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朱的學說
，主要提倡極端個人主義，實則是墨子功利主義、利他主義思想的一大反動。故孟子常把兩者相提並論。
楊朱說：“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有生之最靈者，人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為養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為貴；力之所賤，侵物為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其唯聖人乎。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謂至至者也。”
“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有生之最靈者，人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為養性。”這段很容易理解，意思是說：人非無情之物，並非不食煙火，人要飲食以養身，資衣以御以寒，資舟車以行遠，人一定要靠其他物質得以養生。
如何得到養生所需呢？楊朱說：“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為貴；力之所賤，侵物為賤。”楊朱認為應該“任智而不恃力”，用智得到所需來養生，是上策；用力侵物得到所需，為下策。楊朱推崇“任智”，老子反對“任智”，因此難以把楊朱歸類道家。
如果這“物”指動物
，按“任智”取物的上策，則以網捕鳥是一法，機械捕獸也是一法。如果按“恃力”取物的下策，則捕魚是一法，打獵也是一法。然用以力取物則太勞，以智取物又太少。物少則清貧，清貧非楊朱所樂聞；太勞則累身，累身又非楊朱所樂聞。可見這“任智而不恃力”，並非用於之漁獵；而鳥、獸、魚、兔之物，也難盡楊朱之所欲。
因此，楊朱就要為其“拔毛理論”提供依據了。楊朱說：“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
楊朱說：身體不是我所有的，但是既然生了，就不得不保全這個身體；萬物不是我所有的，但是既然有了，就不得不損害這些物類。因為身體是生命的主體，而萬物是養生的根本，雖然要保全生命，但身體還是要衰亡的；雖然不去損害他物，他物也是不能長久生存的。
到此，楊朱學說的漏洞越來越大，雖然言辭巧妙，好像道家，但畢竟不同於道家。老子說：“吾有三寶：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而楊朱視“儉”如敵。一面說：“力之所賤，侵物為賤。”好象是反對侵奪。一面又說：“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又要動手拔毛了。
“儉”既不守，“慈”亦不存。巧取為貴，豪奪難免。“存我為貴”，“人將相食”。天下動盪，戰國風雲。
楊朱還有一段堯舜不如桀紂的妙論，今約錄於下：
楊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然而舜“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窮毒者也。”禹“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憂苦者也。”周公“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危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於宋，削跡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
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賞之不知，與株塊無以異矣。
桀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 智足以距群下，威足以震海內；恣耳目之所娛，窮意慮之所為，熙熙然從至於死，此天民之逸盪者也。紂亦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威無不行，志無不從；肆情於傾宮，縱慾於長夜；不以禮義自苦，熙熙然以至於誅，此天民之放縱者也。
彼二凶也，生有縱慾之歡，死被愚暴之名。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此與株塊奚以異矣。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同於死矣。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
這篇文章寫得確實很好，如對孔子歷盡曲折的描述，非常簡明詳盡。但文章雖好，問題卻很大。在楊朱看來，桀紂雖然遺臭萬年，但比四聖流芳千古要值得。楊朱說四聖“苦以至終”也是死，桀紂“樂以至終”也是死，死了“雖毀之不知， 雖稱之弗知，”與土塊無異。桀紂“生有縱慾之歡”，而四聖“戚戚然以至於死”。四聖得名譽之虛，不如桀紂得享樂之實。楊朱這般善惡不分，提倡享樂，難怪孟子要罵他：“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也難怪莊子要鉗他的口，省得他再害人。
在《列子·楊朱》篇中，有一篇借“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的對話，寫得十分有趣，可以說是古代“享樂主義”的宣言。今錄如下：
“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閼。晏平仲曰： 其目奈何？吾曰：恣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閼聰；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不得視，謂之閼明；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得 嗅，謂之閼顫；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閼智；體之所欲安者美厚， 而不得從，謂之閼適；意之所為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閼性。凡此諸閼，廢虐之主。去廢虐之主，熙熙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謂養。拘此廢虐之主，錄而不捨，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萬年，非吾所謂養。”
這篇文章寫得極妙！可能現代的“享樂主義”、“個人主義”還寫不出這樣的文采來。文中說：“意之所為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閼性。”只有“意之所為者放逸”，而得以行，才符合“人性”和“個性”。符合人性與個性的生命，才是有價值的。只有“恣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這樣熙熙然以至於死，才是享受生命。能夠這樣享受生命，即使只能享受一日就死，或者享受一月就死，都是值得的。俗話說：“石榴裙下死，做鬼也風流。”大概就屬於這種哲學。
其實，這段話當然不是管仲對晏子說的，因為司馬遷說：“管仲卒”，“後百有餘年而有晏子焉”。管仲與晏子相差百有餘年，二人自然不會相與對話。且管仲提倡“仁、義、廉、恥，國之四維。”而“恣意之所欲行”，常常會不顧廉恥，不顧仁義。不顧廉恥，不顧仁義，則四維絕。四維絕則國滅。管晏問對與《管子》之道相差甚遠，其非管子之論，由此可知。其說與楊朱一鼻孔出氣，列入《楊朱》，引為同流，且也相宜。
楊朱之道“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楊朱稱“意之所為者放逸”，贊“生有縱慾之歡”。然縱慾必資於財，資財以縱其欲，其取天下必多。取天下之多，而言：“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豈非欺人。且放逸必失其所業，失業而縱其所欲，所損於人必多。損人之多，而曰：“人人不損一毫”，其可得乎？損人以利己，亂國之道，而曰：“天下治矣”。豈非欺世。
由此，又可知楊學離道家益已遠矣！老子說：“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而楊學則尚：“恣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可謂與道家“反其道而行之”矣。
楊朱說：“豐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房屋豪富，衣服鮮美，佳肴陳列，妻美妾嬌，這確實是逍遙如仙的生活，也是大多數人所夢魅以求的。但問題是：耳目之欲要娛，口鼻之欲要享，身意之欲要縱，財從何來？是勤勞致富，還是巧取豪奪？子貢勤勞以致富，楊朱卻不贊同。勤勞不可，又將奈何？“邪說誣人”之責，其可免乎？“人將相食”之患，其可免乎？
由此，又可知楊朱之學與老子相差殊遠，老子說：“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老子說眾人熙熙然貪圖享受，好像品嘗美味一般高興，好象登臨春台一樣適意。而我卻淡泊以自處，象嬰兒之未孩，不失其赤子之心，不貪求縱慾之歡。
馮友蘭在《中國哲學史》新編中,似乎以為楊朱後於墨子。他把楊朱稱為“前期道家”或“道家前驅”，說:“從戰國初期思想鬥爭的情況看，道家思想的出現總在墨翟之後，在《墨子》中看起來，墨翟批判的僅只是儒家。可見當時還只有儒墨二家展開鬥爭，道家的出現應在以後”。楊朱具體是在春秋末，還是戰國初、戰國中晚期，對人們了解楊朱思想的關係不太大，但在中國歷史的某一時期（孟子時期），楊朱與墨翟的思想同時盛行,這一點是無疑的，只要我們把握住這一時期楊朱的思想,就可以說基本上把握了楊朱的思想，楊朱的原始著作沒有被保存下來，秦漢各種典籍中，如《莊子》《孟子》《韓非子》《呂氏春秋》《淮南子》等,對他的記述都語焉不詳，但這卻是我們目前研究楊朱思想所能得到的全部資料。魏晉時有《列子》書出現，裡面第七篇名《楊朱》。儘管列子可視為是春秋戰國初的人，可有許多證據表明,《列子》是魏晉人所撰的偽書。所以,《楊朱》篇中的思想與楊朱本來的思想在多大程度上可視為一致,仍有待進一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