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履歷
出生於名門望族，其祖父章一山（海遊人）是清末民初頗有名氣的史學家、教育家、書法家，父親章以吳（周恩來天津南開中學同學），母親朱淇筠（前北洋政府交通總長朱啟鈐之女）。 1927年秋赴德國留學，1929年1月參加德國共青團和德共中國語言組。1931年底回國參加抗日救亡運動。1935年以優異成績考入清華大學。抗日戰爭期間，在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從事黨的地下工作。1943年獲清華大學工學士學位。1944年底調入第十八集團軍駐重慶辦事處，任駐重慶辦事處外事組組員。後任中共駐南京代表團外事組副組長兼周恩來翻譯、中共中央外事組編譯處副處長。1949年初天津解放，任天津市人民政府外事處處長。
章文晉 人物生平
家庭和童年
章文晉的祖父章梫（號"一山"）是清末民初時一位頗有名氣的史學家、教育家和書法家。章梫於光緒三十年（1904）登進士，經殿試成為末科翰林。此後，舉家遷京。章梫先後在京師大學堂譯學館、翰林院國史館等處任職。在譯學館時與監督朱啟鈐結為摯友。辛亥革命後，章梫由於深受儒家忠君思想的影響，堅辭民國政府的任何聘任，遷居到上海作起遺老。朱啟鈐則在北洋政府內先後擔任過交通、內務總長，還一度代理過國務總理的職務。章一山離京時，把正在天津南開中學讀書的長子章以吳託付給朱啟鈐。不久，中學尚未畢業的章以吳便輟學入贅朱家，和朱啟鈐的繼室於夫人所生長女朱淇筠結婚。婚後一年，章文晉出生。
朱家是中國典型的多子女大家庭。朱啟鈐的原配陳夫人生有一子一女，她病逝後，繼室於夫人又生了一個兒子、九個女兒。章文晉從小便與和自己年齡相仿的舅舅、姨母和表兄妹們生活在一起。袁世凱稱帝失敗後，朱啟鈐因參與其事而下野，全家一起搬到天津居住。朱啟鈐在天津租界購有一棟花園洋房，定名杏花村。有了這群輩份不同，但卻年齡相仿的十幾個孩子，杏花村頓時熱鬧起來。開始，家裡辦了私塾，請來一位姓方的女先生。這位女先生在教育上很有一套辦法。儘管孩子們年齡不同，程度不一，但她把一切安排得井然有序。上課、下課、做遊戲、吃飯都要搖鈴，就像個小小的寄宿學校。私塾還教授拉丁文，這為章文晉後來掌握多種外語打下了基礎。
據親友們回憶，在這個熱鬧非凡的大家庭里，章文晉總顯得有些落落寡合。大家都說他像個"小大人"。他也和別人一起玩，但很少像別人那樣吵吵鬧鬧，興高采烈。這或許是因為他畢竟比別的男孩子們小几歲， 或許是因為他性格內向。別看他表面上不言不語，但他幼小的心靈卻極為敏感。1919年，朱啟鈐出任南北議和北方總代表，章以吳以私人秘書身份攜全家隨朱啟鈐前往南京。當專列駛入山東境內時，年僅五歲的章文晉發現光禿禿的樹枝上掛著不少鳥巢似的東西，這引起了他的好奇心。列車駛近，他定睛一看，頓時嚇得驚叫起來。原來，那哪裡是什麼鳥巢，而是一個個被斬首示眾的人頭。當地政府想用這恐怖的辦法，嚇住因饑寒交迫鋌而走險的農民。幼小的章文晉第一次透過溫馨富貴看到了中國社會的冷酷現實，這給他留下終生難忘的印象。幾十年後，他還向人講起了這短暫的一瞥。這一年，章文晉還隨父親在老家江浙一帶遊覽了幾個月。此後回到北京，他被送進同鄉會辦的浙江國小。父親對剛成為國小生的章欣毫不客氣，要求一下子嚴格起來。
在朱氏大家庭里，章以吳是眾人眼中的"新派"人物。他一生為人開明寬厚，但在教子方面極為嚴厲。在他的頭腦中既有"養不教，父之過"的中國古訓，又有歐洲清教徒式的勤儉嚴格精神。南開中學的讀書生活使他受到各種新思潮的薰陶。1921年他隨朱啟鈐遊歷了英、意、比、德、美、日等國，眼界更加開闊，對西方國家的教育尤為推崇。由於深感京城有錢人家的嬌縱使子女難成大器，他惟恐章文晉也會在舒適的生活中染上紈絝子弟的陋習。於是，章以吳規定不管天氣多冷，兒子早晚洗臉必須用涼水；每天上學放學，儘管年紀大些的舅舅和姨媽們坐在黃包車上，他卻要跟在車後走去走回。晚上，其他孩子常去看戲，但章以吳認為拖得太晚有礙健康，從不允許兒子去看。有一次，他問章文晉做完功課沒有，章文晉隨口回答做完了。章以吳一檢查，發現他還沒做，便狠狠地揍了他一頓。從那以後，他在學習上再不敢有絲毫鬆懈。這種嚴格要求對章文晉意志、品質的形成無疑是有益的。
章以吳還很重視對子女的全面培養。上國小三年級時，他要章文晉學習鋼琴。聰敏的章文晉學得很不錯，從音樂中得到的樂趣陪伴了他的一生。11歲時，父親把章文晉送到上海，讓他跟著飽讀詩書的祖父補習四書五經，學習書法。章以吳還有個更長遠的構想，打算把長子培養成醫生。在他看來，這是個既有前途又能對社會有所貢獻的職業。章以吳認為，德國的醫科教育最好，所以他把兒子送進德國人辦的同濟大學附中，學習德文，準備將來讓他到德國學醫。
1927年大革命的風暴席捲全國，象同濟這樣很貴族化的學校也受到強烈震動。學校發生了幾次罷課，當局來校抓人，抓的都是平時表現好的學生。章文晉對這些同學十分同情。父親覺察到他心中躁動的不安，尤其擔心他會參加進步學生組織，覺得不如趁早送兒子到國外讀書保險，便請岳父大人幫忙。朱啟鈐在操辦實業時認識一些德國朋友，便寫了引薦信，還同意資助學費，這在他是個破例。後來，朱啟鈐的兒、孫也想出國留學，但他始終不允。可見，他對這個外孫子是格外看重的。恰巧，章文晉在同濟的一位老師又是他祖父的學生也要去德國，章以吳便把兒子託付給他。這一年秋天，13歲的章文晉給外祖父磕過頭，帶著五百大洋，從溏沽港啟程，赴德留學。
在大家庭中13年的生活似乎對章文晉沒有太大的影響，因為從此以後，他就再沒有什麼機會與家人生活在一起，他選擇的人生道路在這個大家庭中幾乎是獨一無二的。然而，這個家庭的影響又無所不在。在章文晉的教養、氣質和風度中，都透著一種儒雅，而這只能來自從兒時起的文化薰陶。在日後的外交生涯中，他能夠輕鬆自如地融入國外的社交圈子，博得外國人士的好感和信賴多少是得益於此。不過，在講階級出身、階級成份的革命年代，這樣一個家庭背景又一直是章文晉精神上的一個重負。自從投身革命之後，他始終誠心誠意、自覺自愿地進行思想改造，一生兢兢業業，克己奉公。近乎痛苦的思想磨鍊使他在個人品德上無可挑剔，而那超凡脫俗的獻身精神又使他在人格上具有一種特殊的魅力。
留學經歷
13歲的章文晉踏上了旅德留學之路，也就是踏上了自己的人生之路。這一次精明的父親失算了，命運的安排似乎是無法更改的。由於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遭到失敗，20年代的德國瀰漫著革命的氣氛，那裡並不比中國更平靜。對章文晉來說，命運中唯一被改變的是他投身革命的起點：不是在中國--他的祖國，而是在德國--馬克思的故鄉。
為了避免在德國無人監護的麻煩，章文晉出國時，父親在護照上替他填的年齡是18歲。到德國後，儘管他總想作出老成持重的樣子，但五歲的差距畢竟使他和真正的青年人不一樣。他完全沒有社會經驗，甚至還不會料理自己的生活。大約是應了中國的一句老話："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初到德國時，章文晉唯一的熟人是同濟附中的同學羅光采，與羅住在一起的是一位年齡較大的留學生叫張愕。這樣，章欣很快也與張愕熟識起來。張愕是著名民主人士張瀾的長子，原來在北京大學中文系學習。1925年，他遵從父命，到德國學習經濟，研究馬克思主義原理。
張愕與章文晉相識時正在一所大學的經濟系讀二年級。他看到章文晉每天放學後，孤孤單單，很是寂寞，便時常關心他，照顧他，一有時間，便象兄長一樣和他聊天。張愕向他推薦魯迅、郁達夫、周作人等中國優秀文學家的作品，還借來一些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讓他閱讀。不過，最打動章文晉心弦的是一個德國女職業革命家所寫的自傳《在德國女牢中》，女主人公不屈不撓的鬥爭精神和對理想始終不渝的追求使他萌生了做個職業革命者的最初願望。這個並不很有名氣的德國女英雄一度成了少年章文晉心目中的偶像。
以後，張愕又介紹章文晉參加德國共產黨的青年外圍組織--青年體育俱樂部。能夠加入一個組織，哪怕是一個很普通的組織，也使少年章文晉感到格外興奮。那時在德國，每個人似乎都必定要和某個組織連在一起的。人們見面時常常先問，你參加的是哪個組織。要是有人說他什麼組織也沒有參加，別人就會覺得這個人很奇怪。在俱樂部里，章文晉積極參加各種活動。他和德國青年工人一起游泳、騎車、郊遊、露營，相處得非常愉快。這裡也有些中國留學生，除張愕外還有廖承志。在章文晉的印象里，風趣瀟灑的廖承志很能博得德國姑娘們的睛睞。晚上，工人們常常聚在小酒館裡，一邊呷著啤酒，一邊一首接一首地唱革命歌曲。那時而高亢時而深沉的合唱使來自異國他鄉的章文晉情不自禁地感到熱血沸騰，德意志民族固有的那種組織性、紀律性也伴隨著那懾人心魄的歌聲滲入了他的軀體。直到晚年，章文晉在鋼琴上最喜愛彈奏的還是那些鏗鏘有力的進行曲。每當這時，他那布滿皺紋的臉上就會浮現出青春聖潔的光彩，他仿佛重新置身於那充滿革命激情的浪漫主義時代。
來到德國後不久，章文晉就感到，德國人對中國人的態度是很不相同的。有錢人往往對中國人不屑一顧，那時開始活躍起來的納粹分子則對包括中國人在內的有色人種極端仇視。但是，德國工人對中國人非常友好，支持中國人民的革命鬥爭，非常希望了解中國的情況。那時，柏林工人區張貼的兩條大標語給章文晉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一條是"保衛蘇維埃俄國"，另一條就是"保衛中國大革命"。幾十年後，與章文晉比較熟識的外國人時常會向他提出這樣的問題：一個有像你這樣出身和教養的人怎么會投身於下層人民的革命運動？章文晉總是回答：一個原因是他那時感到，中國老百姓的生活實在是太悲慘了，不革命，老百姓就沒有出路，中國就沒有出路；另一個原因是到德國後，他深深感到德國資產階級根本看不起中國人，而德國工人階級是真正同情中國人民的。他覺得，相比之下，共產黨人更具有自由民主的思想。
1928年以後，章文晉結束了半年的德語補習，搬到張愕住處附近。兩人成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漸漸地，章文晉猜到了張愕的政治身份，並向他表示了自己參加共產主義組織的渴望。隨著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失敗，從國內到德國來的中共黨員日漸增多。中共旅德支部逐漸脫離了1925年後因大批同志回國造成的沉寂狀態，重新活躍起來。1929年1月22日，在列寧逝世五周年的日子裡，張愕正式介紹章文晉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是年旅德支部改選後，他被允許參加黨支部的活動，並負責宣傳工作。在中共旅德支部里，章文晉是年紀最小的成員。他滿腔熱情地投入革命工作，編輯《赤光》雜誌，參加遊行集會，跑腿打雜，什麼都乾。家裡寄來的錢大部分也用在黨的活動上。偶而給家裡寫信，父親很奇怪，兒子到了國外，怎么中國字倒越寫越好了。他哪裡知道，這是章文晉搞革命刻蠟板的額外收穫。
一段時間過去了，章文晉在柏林多羅塞亞完成了中學課程，他的德語學得很不錯。此後，他到柏林大學就讀，並常去柏林白湖馬克思主義夜校聽課。不過，在大學預科的學習中，章文晉還是遇到了一些困難，最糟糕的是他弄不清楚自己該選擇哪個專業的課程。那些比他大的留學生們都想給自己在聽課時找個伴兒，於是有的勸他學哲學、有的勸他學社會學、也有勸他學法律或醫學的。結果，章文晉不知所從。正當他拿不定主意的時候，張愕對他說，反正將來咱們要當職業革命家，學革命就成了，選修那些專業課沒什麼用，還不如學點實用的本領呢！於是，有一段時間，章文晉乾脆丟開學業，一心一意地學開文秘、美術字書寫等實用技能。有一天，支部書記成仿吾詢問他學習情況，章文晉把張愕的話告訴他。成仿吾聽了頗為不滿，他幫助章文晉擬定了一個學習計畫，並督促他按時完成進度。以後，成仿吾和章文晉還一起翻譯了《共產黨宣言》並油印出版，這是最早的由德文直譯成中文的全譯本。
那時，柏林是我黨在歐洲的一個重要中轉站，常有重要領導同志從這裡過路。1930年，周恩來化名經柏林前往莫斯科出席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他應邀向柏林中國支部的少數同志介紹國內形勢和土地革命戰爭的情況。此時，章文晉已擔任德國共青團柏林市西北區常委兼宣傳部長的職務，也被破例允許參加這次會議。 周恩來敏銳的洞察力、清新的見解和堅定的信念給章文晉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過，他當時並不知道這位英俊的領導同志是誰。很快，張愕把這篇講話譯成德文，送到德共中央機關報《紅旗日報》發表，引起很大反響。幾天后，報紙專門在第一版刊登啟事，披露作者是中國共產黨的一位高級領導人。王炳南悄悄告訴章文晉，這個人就是周恩來。
1931年秋，章文晉決定返回祖國，在嚴酷的鬥爭中實現自己的抱負。他在一艘輪船上充當司爐，悄悄來到了上海。
從事黨的地下工作
在上海，黨組織分配章文晉到青年團江蘇省委工作，編輯中學生抗日救國聯合會的會刊《中聯日報》。為方便秘密工作，章文晉沒有和在上海的家人住在一起，而是向親戚借了間房子，自己獨居一處。他的一戶鄰居恰巧是章、朱兩家的老朋友。
投身革命的道路是極其危險的。那時，正值王明第三次"左"傾路線統治全黨的時期。第二年夏天，在一次"飛行集會"時，章文晉被捕入獄。幸虧他的鄰居及時聽到風聲，連夜橇開他的房門，銷毀了所有的秘密檔案和宣傳品。第二天一早，警察前來搜查，結果一無所獲。以後，家裡又托人輾轉在法租界的監獄裡找到他。儘管章文晉受到審訊，但身份沒有暴露，也沒有供出任何有價值東西，巡捕房也找不到到什麼證據。這樣，一個多月以後，從北平趕到上海來的父親以他患有肺結核為名，通過關係把他保釋出來，並把他帶回北平，送進了西山療養院。
和組織失去聯繫，章文晉十分苦惱。一年後，他出院回家，父親立即看出他的心思。章以吳動員了所有能動員的人勸說兒子放棄革命，但章文晉始終不為所動。在他的家人們看來，窮人要革命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一個富家子，好衣有得穿、好飯有得吃、前程似錦繡；而革命將打碎這一切，可他居然不顧個人生命安危，一心投身革命。這的確使家人感到迷惑不解。最後，父親知道自己改變不了兒子的選擇，便對他說："無論你將來打算乾什麼，必須去學習，讀完大學。"由於幾次找黨組織沒有成功，章文晉終於聽從父親的勸告。他在家裡扎紮實實地補習了兩年中學的課程，因為在語言方面頗有天賦，又有德文功底，他的英文尤其出色。1935年秋，章文晉以第10名的好成績考入清華大學機械系。從這時起，他不再使用原名章欣，而使用譜名章宏道。
考入清華大學，章文晉如出籠之鳥。不久，他參加了黨領導的抗日民族解放先鋒隊，成了"12·9"運動中的積極分子。1937年7月，蘆溝橋事變爆發，北平淪陷。第二年，在學校南遷的流亡途中，他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此後，章文晉和清華大學的幾個黨員一起，按照黨的指示，考入了國民黨軍隊的機械化學校，準備經過半年訓練潛入國民黨軍隊。不過，當他們畢業的時候，出現了一個新情況。
1938年，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在長沙成立。它是抗戰期間在國內外頗有影響的是民間戰地醫療團體。它的領導者是北京協和醫學院著名教授、從英國回來的新加坡華僑林可勝。由於剛剛組建的救護總隊十分缺乏人手，林可勝的好友、三姨媽朱淞筠再三動員章文晉到總隊的運輸股工作。有趣的是，她堅決反對自己的外甥到國民黨軍隊服役，因為她認為國民黨實在太腐敗。據當時和章文晉在一起從事地下工作的一位同志回憶，在抗戰初期極為艱苦和極感壓抑的環境中，最使他感到驚訝也是最令他開心的一件事，就是聽章文晉的姨媽，一個穿著闊綽、風姿迷人的貴夫人痛罵國民黨。大約是人物、場景的極端不協調吧，這竟使他有一種時空錯位的感覺。根據當時的需要，考慮到有紅十字會的掩護能更好地開展黨的活動，在章文晉匯報後，組織上也就同意了。
紅十字會救護總隊的總隊長林可勝思想開明，對同八路軍、新四軍合作抱積極態度。儘管國民黨特務機關早就想插手，但遲遲未能得逞，原因是外國人士向蔣介石施加了很大壓力。所以，救護總隊的政治空氣是比較自由的。一些在其他地方呆不下去的進步青年，紛紛來到救護總隊工作。章文晉在運輸股當股長。當時，由救護總隊運輸的物資包括汽車、藥品、醫療器材、設備以及活動經費，多是西歐、北美進步團體和海外愛國華僑、捐贈的，其中有不少指定要交給八路軍、新四軍。稍後，總隊在貴陽附近的圖雲關安頓下來，來自各地的地下黨員分頭和八路軍貴陽交通站取得了聯繫，根據上級黨組織指示，決定成立一個特別支部，章文晉參加了支部的領導工作。
在救護總隊工作不久，章文晉就引起了國民黨特務機關注意的對象。救護總隊在貴陽安頓好後，章以吳也帶著全家從上海遷來。特務們就在章家對門設了一個監視點。皖南事變後，國共關係十分緊張，國民黨當局也加強了對紅十字會的控制。有一天，一個國民黨官員把章文晉找去，拿出一張加入國民黨的申請表來要他填寫。這個官員說，以你的社會關係和家庭條件，你不至是個共產黨；不過，誰也不會把共產黨三個字寫在腦門上。據我的經驗，當共產黨的有三個特點：第一是辦事認真，第二是不貪財，第三是不嫖不賭無不良嗜好。所以我看你又像是個共產黨。為了便於向上邊作個交待，你最好填了這張表。章文晉立刻意識到，救護總隊已不是久留之地。由於情況緊急來不及向上級領導請示，為避免引起敵人的懷疑，章文晉和支部里的幾個同志商量之後，同意填寫這張表。事後，他很快向上級黨組織作了匯報。不過，幾十年後，在"文化大革命"中，這個"歷史問題"還是使他戴上了"國民黨特務"的帽子。
1942年，國民黨當局罷免了總隊長林可勝，改組了救護總隊的領導機構。章文晉也離開貴陽來到昆明，他和黨組織的聯繫再一次中斷。這次，他很快就設法到重慶接上了關係。為了便於掩護，他從此在黨內化名章文晉。成為公開黨員後，他正式改用此名。在昆明的兩年中，他一面利用各種社會關係在雲南上層人士中開展統戰工作，一面在西南聯大繼續中斷多年的學業。畢業後又留校當了一年講師。
1944年底，黨中央決定把大後方一批學生出身的黨員撤回延安，以便為抗戰勝利後解放區的經濟建設準備人材。章文晉先期到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安排此事。辦事處的領導了解他各方面的情況後，決定把他留在辦事處外事組工作。章文晉沒想到，這就是他外交生涯的起點。
在周副主席身邊
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是抗戰期間，根據國共之間達成的協定設立的。外事組的任務是開展國際統一戰線工作，與在華外國人交朋友，向他們介紹中共在敵後開展抗日鬥爭的情況，爭取他們同情與幫助。同時，外事組也擔負著研究國際形勢，向黨中央提出外交政策建議等項任務。外事組受周恩來、葉劍英等同志直接領導。日後擔任新中國外交工作領導的章漢夫、陳家康、龔澎、王炳南都是外事組的成員。喬冠華在抗戰快勝利時也參加了外事組的一些工作。
章文晉來到外事組工作後不到一年，抗戰就結束了。重慶談判期間，周恩來陪同毛主席回到重慶。從此，章文晉就在周恩來的親自關懷和培養下，一步一步地成長為我黨的一名出色外交戰士。他把周恩來視為師長，時時處處以他所敬重的周恩來為榜樣。
戰後初期，國內國外情況都非常複雜。外事組的成員經常聚在一起討論國際形勢，周恩來也時常參加。有一次，他聽了大家的發言，覺得章文晉的發言還不錯，就讓他把自己的見解寫成文章。初稿寫出來，周恩來看了很不滿意。他耐心地對章文晉說："一個射手是好是壞，不是看他打出了多少子彈，而是看他是否能一槍中的。我們寫文章也是同敵人作鬥爭，關鍵是要擊中敵人的要害。你的文章講到的問題不少，但還沒有抓住關鍵。"然後，他細緻地提出了修改意見。章文晉很快改寫完畢，周恩來看了非常滿意。他說："好，我們又發現了一個人才。"
不久，一直兼作周恩來英文翻譯的龔澎提出，自己負責聯繫外國記者，事情太多，能不能讓章文晉接替她的翻譯工作。周恩來同意了。這樣，章文晉從郊外的紅岩八路軍辦事處，搬到市中心的周公館，成了周恩來秘書兼翻譯。這時，章文晉向周恩來提起柏林會面的往事；周恩來也向他談起與其父章以吳交往的趣事。原來，周恩來和章以吳在南開中學時都是話劇團里的活躍分子，而且都飾演過女角。有一齣戲，最初由章以吳扮演女主角，後來他回家結婚，就改由周恩來扮演。
作為周恩來的秘書兼翻譯，章文晉的工作是非常緊張的。特別是1946年，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來華調解國共關係期間，無休無止的談判對章文晉是個極大的考驗與鍛鍊。這使他很快成熟起來。按照常規，談判時三方代表各帶一名譯員，輪流上場翻譯。但談判開始後，國方和美方代表就發現，他們的譯員實際都不能勝任這種重要場合的翻譯工作。最後，在三方或中共方面與美方的談判時，都由章文晉擔任主翻。他憑藉自己豐富的英文辭彙和良好的中文修養，把談判各方的意見準確地表達出來。當然，這對初出茅廬的章文晉也是極其難得的學習機會。他曾回憶說，馬歇爾是他一生中所遇到過的最好的英文老師，他思路清晰，語言簡練，非常善於用淺顯易懂的詞句把複雜的意思準確地表達出來。
對章文晉來說，在他外交生涯的起步階段就有機會目擊兩位談判大師的對壘是十分幸運的，這使他終身獲益匪淺。馬歇爾是當時世界著名的軍人政治家和公認的排紛解難的能手，周恩來亦在談判桌旁渡過了難以計數的時光。儘管周恩來在國際上的知名度尚無法與馬歇爾相比，但幾個回合下來，閱歷豐富的馬歇爾便深知這位對手的份量。他認為，國民黨內無人能與周恩來相匹敵，並毫不掩飾地把周恩來稱之為他"生平所未遇之對手"。在這場棋逢對手的較量中，章文晉從雙方那裡汲取養料。
馬歇爾的老練和技巧給章文晉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章文晉的記憶中，馬歇爾永遠擺著一幅"撲克牌面孔"，從不容他人窺視其的內心世界，無論談判中出現何種情況，喜怒哀樂絕不形於色。作為國共之間的調解人，他最常用的一個辦法是"先易後難"。首先解決容易解決的問題，然後再處理那些棘手的關鍵問題。這個辦法往往使各方感到事情正取得進展，難題正在得到解決，這對於改善談判氣氛十分有效。
周恩來在談判中表現的風格截然不同。他既能耐心、冷靜地傾聽他人的意見，又非常善於利用自己的情感來加強自己的觀點的說服力。面對一個無比老道的對手，周恩來恪守 "後發制人"和"有理、有利、有節"的策略原則。章文晉發現，周恩來通常是請處在調解人地位的馬歇爾首先發言。這既是出於禮貌，又是巧妙的策略技巧。如果馬歇爾在講話中偏袒國民黨，他發言時便用事實予以駁斥；如果馬歇爾提出的解決辦法是公允的或對我黨比較有利，他就立刻抓住機會，進一步闡明我黨主張的立場，並爭取儘快就這個問題達成協定。晚年，已有豐富外交談判經驗的章文晉就此總結說，在複雜的談判鬥爭中，採取這種後發制人的策略既能堅持原則，又便於掌握主動。在全面了解對方的觀點後，就可以有的放矢，使己方的觀點更好地為對方了解，達到與對手溝通的目的，推動談判不斷深入；在雙方觀點尖銳對立的情況下，亦可根據大局，有針對性地作出反應。這的確是周恩來談判藝術的高明之處。
在周恩來身邊的這一年，章文晉對周恩來嚴以律己，寬以待人的品格和身教重於嚴教的精神有了十分深切的體會。晚年，他常常講起這樣一個故事。一次，周恩來與馬歇爾在國民黨重慶市黨部舉行會談。中間休息時，章文晉把周恩來的檔案包放在休息室的桌上，直至會談結束時經周恩來提醒才匆忙去取。雖然資料夾內只有一份會議日程，但周恩來還是很嚴勵地批評了他幾句。但坐到汽車上，周恩來又檢討說："我年齡比你大，經驗比你多，這件事我也有責任。"此後，他總是自己拿著檔案包。不久以後，周恩來有一次從延安返回重慶，在飛機上思考問題，翻閱筆記本，因過於疲勞睡著了，直到飛機降落才醒。結果匆忙之中把這個筆記本落在美軍的飛機上，回到周公館才發覺。周恩來立即派章文晉取回，並召開緊急支委會。章文晉跑去跑回個把小時，到家一看，會議仍未結束，周恩來還在那裡作自我批評。所幸，筆記內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機密。
馬歇爾調解國共關係的使命最後以失敗告終。事實上，從1946年3月以後，國內形勢就不斷惡化。6月，大規模內戰爆發。此後，美國政府的扶蔣反共政策已變得十分明顯，我們黨與美國實際已處在對立的地位。我方沒有立即退出談判主要是為了揭露美蔣的和談騙局，爭取中間力量。11月，國共談判破裂，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返回延安。章文晉仍與董必武等同志一起留在南京，直至次年3月7日才隨中共南京代表團最後一批撤回延安。在離開南京之前，在董必武的主持下，章文晉與張穎舉行了婚禮。
在解放戰爭轟轟的炮聲中，新中國的曙光從地平線上升起。1948年，黨中央在西柏坡村安定下來之後，章文晉一面參加毛澤東著作和黨的其他檔案的英譯本翻譯工作，一面與中央外事組的同志們一起，按照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指示開展專業和理論學習， 為開創新中國的外交工作做準備。 1949年1月，章文晉隨著解放大軍的步伐進入戰火剛剛平熄的天津。我們國家的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章文晉的生活也翻開了新的一頁。
從事外交工作
對於新中國的創建者們來說，外交幾乎是一個全新的領域。雖然我們黨在奪取全國政權之前已經開展過一些外交活動，積累了一些經驗，但那畢竟不是國家之間的外交。周恩來說，“以前的外交工作好比"游擊戰"，現在則要堂而皇之地進行正規戰了，需要學習的東西很多。”
剛解放時，天津是人民政府開展外交工作的一個試點。外事處的一項重要任務是進行調查研究，就大城市外事工作向中央提出建議；而大量的日常事務是處理外國在華機構、企業的問題以及組織外僑撤退等。章文晉在天津外事處先後擔任副處長、處長。由於新中國建立後不久韓戰就爆發了，帝國主義對新中國採取封鎖禁運，我國與西方國家的往來斷絕了。此後，天津外事處的主要工作對象是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領事館。
在百廢待興的國家恢復時期，對章文晉更有吸引力的是他在大學學過的專業--汽車製造。據他的孩子回憶，在天津外事處時，爸爸對兩樣東西很有興趣：一是一架德國造的舊鋼琴，二是美國人留下的一部舊汽車。每逢周末舉行晚會，外事處的同志們要他彈上一曲助興，他總是概然應允。而星期天只要有空，他就和司機一起搗鼓那輛老爺車。他時常和司機一塊兒趴在車下修理，弄得滿身油泥，但他總是樂此不疲。甚至連當時的天津市長黃敬都知道了他這一具有專業水平的業餘愛好。後來，黃敬調到機械工業部主持工作，在籌建長春汽車製造廠時想拉他進那裡的領導班子。章文晉真的很動心。為此，兼任外交部長的周總理專門找他談話，說，“現在外交部門更缺乏人才，勸他還是安心乾外交吧！”章文晉這才打消了離開外交部門的念頭。
朝鮮停戰後，國際形勢發生了變化。1954年，日內瓦會議召開，新中國第一次以五大國之一的身份參加多邊外交活動。由於事關重大，外交部忙得不可開交，四處調兵。章文晉也被從天津調來。出發前，外交部組織了一次外語考試，包括口試、筆試。章文晉英語考了總分第一，唯一不足之處是他的英語發音略帶德國口音。最後，代表團分工他擔任翻譯組組長，畢業於美國哈佛大學的浦壽昌為周恩來總理作譯員。
日內瓦會議結束之後，周總理應邀訪問印度和緬甸，章文晉隨同前往。在離開新德里前一天的晚上，為打磨以正式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聞名於世的中印總理聯合公報，章文晉在印度總理府整整幹了一個通宵。從這以後，新中國外交史上的重大外交活動雖不能說章文晉是無役不與，但也確實是屢當大任。隨著肩上的擔子越來越重，他也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外交有其特定的專業要求，僅有堅定的立場、僅熟悉有關的方針政策是遠遠不夠的。從此，他更加努力地鑽研業務，處處細心體察，力求使自己不僅在學識上，而且在教養和儀表上，在談吐、舉止、服飾等這些似乎並不足道的方面都能勝任這個工作。
參加邊界談判
外交工作多少帶著神秘色彩。在一般人看來，那是個很風光的職業。時常出入國門，周鏇於各國領導人之間。然而，外交工作的艱辛細緻絕非一般人所能想見。章文晉在接手亞洲司後，特別是通過處理極為棘手的中印邊界問題，對此有了很深的體會。
一般地說，現代國家的邊界是確定的，在地面上和地圖上有互相符合的明確標誌。但是，由於歷史原因，直到新中國成立時，我國與不少周邊國家的邊界仍處於未經正式劃定的狀態。長達2000公里的中印邊界也是如此。
50年代後期，中印邊界問題日益凸顯。我國政府的立場是：中印兩國之間不存在任何劃定邊界的協定或條約，中方主張的傳統習慣線是經過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根據雙方歷來行政管轄的範圍，逐漸形成和明確起來的。對歷史上遺留下來的邊界問題，我國政府的歷來主張：雙方應按照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通過談判加以解決；既要照顧過去的歷史，又要照顧業已形成的實際情況；經雙方同意，也可在必要之處可以做些調整；在達成協定之前，雙方應共同維持邊界現狀。但是，印度政府卻不顧事實和中國政府的立場，單方面強行把傳統習慣線原屬中國一側的大片領土劃入印度版圖，並不斷派兵深入中國境內，把印方的實際控制線推進到中國歷屆政府從沒有承認過的非法的"麥克馬洪線"，占領了傳統習慣線中國一側大約九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從1959年開始，中印邊境的形勢變得異常緊張。
從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為了和平解決中印邊界問題，貫徹我國政府的主張，章文晉領導亞洲司新成立的邊界處作了大量的組織和技術準備。他整日忙著找專家查資料和檔案，起草照會，審定地圖，與印方官員會晤。有時他和整個工作班子通宵達旦地連續工作幾晝夜。在一年多的時間裡，雙方反覆交涉，我方發出的照會不下百件，繪製的地圖超過千幅，翻閱的資料檔案不計其數，還經常要到實地考察。頭緒紛繁和大量瑣碎細緻的事務使一些人感到不勝其煩，藉故抽身離去，章文晉卻毫無怨言，堅持到最後。
1960年4月，周恩來總理親赴新德里同印度總理尼赫魯會談。兩國總理達成了一項"對材料"的協定，決定由雙方派出代表，攜帶本方掌握的材料互換核對，尋求接近點。章文晉奉命出任中方首席代表。會談中，我方出示的材料讓印方官員瞠目結舌：100多年前以中國山水畫技法畫的踏勘圖、清朝官員拒絕在上面簽字的麥克馬洪線原圖、20、30年代上海《申報》上發表的中國地圖、不同年代版本的《大英百科全書》上的中印邊界圖、印度總理尼赫魯自己的著作和印度不同時期出版物上的邊界線圖、中國清代以來在當地收稅、駐兵的文字記錄等。這些確鑿的材料無一不有力地支持了中方的觀點。
然而，在事實面前，印度政府仍拒不接受中國的建議，並不斷挑起邊界衝突，試圖以武力繼續貫徹它的"前進政策"。1962年10月，我方被迫在中印邊界發動自衛反擊戰。在取得重大勝利後，我軍主動後撤。從此，中印邊界的緊張局勢才緩和下來。
這個時期，除參加中印邊界談判外，章文晉還先後參加中國與緬甸、中國與巴基斯坦、中國與阿富汗等國的邊界談判。通過參加這一系列直接關係到國家領土主權的重要外交談判，章文晉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正當他在外交領域漸入佳境的時候，文化革命開始了。1967年2月，剛當了半年駐巴基斯坦大使的章文晉奉調回國，參加"文化大革命"。經過一年多批鬥，他帶著"地主資產階級孝子賢孫"和"國民黨特務"的帽子，被下放到江西一個"五·七幹校"種水稻。當地的農民認為，他看起來不像個"壞蛋"，但肯定不是個"好農民"。
1969年，中蘇邊界談判開始了。周總理想到富有邊界談判經驗的章文晉，希望藉此機會使他恢復工作，就問外交部，為什麼不讓章文晉參加談判代表團？造反派回答說，他的社會關係還查不清楚。十分了解章文晉家世的周總理幽默地說："要把章文晉的社會關係查清楚，那得等到世界大同了！還是趕快讓他回來工作吧。"這樣，章文晉才重新回到他熟悉的外交崗位上。
時代醞釀著中國外交的新一頁。章文晉回來的恰逢其時。他在中蘇邊界談判代表團工作了不到一年，一項新的使命落到他的肩上。
基辛格見外交官
1969年，尼克森就任美國總統。他意識到國際形勢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想通過改善與中國的關係來擺脫越南戰爭，並扭轉當時美國在與蘇聯競爭中所處的不利地位。尼克森上台後作出的新的對華姿態，引起了中國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的注意。
章文晉（右一）與基辛格（右二） 1971年1月，章文晉被任命為外交部西歐北美大洋司司長。這個差不多管"半個地球"的司只存在了很短一段時間，只有他這一任司長。章文晉上任後的第一件重要工作就是準備接待美國特使。為了便於保密，章文晉從1月中旬起就住進釣魚台，連春節都沒有回家。4月7日，毛主席決定邀請正在日本參加第31屆世界桌球錦標賽的美國隊訪華，由此上演了"小球推動大球"的精彩一幕。7月初，中美兩國邁出關鍵性的一步，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基辛格取道巴基斯坦秘密訪華。中央決定派章文晉為先遣組組長赴巴迎候。臨行前，周總理特別囑咐："文晉，你平時不愛說話，這次要多講一點。"
8日，章文晉和禮賓司副司長王海容、翻譯唐聞生以及禮賓司處長唐龍彬一行四人飛抵巴基斯坦首都喀拉蚩。他們逕直住進中國大使官邸，沒有引起任何注意。9日凌晨3點半鐘，他們按計畫先於美國人到達機場。幾分鐘後，美國人來了。由於擔心被別人認出來，一向不戴帽子的基辛格不但戴了頂帽子，還特別帶了付墨鏡。巴基斯坦副外長蘇爾丹·汗為中美雙方人員作了簡短的介紹，隨即告辭離去。4點半鐘，葉海亞·汗總統的專機按預定計畫起飛，前往北京。
按照分工，章文晉的任務是笑臉相迎，和對方聊天，儘可能了解一些美國人的想法。不過，規定他要講中文。飛機起飛後，雙方到事先安排好的座艙里閒談。章文晉講話中常下意識地帶出一兩個英文詞，每當這時他馬上停下來改用中文，然後等唐聞生翻譯。飛機上的談話當然不會有什麼實質性的內容，章文晉印象最深的，是基辛格說美國人認為到中國比上月球還難。以後，他曾多次用這話來敲打美國人。
基辛格在回憶錄中是這樣描寫的："7月9日，我登上查克拉拉機場上巴基斯坦航空公司那架波音飛機。我第一個看到的是章文晉……周恩來派他來護送我到北京去，表示他對這次訪問的重視。章文晉看起來象艾爾·格雷科油畫中的西班牙紅衣主教--當然他穿的是毛式制服--嚴肅而大方，聰明而不外露。他運用英文的能力令人敬佩。他很少講英語，但這對於他起草會議檔案大有用處。"基辛格覺得，對章文晉來說，"一個高級中國外交官陪同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官員飛行兩千五百英里"到"世界革命發源地的政府所在地，這似乎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的確，章文晉對美國人並沒有好奇心，他只是感到責任重大，開始時有些緊張。後來，基辛格把自己的回憶錄送了一本給章文晉。書中提到的那幅艾爾·格雷科的油畫引起了章文晉的好奇心，他後來居然找來一本精美的畫冊，對著那幅西班牙主教的肖像仔細端詳了好一陣子。
通過基辛格的訪問，雙方達成了尼克森總統訪華的協定。在為基辛格送行的宴會上，負責接待工作的葉劍英同志親自給章文晉敬酒，感謝他在基辛格來訪中所做的出色工作。
1972年尼克森訪華後，章文晉被任命為部長助理，負責對美事務。正當他為推動中美關係向前發展而努力工作的時候，出現了一股針對周恩來總理的暗流。由於某些人把章文晉看作他們掃除周總理對外交部影響的一個障礙，他被匆忙派到加拿大當大使。1973年8月，章文晉臨行前，周總理在家裡接見了他們夫婦和四個孩子。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總理去世。這一天晚上，章文晉恰好回北京述職。他難以想像，等待他的竟是如此的噩耗。幾天后，在人民大會堂，他瞻仰了這位他三十年來追隨的偉人的遺容；在天安門廣場，他被人民民眾爆發出來的愛與恨震撼著。淚眼朦朧，然而他感到了慰藉，感到了無窮的力量。
新時期為國奔忙
粉碎"四人幫"後，章文晉離任回國。在赴加拿大上任前曾和秘書開玩笑說，再離任就得準備"南下"了。他的預感倒是有幾分準確，只不過時間相差了五、六年。1978年，外交部調整領導班子，章文晉被任命為副部長。
這一年年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把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和實行改革開放的戰略決策。為爭取有利於現代化建設的國際和平環境，中國領導人的出訪明顯增多了。章文晉先後陪同鄧小平、華國鋒、李先念訪問了美國、西歐四國、澳大利亞和紐西蘭。與此相應，來訪的外國人士也大量增加。在頻繁的外交往來中，章文晉的才幹愈發被人認識。
在外交場合遇事不亂，處變不驚，章文晉頗得周恩來的真傳。1980年章文晉作為中國政府代表團團長，出席聯合國在日內瓦召開的越南難民問題國際會議。一進會場，他被告知情況有變，原來支持我國意見的某個國家突然改變主意，而他們掌握的一票又很關鍵，怎么辦？聽完匯報，他馬上作出部署，一面準備新的方案，一面派人立即向國內匯報，同時提出對大會發言稿的修改意見。僅兩三分鐘，一切安排停當，他坦然入席。由於他調度有方，儘管出現了意外情況，我國政府的預定目標最後還是圓滿地實現了。
在日常工作中，章文晉給人留下的印象是內向寡言，人們很難想像出他在外交場合所表現出的幽默。一個趣聞改變了大家的印象。1980年9月，紐西蘭總理馬爾登來訪。章文晉陪同他到福建省訪問。在福州的賓館裡，衛生間的馬桶質量不佳，居然在馬爾登使用時破碎了。事雖不大，但弄得賓主雙方都有點尷尬。在告別宴會上，主人請章文晉即席講話。他想了想站起來微笑著說，總理先生的這次訪問十分成功。今天，我祝賀總理在中國創造了"四個第一"：中國五屆三次人大會後第一個來訪的總理；第一位會見新總理趙紫陽的外國總理；第一個到中國福建訪問的外國總理；第一個坐碎中國馬桶的外國總理……"嘩"全場大笑。一個曾經的小意外瞬間就成為增添賓主間愉快氣氛的佐料。
外國同行們都十分喜歡與章文晉交往，對他的評價是很高的。例如，曾任聯邦德國駐華大使的魏克德先生認為，章文晉頭腦清醒、冷靜，很有修養，且興趣廣泛，他對世界上各個國家發生的事情能作出公正的判斷。魏德克回憶說，章文晉健談，喜歡討論問題，但不喜歡出頭露面。他操一口流利的英語，"但是他第一次到我們大使館來的時候，我們之間是使用德語交談。"在私人的交往中，章文晉表現得謙虛謹慎並有禮貌。他富有幽默感，善於諷刺，愛笑。另一位多次來過中國的德國人，並曾任聯邦德國駐加拿大大使的鮑特維爾斯的夫人回憶說，我們一起在加拿大供職的時候，我經常有各種機會學習章文晉的智慧，這種智慧能把傳統價值和現代社會的要求結合在一起。我經常感受到他的巨大天賦才幹，促使各國人民之間相互理解和去去除相互交流中的文化障礙。（8-1）
進入八十年代後，幹部退休制度開始在我國全面推行。看著一批批年輕的同志走上領導崗位，章文晉意識到自己應該退休了。他沒有想到，直到這時，他從加拿大南下的預感才成為現實。
使美兩年
章文晉夫婦與布希總統夫婦在大使官邸 黨的十二大前後，中國外交政策作出了重要調整，開始改變此前聯美反蘇的"一條線"戰略，更加強調獨立自主。按照中央的指示，這時既要與美國拉開距離，又要保持中美關係的穩定和發展。顯然，貫徹這樣的方針需要有嫻熟老道的外交技巧。1982年底，章文晉被提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二任駐美大使。此時，他已是年近70的老人，早已超過規定的幹部退休年齡。但是，鄧小平同志力排眾議，親自點將，認為只有他才是完成這項工作的最佳人選。 1983年3月2日，章文晉啟程赴美。對於這一任命，美國官方和民間都十分重視。在章文晉抵美前，美國各報發表了幾十篇介紹他的報導和文章。抵美後，美國政府給予他不同尋常的禮遇。首次到國務院拜會的前一天晚上，舒爾茨國務卿親自打來電話，通知第二天的日程安排。第二天到國務院，使館的禮賓官發現活動不是在例行的會客室，而是在七樓的大客廳。出席的人不僅有國務卿舒爾茨，還有美國的國防部長、商務部長、總統的科學顧問、經濟顧問和總統貿易代表，這在講究規格的外交場合是十分破例的。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就在章文晉即將遞交國書的時候，發生了"胡娜事件"。1983年4月4日正在美國訪問的我國網球女運動員胡娜要求"政治避難"。美國立即表示同意。1983年4月7日，章文晉與其他幾個國家的新任駐美大使一起遞交國書。就在這天早晨，國內出台報復措施，我方宣布中止執行兩國文化體育交流協定。我國的一個出版代表團剛抵達洛杉磯，就立即乘原飛機返回。儘管在遞交國書的儀式之後，里根總統特意單獨接見章文晉，以示對中國的重視和友好，但兩國關係無疑已蒙上了一層陰影。
從哪裡入手扭轉局面呢？這是新任大使面臨的第一個難題。章文晉看到美國社會對中國的了解很少，偏見卻根深蒂固。他認為，改變這種狀況最便捷的途徑是通過美國的輿論界。於是，他主動聯繫拜會新聞界矚目的尼克森、洛克菲勒等有影響的人物，積極接受《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記者的採訪，並利用各種機會，四出講演。
章文晉使美後第一次演講是1983年5月2日在紐約，應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之邀發表的。登上講台，他用流利的英語以美國人易於接受的方式解釋了我國政府的原則立場，並表明了我國政府願積極推動中美關係的態度。按照美國人的習慣，他只講十幾分鐘，以便留出時間讓聽眾提問題。在美國，聽眾的提問常常很尖銳，而且問題不僅限局於講話的範圍之內。有人問："你演講的時候，外面正在舉行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遊行。對此，你有何感想？"章文晉擺出一幅驚訝的樣子說："是嗎？我怎么沒有看見呢。我只看見會場內對中國人民友好的熱烈氣氛。"巧妙的回答引起一陣輕鬆而愉快的笑聲。然後，他正色道："我相信中美人民的友好是兩國關係中的主流，這是任何人也不能改變的。"聽眾還十分關心，他作為新任大使準備怎樣推動中美關係的發展。章文晉說："在座的人中有那么多中國人，我請你們都作駐美國大使，一起來做好這件工作。"信任與溝通使台上台下的情感緊緊聯在一起。講演在掌聲中結束。
為了讓更多的美國人了解中國，在美兩年，章文晉先後訪問了三十多個州，發表過大大小小近二百次演講，為中國外交樹立了一個新的、非常開放的形象。台灣最後一任駐美大使卸任後在其回憶錄中寫道，他駐美八年發表過百十次講演。這引起大陸許多讀者的感慨，但是他們哪裡知道，章文晉使美僅兩年時間，在美國各地講演的總次數就已經超過他。
經過國內和使館的一番努力，到5月中旬，中美關係出現了轉機。然而，章文晉並未因此而感到輕鬆。他敏銳地看到，中美關係的基礎正在發生變化，必須抓緊時機，提前做出準備。70年代，中美關係的基礎是共同對付蘇聯霸權主義威脅的戰略需要。進入80年代後，我國國內工作的重心已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中蘇關係有所和緩；同時，美國在與蘇聯的競爭中已明顯處於上風，它也不像以往那樣擔心蘇聯的威脅。這些變化勢必削弱中美關係的原有基礎。今後，發展中美關係的重心應該放在哪裡呢？章文晉認為，應著重加強經濟關係與科技交流。可是，在這些方面中美之間尚存在重大障礙。美國在出口管制方面原來是把中國和蘇聯一起放在P組，屬於敵對國家，嚴格限制高新技術轉讓。章文晉對美國人說，中美之間有戰略合作的關係，即使不算盟國，也不能算敵對國家呀！他在拜會國會議員時反覆宣傳這個的觀點，又請熱心中美關係的美國律師幫助尋找法律上的根據。經過多方努力，美國國會終於同意把中國改劃入V組，屬友好的非盟國，從而掃清了美國向我國轉讓高新技術和購買有關設備的法律障礙。
在外交場合，常會遇到一些突如其來的事，如何機敏地作出反應，得體地向對手說"不"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這對於維護國家的主權和利益是必不可少的。有一次，美國修改一項法律，其中涉及以往對華歧視性條款。一位美國官員得知這一訊息後，滿面春風地告訴章文晉，修改後的法律規定將使有關條款不再適用於"中國和西藏"了。章文晉反應極快，他立即表示：我們注意到美方願意改變以往對華的歧視性做法，"但是"，他強調，"必須指出，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美方的修改措詞不當"。這位官員根本沒有想到會有這樣的問題，好一會兒才醒悟過來。還有一次，國務卿舒爾茲與章文晉會談，在討論一個問題時，美方的立場是中方根本無法接受的。為了說服中方接受美方的立場，舒爾茲提出，請中方照顧美國人民的感情。章文晉立即抓住這句話反問道：那么，美國政府在處理兩國關係的許多問題時，例如在對台軍售的問題上，美國政府是否考慮過中國人民的感情？！一句話說得舒爾茲無言以對。
在美期間，章文晉把廣交朋友列為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因為營造兩國間的良好氣氛需要朋友，使館開展各方面工作也需要朋友。章文晉剛到任時就問過使館研究室的同志，能不能開出一張200人的名單，其中要包括各類有影響的美國人士，而且他們與使館聯繫要比較密切。研究室的同志七拼八湊費了很大力氣，才列出了五、六十人。這怎么能適應中美關係發展的需要呢？於是，章文晉利用各種機會、各種社會關係，積極開展活動。不管是官方的、民間的，還是私人的，不管是美國人的，還是華僑的，只要時間安排的開，他幾乎是有請必到。有時，他乘飛機就像坐公共汽車一樣，在華盛頓和其他大城市之間當天往返。章文晉的活動為使館建立了廣泛的社會聯繫，到1984年聖誕節，僅由他親筆簽名發出的賀卡就達500封以上。
在外交場合，人們的交往常常限於禮賓上的或工作上的，然而章文晉卻能與許多人成為關係密切的朋友。一個重要原因是，他時時注意與各方人士保持友誼，只要有人提出，他隨時準備給人以幫助。例如，他赴美任職時是共和黨執政，一些民主黨人士、卡特政府時期的官員已不在政府內任職，但是章文晉仍主動去拜訪他們。民主黨人、前駐華大使伍德科克的孩子要到中國訪問，他還熱心地幫助安排，伍德科克很受感動。美國是個共和黨、民主黨輪流執政的國家，在兩黨中都有這樣一批老朋友，對維持美國對華政策的連續性往往起到很積極的作用。
在中美雙方的共同努力下，兩國關係達到了新的水平。1984年1月，趙紫陽總理訪問了美國。同年5月，美國總統里根回訪中國。隨後，國防部長張愛萍率我國的軍事代表團抵美。雙方達成軍售協定。在這段時間裡，包括軍事關係在內，中美關係得到了全面的發展。
1985年3月，章文晉接到回國調令。回首往事，他三度出任大使，唯此番來美國，得天時、地利、人和。雖然僅短短兩年時間，但在他的外交生涯中這是最富色彩的一章。章文晉離任回國前，前美國駐華大使、美國廣播公司負責人霍爾布魯克安排記者專訪了6、7位去過中國的著名人士，如國務卿萬斯、基辛格、歌星約翰·丹佛等，請他們談談對中國和章文晉大使的印象，並把採訪時的情景製成錄相帶，作為禮品送給他。基辛格在接受採訪時回憶了與章文晉交往。他說："章文晉大使是我接觸的第一位中國外交官，他改變了我對新中國外交官的看法。"
最後的奉獻
回國以後，章文晉離開外交部到人大外事委員會擔任副主任，並擔任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會長，從官方的外交事務轉入民間的友好往來。此後，他把在中外之間"搭橋"，為各行各業服務，推動改革開放作為友好工作的中心。晚年，章文晉還十分重視推動中國外交和國際關係研究的發展，重視對青年人才的培養，促進中外之間的學術交流。他開風氣之先，在北京大學、外交學院、經貿大學等多所高等學府擔任客座教授。豐富的學識和謙遜的品德使他深受青年人的愛戴，與他接觸過的中、外學者，對此都有很深的感觸。例如，美國有影響的中國問題專家哈里·哈丁就說過，章大使是中國高級外交官中與學術界關係最密切，心也最相通的一位。
1989年初，章文晉偶感風寒，以後身體一直不適，兩度住進醫院。出院後，他一度恢復得不錯，次年秋季曾接受德國友人的邀請，去瑞士休養了兩周。畢竟年齡不饒人。1991年春節前後那幾天，他的日程安排得太滿，接連不斷的團拜、聚會、串門，加上為春節後出訪日本趕寫紀念周恩來的講稿，超負荷的運轉終於崩斷了他那已經脆弱的生命之弦。2月18日，農曆正月初四，他躺倒後就再也沒有起來。
章文晉逝世的噩耗不脛而走。幾天之內，寄託著與他相識、甚至不相識的人們哀思的電話、電報、慰問信就從全國乃至世界各地傳來。在訊息正式發表以後，一些與他關係密切的國家的領導人和著名人士發來唁電，世界各主要國家的報刊登載了他去逝的訊息並多附有評論。一位業已離開重要崗位的外交官的去世引來這樣大、這樣廣泛的反響是很不尋常的。他的外國友人們用樸素的語言道出了其中的一部分，但或許是最重要的原由："他的去世使我們感到悲哀，這並非因為他曾是一位高級官員，而是因為他有一顆充滿博愛的心，因為他是一位真正的，難以讓人忘懷的老好人"；"由於他的逝去，能像走親戚那樣到中國去的機會再也沒有了"；"我們對他的懷念不僅在於他對歷史的貢獻，還在於他永遠令人欽佩的人格"……是的，這的確是一種超越階級、超越國界、也超越生命的人格力量。
23日， 新華社發出的電文稱他是"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 久經考驗的無產階級忠誠戰士和傑出的外交家"。第二天，他的家人、朋友和同事與他最後告別。在花叢中，陪伴他走向彼岸的，是他一生衷愛的兩首曲子：蕭邦的"革命練習曲"和舒伯特的"未完成交響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