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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眾心目中，科學的殿堂是神聖的。一件事，只要冠以科學的名義，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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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會對它產生信賴。之所以如此，乃是因為科學是一項理性的事業。科學不僅為我們提供了可靠的知識，也為我們展示了一個典型的社會範例：崇尚真理，不謀私利是科學家普遍遵循的基本規範。在一種民主和自由探索的氛圍中，科學構建了人類一切活動所依賴的知識體系。

然而，科學本身也是一種社會活動。當它與其它社會活動形成一種互動態勢的時候，外部環境（經濟、政治乃至意識形態）對科學的發展影響便是至關重要的了。

在20世紀，還沒有什麼能像“李森科事件”那樣，給我們深刻印象了。這是一個典型的政治干預科學的例子，但它給前蘇聯遺傳學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使一度處在世界前列的遺傳學跌入深淵。

其實，李森科本人並沒有如此巨大的能量，他只在育種的“春化作用”中搞出了點名堂。他的動人之處在於他適時地利用了政治勢力，並把“意識形態”與科學研究扯到了一起。30年代初，當他還是一個大學畢業不久的無名小輩時，蘇聯科學界就展開了一場遺傳物質基因是否實在的爭論，如果是純粹的學術爭論則無可厚非，問題是，最後搞出了一個荒誕的結果：劃分出了主張獲得性遺傳的無產階級陣營和主張基因理論的具有“資產階級傾向”的陣營。更可悲的是，一些贊同基因學說的遺傳學家因此被迫離開工作崗位，像蘇聯實驗遺傳學和群體遺傳學的奠基者契特維柯夫這樣的人也未能避免被流放和無聞地“自絕於人民”的命運。在這種背景下，李森科的崛起決非偶然。

日報內容

1931年，當政府要求著名育種遺傳學家瓦維洛夫在10年內在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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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培育出不同地區所需要的穀物品種並在三四年內獲得高產、高抗性的小麥品種時，瓦維洛夫以嚴謹的科學態度對此提出了懷疑。但對李森科來說，這是一個展示才能的難得機會。他莊嚴地向政府保證兩年內完成任務。他的“春化作用”理論就成了他要價的資本。他被政府重用，當上了農業科學院的院士和植物育種遺傳研究所的所長。他把自己搞出來的理論稱作“米丘林遺傳學”，以此與西方的基因理論抗衡。當他的“春化作用”在農業實踐中連遭敗績並受到遺傳學家的批評時，他把階級鬥爭引了進來，聲稱是階級敵人的破壞，要打退階級敵人的進攻。

當科學中的不同觀點及其爭論被納入政治鬥爭的軌道後，一切都非理性化了。凡與李森科觀點對立的人均被冠以種種罪名，或是被離職，或是被流放。全蘇農業科學院院長莫拉洛夫因沒有無條件地支持李森科而遭被捕。這一顯赫的職位自然地落入了李森科之手。在強大的政治勢力下，他的對手（與他觀點相左的）瓦維洛夫也不可能逃脫厄運。1940年，這位在國際遺傳學界備受尊重的瓦維洛夫院士在西烏克蘭考察工作的途中被捕了，最高法院軍事委員會宣判他有罪。他在監獄中僅度過一年多便與世長辭。

30年代以後的蘇聯遺傳學始終籠照在意識形態的陰影中。二戰一度使鬥爭得到平息，可戰後李森科又捲土重來，而且變本加厲。當科學院與李森科意見相左時，赫魯雪夫指責科學院干預政治，甚至打算取消科學院。這一狀況直到1964年赫魯雪夫的下台而告結束。

這一時期遺傳學經歷了高速的發展：遺傳物質的確立、DNA雙螺旋結構的發現、三聯體密碼的揭示、中心法則、操縱子學說的提出等等。而經過一場政治上浩劫的前蘇聯，在遺傳學領域已是一片空白。

……

作為科學史上最荒誕的一頁，李森科事件就像一塊指路牌，給後人留下了沉重的警示和思慮。

科學本質上是一種自由探索的活動，學術民主與自由是科學得以生存的基本要素。不同學術觀點的交鋒是豐富科學思想、造就各種學派的必要條件。在科學的體制化和科學家角色的職業化日益強化的情況下，更需要全社會尊重和客觀地看待科學，任何的主觀或武斷都可能給科學的發展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