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中堂

梁中堂

梁中堂,男,1948年1月生,漢族,山西省永濟市人。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國務院批准的享受政府津貼的優秀專家。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1966年高中畢業。1973年從事理論宣傳與教學工作,1981年評為講師,1987年晉升為經濟學教授。1991年被評為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的專家,1992年獲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稱號。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擔任國家計畫生育委員會專家委員會第1-6屆委員;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

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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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簡介

梁中堂 梁中堂

梁中堂,山西省"優秀專家",國家計畫生育委員會專家委員。1983年以來先後任中共山西省委黨校教授、省計畫生育委員會顧問、省社科院人口所所長、省社科院副院長,山西省政府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西南財經大學兼職教授。國際人口科學研究聯盟會員、中國國情研究會理事、中國人口學會理事、山西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山西人口學會副會長等。2013年為上海社科院教授。梁中堂從1978年就開始參入中國人口政策討論,一開始就反對獨生子女政策,反對宋健的“人口控制論”,在他的力爭下,1985年國家特批他選擇山西翼城縣試點他的二胎晚育理論,成為中國人口政策的特區。梁中堂1983年以來先後任中共山西省委黨校教授、省計畫生育委員會顧問、省社科院人口所所長、省社科院副院長。

研究特點

指導專業:人口學

人口政策 人口政策

指導方向:人口資源環境關係研究、人口與社會經濟發展研究、人口理論與政策研究

學術著作

《人口素質論》 (1985)

《中國人口問題的 ” 熱點 ” 》 (1988)

《中國農村婦女早婚早育和多胎生育問題研究》 (1992 ,合著 )

《生育高峰期的探索》 (1995) 等人口學、經濟學著作 11 部

《對我國今後幾十年人口發展戰略的幾點意見》 (1979)

《把計畫生育工作建立在人口發展規律的基礎上》 (1984)

《試論我國人口發展戰略和中國式計畫生育道路》 (1985)

《評宋健於景元的人口測算》 (1987)

《本世紀我國人口問題的癥結》 (1992)

《關於翼城縣試點情況的報告》 (1994)

《本世紀最後 20 年中國大陸婦女生育率變動研究》 (1998 ,合作 )

《中國生育政策評估》 (2000) 等人口學和經濟學論文 100 多篇。

研究領域

經濟理論和經濟改革,人口理論和計畫生育政策。

重要成果及代表作

專著

《人口學》(1983年)

《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商品理論初探》(1988年)

論文集《馬克思的經濟理論和社會主義建設》(1985年)

《馬克思主義與現時代》(1992年)

《國有企業改革研究》(1999年)

《論我國人口發展戰略》(1985年)

《中國人口問題的“熱點”——人口理論、人口戰略和人口政策》(1988年)

自印本《我國現行生育政策研究》(2003年)

《人口論疏》(2003年)

《論目前我國醫療衛生體制改革走向》(2005年)

《論改變和改革計畫生育制度》(2007年)

論文

《馬克思的價值理論不是二元論》(1983)

《論我國經濟重心轉移和國民經濟發展新戰略》(1983年)

《建設有中國特色的國民經濟體系》(1983年)

《有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幾個理論問題》(1992年)

《越是落後的地方越要重視發展非國有經濟的發展》(1995年)

《以產權變動和國有企業職工去職為切入點的改革構想》(1996年)

《改革、開放:解決中國地區差距問題的根本途徑》(1997年)

《馬克思的所有制理論和我國所有制結構調整》(1999年)

《鄧小平的“小康”思想研究》(2001年)

《現代化理論的歷史視野》(2003年)

《巨觀視野下的我國衛生體制改革》(2006年)

《論我國醫療衛生改革中的幾個認識問題》(2007年)等

以及《關於與我國人口老化問題》(1980年)

《我國人口發展戰略及有關問題》(1986年)

《翼城縣“晚婚晚育加間隔”生育試點情況報告》(1994年)

《翼城縣“晚婚晚育加間隔”生育模式的實證分析》(1997年)

《20世紀最後20年中國大陸婦女生育率變動研究》(1999年)

《20世紀末中國大陸人口總量和婦女生育率研究》(2003年)

《現行生育與政策研究》(2005年)

《“一胎化”產生的時代背景研究》(2006年)

《論改變和改革計畫生育制度》(2007年)

《毛澤東人口思想研究》(2008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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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胎化”

1979年12月11-14日,全國第二次人口理論討論會在四川成都召開。會議的主題當然是人口控制問題了。令人完全可以感受到,會議的主題是迎合全國的氣氛,有不少的人文章都是鼓吹“人口革命”,認為實行“一胎化”不僅可以削平中國人口生育高峰,而且是中國人口史上的革命。在發言中主要講了實行“一胎化”政策可能產生的各種後果:

(1)人口老化過程由於出生率連續劇烈降低,將十分嚴重。

(2)無子女照顧的老年人太多,社會問題嚴重。

(3)經濟年齡結構特殊,社會負擔加重。

(4)人口年齡構成顯著變化,對國民經濟發展將帶來直接的影響。

(5)人口政策的反覆變化,將對社會政治生活帶來很大的影響。

研究成就

本來指望幾年後推廣全國,但是在“獨生子女”派的反對下,至今只是試點。在1980年代的政治環境下,梁中堂先生提出的折衷的二孩晚育方案相對於獨生子女政策來說是不錯的,是萬不得已的。由於經濟發展所伴隨的生育意願下降,以及不孕人群增加,山西翼城縣(農業人口占絕大多數的地區)的生育率2013年也遠遠低於世代更替水平,說明“二胎專家”提出的“二孩晚育軟著陸”方案是錯誤的。

學術觀點

1979年12月,山西省委黨校教師梁中堂針對正在推行的“一胎化”政策,在全國第二次人口科學討論會上提出“晚婚晚育延長間隔”允許生育二胎的方案。5年後,1984年春節,已經是省社科院人口所所長的梁中堂向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寫信,建議試行這一生育政策。信件很快得到了中央高層的批覆,並有意選擇一兩個縣試驗。在梁中堂的持續努力下,山西翼城試點“二胎”生育政策終於獲得了國家計生委和山西省委省政府批准,山西翼城作為中國的首個“人口特區”終得順產。

24年的超長試驗中,該縣人口非但沒有暴漲,各個時期的各項人口指標均優於所屬的臨汾市、山西省和全國水平。1982-2000年兩次人口普查期間,全國人口增長了25.5%,山西省增長了28.4%,臨汾市增長了30.4%,翼城縣僅增長了20.7%。全縣人口出生率和人口增長率平均下降近4個百分點,成為地區人口出生率、增長率、性別比比較健康的樣本。

寬鬆政策更有利於遏制人口過快增長

人口政策 人口政策

上世紀70年代中後期,一方面經過10年“文化革命”,另一方面計畫經濟體制發展到極端,使得我國經濟社會各種矛盾都突出地顯露出來,人民民眾生活困難。由於我們囿於計畫體制觀察問題,就都把根源歸到老百姓生孩子方面。1978年到1979年,一個不分城鄉要求“只生一個”的政策開始形成。我當時剛從農村基層調到研究機關,感到讓農民生一個孩子會給他們生活造成很大困難。在蒐集資料後,我對“一胎化”政策的前景做了一些計算,發現“一胎化”的生育政策將迅速導致我國人口老齡化,出現“4:2:1”的家庭結構,形成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倒金字塔”的人口年齡構成和勞動力減少等社會問題。

當時,我也以為人口過快增長阻礙了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所以,我提出了一個妥協的辦法,即在提倡城鄉青年 “只生一個”和晚婚晚育的基礎上,允許每對夫婦生育兩個孩子。1979年,“一胎化”的生育政策已經在全國城鄉廣泛推行。1982年,黨的十二大提出世紀末把人口控制在十二億的目標後,主張“一胎化”的人又提出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必須實行“一胎化”。可是,我按照1982年人口普查資料計算表明,十二億是一個可以讓城鄉婦女平均生育2個孩子的目標。1984年春節,我根據計算結果寫信給胡耀邦,建議用“晚婚晚育延長間隔”和允許生育二胎的政策代替“一胎化”。中央將我的《把計畫生育工作建立在人口發展規律的基礎上》批轉到國家計生委後,我的意見被否決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人口情報中心馬瀛通和國家計生委張曉彤按照我提的辦法重新測算並給中央寫報告建議實行這一辦法。時任的一些中央領導明確肯定這一報告,要求有關部門測算並代中央起草檔案準備在全國推行。可能是出於各種顧慮,有關部門沒有做出行動。所以,我於1985年春節提出為了解除人們對放寬政策的顧慮,建議中央批准我在北方地區選擇一兩個縣進行試驗。翼城縣“晚婚晚育加間隔”的生育試點,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產生的。由於當時做試點時計畫生育的口子把得非常緊,主管部門把賬算得相當精細,我們就只在農村普遍放開了二胎,而城鎮人口一直都沒有鬆動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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