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任職
王曼恬（前排中）在陝西戶縣做過地下黨工作，從事文藝界的抗日統戰運動。後到延安邊中一隊任美術教員。1949年後曾任天津教育局分局長。文革中造反起家，任天津市委主管文教的書記、革委會副主任。
1971年7月經萬里推薦兼任國務院文化組黨組成員，分管全國美術工作。
1973年11月兼中央五七藝術大學副校長。
個人生活
王曼恬與相關的其他當時的人們因與毛澤東的親戚關係，被倚為毛的私人信息源之一，說話能直達天庭，實際影響力超過職務。一些牽扯麵大的敏感事項常拉她參與辦理，以開闢方便通道、協調關係。
--“批黑畫”運動事例：江青在美術界的親信王曼恬還組織了一班秀才，炮製出一系列批判“黑畫”的文章，還將一大疊“黑畫”的照片帶來請毛澤東過目，一俟獲得“恩準”，準備立即在“兩報一刊”（《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的簡稱）上掀起批判的高潮。毛澤東不慌不忙地翻看著這些照片，臉上時而露出微笑，時而顯出欣賞之意，甚至稱讚畫得不錯。站在一旁的王曼恬忍不住了，提醒說：“主席，這都是些黑畫呀！”“黑？這不算黑？那還有潑墨呢。”毛澤東漫不經心地說。王曼恬一聽更急了：“您再看看這幅貓頭鷹，是一眼睜一眼閉的呀！安的是什麼心么……”毛澤東接過她的話頭說：“是呀，這種鳥就是這樣的，總是一隻眼休息一隻眼工作。勞逸結合喲！”王曼恬仍不甘心，又湊到近前：“主席，您看還有這幅李苦禪畫的殘荷……”毛澤東眼睛忽然一亮，恍然說：“苦禪？噢，我記起來了。建國初期，他生活很困難嘍，還給我寫過一封好長的信哩！”說著，他又側過臉來問道：“那么現在他的工作安排得好嗎？生活得怎么樣啊？”王曼恬本想讓毛澤東對李苦禪等畫家的畫說幾句否定的話，以便回去組織對這些畫家進行更嚴厲的批判，不料，毛澤東非但不批判，反倒關心起李苦禪的工作和生活來了。王曼恬自討沒趣，碰了一鼻子灰，只得乖乖地告辭退下。那個剛搭起來的秀才班子，也只好收攤散夥了。
粉碎“四人幫”後，作為“四人幫在天津的代理人”，被隔離審查。
1977年1月自殺於獄中，享年63歲
王曼恬自殺內幕：
王曼恬（中）70年代初視察戶縣。王曼恬是毛澤東表兄王星臣的女兒，1977年1月27日晚自殺，時年63歲，與1991年自殺的江青（77歲），自殺方式幾乎完全一樣。本文是作者王輝（文革期間在天津市革委會工作，現為天津社會科學院名譽院長）的回憶。
突如其來的絕密會議
1968年2月21日，我上班不久，就聽到一個絕密的訊息，那就是市革命委員會一大批人，昨天神不知鬼不覺地都去北京參加什麼會議了。我那時任天津市革委會辦事組秘書組組長，市革命委員會委員和許多民眾代表都去北京開會，我為什麼一無所知呢？當時秘書組有兩位軍隊幹部，他們也不知道情況。當時市革委會副主任江楓的楊秘書也來秘書組打聽此事，秘書組同樣告訴他不知道。他發牢騷說，哪有這樣的事情呀，通知領導人去開會而不告訴秘書！江楓原來是公安局長，是“革命幹部”參加領導班子的代表。這才時過兩個多月，人們和楊秘書做夢也不會想到江楓要出事了！
後來得知，這次去北京開會是由支左聯絡站組織人分頭通知的。市革委秘書組管會務的王水田直接到市革委委員家挨戶通知，只通知本人21日上午9時到幹部俱樂部開會，也不說什麼內容，只告知多帶點衣服。（王本人也一無所知）聽說他們到了俱樂部靜靜等候，快吃午飯時給每人發一袋麵包充飢，下午統一乘解放軍的大篷車進京，先去第二炮兵司令部那裡住下，晚上去京西賓館開會。參加這次會議的有天津市革命委員會委員和天津市革命民眾代表以及駐津部隊、文藝系統代表約千餘人。
人們在“文革”中扮演的角色是複雜的。革命委員會委員和民眾代表在前一段鬧革命時一度成了“主人”，而參加這次活動直到開會前居然一無所知，又成了只會喊口號的工具。
其實，不僅是一般民眾代表，就是時任中共天津市黨的核心小組組長、天津市革命委員會主任的解學恭對此會事先也是一無所知。據跟隨解學恭的秘書回憶，他隨同解赴京開會時，因為當時他的家在北京，想給家裡打個電話，可是京西賓館各個房間的電話一律卡斷，服務台的電話又不準使用。解學恭等人先到的京西賓館，可是人家不讓進，還要在外面等候，估計就是還沒有來得及處理好電話問題。
這件事為什麼搞得如此神神秘秘？原來是後來擔任天津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的王曼恬，給江青寫了一封告密信，說天津市出現了“黑會”和“黑戲”。她所說的“黑會”是指1967年全國造反高潮中，各地一些文藝界的造反派聯合在天津召開的“全國工農兵文藝戰士座談會”。王曼恬說這個會議是陰謀奪文藝界的權，後面有黑手，就是天津的方紀和孫振。她所說的“黑戲”是指天津人民話劇院“11·3”革命造反隊排演的《新時代的“狂人”》。這個戲是以當時聞名全國的“陳里寧事件”編排的。陳里寧原是湖南省湘潭縣委辦公室的一個工作人員。從六十年代初期起，他就給中央寫信、撰寫文章批判劉少奇，後來被公安部作為反革命要案審查，再後來被關進北京秦城監獄。大約在1965年，公安部認為陳里寧有精神病，遂把他從監獄轉到精神病醫院治療。文化大革命開始，一些高等學校的紅衛兵了解到蘇聯克格勃對待政治犯的一種重要手段就是把人關在精神病院加以迫害。受到這個啟發，這群紅衛兵就到精神病院查找這類病歷，很快發現了陳里寧，向中央文革小組反映。戚本禹讚揚說：這個人很了不起，那么早就看出劉少奇是“修正主義者”，我自愧不如。1967年初“陳里寧事件”被披露後，全國各地的民眾普遍地將“陳里寧事件”訴諸舞台，形成了“文革”中的一次重大的民眾性自發文藝運動。其中最為轟動、影響最大的是天津人民話劇院“11·3”革命造反隊排演的六場話劇《新時代的“狂人”》。該版本在六十幾天內共演出了47場（包括在北京12場），觀眾達五萬餘人。不料，陳里寧又被發現還有攻擊毛澤東的言行，很快打成了反革命。
王曼恬是毛澤東表兄王星臣的女兒。她的信觸動了江青敏感的神經。“文革”中江青是“文化革命的旗手”，她豈能容忍別人染指文藝界，而且還敢妄稱奪權。陳伯達出獄後曾在回憶錄中寫到：“在天津剛有些秩序時，江青聽了她在天津的一個耳目的話，就夜間叫幾十輛大卡車，把天津那時所有活動分子都弄到北京來，我阻止此事已來不及，還被迫去參加。此會一結束，天津市副市長王亢之回到天津自殺，天津市公安局長江楓被禁閉。”
中央首長接見
1968年2月21日晚9時半至11時半，周總理、陳伯達、康生、江青、姚文元、謝富治、吳法憲、汪東興、葉群等人以及中國人民解放軍各總部、各軍兵種和北京部隊負責人接見了天津赴京的代表。周總理、陳伯達、康生、江青、姚文元在會上講話。
這次會見異乎尋常地由江青主持。江青開門見山地提出所謂“二黑”問題。江青一出場就說：“同志們好，向同志們致敬！向同志們問好！”會上熱烈鼓掌，向江青同志致敬、向江青同志學習的口號不絕於耳。江青首先問大家：“在你們天津，去年‘全國工農兵文藝戰士代表座談會’，有這么一個黑會，知道嗎？（眾答：知道。）黑的！還有一個黑的戲，叫做什麼《新時代的‘狂人’》，有沒有？（眾答：有。）黑的！今天就想和同志們談一談。這是個什麼原因，講講道理。”其實，在場的有多少人知道這所謂“二黑”？可是群起回響。民眾不僅是會喊口號的工具，而且是盲從的、一呼百諾的、指到哪裡就打到哪裡的工具。
陳伯達接著講話，他濃重的福建口音很難懂，由葉群做翻譯。陳伯達首先迎合江青講了所謂“黑會”、“黑戲”問題。他特別點了一些人的名。他說：“在我們國家內，有周揚為代表的一條文藝黑線，它在全國有相當的一個黑網。比如在天津，他就有一夥，像方紀、孫振、白樺、李超、董楊等等。”陳伯達所說的白樺、李超並不是文藝界的人士。白樺是市委常委、宣傳部長，“文革”開始就受到揭發批判。李超原為市委組織部幹部處處長，後任市委政法部副部長，他與文藝界並沒有關係。陳伯達在1964年來天津專程去小站地區的西右營看周揚，之後又抓了“小站‘四清’”的典型，與王亢之、方紀、江楓本來都熟識，而且也是了解的。但如今江青抓這些人的問題，陳伯達見風使舵，極力開脫自己。他說：“我在天津做了一些事情，一些‘四清’問題的工作，當然在這裡就接觸到一些人……像方紀之流他們去年不知是什麼道理，到北京來，因為過去在‘四清’工作中碰見過他們，認識了他們，因此我也跟他們談了話，我那時跟他們說過三條，要他們不要登台呀，不要伸手呀，不要上當呀，你們這些小報里都反映了……但是方紀他們還是要表演吶，還是要登台呀，我跟他們說是一回事，他們反其道而行之又是一回事……”陳伯達進而又說“我最近和一些同志談過、說過，天津雖然建立了革命委員會，但是個別的也不能排除有反覆的可能，也有一些變色龍，變顏色，有些小的爬蟲，為了適應它的需要，時而變這樣的顏色，時而變那樣的顏色。我想，我們大家要提高警惕，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在光焰無際的毛澤東思想照耀下，我們充滿信心，我們是能夠戰勝一切的。”
姚文元接著講話，重點批判了方紀及其作品《來訪者》和孫振及其小說《戰鬥的青春》，並且批判了王昌定《創造需要才能》的文章。
江青接著講話，點了天津文藝界許多人的名字，其中有孫振、楊潤身、王昌定、袁靜、董陽、邵文寶、張賀明、滑富強、王靜、李啟厚、尹淑坤等。她還點了河北省獻縣、深澤縣有大叛徒集團，這裡又牽連一大批人。因為深澤縣、獻縣都是冀中老根據地，在這裡參加革命的老幹部很多，市委書記處書記王亢之、宋景毅都是深澤縣的。江青的講話，實際上誣陷王亢之等人是叛徒。她還說：“由於方紀他們到北京來坐的汽車就是公安局的，我有確鑿的證據，因此建議，上次我和總理就點過你們天津文化界、公檢法，現在我著重地建議，公檢法的問題，應該徹底揭開。”在談到公檢法時，江青還說什麼“過去還有一個什麼許建國”。許建國是解放天津進城後的第一任公安局長，後任副市長，再後調上海市任副市長兼公安局長，後來轉入外交部出國任駐外大使。江青接著又顛倒黑白地說：“這個公檢法如果不把蓋子揭開，害苦了人了，他們不是專了資產階級政，他是專了我們的政。主席、林副主席、我走到哪兒，他們都盯梢，他們都裝竊聽器。這允許嗎？（眾答：不允許。呼口號）要不要打倒他們？（眾答：要。呼口號）”據我所知，中央領導人來津都是公安局局長親自出來負責保衛工作，怎么又成了“盯梢”呢？再有，何時何地何人裝過什麼竊聽器呢？江青還說：“你們那裡有這么一個組織，整總理的黑材料，整康老的黑材料，整伯達同志的黑材料，整我的黑材料，請整！”這更是信口雌黃，天津哪裡有人整中央領導人的“黑材料”呢？江青像個瘋狂的人，而民眾也跟著瘋狂地喊口號。
康生接著講話。他在批判“黑會”“黑戲”中又點了尹淑坤、李啟厚的名字，說：“這個劇本的編劇者叫尹淑坤的，有沒有在座？（眾答：已揪出）（江青：好！）（呼口號）還有一個演出負責人叫李啟厚，在不在呀？（眾答：沒有）也揭出來沒有？（眾答：沒有。有人說：回去就揪。有人說：揪他有阻力。江青插話：不怕阻力！不怕！）……”
最後是周恩來講話。他首先說：“讓我首先代表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最親密的戰友林副主席，問你們好！（長時間熱烈鼓掌，高呼口號）祝同志們好！（熱烈鼓掌，呼口號）”他在講話中除表示完全同意以上講話批判“黑會”“黑戲”外，還特別表示重視江青的講話。他說：“去年9月5日江青同志剛講了三條：我們擁護支持加強鞏固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帥的黨中央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加強和鞏固我們偉大的人民解放軍；加強和鞏固我們新生的力量革命委員會。講話之後，就在同一時期，天津有一小撮劉鄧陶的死黨和陸定一、周揚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他們就要掙扎……尤其是江青同志在11月9日和12日講了文藝界要清理隊伍，要陣線分明，要階級鬥爭陣線分明，樹立隊伍，抓壞人，這樣的一個指示以後，天津文藝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他們要搞他的黑會，這不清清楚楚是垂死掙扎嗎？”他還說：“剛才江青同志說得很好，就是要改造公檢法……”正是在這次會後，天津立即開展了批判“二黑”（黑會、黑戲）及“一砸”（砸爛公檢法）運動。“揪出變色龍、小爬蟲”的標語遍布大街小巷。
市革命委員會的改組
這次“二二一”接見之後，新成立的革命委員會隨即進行了一次改組。當時，在天津市革命委員會常委組成人員中，被結合進來的原天津市的地方領導幹部只有江楓、王亢之、范永中、王占瀛等人。江楓、王亢之、范永中都是在小站地區參加過“四清”的，因為陳伯達當年“紅”了，當了中央文革小組組長，他們參加小站“四清”也成了“光榮經歷”，被早早結合進市革命委員會。陳伯達對江楓、王亢之、方紀等人本來是支持的，但是江青態度一變，陳隨即迎合，這幾個人便成為犧牲品。江楓在散會後立即被隔離審查。王亢之在從北京返回的當天住在招待所中，服安眠藥自殺。范永中是原市外貿局局長，革委會成立時擔任辦事組組長，不久就因所謂政治歷史問題被隔離審查。
當時原天津地方幹部參加領導核心的就是江楓。江楓是1938年參加革命的老幹部，長期從事公安工作，從1960年開始任市公安局局長。天津解放時，江楓屬於來自於晉察冀社會部和冀中公安局的那一部分人，他們主要負責政治保衛工作；市委書記萬曉塘帶著來自於冀魯豫公安局的一些人，主要負責經濟保衛工作。據說兩批來自於不同山頭的人馬，過去就有矛盾，可是人們都得按組織原則行事，相安無事。“文革”開始後，鼓動人們造反，故矛盾激化了。支持江楓的一些人成立了公安局“造反總部”，反對江楓的一些人成立了“政法公社”。前者反市委，後者保市委。萬曉塘心臟病猝死後，江楓最早提出懷疑是自殺的。1967年2月14日，奉國務院、中央軍委命令，天津警備區接管天津市公安局，成立天津市公安局軍事管制委員會。市公安局軍管會成立後，即宣布公安局的“天津政法公社”為反動組織，勒令解散。之後成立“乾代會”時，公安“造反總部”又成了“乾代會”的主要成員，成為江楓進入市革委領導的重要支持力量。當時江楓參加了市革籌小組。在中共中央、中央文革1967年一次接見天津市代表時，周總理曾給江楓寫過紙條，要他揭發萬張集團的問題，並在會上表揚過江楓。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長的謝富治在京召見過江楓，動員他揭發萬張集團的問題。從江楓在“文革”中的命運就不難看出，當年他是靠中央、中央文革支持起家的，而後又被江青打倒的。江楓是老公安局局長，精通業務，但個性強，對以萬曉塘為首的市委有不滿情緒，在一定氣候下起來造反。記得在“四清”時，趙武成認為公安局右傾，找江楓談話進行批評，江楓在市委大廳碰見我時，皺著眉頭說不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在革籌小組又因為個性太強，與駐軍負責人發生過頂撞，把他拿下來，正符合駐軍的意願。把他清除掉之後，除了上邊還有個解學恭以外，天津市實際上是軍人一統天下了。江楓從這次會後一直被“監護”審查，直到1971年12月，因心臟病突發逝世。1978年1月，中共天津市委對江楓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江青、陳伯達的迫害予以平反。
當時天津市極少數起來參加造反的領導幹部，其後幾乎都沒有逃脫被打倒的命運。人們都知道是王曼恬向江青寫密信引發了“二二一”事件，但是光憑王曼恬一個人恐怕也起不了這么大的作用。
近年來在關於“文革”的研究中，有人說在“文革”中有兩股勢力，或者說是兩個集團，一個是江青、張春橋、康生、陳伯達等人，其中江、張和王洪文、姚文元關係最密切，後來他們被稱為“四人幫”；一個是以林彪為首的少數軍隊高層。後者與“四人幫”的矛盾不斷激化，毛澤東採取措施，林彪出逃喪生，這股力量被粉碎。陳伯達由於向林彪勢力靠攏，首先被打倒，“文革”的進程似乎證明了這一點。
王曼恬也沒有好結局
王曼恬當時憑藉她的特殊關係，向江青寫密信告發天津的“二黑”問題，成了“有功之臣”。按照江青的旨意，王曼恬從此上台，擔任中共天津市革命委員會核心小組成員、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成立市委後又擔任市委書記。
她在上世紀70年代初期又調國務院文化組任副組長，來往於津京兩地工作。她為什麼到中央文化組任職呢？據吳德回憶，當年吳德兼任國務院文化組組長，由於把持文化組的于會泳等人都是江青的親信，吳德工作起來很困難。當時萬里給吳德出主意，可以把王曼恬調到文化組來。萬里說王曼恬是王海容的姑姑，和毛主席是親戚，能和毛主席見得上面、說得上話。有一次王曼恬到北京，吳德找她談了這個問題，提出文化組要請她兼職，她在天津的工作可以不動，每星期來一兩次參加文化組的工作則可。她說她本人同意，但要請示毛主席。吳德說那是不是就由你給毛主席寫一封信，看一看毛主席有什麼意見。後來，王曼恬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把在文化組兼職的事情報告了，毛主席同意。這樣，王曼恬在京兼職，工作於京津兩地。據吳德回憶，王曼恬在文化組表現還是比較好的，向毛主席反映了一些情況，幫助解決了文化組的一些問題。有幾次于會泳、劉慶棠、浩亮等在文化組整人，王曼恬一說話，他們就縮回去了。
粉碎“四人幫”以後，于會泳等人接受審查，王曼恬不再赴京工作。在清查工作中，王曼恬的問題成為重點。從1976年12月開始，市委常委開會清理自身的問題，每次都是解學恭先講，然後王曼恬講。市委先後召開過六次常委會、常委擴大會議和一次全委擴大會議，讓王曼恬講清問題，她講來講去，一些問題始終也說不清楚。王曼恬對於清查她的問題思想牴觸很大。1977年1月4日下午，她在辦公室服安眠藥自殺。當年市委書記都在市委大樓小院內辦公，每人一間小辦公室，一張單人床，中午在辦公室休息。那天下午上班多時，警衛人員才發現王的辦公室緊閉未開，打開門後發現她昏倒在床上，立即送醫院搶救，才沒有死成。
為了防止王曼恬再次自殺，市委將王曼恬自殺未遂的情況和她的態度向華國鋒、黨中央作了報告，並提出對王曼恬實行隔離審查。報告發出後，市委隨即指定由市直機關黨委和市委警衛處負責人共同組成了20多人的看護小組，對王曼恬採取保護性措施。解學恭對看護小組提出三條具體意見：一是防止自殺，確保萬無一失；二是政治上要劃清界限；三是生活上要給予適當照顧。
1月10日市委正式成立王曼恬問題調查小組，由我主持的清查辦公室負責。1月18日至26日，經市委批准，文化局、市直機關、文教系統、天大、南大等五個單位開大會對王曼恬進行面對面揭發批判。王曼恬於1月22日給解學恭寫信，說批判和報紙文章的調子越來越高，再加上對她實行看護，她感到“精神上受不了”。1月27日晚，王曼恬以和值班人員談家常、講故事的辦法，麻痹了值班人員。20時她向值班人員要了兩片安寧片、一片安眠酮服下，20時15分王熄燈並將門用方凳頂上。值班人員為防止意外，又將凳子搬開，將門半啟。20時15分王睡覺不打呼嚕引起值班人員懷疑，推門進屋見王沒有動靜，21時10分又拉亮電燈，見王用被子蒙著頭仍無動靜。21時40分，值班人員揭開被子見王臉色不好，懷疑其心臟病發作，找來醫生檢查發現瞳孔放大，呼吸脈搏已經停止，隨即採取藥物和人工搶救措施，但為時已晚。經醫生、法醫、現場檢驗人員確證，王曼恬死亡，是用一條毛巾和床單邊緣布條勒在脖子上自縊身死的。
王曼恬自殺的當晚，市委書記王一、趙武成和我都分別趕到現場。王一當晚在家裡已經服了安眠藥，我們一起聽值班人員匯報時，他情不自禁地擺著頭。我是第一次看到自縊的，聽說“吊死鬼”都吐出舌頭，其狀甚慘。可王曼恬只是臉色有些青紫，舌尖微向外吐，像因病而死的人一樣安詳。原來她將毛巾、布條的一頭拴在床頭欄桿上，一頭往脖子上一勒，身子往下一滑就斷氣了。聽說女一中以前有一位女校長，被審查時就是在床上用這種方法自縊的。王曼恬當時曾在該校擔任教務主任，看來她是了解這種自殺方法的。無獨有偶，時隔14年，1991年5月14日，在北京保外就醫的江青也是用同樣的方法自殺身亡。江青用幾個手帕結成一個繩套，套在浴盆上方的鐵架上，而後用被子和枕頭墊在腳下。
王曼恬自殺身亡後，我和市委清查辦公室的人員一起到她家清理她的信件等各種資料。令我深有感觸的是，我雖然身為辦公廳主任，在她生前卻從未登過她的家門。她雖然主管文教工作，但是工作上我同她聯繫也不少，因為她這個人有時管得很寬，什麼事情都喜歡過問。例如1975年秋一個周日的早晨，我正在家中休息，突然接到王曼恬的電話，說引河橋附近一家工廠的工業污水排入農田，要我馬上去解決一下。我立即找市建委管治理環境污染的人，一起去現場察看解決。那時覺得王曼恬雖然水平不高，但在工作上是敬業的，而且敢說話、敢負責。1973年國務院決定將河北省所轄的薊縣、寶坻、武清、靜海、寧河劃歸天津市，這對於天津往後的發展非常有利。但在國務院尚未決定之前，這又是一件難度很大的事情。王曼恬受解學恭的委託，跑到國務院直接找李先念副總理，再三陳述理由，終於辦成了這件事。“文革”初期軍隊幹部一統天下，各級領導核心主要控制在軍隊幹部手中。因為王曼恬有特殊的政治背景，軍隊幹部對她另眼相看，遇事也要讓她三分。
當年我們查出，王曼恬自1968年3月到1976年10月給江青等人的信件33封、電話記錄23份。她的主要問題，就是上述向江青寫密信製造了所謂1968年“二二一”事件，後果嚴重。其次是由於她在中央文化組兼職，經常給天津傳些上邊的小道訊息，特別是1976年她積極鼓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再次就是她對江青以及中央文革的一切指示積極緊跟。當時市委把王曼恬定為“四人幫”死黨，並把王作山、張繼堯、陳相文列為王曼恬的資產階級幫派體系。
王曼恬右圖照片資料：毛主席與文家親屬合影（1953年，豐澤園）。後排左起：李敏（長女）、毛遠新（侄子）、朱光（表外甥女婿）、劉松林（長媳）、李訥（次女）、王海容（表侄孫女）；前排左起：兩位表嫂、文靜純（三表姐）、毛澤東、王季范（九哥）、肖石英（九嫂）、劉媛英（表侄媳）（括弧內為合影者與毛主席的關係）王季范的母親王文氏，系湖南湘鄉大坪棠家閣（解放後劃歸韶山）文芝儀的次女，行六，是毛澤東的母親文七妹的親姐姐，即毛澤東的二姨媽。她生有兩個兒子，長子是王星臣（王曼恬父親），次子王季范（王海容祖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