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爾斯·霍默·哈斯金斯（Charles Homer Haskins），美國歷史學家，中世紀史權威。1870年生，幼年即開始學習拉丁文和希臘文。16歲畢業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後來到巴黎和柏林學習。不到20歲就獲得了博士學位，並開始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任教。1892年到1902年轉到威斯康星大學講授歐洲史。1902年應聘到哈佛大學，直到1931年國身體善退休。1937年逝世。在長期的哈佛歲月中，他成為該大學、乃至美國史學界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主要著作有：《歐洲歷史上的諾曼人》（1915年）、《諾曼社會制度》（1918年）、《大學的興起》（1923年）、《中世紀科學史研究》（1924年）、《12世紀文藝復興》（1927年）、《中世紀文化研究》（1929年）。
一生的旅程
1870年12月21日，查爾斯·霍默·哈斯金斯出生在賓夕法尼亞州米德維爾(Meadville)村。他以不同尋常的速度成功地度過了職業生涯的較早期階段。他在16歲那年就從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畢業了。當他還是個孩子時，就在巴黎和柏林學習，獲得了他的博士學位，並在20歲以前就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講師了。1890年，他去了威斯康星大學(University of Wisconsin)，從1892年到1902年他在那裡是歐洲歷史學教授。他與哈佛大學的關係始於1900年，並於1902年去那裡擔任教授職務。僅僅31歲時，他就成為著名的學者、教師和研究所的管理者了。他已經是七人委員會的一員，七人委員會是由美國歷史協會任命的，其任務是報告學校里的歷史研究問題。 他與威廉·赫爾(William I. Hull)一起寫作了《賓夕法尼亞高等教育史》(History of Higher Education in Pennsylvania)。 作為朗格盧瓦(Ch. -V. Langlois)的學生，他已經在巴黎開始他的中世紀思想和制度史研究， 並對梵蒂岡檔案形成了自己的見解。從他的教師生涯伊始，他就把教學作為自己的職業，並把自己作為學者的工作與指導學生和促進歷史研究儘可能密切地聯繫起來。對於他來說，特殊的是，(除了一篇完全不同研究領域的早期文章)， 他在《美國歷史評論》(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上發表的第一篇論文是關於梵蒂岡檔案的文章。 當他去哈佛時，他準備毫不猶豫、毫不間斷地用三十年時間從事他的工作。
在哈佛，哈斯金斯連續擔任了各種教授職務[最後一個是亨利·查爾斯·李(Henry Charles Lea)的中世紀史學教授]，之後他因疾病而不得不在1931年退職，並變成了榮譽教授。他最重要的著作是在他作為研究生導師和擔任文理研究生學院教務長期間(1908年到1924年)完成的。沒有任何歷史學教師曾經擁有如此多的學生，他們後來都作為學者而獲得了聲譽，而且他們都如此清晰地表現出了老師的深刻影響。《查爾斯·霍默·哈斯金斯的學生們在慶祝他從教四十周年時提交的中世紀史論文集》(Anniversary Essays in Mediaeval History by Students of Charles Homer Haskins, presented on the completion of forty years of teaching，波士頓和紐約，1929年)包含80個男女學生提交的論文，他們當中的幾位因他們自己的著作而在整個歷史學界久負盛名。這些可能是他最大、最持久的紀念物，因為通過他們，哈斯金斯拓展了他的影響，這種影響已經極為深刻地影響到了美國歷史學的研究和教學。
然而，對先進學生的指導僅僅是哈斯金斯給他那個時代的學術生活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個根源。他是美國歷史協會或者大學歷史教師聯合會的領袖人物。從1901年到1907年，他負責美國歷史學會年會的會議事項報告；1922年，他是美國歷史協會的主席，把"歐洲歷史學和美國學術成就"選作就職演講的內容。他幫助創建了美國學會理事會，後者在幫助學者繼續他們的研究中做出了重要貢獻，而且從1920年到1926年他是它的主席。他也關心美國中世紀學會的創建，而從1926年到1927年他是它的主席。在哈佛的整個積極生活中，他準備談論或寫作與歷史學研究和教學以及歷史著作的構架有關的問題。 因為他從來就不是那些著名的教育界人物當中為了談話而談話的人們中的一員，所以他的話分量很重。它們是協調經驗的嚴格表述，決不是模糊的或感情用事的或者有抱負的。哈斯金斯把它們看作自己生活事務的一部分。而且他一直是哈佛的偉人。就像他自己的一部著作一樣，他在那裡的地位被逐漸的但不間斷的努力加強了，而且直到他去世其地位都像磐石一樣牢固。他拒絕返回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擔任校長。他不會離開哈佛，並被看作哈佛未來的校長。然後，他去世了，享年大約60歲。是否是過度緊張的工作把他打垮了，我們不得而知，他似乎如此坦然而平靜地處理他的工作壓力。他在巴黎和平談判時期作為威爾遜總統的一個官員代理而從事的憂慮而需負責的工作肯定對他產生了影響。在生命的最後幾年，他是一個病弱者。1937年5月14日，他死於突發的支氣管肺炎。
哈斯金斯的歷史著作沒有什麼發展時期之說。他從未坐下來寫一篇專題論文。他寫作學術文章和特殊系列的演講稿，這些東西後來以著作的形式出版或再版。他的兩個主要主題--中世紀科學史和諾曼人制度發展史(科學和制度在最廣泛的意義上來解釋)--被放在一起研究，儘管在1915年之前他更集中於諾曼史的研究，那一年他出版了第一本著作《歐洲歷史上的諾曼人》(The Normans in European History)，他論述這兩個主題的論文同時出現在各種期刊上。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他對諾曼人歷史的研究中斷了，而且我們擁有一批他在1920年到1931年之間寫成的論文，這些特殊的技術性論文論述了學術傳播史，後來論述了公式性的著作。 這段時間內，這樣一些著作出現或再現了，它們是《諾曼人的制度》(Norman Institutions，1918年)、《中世紀科學史研究》(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Mediaeval Science，1924年，第2版1927年)和《中世紀文化研究》(Studies in Mediaeval Culture，1929年)。兩部更流行的著作--關於《大學的興起》(The Rise of Universities，1923年)和《12世紀的文藝復興》(The Renaissance of the twelfth Century，1927年)的科爾弗(Colver)演講稿--使他的一些研究結果引起了較大圈子的讀者的注意。
這篇各種詳細資訊的本文有一個統一因素，後者說了很多哈斯金斯的單純目的。一個控制能力不太嚴謹的人，或者他的判斷力沒有哈斯金斯的那樣明智，那么他可能很容易把精力分散到渺小的目的上去；但哈斯金斯選擇了一個主題；他不僅僅熱心地探索這個或那個有趣的研究線索。他看到了大的重要事情、文化生活和行政生活的相互作用、最可能的影響中心或交流方式、最重要的發展，並把這些總是記在大腦中，他不帶任何偏見或預想地求助於文本，並跟隨證據的引導。他幾乎沒有什麼驚人的發現，而且他很少沉浸於粗大的概括。例如，他的建議--即巴思(Bath)的阿戴拉爾德(Adelard)把算盤的用法介紹到了英國財政當中--和他的推測--即征服者從羅馬地誌標本中獲得了末日審判書調查的思想，末日審判書在拜占庭或薩拉遜人(Saracen)的調節下而保存在南義大利和西西里了 --都僅僅是有趣的假設，他意識到了這點；他從不試圖把一個複雜的理論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之上。因為他顯然是一個建設者，而在他看來一個建築物的基礎必須是真實的、耐久的。他最偉大的著作《諾曼人的制度》(Norman Institutions)和《中世紀科學史研究(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Mediaeval Science)是他對巴黎和南義大利諾曼人檔案中可找到的手抄本的深入考察的結果，而且為了研究希臘和阿拉伯學術的傳播和轉移，他研究了整個歐洲的論文集。他沒有語言困難，而且他那和藹可親和感人的性格使得他無論走到哪裡，哪裡都為他敞開大門。在法國，他能夠依賴於諸如利奧伯德·德利爾(Lèopold Delisle)、朗格盧瓦和查爾斯·波蒙特(Charles Bémont)的友誼。在西班牙，他使地方財政人員意識到他知道他的方法比他們自己做得更好。有一次，他在一個西班牙大教堂里查詢手抄本目錄。耽誤了一段時間以後，一份檔案被成功地提供出來，他立刻看出這不是他檢索到的手抄本的目錄，而僅僅是那些已經被轉移給馬德里的手抄本的目錄，他已經看見過後者了。大教堂牧師會的一員那時居住在羅徹斯特(Rochester)，他仍然清晰地記得暑假期間哈斯金斯對他的侵犯，哈斯金斯最近在梵蒂岡圖書館的一份羅徹斯特《聖經》選文集中發現了坎特伯雷(Canterbury)的一個修道士約瑟(Joseph)訪問耶路撒冷和君士坦丁堡的記錄。哈斯金斯想查出一些證據，以證明約瑟曾把聖安德魯(St. Andrew)的遺骸從君士坦丁堡帶到了羅徹斯特。 沒有任何線索是太無關緊要從而可以被忽視的，而且很少有人象哈斯金斯這樣迅速地注意到線索。因此，一篇論文在他耐心有序的方法下誕生了，在這篇文章中，新材料被嚴謹地放在豐富的知識背景中。這些論文中的一些是經典的，其他的是簡短而技術性的稿件；但是它們當中幾乎沒有普通的或者與他的主要目的無關的論文。惟一不太重要的是關於"博格勒的羅伯特(Robert le Bougre)和法國北部宗教法庭的起源"的優秀文章。這篇文章在1902年第一次出版，這發生在其職業生涯的早期，而且無疑是受到了他在巴黎學習期間啟蒙學習內容的啟發。
哈斯金斯更為流行的著作揭示了使他特殊化的論文聞名遐邇的特質。它們從他其他的著作中脫穎而出，而且它們在形式和避免修辭策略方面是一樣堅定不移的。哈斯金斯寧願做自己的"推廣者"。他知道他的主題有意義，並相信其他人會分享他的知識。而且，在一般的演講稿和論文中，他能夠採用較寬泛的觀點，並吸引人們對其他著作的注意。但方法是相同的。一個很好的例子是那篇關於中世紀思想傳播的論文，1924年12月在里奇蒙(Richmond)舉行的美國歷史協會會議期間，我有幸聆聽了他的這篇文章。 當我聆聽時，建設者的微笑進入了我的大腦。每一句話都像一塊砍劈成的石頭被一個技術嫻熟的石工放在了它的正確地方，沒有外在裝飾音的幫助。任何人性和誇張的事情都是不可想像的，然而隨著演講的繼續，我發現自己正在希望做一些惡作劇式的觸摸或者某種不太危險的事情，但也知道我的希望是徒勞的。並不是說哈斯金斯是一個威嚴的人或者不羨慕其他人粗大的構建性著作。在這同一個演講中，他慷慨地讚頌了貝德爾(Monsieur Bédier)和波特(Kingsley Porter)教授。但是，他自己的思想儘管正在積極地探索，但並未引導他進入他們那種類型的冒險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