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旗[1958年中央委員會主辦理論刊物]

紅旗[1958年中央委員會主辦理論刊物]
紅旗[1958年中央委員會主辦理論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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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旗》由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辦,紅旗雜誌編輯委員會編寫的中文期刊雜誌。創刊於1958年6月1日,終刊於1988年7月1日。31年總計出版544期 523本(總第1期至第544期),31年總計31.239頁。

基本信息

創刊

毛澤東題寫的刊頭 毛澤東題寫的刊頭

1958年6月1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辦的理論刊物《紅旗》雜誌創刊。1988年6月16日《紅旗》雜誌停刊。新華社發

《紅旗》雜誌於1958年6月1日在北京創刊。創辦《紅旗》雜誌,是毛澤東首先倡議的。早在1958年3月召開的成都會議上,他就提出了“出版理論刊物”的問題,而此次會議也是毛澤東為發動“大躍進”運動而召開的一次極其重要的會議。

1958年3月8日,成都會議召開的第一天,毛澤東提出25個問題供與會者討論。其中第24個問題就是關於“出版理論刊物問題”。在22日的講話中,他又著重講了辦刊物的問題,說:“陳伯達寫給我一封信,他原來死也不想辦刊物,現在轉了一百八十度,同意今年就辦,這很好。我們黨從前有《嚮導》、《鬥爭》、《實話》等雜誌,現在有《人民日報》,但沒有理論性雜誌。原來打算中央、上海各辦一個,設立對立面有競爭。現在提倡各省都辦,這很好。可以提高理論,活潑思想。各省辦的要各有特點。可以大部根據本省說話,但也可以說全國的話,全世界的話,宇宙的話,也可以說太陽、銀河的話。”

1976年第10期 1976年第10期

接著,毛澤東講了“怕教授”的問題,為此還特意表揚了陳伯達一番,認為陳在這方面有了很大的進步。他說:“怕教授,進城以來相當怕,不是藐視他們,而是有無窮的恐懼。看人家一大堆學問,自己好像什麼都不行。馬克思主義者恐懼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怕帝國主義,而怕教授,這也是怪事。我看這種精神狀態也是奴隸制度、‘謝主隆恩’的殘餘。我看再不能忍受了。當然不是明天就去打他們一頓,而是要接近他們,教育他們,交朋友。”

“現在情況已有轉變,標誌是陳伯達同志的一篇演說、一封信,一個通知,有破竹之勢。他的思想曾萎靡不振,勤奮工作好,但統治宇宙膽子小了。”

其中談到的陳伯達的“一篇演說”,是指陳伯達於1958年3月10日應郭沫若邀請在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第五次會議上的講話,題目為《厚今薄古,邊乾邊學》。陳在講話中說:哲學社會科學應該躍進,也可以躍進。躍進的方法,就是厚今薄古,邊乾邊學。陳伯達晚年回憶說,此次講話“是根據毛主席的意見,向社會科學界傳達毛主席的觀點”,並不是“自己擅自決定的”。

而“一個通知”,是指準備下發的《中共中央關於各省、市、自治區必須加強理論隊伍和準備創辦理論刊物的通知》。

毛澤東對《紅旗》雜誌非常重視。早在成都會議上,他就指定由陳伯達擔任《紅旗》總編輯,後經八屆五中全會同意通過。1958年5月24日,也就是中共八屆五中全會公布出版《紅旗》雜誌的前一天,毛澤東高度評價了《紅旗》發刊詞,並批示:“此件寫得很好,可用。”

當天,他在給陳伯達的信中,談到了為《紅旗》題刊頭的問題。他說:“報頭寫了幾張,請審檢;如不能用,再試寫。”毛澤東一共為《紅旗》題寫了20多幅刊頭,後來從中選出兩字作為《紅旗》雜誌的正式刊頭。

《紅旗》雜誌上正式標明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辦”,也是毛澤東決定的。

《紅旗》編委會的陣容頗為強大。第一任編委有鄧小平、彭真、王稼祥、張聞天、陸定一、康生、陳伯達、胡喬木、柯慶施、李井泉、舒同、陶鑄、王任重、李達、周揚、許立群、胡繩、鄧力群、王力、范若愚。這個編委名單是毛澤東一個一個擬定的。

除了積極參與籌備《紅旗》出版的相關事宜外,毛澤東對創刊後的《紅旗》雜誌也是多加支持的。他不僅在其創刊號上發表了重要文章《介紹一個合作社》,而且對《紅旗》重要的文章或社論文章嚴格把關,對自己認為重要的文章也首先考慮在《紅旗》上發表。

停刊

1988年7月1日,《求是》雜誌創刊。同時,《紅旗》雜誌停刊。

1987年12月16日下發的《中央機構改革領導小組關於中央、國務院關於機構改革方案》內有一項是撤銷《紅旗》雜誌社,由中央黨校主辦一個黨內的理論刊物。

《紅旗》自創刊以來,到1987年走過了將近30個年頭。作為黨的機關刊物,每個時期都按照當時中央的意見、指導思想進行編輯工作。然而,忽然被停刊,這使得無論是做《紅旗》工作的同志,還是黨內外的一些同志都感到突然。

一個很急迫也是很現實的問題出現並需要立即解決:1988年第一期是否出版?《紅旗》編委會於1987年12月21日給當時中央分管宣傳工作的領導人和書記處寫了報告:“近日社內外盛傳《紅旗》機構要變動,1988年第一期按計畫12月25日發稿,27日付印。《紅旗》是否照常出版,請批示。” 12月23日中央宣傳思想工作會上重申《紅旗》必須停刊,1988年第一期照印照發,同時成立一個三人小組起草改刊第一步方案。12月25日三人小組開會討論第一步方案內容。1988年2月12日黨校負責人與《紅旗》雜誌的幹部接觸後,感到黨校確實不可能有力量辦刊。

3月2日他們給中央的信中寫到:《紅旗》在國內外已有相當影響,發行量達240萬份,不改刊名為利。但中央最後決定刊名還是要改,並確定《紅旗》6月15日的停刊日期。6月16日,《紅旗》1988年第十二期出版。雜誌正文沒有一字提及停刊,但封底“歡迎訂閱求是雜誌”的大標題下是“中共中央決定,《紅旗》雜誌今年6月底停刊,《求是》雜誌7月1日創刊”的字樣。《紅旗》就這樣悄然地退出歷史舞台

紅旗情結

《紅旗》雜誌是在黨中央、毛主席的直接關懷、具體指導下創辦的。早在1955年1月,黨的七屆六中全會上,毛主席就指出各省市要辦好刊物。1958年1月,毛主席在南寧會議上正式提出創辦中央理論刊物的問題。這年3月,創辦中央理論刊物的決策在成都會議上被具體化。在1958年5月召開的黨的八屆五中全會上,毛主席作出創辦刊物的正式決定,並定名為《紅旗》   。

當中央醞釀創辦刊物時,一些同志請毛主席為刊物起名字。主席說,還是走民眾路線,讓大家一起來尋個好名字。有關單位就發動大家提名,匯集上報。毛主席從中圈定了《紅旗》這一名字,並經中央全會確認。

毛主席還為《紅旗》題寫刊頭二十餘幅,他給《紅旗》總編輯陳伯達的信中說:“報頭寫了幾張,請審核,如不能用,再試寫。”他在題字旁還注有說明:“擬可用”、“這種寫法是從紅綢舞來的,畫紅旗”。編輯部從中選了兩字作為正式刊頭,這就是至今仍為大家廣為認知、眾口稱讚的“紅旗”二字。

中央同時還決定成立《紅旗》雜誌編委會。編委會第一次會議於1958年5月24日在中南海居仁堂由鄧小平同志主持召開。編委共36名,由中央有關部門,各省、市、自治區和部隊中理論水平高、寫作能力強的同志,以及宣傳理論系統的負責人、黨內學術理論專家組成。其中鄧力群、田家英、李友九、陳伯達、胡繩為常任編輯,陳伯達為總編輯。

這次會議也發生了一個小插曲,由於工作人員的疏忽,通知了兩個李達開會,武漢大學校長“文”李達是編委,與總參的副總長 “武”李達重名。 “武”李達到會後發現不對要退席,小平同志說,既然來了,就坐下聽聽吧。這個大編委會由於成員分散在全國各地,各人的工作繁重,會議召集困難,以後再未開過。因此,1959年中央決定在《紅旗》內部成立一個編委會,由總編輯、副總編輯以及4位編委組成,主持《紅旗》的日常工作。

《紅旗》創刊號於1958年6月1日出版。發刊詞由胡繩執筆,經毛主席、鄧小平同志審定。同期發表了毛主席的文章《介紹一個合作社》。此後,毛主席一直關注《紅旗》的工作,經常向《紅旗》推薦文章,對一些稿件還作了精心修改。 1958年8月,陸定一寫了一篇題為《教育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文章,送毛主席審閱,主席前後看了好幾次,每次都提出修改意見,有時自己動手作重要修改。

1958年8月22日,他在給陸定一的信中說:“在教育史部分,應批評凱洛夫、史達林,對中蘇都有益。中國教育史有好的一面,應當說到,否則不全。你看如何?”他特意在陸定一的稿件上加寫了這樣一段話:“中國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無類,孟子的民貴君輕,荀子的人定勝天,屈原的批判君惡,司馬遷的頌揚反抗,王充、范縝、柳宗元、張載、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論,關漢卿、施耐庵、吳承恩、曹雪芹的民眾文學,孫中山的民主革命,諸人情況不同,許多人並無教育專著,然而上舉那些,不能不影響對人民的教育,談中國教育史,應當提到他們。”

毛主席對兒童的全面發展也作了精彩補充:“兒童時期需要發展身體,這種發展是要健全的。兒童時期需要發展共產主義的情操、風格和集體英雄主義的氣概,就是我們時代的德育。二者都同從事勞動有關,所以教育與勞動結合的原則是不可移易的。總結以上所說,我們所主張的全面發展是要使學生髮展健全的身體,發展共產主義的道德。”對此文他特批:“登 《紅旗》,題目特大,全文儘量用較大字型。”同時,還代《紅旗》寫了編輯部按語。

毛主席還為《紅旗》編輯部寫過約稿信。他從《光明日報》上看到哈爾濱工業大學機械系同志寫的有關機位設計的文章,很感興趣,便給作者寫信請他們再寫一篇更詳細的文章,以《紅旗》編輯部名義發出。這對 紅旗》工作人員來說深感親切又備受鼓舞。

《紅旗》雜誌的 “三面紅旗”

在《紅旗》頭幾年的版面上,經常出現幾個作者的名字,引人注目。一個是寫國際評論的於兆力,一個是寫思想文化評論的施東向,一個是寫經濟評論的許辛學。後來人們才慢慢知道,這原來是三個集體筆名。

“於兆力”是由喬冠華、姚臻、王力組成,各取自己名字中的一個字或字的一部分。他們都參與中央有關國際問題的研究及檔案起草工作,對國際情況、國際問題比較熟悉,又了解中央精神,具有很高的權威性,很受歡迎和重視。

“施東向”是以副總編輯胡繩為首,中央政治研究室王忍之、丁偉志、鄭惠等同志參加的寫作小組的筆名。“施東向”即取自《思想界動態》這份內部刊物刊名的諧音。他們以淵博的知識、高度的理論修養、充滿文采的寫作技巧,寫出了影響很大、很受歡迎的思想文化評論文章。

紅旗雜誌 紅旗雜誌

“許辛學”是由“虛心學”演化而來,由副總編輯鄧力群牽頭,梅行、馬洪參加的寫作小組筆名。他們都是中央有關經濟問題會議的參加者和經濟檔案的起草者,所寫的文章能夠對有關問題進行透徹分析,使中央精神得到最快的傳達,對經濟工作起到了很強的指導作用。

有人開玩笑說,全國有“三面紅旗”,《紅旗》雜誌也有“三面紅旗”,指的就是這三個集體寫作班子。

1960年9月,《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出版,這是我國思想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選集》收集了毛澤東在第三次國內戰爭時期的70篇文章,《紅旗》把學習和宣傳 “毛選”四卷作為工作重點全面展開。 1960年第19期 《紅旗》在刊登《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介紹的同時,圍繞中央確定宣傳重點,發表了社論《在戰略上藐視敵人,在戰術上重視敵人》,即突出敢於鬥爭、敢於勝利、善於鬥爭、善於勝利的思想。

社論對此作了全面具體的論述,並指出這是克敵制勝的根本法則。第20-21期合刊上,刊出編輯部文章《中國人民革命勝利經驗的基本總結》,重點介紹了毛澤東如何堅持馬列主義有關國家機器的觀點、建設人民民主專政的思想。此文刊發前曾送毛主席審閱,他認為寫得很好,並作了一些修改。

2018年7月4日,習近平致信祝賀黨中央機關刊《求是》暨《紅旗》創刊60周年,代表黨中央向雜誌社全體工作人員表示熱烈祝賀,提出殷切希望。  

重要文章

嵖岈山人民公社

1958年7月1日,《紅旗》雜誌第3期發表了陳伯達寫的《全新的社會、全新的人》的文章,提出“把合作社辦成一個既有農業合作,又有工業合作的基層組織單位,實際上是農業和工業相結合的人民公社”。這篇文章開始透露了毛主席和劉少奇的一次談話精神。

接著第4期《紅旗》雜誌又發表了陳伯達寫的《在毛澤東同志的旗幟下》的文章,明確引證了毛主席的指示:“毛澤東同志說,我們的方向應該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業)、農(農業)、商(交換)、學(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裝)組成一個大公社,從而構成我國社會的基層單位。”

文革時期

1965年12月8日在《紅旗》雜誌第十三期發表發表《為革命而研究歷史》,攻擊翦伯贊提出的既要重視階級觀點又要注意歷史主義的意見,是“超階級”、“純客觀”的資產階級觀點。受到毛澤東稱讚:“現在的權威是誰?是姚文元、戚本禹、尹達……要年紀小的、學問少的、立場穩的、有政治經驗的堅定的人來接班。”

1966年第7期《紅旗》雜誌發表《評〈前線〉、〈北京日報〉的資產階級立場》。

1967年3月30日《紅旗》雜誌第5期發表《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歷史影片〈清宮秘史〉》。4月1日,《人民日報》予以全文刊登。從此為針對“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派”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革命大批判”定下了基調。

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

就在全國各地廣泛開展“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的時候,作為中共中心權威理論刊物的《紅旗》雜誌卻希奇地保持緘默。沉默,被譚震林打破。為紀念毛澤東誕辰85周年,《紅旗》雜誌約請譚震林撰文。譚震林欣然應承,對約稿人說:“文章不能只講歷史,要從現實著眼,要我寫文章我就要寫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說明毛澤東思想是從實踐中來,又經過革命實踐檢驗的科學真理。”《紅旗》雜誌奉行不捲入原則,對稿件很為難。尚未決定,譚震林又送來了修改稿,並附言說明:原稿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闡述不透徹,現再作加強。

《紅旗》雜誌只得告知中心指示《紅旗》不介入討論。譚震林果斷表示:“文章中材料可以動但觀點不能動,實踐標準的討論是全黨的大事,有人來辯論,找我好了。這篇文章我想了兩個月,想出了兩句話:凡是實踐證實是正確的,就要堅持;凡是實踐證實是錯誤的,就要改正。”

這可擊中了《紅旗》雜誌的“心病”。文章不用吧,作者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輩,而且稿子是應約而寫的;用吧,又違反了雜誌的“方針”。這個難題使《紅旗》雜誌總編輯萬分為難。他只得把文章報送中共中心政治局常委審閱。鄧小平在上面批示:“我看這篇文章好,至少沒有錯誤。我改了一下,如《紅旗》不願登,可以送《人民日報》登。為什麼《紅旗》不捲入?應該捲入。可以發表不同意見的文章。看來不捲入本身可能就是捲入。”李先念批示:“譚震林同志講的是歷史事實,應當登,不登,《紅旗》太被動了,《紅旗》已經很被動了。”

於是,那位總編輯把譚震林的文章《井岡山的鬥爭實踐與毛澤東思想的發展》發表在《紅旗》雜誌當年的最後一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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