和教皇緊密聯繫。耶穌會士採取連隊化組織結構,教階分明,有總會長(general)實行集權控制,禁止成員擔任教廷的高級職務。耶穌會士一向因其博學而受人尊敬,這與他們所受的嚴格訓練分不開。成為一名耶穌會士首先要申請並通過基本素質考核而成為見習修士。兩年見習修行期後進入待受神職者階段,花3~5年研修文學和哲學,同時不斷進行簡單的宣誓,此後還要在特定的教廷職務上幫忙2~3年,通常是在中學任教。接著進入為期四年的神學研究階段,結束時正式發“三絕”誓願﹐最後才成為耶穌會最正式的成員,絕對效忠教皇和服從總會長。

傳入中國

萬曆三十二年,中國內地耶穌會從澳門教區獨立出來。四十三年經總會長阿瓜維瓦批准,成為獨立的副省會。至明末,歷任中國耶穌會首領和副會長的有卡布拉爾、孟三德、利瑪竇龍華民、羅如望、陽瑪諾、傅泛濟、艾儒略。自1552年至1800年,在華外國耶穌會士約七百八十多名,中國耶穌會士約一百三十多名。來華耶穌會士中,葡萄牙籍最多,其次是法國、義大利、比利時、德國、西班牙、奧地利、波蘭、瑞士籍的。耶穌會在中國發展很快,崇禎十年有教徒四萬人,康熙三十九年(1700)達三十萬。康熙六年有教堂一百五十九座,遍布於今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江蘇、廣西、廣東、山西、陝西、山東、四川、雲南、河北等省及北京。

利瑪竇

利瑪竇墓碑北京阜成門外車公莊
中國耶穌會的開創者是義大利人利瑪竇。他於萬曆十一年入居肇慶。在耶穌會遠東巡視員范禮安領導下,為耶穌會在華傳教需要,他制訂了一整套入鄉隨俗的“調和策略”,主要內容包括:結交中國士大夫和中國朝廷;傳播西方科學技術和其他人文科學;遵行儒家習俗,尤其贊同中國教徒實行祭祖祭孔禮儀。這一策略為後來大多數耶穌會士所執行。他們結交的士大夫,如沈一貫葉向高徐光啟鄒元標、焦竑、沈德符李贄李之藻章潢方以智何喬遠袁宏道、袁中道、楊廷筠等均是萬曆、天啟、崇禎朝的重要人物與知名之士。其中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受洗入教,成為明末天主教三大柱石。南明時的耶穌會士中,畢方濟弘光隆武永曆三帝結交;瞿安德在永曆朝掌管欽天事;卜彌格曾作為王太后使節出使羅馬。在中國學者與文人幫助之下,耶穌會士翻譯、撰寫了許多種有關天文、歷算、地理學、物理學以及語言學的著作,把西方科學技術和人文科學傳播到中國。其影響顯著者,數學有利瑪竇口授、徐光啟筆譯的《幾何原本》;天文學有徐光啟督領、耶穌會士鄧玉函、龍華民羅雅各湯若望參加修撰的《崇禎曆書》(一百三十七卷);地理學有利瑪竇編著的各種版本的世界地圖和艾儒略的《職方外紀》;物理學有鄧玉函口授、王徵繪譯的《奇器圖說》;語言學有利瑪竇《西字奇蹟》(今改名《明末羅馬字注音文章》)和金尼閣《西儒耳目資》。

評價

對耶穌會士傳播的基督教,明末有兩種不同的看法。徐光啟等認為它可以“補益王化,左右儒術”;南京禮部尚書沈漼等人則認為它“誑誘愚民”,“志將移國”。因而導致明末思想界護教與反教的論爭。這種論爭一直延續到近現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學術界從中西思想文化交流的角度,對明清耶穌會士的傳教活動、成就、影響和作用等,相繼發表過一些著述和評介。一般認為,明清傳教士作為中西思想文化交流的媒介,在中學西漸西學東漸活動中,向中國傳播西方知識,向西方介紹中國思想文化,對豐富當時中國學者的知識、開闊中西學者的眼界,對明末清初思想、學風的變革,都有一定貢獻和深遠的歷史影響。對於傳教士是否向中國引入了近代科學,尚存在爭論。有些學者認為,當時的傳教士是“宗教反改革的先鋒”,其學說是為“宗教反改革服務的”,是為反對近代思想與近代科學服務的,其思想體系是陳腐不堪的經院神學,是與近代科學和近代思想格格不入的,因此他們傳入中國的多非近代科學,在思想理論上沒有什麼積極意義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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