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介紹
穆罕默德·達烏德·汗（Mohammed Daoud Khan ，1909年7月18日——1978年4月28日）阿富汗王國前首相，阿富汗共和國前國家主席，阿富汗共和國第一任總統兼武裝部隊總司令。
人物傳記
王室子弟
1909年7月18日生於阿富汗喀布爾市。普什圖族。伊斯蘭遜尼派穆斯林。出身阿富汗穆沙希班王室家族，又稱“薩達爾·穆罕默德·達烏德·汗”，“薩達爾”是王子的頭銜稱號。伯父穆罕默德·納第爾·沙阿是阿富汗巴拉克宰王朝國王（“沙阿”是君主頭銜，意為“眾王之王”，等同皇帝），父親穆罕默德·阿齊茲·汗親王是納第爾國王的同父異母弟弟，曾任駐德國大使，1933年6月6日在柏林遇刺身亡。達烏德·汗親王是阿富汗末代國王穆罕默德·查希爾·沙阿的堂兄和姻兄弟。達烏德和弟弟穆罕默德·納伊姆·汗親王一直由叔叔哈希姆·汗親王監護。
軍政仕途
1921年赴法國巴黎留學，從中學讀到大學，在法讀大學期間主修政治學。1929年回國，在外交部短期任職後，按王室傳統在喀布爾皇家軍事學院學習，1931年畢業後在陸軍中任職，此後庇蔭於王族特權而一路官運亨通。1932年晉升為陸軍中將。1934——1935年和1938——1939年任東方省省長，併兼任該省駐軍司令。1935——1938年任坎大哈、法拉兩省省長兼駐軍司令。1939——1945年任喀布爾衛戍軍團司令兼軍事學院院長。1946年首次進入內閣，任阿富汗王國內政大臣。1947年任駐法國公使，併兼任駐比利時和瑞士公使。1948——1951年任阿富汗王國國防大臣兼內政大臣。1951年晉升為陸軍上將，任阿富汗中央軍團司令。
紅色親王
達烏德在阿富汗素以維新派著稱，多次發表講話，主張阿富汗實行現代化政治，對社會和經濟進行激烈的改革；在外交上阿富汗在平衡其與東西方的關係中，堅持偏向鄰國蘇聯的政策，以求保證國家的安全和取得更多的經濟和軍事援助。他的主張獲得一部分左翼人士的支持，特別在年輕知識分子和武裝部隊年輕軍官中得到支持，而且蘇聯對他的政治主張給予了積極的評價。因此，達烏德享有“紅色親王”之稱。當時的首相沙阿·馬赫穆德·汗親王是達烏德的叔父，他激烈批評達烏德的激進思想，反對進行任何改變阿富汗傳統的改革，反對與蘇聯建立密切的關係。達烏德利用他掌握的軍權和在社會的影響，於1953年脅迫查希爾國王解除了沙阿·馬赫穆德·汗的首相職務。1953年9月7日被查希爾國王任命為阿富汗王國政府首相，希望協助他推行社會經濟改革。達烏德上台後，對政治、社會和經濟進行了某些改革，如實施土地改革、解除傳統習俗對婦女的束縛、實行稅收改革等措施，雖然步伐不大，卻已觸犯了阿富汗王室、部落頭人、宗教集團、封建地主、大商人等傳統勢力得利益。在宗教和部落勢力的壓力下，查希爾國王在改革的道路上退卻了，但達烏德首相的政府仍堅持推行維新改革。
在達烏德主持朝政的十年間，阿富汗的外交路線的變化比較顯著。他任首相期間曾四次訪問莫斯科，並兩次邀請赫魯雪夫訪問喀布爾。蘇聯給予阿富汗大量的經濟和軍事援助，蘇聯的武器裝備、軍事教官和顧問源源進入阿富汗，阿富汗對蘇聯的依附關係日益明顯。阿富汗的民族主義者對這一現象深為憂慮，王室、部落首領和宗教界對達烏德的內政外交的抨擊不斷加劇。同時，查希爾國王與達烏德首相之間的政見分歧不斷擴大，查希爾害怕達烏德的勢力擴大而威脅到他的統治地位。1963年3月，查希爾國王藉修改後的憲法規定：王室成員不得參政，迫使達烏德辭去首相職務，提前退休。達烏德親王與國王成為勢不兩立的對頭，他採取韜光養晦的策略，暗中積蓄力量，等待阿富汗政局變化。
蟄伏待舉
20世紀70年代以後，阿富汗經濟狀況繼續惡化，廣大民眾的生活日益艱難，王國政府並沒有採取有力措施來解決經濟危機和緩解人民的困苦。這引起人民的普遍不滿。社會上的抗議和示威遊行增加，有時轉變為暴力行動。一部分知識分子和年輕軍官認為為由推翻封建的君主制，建立共和制或實施社會主義才能使阿富汗走上進步和繁榮的道路。同時，在蘇聯和美國的影響和滲透下，阿富汗內部出現親蘇派和親美派之間的爭吵，查希爾國王傾向於美國，這更加劇了阿富汗政局的動盪。查希爾國王提拔自己的女婿、喀布爾衛戍司令兼宮廷侍衛長阿卜杜勒·瓦利·汗親王，瓦利親王又大量安插親信，這種任人唯親的做法，特別在武裝部隊中引起強烈不滿，傾向於“紅色親王”的人數不斷增多。在此期間，阿富汗民主派和進步力量異常活躍，激烈抨擊王國政府在內政外交上的倒退，要求對政治、經濟和教育進行全面的改革。阿富汗政局不斷出現新的動盪，在1963——1973年的十年間，先後更換了5任首相，這越來越有利於蟄伏中的達烏德的重新出山。
七月革命
政變奪權
1973年7月初，查希爾國王出國赴義大利治病和休養，王儲艾哈邁德攝政，但艾哈邁德缺乏威信，難以駕馭武裝部隊。達烏德親王及其同謀者決心利用這一機會發動政變。參與政變的有穆斯塔加尼中將、海德爾中將和庫馬中將以及50名年輕軍官。阿富汗人民民主黨（阿富汗共產黨）總書記努爾·穆罕默德·塔拉基也向達烏德表示支持他的反國王行動，並參與了政變。根據政變行動計畫，採取出其不意的突襲戰略。1973年7月16日晚，由謝里夫丁·奧馬拉尼將軍指揮的首都裝甲師和傘兵部隊，從距喀布爾50公里的哈爾卡沙夫基地向喀布爾秘密調動，由於傍晚時分，軍事機構的大部分工作人員已下班休息，軍事戒備最為鬆懈。政變部隊未遇到任何阻攔查詢，徑直進入首都。到晚上10時，政變部隊占據了喀布爾市各要道口，封鎖了首都與外界的一切聯繫，包圍了電台、政府大廈和王宮。17日凌晨2時，政變部隊開始行動，首先逮捕軍事司令部的負責人、喀布爾衛戍司令以及政府大臣，隨後開始向王宮進攻。政變部隊襲擊並逮捕了國王的女婿、中央軍團司令阿卜杜勒·瓦利·汗元帥和王族的重要成員。經過激烈的交火，政變部隊擊潰了王宮衛隊和喀布爾警察部隊的抵抗，控制了整個首都和占領王宮。達烏德曾表示應儘量減少流血，不應無故屠殺反對派，必須善意對待王族成員。因此，這次政變的傷亡人數不多。
1973年7月17日的軍事政變，一舉推翻了查希爾·沙阿國王，宣布廢除君主制，成立阿富汗共和國。政變成功後，即成立了阿富汗共和國中央委員會，作為國家最高權力機構。達烏德親王自任國家主席兼政府總理、外交部長、國防部長、最高經濟委員會主席，集軍政大權於一身。
維新變革
達烏德上台後，即在政治、社會、經濟、軍事和文化教育方面推行了一系列改革的措施：（1）徹底廢除君主制的一切形式。新政權宣布沒收王室的一切產業，特別是占有的土地，並宣布剝奪王族享有的一切特權。達烏德本人宣布取消其親王封號，表示他推翻君主制和建立共和制的決心。（2）加強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將私營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國有化，強調國營經濟將在阿富汗經濟中的主導地位，實際上限制了私營經濟的發展，損害了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3）強調惟有發展工業才能根本改變阿富汗的落後面貌，擬定了工業化七年發展計畫（1976~1983）。但達烏德政府把實現工業化的希望寄託於外國，首先是蘇聯的援助。（4）積極推行土地改革，同時組織農業合作社。一方面，為了解放農業的生產力，改善農民的生活；另一方面則為了打擊部落和宗教勢力的經濟基礎和他們對農牧民的控制。（5）強調保障工人的利益，制訂新的勞動法。這項立法主要來自人民民主黨的壓力，卻遭到企業主的反對。（6）限制城鄉高利貸，宣布取消部分貧困者的債務。長期以來，阿富汗城鄉的民間高利貸對勞動人民的盤剝非常殘酷，令不少借貸者家破人亡，成為人們最憎恨的公害。但這條法令的執行卻遇到很大的困難，大部分借貸者出於諸種原因，仍私下歸還債款。同時，大多數高利貸者停止借貸，影響到城鄉的經濟活動。這也嚴重損害了封建主階級的部落上層、地主和牧主以及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此外，達烏德政府使阿富汗政治現代化的另一個主要措施是，加強中央集權和地方當局的行政權力，以此削弱部落、宗教等封建的傳統割據勢力。特別以擴大國家軍隊實力來抑制部落武裝力量。這些都與部落和宗教傳統勢力發生直接衝突，出現了抗拒達烏德政權的鬥爭，有的地區出現了反政府暴動。在軍事方面，達烏德政權實施軍隊現代化的計畫，除配備飛機、坦克、火箭炮等新式武器外，對軍隊進行政治教育，肅清官兵中的忠君思想和部落歸屬意識。這是阿富汗軍隊出現了政治化的傾向，使軍隊與政局的變化結合在一起，進一步增加了阿富汗政局動盪的新因素。阿富汗軍隊的現代化計畫，主要爭取蘇聯的軍事援助，不但大量接受蘇聯的武器裝備，還大批聘請蘇聯軍事教官和顧問，這造成了蘇聯對阿富汗軍隊的控制，影響了阿富汗政局的發展以及阿富汗的外交政策。達烏德政權實施傾向蘇聯的外交政策，與蘇聯簽訂了一系列經濟和軍事協定，嚴重破壞了阿富汗的中立和不結盟的立場。這使阿富汗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及其周圍鄰國的關係緊張。
歷史意義及影響
達烏德領導的“七·一七”軍事政變對阿富汗證據的發展有著很大影響並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首先，它推翻了壓在人民頭上的君主統治，從此在阿富汗土地上結束了封建政治體制。雖然以原國王查希爾為首的王族和保皇派仍存在復辟君主制的打算，但也只是一種願望而已。因此，這次政變具有推動歷史前進的進步意義。
第二，政變後推行的社會“革命”的一系列改革措施，首先觸及到阿富汗以部落和宗教為主體的傳統社會的權力和利益，於是爆發了一場現代政治與傳統社會結構以及兩種意識形態之間激烈的衝突，出現了部落與宗教相結合“穆斯林抵抗運動”。加強中央集權而產生的地方割據勢力與中央政權（不論是哪個人或哪個集團掌權）之間的武裝衝突，形成了阿富汗的長期內戰，給整個阿富汗民族帶來不幸的災難。
第三，達烏德推行的軍隊政治化，對阿富汗政治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因為軍隊與政治相結合，一旦阿富汗的政局發生動盪，軍隊就必然參與其中，軍人集團特別是年輕軍官們就會參與到政界的鬥爭中去。
四月革命
脫離國情的改革
達烏德推行的國有化、土地改革等一系列社會—經濟改革的措施，超越了阿富汗極端落後的國情，嚴重影響了工農業生產和其他經濟活動，使阿富汗經濟每況愈下，人民生活進一步惡化，引起廣大人民的不滿。新政權打擊部落和宗教傳統勢力，引起部落首領們的對抗和宗教集團的反對。在伊斯蘭教團的支持下，出現了部分部落武裝的叛亂，使全國的政局出現混亂。
政治右傾
達烏德的施政遭到部落和宗教傳統勢力、大資產階級和封建地主的強烈反對，在中央政權面臨威脅時，達烏德的統治地位發生動搖。他的政治主張發生變化，開始後退和向右轉，停止或緩和了某些改革措施，企圖改善與部落和宗教集團的關係。這遭到以阿富汗人民民主黨為首的左翼力量的抨擊。達烏德還意識到他的親蘇政策，使阿富汗與伊朗、巴基斯坦、海灣產油國和西方的關係疏遠了，它們所給予的援助大幅減少了，而國內親蘇勢力的擴大，威脅到他的政權，決定改變親蘇的路線。努力與伊斯蘭國家建立友好關係，並改善與西方國家的關係。1977年2月14日，達烏德正式就任阿富汗共和國憲法總統，為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和武裝部隊總司令。同時籌組“國家革命黨”（又稱“民族革命黨”）以增強自己的勢力。同月，達烏德宣布解散國家最高權力機構中以親蘇分子為主的中央委員會和政府內閣，撤換人民民主黨人的官員和親蘇的軍官。
分道揚鑣
達烏德的這一轉變，遭到阿富汗人民民主黨的猛烈抨擊，蘇聯也表示極端的不滿。達烏德與人民民主黨的合作關係破裂。由於人民民主黨向阿富汗武裝部隊的大力滲透，以及蘇聯克格勃的幫助，一部分阿富汗軍官，特別是曾受過蘇聯培訓的年輕軍官陸續加入人民民主黨，或表示對該黨的支持。達烏德感到事態嚴重，決定加強防範。1978年2月，大規模對政府和軍隊中的左翼分子及其同情者進行清洗。1978年4月17日，阿富汗人民民主黨主要領導人之一、著名的左翼思想家米爾·阿克巴爾·希貝爾在喀布爾遇刺身亡，阿富汗人民民主黨為其舉行葬禮，塔拉基、卡爾邁勒、阿明等領導人發表演說，指責這次暗殺事件是達烏德所策劃的，進行了激烈的譴責。4月19日，阿富汗人民民主黨發動民眾上街示威，遭到軍警的鎮壓。達烏德政府逮捕了該黨領導人以及200多名參加反政府活動的軍官，這使矛盾進一步激化。1978年4月27日，在蘇聯的支持下，阿富汗人民民主黨發動軍事政變，政變行動得到蘇聯克格勃的協助，除了提供武器和資金外，蘇聯還利用克格勃掌握阿富汗當局的情報部門，將達烏德清洗左翼分子和鎮壓計畫的情報轉告人民民主黨。
血腥的政變
1978年4月27日清晨，以阿富汗空軍副司令兼參謀長阿卜杜勒·卡迪爾上校和坦克部隊指揮官穆罕默德·阿斯拉姆·瓦塔拉詹少校指揮的政變部隊陸續開進首都喀布爾，切斷了首都與外省的聯繫。上午10時，達烏德按原定計畫正在總統府召開內閣緊急會議，商討鎮壓反對派的措施。據透露，在政變前夕，一些西方使館的情報官員已獲悉人民民主黨準備發動政變的訊息，並立即將這一情報通知了喀布爾當局，但卻被有關人員忽視了。當坦克部隊陸續開進喀布爾市時，達烏德才感到大禍臨頭，立即命令國防部長鬍拉姆·海德爾·拉蘇利將軍離開會場組織部隊抵抗，達烏德不聽從下屬的勸告拒絕離開總統府，只是命令總統衛隊加強戒備。然而，海德爾·拉蘇利將軍的座車駛出總統府，見到街上武裝部隊往來眾多，司機驚慌失措下將汽車撞到了路邊的電線桿上，海德爾·拉蘇利將軍受傷動彈不得。這失去了召集救援部隊的機會，注定了達烏德政府的命運，達烏德坐困總統府更加是犯下了致命性的錯誤。1978年4月27日中午12時，政變部隊開始行動，首先搶占電台、國防部、內政部等要害部門，在國防部、內政部、空軍司令部和國際機場等地均發生了激烈的戰鬥。政變部隊攻占了監禁政治犯的監獄，救出了塔拉基等人民民主黨領導人，並將他們護送到設在電台的政變總指揮部。包圍總統府的坦克開炮轟擊。總統府即舊王宮，是一座四周高牆的堡壘，周圍布置了高射炮，總統府衛隊是一支1800人的部隊，裝備精良。達烏德總統全家都居住在總統府。政變軍隊的進攻遇到總統府衛隊的激烈抵抗，坦克被阻於總統府圍牆之外。政變部隊占領了俯瞰總統府的後山，也未能打啞總統府向外掃射的機槍和火箭炮。
喀布爾周圍已被政變部隊控制，達烏德只有命令距喀布爾800公里外仍忠誠於他的信丹機場的空軍前來支援。由於航程遠、往返的耗油量大，戰鬥轟炸機只能在喀布爾上空停留十多分鐘，又因未能與地面取得無線電聯繫，未投擲一彈而返。因為無線電聯絡設備已被克格勃暗中破壞。下午3時後，支持政變的空軍部隊的米格戰鬥轟炸機從臨近機場起飛，向總統府俯衝，總統府的高射炮因操縱機械被事先破壞而失靈，只能任憑飛機轟炸，密集的炸彈摧毀了抵抗的據點。至當晚總統府被攻占，總統達烏德等被俘。
政變領導人對失敗者採取了肉體消滅的血腥手段。被俘的達烏德總統和他的弟弟納伊姆·汗拒絕勸降，政變部隊當著他們的面槍殺其親屬，達烏德的3個兒子和兒媳、孫子和孫女被殺後，再槍殺其本人。達烏德一家30餘口，除一孫女幸免於難外，全部慘遭屠殺。達烏德罹難時終年68歲。
在政變成功後，政變領導人仍命令大批屠殺被俘或投降的前總統府衛隊、警察部隊和其他治安部隊人員。據保守的估計，在這次政變種，死亡人數達2000人。達烏德政府的副總統賽義德·阿卜杜勒·伊拉以及國防部長、內政部長、空軍司令等軍政高官也被殺害。
隨著總統府的陷落，阿富汗各地駐軍相繼宣布效忠共產黨新政權，但仍有一部分忠於達烏德的部隊拒絕效忠，出現了局部的戰鬥。蘇聯政府在政變當局宣布成立阿富汗民主共和國的當天，就宣布承認這個新政權。塔斯社評論這次阿富汗政變時說，阿富汗新政府的誕生是“阿富汗民族解放運動史的轉折點”。
但是，阿富汗“四·二七”政變中這種喪心病狂的暴行無疑是慘無人道、令人髮指的，它使阿富汗的政局發展進入一個惡性循環。從某種程度上說，它嚴重敗壞了共產黨人的聲譽和國際形象，使國際共運名譽掃地。更加諷刺的是，在“四月革命”一年多後，塔拉基就被自己的“得意門生”阿明所殺，阿明當政百日，全家被克格勃殺害，蘇聯大舉侵略阿富汗，扶植卡爾邁勒，六年後又踢開卡爾邁勒，卡爾邁勒1996年因癌症死於莫斯科。
“四·二七”的幕後黑手
阿富汗和外國輿論幾乎一致認為，蘇聯人不但是這次政變的支持者，而且是發動政變的幕後參與者。在“紅色親王”達烏德執政期間，蘇聯與阿富汗簽訂了從政治、經濟、文化到軍事等各方面的協定。大批蘇聯軍人被派遣到阿富汗，滲入到國防部和各軍兵種部隊。另一方面，蘇聯扶植極端親蘇的阿富汗人民民主黨的勢力。蘇聯已精心地建立起它對阿富汗的控制地位。當達烏德激進的內外政策面臨來自部落、宗教等傳統勢力的嚴重威脅後，他的國內改革放慢或停頓了下來，開始向右轉，清洗蘇聯的盟友阿富汗人民民主黨。達烏德政府改變傾向蘇聯的外交路線，開始努力改善與伊斯蘭鄰國和西方國家的關係，嚴重威脅到蘇聯對阿富汗控制的計畫，而且影響到蘇、美在西南亞和西亞地區的爭奪。最後克里姆林宮領導人作出剷除達烏德政府的決定，由蘇聯駐阿富汗最高使節、內務部第一副部長維·帕普京中將負責執行決定，克格勃和蘇聯軍事顧問團就著手活動。一方面製造輿論，在阿富汗左翼力量中煽動反達烏德的情緒，指責達烏德已揭去了掩飾其親王的面紗，轉向阿富汗保守傳統勢力、伊朗和巴基斯坦反動政權和美帝國主義，達烏德政府已全面向右轉。另一方面，蘇聯還積極支持人民民主黨反達烏德政府的活動，調解阿共以塔拉基為首的“人民派”和以卡爾邁勒為首的“旗幟派”之間的爭鬥，促使兩派聯合制訂推翻達烏德政府的計畫。
阿富汗情報部門的克格勃人員將達烏德的一切行動和安排告知人民民主黨，並控制了一切通訊手段。蘇聯軍事顧問團協助人民民主黨擴大在阿富汗軍隊中的勢力，最後協助政變軍隊準備武器彈藥。當政變軍隊久攻總統府不下時，達烏德向忠於他的部隊不斷發出求援的呼號，命令他們急速馳向首都喀布爾鎮壓反叛部隊，人民民主黨的政變有失敗的危險。在蘇聯軍事顧問控制的巴格拉姆機場的空軍，出動米格噴氣式戰鬥轟炸機轟炸總統府，摧毀了總統府衛隊的抵抗。據事變後透露，對總統府的轟炸中就有蘇聯飛行員駕駛的飛機。
阿富汗有關人士說，如果沒有蘇聯幕後的支持，達烏德總統掌握軍權並擁有一部分忠誠部隊，加上裝備精良實力雄厚的總統府衛隊，人民民主黨發動軍事政變成功的可能性不大。
三十年後
達烏德被殺後，阿富汗新政權並沒有立即公布其死亡，而是宣稱其“因健康原因辭職”。2008年6月28，阿富汗前總統穆罕默德·達烏德的孫子馬哈茂德·加齊說，工作人員在兩處大型墳墓中發現了達烏德及家人的遺體。
加齊說：“我們發現了兩處大型墳墓……通過辨認，墳墓中埋葬著達烏德、達烏德的家人以及阿富汗前內閣成員的屍體。”
此前，在達烏德親屬要求下，阿富汗總統哈米德·卡爾扎伊下令成立一個專門委員會，搜尋達烏德下葬之處。
達烏德及其大部分家人被殺之後整整三十年，一直被秘密掩埋在喀布爾市普勒-查克希區的兩個獨立的“萬人坑”中。據初步報告顯示，一個墓坑裡有16具遺骸，另一個墓坑裡有12具遺骸。
2008年7月，阿富汗總統卡爾扎伊下令成立專門的鑑定委員會，展開對遺體身份的鑑定工作。專家採用了一系列鑑定方法，不過起決定作用的，還是在遺體身旁的一本金色古蘭經。
2008年12月4日，阿富汗衛生部正式宣布，達烏德的遺骸基於其牙模和遺體旁的一部小型黃金《古蘭經》得以確認，黃金古蘭經是沙烏地阿拉伯國王贈予的禮物。
2009年3月17日，阿富汗政府為達烏德舉行國葬，阿富汗總統卡爾扎伊、內閣成員和各界人士，以及達烏德的孫子加齊等家族成員參加了葬禮。
人物評價
親王出身的、具有維新思想的達烏德在其執政期間致力於改革，希望把阿富汗建設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國家，但沒有考慮到這個國家宗教和部落強大的勢力、經濟和文化極端落後的特殊狀況，使他的改革計畫無法實施。他盲目傾向蘇聯的外交路線反而使自己成為蘇聯擴張主義的犧牲品。
與中國的關係
達烏德執政期間，阿富汗於1955年1月20日同我國建立了外交關係，並一直同我國保持著平等的經濟往來和友好關係。1957年達烏德首相和周恩來總理互相進行了友好訪問。陳毅副總理兼外長於1960年8月訪問阿富汗,兩國在喀布爾簽訂了《中阿友好和互不侵犯條約》。達烏德為解決兩國邊界問題談判奠定了基礎。正是在這個基礎上，兩國政府於1963年11月22日在北京簽定了《中阿邊界條約》，並成立了中阿聯合勘界委員會。自1956年第十一屆聯合國大會時起，阿富汗一直主張恢復我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