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智慧財產權”與中國經濟發展中美貿易關係最近從“智慧財產權”問題引發，愈演愈烈，導致今天的制裁局面。然而導致雙方制裁行動的真正因素顯然不是，或不主要是所謂“智慧財產權”受到侵犯與保護的問題。中美貿易摩擦公開化，始自幾年前中國對美貿易大額出超（主要是紡織品）和隨之而來的美國“紡織品法案”所謂“原產地法條例”這次美國制裁的中國物品從塑膠，電子及輕工機械開始。因為這些產品向美國的出口近年增長最快。這說明中國出口商品的結構開始“升級”（從農業或自然原材料到最終產品的工業鏈條越長，產品的級別就越高；塑膠，電子，機械等產品較紡織品顯然高了一個級別）。事實上，從產業結構分析，中國在未來若干年內有極大的潛力出口機電產品。因此這次的制裁對中國國際貿易結構在中長期內的產品升級以及出口創匯潛力的開發都是一個嚴厲的警告，絕對不可小視。中國在未來十年至二十年里最具發展潛力的經濟部門是哪些呢？按照中國經濟“五部門”分類（農，工，建，運，商），增長最快的並且可以持續增長的部門是建築業和交通運輸電訊業以及與信息交流有關的計算機網路和設備，製造業里的汽車配件和組裝，機械電子設備（不是單純的機械或電子產品，而是機械與電子控制結合的產品），另外，在這個分類之外的服務業里，極具潛力的社會保障計畫（包括失業，人壽，醫療等等的保險計畫）以及與社會保障和住房商品化相關的信用和金融服務。所有這些部門都是外資特別是美資感到極大興趣的投資領域。例如通過中國國家計畫委員會協調的美國電報電話公司參與的通訊設備投資項目，佳士拿汽車公司（繼“北京吉普”之後）正在籌備的大規模投資設廠計畫，以及美國政府要求中國對外資開放保險業和部分金融服務等等。美國的這些投資興趣也可以從中國公布的報復性制裁的產品和“凍結項目”名單中反映出來。但是問題在於，既然中國國內能夠動員的資金遠不足以推動上述部門的高速增長，既然美國大資本非常希望打開在中國投資這些領域的大門，為什麼雙方反而以這些領域為相互制裁的主要戰場呢？首先是政策上的分歧。例如中國的“國內市場保護”政策一直要求外資在中國生產的產品有相當大的比例銷售到海外內場而不是國內市場。這項政策在出口初級和輕紡產品階段也許是適用的。但在上述各部門就不太適當了。理由很簡單，你要快速發展這些現代通訊和產業部門嗎？那就只好允許先進技術和先進技術的物質載體——外國資本，進入這些領域。以汽車工業為例，中國汽車工業總公司的資料表明，中國自己的技術水平大約比西方汽車業的先進水平落後十到二十年的時間。而且這一差距正在不斷擴大，因為中國全國每年投入汽車科研的經費只相當於或小於例如通用汽車或豐田汽車這樣的大公司一年的研究開發費用。至於電訊業和積體電路製造，由於技術複雜程度和資金投入巨大，中國與國際水平的差距就更加難以彌補。人們也許會說：金融和保險業總不需要什麼高技術了吧？是的，但是這裡需要的是豐富的經驗。道理也很簡單，金融業之所以為國民經濟所必須，在於通過金融市場的運作，投資風險得以分散或找到最優分布的方式。這是所謂“規模經濟”的好處。在獲取規模經濟的同時，一個有效的金融市場還起著約束股份制企業經理人員“道德風險”（即使用他人的資金做得不償失的風險投資）的作用。但是怎樣的市場才是“有效率”的金融市場呢？“人”，具有豐富經驗的金融專家，正是這些專家的運作，加上適當的評估和獎勵專家聲譽的制度，使金融市場變得有效率。讀者可以想像，如果沒有使麥哲倫基金（管理著相當於哥倫比亞全年國民生產總值的資產）聲名大振的比德·林奇（PeterLynch），沒有投資大師華倫·布菲特（WarrenBuffet），沒有在各種各樣的投資機構里每天緊張決策和密切監視著企業行為的那些“資金總管（moneymanagers）”，整個資本市場怎么可能有效率呢？基金制度，無非是靠了中小資金持有者的自由轉讓基金股份，維持著對基金管理人的有效監督。但是僅僅把基金制度搬到中國是建立不了一個有效的金融市場的。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家費希爾（F.Fisher）曾經著文論述前社會主義國家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大致階段，其中特別提到金融改革的時期應當從過渡之初一直延續到過渡結尾，是一個貫穿始終的改革任務。其所以如此，是因為培養一個金融專家通常需要至少十五年時間，而一家經驗豐富和聲譽卓著的投資銀行需要幾代人的工夫才可造就。金融的書本知識可以快速學習，但經驗和聲譽絕不可能快速積累。總而言之，中國在下一階段的經濟發展中應當調整產業政策和外資政策以適應新的發展階段，為了快速發展，對外資做適當的，有時甚至很大的讓步是合算的。孫中山先生不是曾經提出“建國方略”嗎？其重要內容不是“出賣礦權，路權，以換取外國投資”嗎？我們中國人前幾年不是也在大規模和長期限地批租土地嗎？為什麼一提經濟“緊縮”就連思想也“緊縮”了呢？其次是經濟制度上的分歧。上述各部門的主要經營者都是中國部一級的國營企業，這些企業一直享有優越的壟斷地位和豐厚的利潤，國營企業由所有制引起的低效率問題，冉加上對市場的壟斷權力就變得更加嚴重（因此郵電部長期以來就以低效率出名）。從經濟學角度說，引進外資競爭，對提高這些國有企業的效率是有很大好處的。但是這些國有大企業的所謂“冗員”問題將會怎樣解決呢？至少政府部門很難接受讓這些部級企業破產和工人失業的後果。我們不難想像在對美制裁的決策過程中這些國營大企業的主管部委施加了很大的影響。第三是社會政治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美國人習慣於國會內外各種委員會之間的交易式的決策過程，他們自然地把這一套想法用來和中國人打交道。例如把改革開放的速度同貿易優惠的程度聯繫起來考慮。這就可能與中國改革的基本戰略——“摸著石頭過河”或稱為“漸進改革”，發生衝突。中國人不喜歡從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開始改革，也不喜歡在目前的發展階段進行激烈的上層建築變革，用鄧小平先生的話：不爭論。三個字概括了這個民族的傳統的“實用理性”精神。電訊服務業（不是電訊設備的生產）一直禁止外國直接投資，理由之一就是國家對意識形態（新聞媒介及傳真服務等等）的控制權不能由外國人參與。金融是國民經濟的“命脈”，在外國人可不可以參與的問題上當然也非常敏感。現在可以討論所謂“智慧財產權”問題了。這裡面包含了兩個主要的問題。其一是中國目前發展階段的法治建設問題。其二是由“智慧財產權”涉及到的出版，新聞，聲像，等等領域裡的外國人經營權的問題。這第二個問題很簡單。試想想在日前情況下，中國政府怎么會允許例如英國廣播公司在中國大陸的“經營權”並隨後就播放關於毛澤東私生活這類的“新聞”呢？我想主要談一下我對第一個問題的看法。一般而言，外國投資者是很注意投資環境中的法律保護問題的。投資國外的高風險中間，很大一部分風險與社會政治不穩定的情況下法律失效有關（例如曾經風行第三世界的把外資“收歸國有”的民族主義運動）。法治問題在例如中國和越南這樣的仍然屬於“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導向的國家裡有更深一層的意義。因為這些國家的基本法——憲法，並沒有改寫，至少沒有被時間證明有效地保護著“私有產權”。嚴格地說，當有人要重新解釋憲法時，一個外國私人資本在這些國家裡僱傭和剝削勞動就可以被定義為是“違憲”的行為而遭到“剝奪”。因此，外國資本家要求投資所在國在沒有憲法基礎的情況下，建立良好的尊重私有產權的行為規範，是合情合理的。就中國傳統文化與經濟發展的關係看，僅僅依靠私人聯繫建立的市場交換，其市場的廣度是很狹小的，不足以支持大規模投資和更深入的社會分工及專業化。長此下去，產品的成本必定難以持續降低。因為降低成本的根本途徑是技術進步，而技術進步的根本途徑是勞動分工和專業化。這個道理是亞當·斯密和後來的英國經濟學家楊格（A．Young）對經濟學做的重大貢獻之一。要拓展市場，前提之一就是建立超越個人關係的行為規範和信任關係。在西方，這就是所謂“法治（ruleoflaw）”。我們可以說，在中國的傳統里，只有所謂“法制（rulebylaw）”的思想，而沒有“法治”的思想。因為後者的產生與西歐獨特的中世紀歷史有密切關係，可說是“西方獨有而不見於西方社會以外”（韋伯）。但是，傳統中沒有的東西畢竟是可以漸漸加到傳統時去的。“法治”雖然生於西方，不見得不能長於東方。日本，韓國，台灣省，新加坡，香港特區等地，雖說“法治”精神參差不齊，多少還是在不斷生長和得到維護之中。“法治”是可以從我們中國文化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基本原則發展出來的。這個原則在西方叫做“DoUntoOthers”，是西方文明傳統中一個最基本的正義原則（始自古希臘的斯多葛學派的倫理思想，經霍布斯，洛克，康德和盧梭等人加以發揮，演變成為現代的羅爾斯的《正義論》。因此我們相信，正在中國大陸發跡崛起的那些私人所有者，那些代表了各種社區利益的“社辦企業”的帶頭人，那此有志於“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政府官員和那些外國資本家們一起，在合作的巨大利益的“文明化影響”下，終究會建立起“中間式”的法治的。雖然在這個過程中，還會出現例如“北京麥當勞”或“中國五礦”這類情有可原的糾紛。在經濟利益的誘導下建立法治的過程，顯然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人們最早學會尊重法律的那些領域，必定是經濟利益巨大的領域。所謂經濟利益，無非是在法律規範下雙方合作所得到的利潤，減去為了保護雙方的財產權利所花費的開銷。這個“淨利益”越大，雙方保護產權的積極性也就越高。在中國與外資合作的領域中，有不少這樣的部門，例如飯店，汽車，石油化工產品，家用電器，高檔服裝，快餐業等等。這些領域的特點是，財產權利的劃分很容易，例如外資飯店，地皮是你的，建築和飯店管理權是我的，說好多少年之後建築物歸你，在此之前利潤分享。這樣的契約，監督起來成本相對很小，另一方而，利益很大，所以“淨利益”就很大了。但是在所謂“智慧財產權”方面，問題就嚴重得多。首先，“智慧財產權”的保護和監督就很困難。例如計算機軟體的產權保護，不說在台灣省，香港特區和韓國這樣的地區，就是在美國也防不勝防。否則“微軟”公司為什麼要僱傭在數目上幾乎相等於軟體編制人員那么多的律師呢？另一方面，知識產品的經濟利益有多大呢？這往往非常不確定。例如著作權，一本專業書的發行量常常不會超過兩千冊，看書的人也許不超過一萬。而出版社有利可圖的發行量通常是兩萬冊左右。在現代中國，“知識無用論”的時代才剛剛過去不久，“手術刀”和“方向盤”之間的收入倒掛剛開始縮小，大學生和研究生退學經商的風潮正“方興未艾”，請問保護“智慧財產權”的好處在哪兒？當然，對那些可以帶來巨大經濟利益的智慧財產權（例如高新技術進口），連鄉鎮企業也是非常尊重的。但這樣的智慧財產權並不是這次中美衝突所提出的那類“智慧財產權”。結論：我們不能同意中國和美國任何一方不經過深思熟慮，草率發動的貿易衝突。中國政府里那些明智 目錄:作者自序——不是“前言”的前言烏托邦與傳統——永遠的徘徊為《讀書》寫的經濟學（之一）為《讀書》寫的經濟學（之二）談談企業家精神談談“能用數目字管理的”資本主義“金融執”與中國之前途“智慧財產權”與中國經濟發展附：智慧財產權，壟斷利潤，反暴利法案附：網上作品的定價問題從開放金融市場說到“誰養活誰”企業家精神，貪污腐化與中國政治體制改革“資本主義”的實質是什麼？經濟發展與合作秩序的擴展過程香港經濟繁榮的根本原因中國改革過程的邏輯論香港之命運“委託一代理”關係：國有和非國有“的差異何在？“胡鞍鋼言之有理”嗎？漫談“政府規模”，“經濟發展”及制度變遷中國深層次改革的三個不可迴避的問題中國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的兩難處境從“公民社會”說開去“自由談”之一：開場白“自由談”之二：生意經“自由談”之三：從倉儲批發市場說開去談談“市場經濟的道德基礎”問題“主義”與“科學”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中譯本序言知識社會與知識分子知識的經濟學性質就中國經濟學研究的方法談一些感受附：什麼樣的消費需求向下傾斜？附：有沒有向上傾斜的需求曲線？附：再談向上傾斜的需求曲線附：兩種不同的經濟學方法論附：社會科學裡的“定律”與“定理”附：經濟學家應當怎樣把握數學？附錄：張五常給中國的同學們懷著鄉愁，尋找家園“不可說的，必須沉默”——從崔之元的批評引出的話沒有信仰的人生和沒有立場的哲學——評趙汀陽的《論可能生活》遊戲，意義，知識結構——不是“綜合”的綜合私有制與國有企業股份化——讀《經濟學訊息報》雜議告別“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