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世界
民族志調查顯示，多數（3/4以上）傳統社會採用父系制（即實行從夫居，並按父系組成血緣群體，壓倒性的證據顯示，在直到現代之前的整個人類歷史上，父系制始終是主流和常態，母系制只是特殊條件下的例外。父系制的歷史甚至可以追溯到人類與黑猩猩的共同祖先，因為黑猩猩、倭黑猩猩乃至親緣更遠的大猩猩，都是從夫居的；除了民族志材料，對晚期南猿和尼安德特人的化石同位素分析也顯示，這兩個社會很可能都是從夫居的。
中國
中國進入父系社會的時間，大約在五六千年前，其主要文化遺存代表有仰韶文化、龍山文化、齊家文化、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等等。此時在考古學上屬於新石器晚期。
父系氏族時代的社會生產力水平比以往有較大的提高，其表現主要在於：農業生產的發展；家畜飼養規模的擴大；制陶技術的進步；銅器製造的出現；絲織品的發明；手工業水平的普遍提高和社會分工的形成等等。
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男子在生產部門中突出地位的出現，原來男女在氏族中的地位發生重大變化，男子開始占據主導地位。與此同時，婚姻由對偶婚向一夫一妻制過渡，父權制隨家庭出現而產生，財產按照父系繼承，世系隨父系計算。父系氏族制形成後，私有制萌芽、產生。在貧富分化加劇的情況下，階級對立出現。由此進一步導致原始社會解體，國家開始產生。
特徵優點
對有關母系和母權的種種謬見的清除工作所帶來的一個額外好處是，可以讓人們更好的認識父系制在人類發展史上所扮演的角色；恩格斯有一點說對了，父系關係的發展確曾是推動社會進化的一大動力，可是他弄錯了時間，而且錯的很遠，這一發展，遠遠早於他所認為的原始社會晚期，而是可以追溯到人類與黑猩猩的共同祖先。
在對黑猩猩的觀察中，靈長類學家發現它們在兩個關鍵方面和人類很像：一是戰爭行為，簡·古道爾和西田利貞在各自研究中都發現，黑猩猩群體的雄性成員會組成巡邏隊守衛領地，並在巡邏過程中伺機獵殺相鄰黑猩猩群體中的落單個體或數量占下風的小團伙。
那些在戰爭中命運不濟的群體，常在幾十年內被逐漸消滅，或者在一次成功偷襲中遭毀滅性打擊，這與人類學家在亞馬遜叢林、紐幾內亞高地、呂宋山區、南部非洲的部落社會中見到的情形極為相似，實際上，這種由群體內雄性結夥對相鄰同類發動經常性戰爭的行為，在前文明無國家社會中普遍存在，但在整個動物界卻是極為罕見的。
第二個相似點是政治，弗蘭斯·德瓦爾發現，黑猩猩群體內雄性在爭奪首領地位、從而獲取多數交配機會的過程中，會像人類那樣施展馬基雅維利式的政治伎倆，合縱連橫、爾虞我詐、見風使舵，比如雄一號用各種甜頭誘使雄三號合作阻止雄二號奪位，一旦雄一號顯出頹勢或二號實力提升，三號便伺機背叛與二號合謀篡位。
當然，由於缺乏語言和武器帶給人類的強大交流、控制與組織手段，黑猩猩的戰爭和政治形態還非常原始簡陋，但從整個靈長類乃至動物界看，黑猩猩已經朝著建立複雜社會的方向邁出了關鍵一步，這一步，恰恰與父系關係的建立同時發生，而父系群體和戰爭與政治在動物界同樣罕見，這強烈暗示著，這一同時性並非巧合。
從親緣選擇的角度看，我們也有理由相信父系關係所起的作用，假如黑猩猩群體是母系的，其中成年雄性並非近親，那他們就很難形成持久的合作關係來集體守衛領地和發動戰爭，爭鬥將以個體對個體而不是群體對群體的方式發生，因為一旦某方顯現出優勢，弱勢一方的個體便可輕易轉投優勢方，這樣，以群內合作為前提的群體間對抗便難以形成。
由於性選擇導致兩性在體型和體能上的顯著差異（即所謂“性二態”），群體間對抗只能以雄性為主力，這要求雄性間能夠達成合作，而除非得到親緣關係的強化，這種合作難以持久。對此困難，一個明顯的解決方案是建立父系合作群體，而通過採用從夫居模式（即成年雌性離開出生群體，雄性留在群內），黑猩猩找到了這個方案。
父系引擎的威力
基於父系親緣的雄性聯盟的建立，對此後人類社會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特別是當人類跨出了更重要的第二步——結成固定配偶關係、進而建立父系家族——之後，社會結構便朝日益複雜的方向發展;因為婚姻大幅提高了親子關係確定性，讓父系親緣變得更明確更精細，從而有可能按親緣遠近建立多層次的父系家族組織。
同時，多層次結構帶來了等級分化，後者以多偶制的形式強化了配偶競爭和性選擇壓力，又因為語言和武器將選擇壓力從個人身體稟賦轉向了地位、財富、權力，以及組織控制能力，因而使得性選擇成了社會結構進化的一大動力。
上述機制，對照狒狒的情況或許可以看得更清楚。埃及狒狒在許多方面都非常像人，其社會形態甚至比黑猩猩更接近人類。它同樣罕見的採用了從夫居和父系制，但比黑猩猩更進一步，它
和人類一樣建立了多偶制的固定配偶關係，因而也得以按親緣遠近建立了多達四個層次的複雜等級社會，四個層次大致相當於人類的家庭、氏族、游團和部落。
多層父系群的建立，使得埃及狒狒的雄性聯盟極具戰鬥力，群體間常因爭奪領地和支配地位而發生戰爭，有時戰爭場面相當壯觀，在一英里開闊的戰場上數百頭雄性投入戰鬥;另外，雄性在控制配偶和下級時也表現的非常暴虐，這些情景，都很容易讓人聯想到人類社會。
埃及狒狒轉向父系制，最初可能是為了構建雄性聯盟以對抗非洲豹和斑鬣狗等危險捕食者，相比之下，其近親獅尾狒狒生活在捕食者難以到達的懸崖絕壁上，處境更安全，因而仍保留著母系制，沒有發展出多層次結構，雄性對待配偶更溫和，群體間衝突也沒有那么劇烈。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研究，比如勞倫斯·基利和史蒂文·平克發現，整個人類史上，前國家社會都充斥著連綿不絕的暴力和戰爭，在這種環境下，群體的生存和壯大往往嚴重依賴於其戰爭能力，而在由血緣紐帶維繫的前國家社會，戰爭能力只能由父系男性聯盟保障。
由此有理由相信，父系制在歷史上始終居於主流，母系制只是例外。有些社會或許因為地處孤立隔絕環境（比如沙漠或小島），衝突強度低，比如母系制的霍皮族印第安人，是著名的和平主義者；有些社會則因為選擇了特殊生計模式而難以維繫父系家族，比如摩梭族男性長年外出經營馬幫，甚至無法維持穩定婚姻關係，與此相似的是蘇門答臘的米南佳保族男性也普遍外出從事商業或手工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