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經歷
李非平（1913—2003）李非平，原名趙桂嶺，字湘源，1913年2月出生於河南省南樂縣東吉七村；他出身地主家庭，有四個姐妹，是家中的獨子。少年時代父親常教導他做人要有骨氣，請教練教他習武，要求他同家裡的僱工一起生活、勞動，一同吃飯。李非平的父親早年畢業於河北農業大學，同情共產黨，曾因幫助共產黨人脫險，遭國民黨監禁。抗戰期間，把家裡的槍枝贈送八路軍第四支隊支援抗日。土改後靠行醫為生，是南樂縣著名的開明紳士。
李非平與堂兄趙一峰情同手足。青少年時期他們同在外地讀書，寒暑節假同去同歸。他們求知上進，追求民主、自由，反對封建迷信。在學校兩人一同參加驅逐反動教員的運動，罷課示威。
1929年，李非平與堂兄來到天津，堂兄在大學讀書，李非平在工廠當學徒，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還要為師傅洗衣做飯，生活艱辛。
兩年後，堂兄大學畢業有了收入，開始供李非平讀書。他先後就讀於河北保定第二職業學校和天津河北工學院。
投身革命
1935年，李非平投身“一二·九” 運動，作為天津市學生抗日救國聯合會負責人之一，組織了12月18日的學生遊行示威活動，遭到國民黨通緝。1936年夏李非平加入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秘密從事黨的外圍地下工作。由於當時國民黨以武力鎮壓學生並相繼在天津、上海、濟南等地發生逮捕愛國學生的事件，他不得不轉移到北平。
1937年“七七事變”後，李非平又回到天津，在商學院給中共地下黨員趙飛克教授當助教。不久，日寇通緝趙飛克教授，李非平掩護趙飛克等人脫險，並連夜將他們送到塘沽，讓他們乘船去上海。同年李非平去了南京，在蘇聯駐中國大使館做收集日軍情報的工作。
1938年，經中共長江局安排，他在河南組織了一支抗日武裝並帶領這支隊伍發動民眾破壞敵人的鐵路交通，尋機殲敵，很快打開了魯蘇豫皖四省交界處的局面。
1939年，李非平在八路軍西安辦事處見到了給林伯渠主任當秘書的堂兄趙一峰，趙一峰帶李非平見到了林伯渠同志。這位在李非平心中頗具傳奇色彩的老人身穿一身灰色的八路軍軍裝，打著綁腿，佩戴八路軍臂章，顯得格外精明幹練。李非平正式換上了八路軍軍服。他感到辦事處的同志們個個朝氣蓬勃，工作有條不紊，團結得像一家人一樣。雖然條件差，但大家的工作熱情卻很高。辦事處的同志說:“你以前在國統區工作，到延安學習以後有可能再派回去，名字一定要改。改成什麼呢？就叫李非平吧。” 李非平這個名字就這樣叫起來了。
正當李非平準備北上的時候，林伯渠派人把李非平找了去。他拿出一張長長的書單子，說：“你先別忙著走，初來乍到，一些常盯辦事處梢的特務還不認識你，你就上街找書店、書攤，給毛主席買書，要穿好軍裝，注意軍容風紀，不要讓特務抓住把柄。” 於是他每天跑書攤進書店，歷時一個月才把主席要的書基本買齊，根據林伯渠的指示他帶著滿滿的一汽車書前往革命聖地延安。
到延安後，李維漢同志接待了李非平，在談話中，李維漢希望他到工業局工作，但李非平表示自己還想打仗，於是李維漢就開了封介紹信讓他去抗大找羅瑞卿同志。羅瑞卿安排李非平進了抗大二大隊軍事連學習軍事。
學校的生活相當艱苦，每天早晨都要全副武裝跑三四十里。吃的卻是很簡單的小米飯，每個月的津貼也只有5毛錢。1940年初李非平畢業了，他被分配到呂正操司令員的部隊當作戰參謀。就在李非平準備就緒打算出發的時候，校部通知他留下，說聶榮臻司令員要抗大組織特種兵訓練班，李非平被安排進了特種兵訓練班，做器材股股長兼教員。期間朱德總司令讓他把一分區司令員秦基偉用機槍打落的一架敵機弄回了司令部，他還研究出115師繳獲敵人的機器是報話機。
1940年秋，由於抗大班子變動，李非平和幾位同志又被分配到兵器室研究各種類型的步槍。他們把繳獲來的漢陽造步槍等統統拆開，各部件分類擺好，幾個月後他們根據研究結果寫出了一本《步槍學講義》。
太行山上
1940年9月按照彭德懷副司令和左權副參謀長的指示，軍工部開辦工業技術學校培養軍火生產的專業人才。軍工部以抗大特種隊和冀中軍區調入的部分幹部為基礎在黎城縣下赤峪村成立了“乾訓隊”，有學員約70人，李非平任隊長兼工科教員，同年10月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41年5月，太行工業學校（現 中北大學）正式成立，李非平被任命為教務主任，還兼做教員。當時，日寇每年都至少進行3次“大掃蕩”。1942年初，敵人進行年關“掃蕩”，目標是黃崖洞兵工廠。那時工校已安全轉移到黎城縣白寺琅村。兵工廠的職工把機器埋好也已經轉移，但一大批黃色炸藥和鋼絲等器材仍在黃崖洞裡，這些都是同志們冒著生命危險從敵占區搞來的，是根據地的奇缺物資。彭總指示一定要把這批器材搬出來。軍工部決定由工校抽100名政治好、身體壯的以共產黨員為骨幹的同志組成戰鬥隊返回黃崖洞搶運這批物資。時間相當緊迫，由李非平帶隊走小路翻山越嶺午夜到達黃崖洞。大家不顧疲勞，背上貴重物資從黃崖洞南口出來，一座必經的吊橋已被敵人破壞，戰鬥隊只好用裹腿結成長繩將人和物資從十幾米高的崖岸上系下來，天亮時他們勝利完成了這次搶運任務。
太行工校自創辦到結束經歷了抗日戰爭最艱苦最困難的時期，為根據地培養了400多名管理幹部和軍事工業技術幹部，一切都是自己動手，可以說這是中國兵工教育史上的一次創舉。全國解放初期，這些幹部奔向全國大中城市，成為工業戰線上的一支骨幹力量。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9月，被日軍占領的河南省焦作市由我軍收復，歸屬於晉冀魯豫軍區太行八分區管轄。收復不久的焦作很不穩固，相距不遠的新鄉是國民黨軍隊的據點，他們隨時都有可能搶奪這個城市，吞食勝利果實。在此情況之下，晉冀魯豫軍區決定，將焦作工礦企業的一些設備和器材迅速運往形勢穩定的山西省長治市，充實太行兵工生產。李非平受命去焦作發動民眾迅速組織搶運。從焦作到長治有210公里遠，要翻越大小几十個山頭，山路崎嶇，路遠險峻，有的陡坡足有45度，十分難走。更困難的是沿途還有不少低矮的涵洞和破舊的木橋，而涵洞是運輸高大設備的障礙，破橋則是重型設備的攔路虎。加上途中還有土匪的騷擾，要想把笨重高大的設備安全運到長治似乎不可能。但李非平認為不管困難有多大，也要完成這個搶運任務。他領著召集來的由技術人員和民工組成的搶運大軍集思廣益，群策群力，肩扛手推，在漫長的搬運途中風餐露宿。啃乾糧，喝冰水，齊心協力、團結一致。採用各種辦法與敵人搶時間、爭速度，趕在敵人破壞之前把設備安全運到長治。
軍工部依靠這些設備新建了一個發電廠，也武裝了各個炮彈加工廠。之後李非平又被派到化工廠(生產化銻、雷汞和甘油炸藥的兵工七廠)當廠長。而硫磺和火硝都是製造火藥、炸藥的重要原料，為保證軍工生產的供應，軍工部又派李非平去華北硝磺總局任副局長，負責組織硫磺和火硝的生產和收購。對於軍火工藝，李非平從不懂到懂的過程是一個不斷學習、努力鑽研、虛心求教的過程，這種學習和鑽研的精神為他以後終生從事的鋼鐵事業打下了基礎。
鋼鐵行業
李非平1948年，李非平被派往唐山接管唐山鋼廠，任唐山市工業接管組副組長，唐鋼軍代表兼工委書記，從此走進了鋼鐵工業的大門。曾夢想全國解放後到蘇聯進行系統學習深造的李非平，命中注定要與鋼鐵為伍。一個接一個的戰役，像一根繩索把他牢牢地系在了鋼鐵戰線上。命令就是戰鬥的號角，沒有一絲猶豫，沒有一句怨言，脫下戎裝、換上工作服，從唐鋼到太鋼再到重工業部（冶金工業部的前身），從馬鋼車輪輪箍攻堅到攀枝花鋼鐵基地建設到武鋼“一米七”工程會戰再到上海寶鋼建設，一個工程接著一個工程，一乾就是40年。
1950年4月，他從唐鋼調到太鋼任公司經理。李非平去的時候太鋼只有幾個小的高爐、焦爐和平爐，一個小型軋機，還有一座650毫米的開坯機，一個發電廠。李非平首先進行了一系列的座談了解情況。在他的領導下很快建立起了包括生產管理、行政辦事制度和各種報表制度。太鋼也確定了自己的“三大工程”，除了煉鋼、煉鐵、軋鋼和煉焦要改造擴建外，還要建設電爐鋼廠、鍛鋼車間，建設以熱軋矽鋼片為主的薄板廠。
那時，他白天開會辦公，晚上到車間了解情況，幾乎每天晚上12點還在車間裡轉。5月，開始籌建基建班子。為了加強基建隊伍的建設，他請示了重工業部鋼鐵局，把局裡的基建處搬到了太鋼，搞了個施工所，他又找人搞了一個設計事務所。從設計到施工一抓到底，其目的是擴大生產，改造老廠，建設新廠。當時職工沒有宿舍，所以緊跟著又建了一批房子，解決了大部分職工的住宿問題。於是，改擴建工程項目全面開始。
首先，建設電爐鋼廠，設備全部從唐鋼搬來。接著是建設薄板、鍛鋼、機修車間。後來為了提高煉鋼能力，新建了一座50噸平爐，還改造了2號高爐，增加了料倉。煉鋼一發展起來，焦炭又顯得不夠用了，於是又新建了二焦爐。為了提高焦炭質量，還新建了洗煤廠，降低了煤的灰分。從組建基建隊伍開始，用了不到兩年半的時間，“三大工程”等十幾個大項目和一批改造擴建項目陸續竣工投產。太鋼的鋼產量由1950年的3萬噸，增加到1952年的9萬噸。現在看來這或許不算什麼，但在當時是非常不容易的。抗美援朝開始後，太鋼應國家的要求開始生產反坦克的炮彈鋼。
太鋼發展需要大批的幹部，李非平在給陳雲同志的信中談到這個問題。1952年夏天，陳雲同志給李非平回信說:“國家要建設，建設要幹部。幹部來源有二，其一是老企業割韭菜，割過一茬再割一茬……幹部是在實踐中不斷培養不斷提拔的。”信中還說：“你如果不信的話，你來北京，我親自和你談一次。”接到陳雲同志的來信，李非平馬上到省委去見省委書記。省委馬上召集省委常委會議，會上李非平介紹了太鋼的情況和陳雲同志的來信。省委決定從地縣機關抽調兩三百名幹部充實太鋼，李非平把這些幹部安排到一線，很快成為了廠里的骨幹。
1952年9月，李非平調到北京，任鋼鐵工業局基建處處長。後來在談到太鋼時他說:“首先，太鋼是發揚了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創業精神，這是辦好企業的根本。當時，在太鋼的骨幹力量中很多人都是從太行區軍工系統調來的，還有來自晉察冀軍工系統，他們自然把軍工系統中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帶到了太鋼。二是骨幹隊伍的建設很重要。搞基建要能夠適應各種變化，再困難的任務、再艱苦的條件、再惡劣的環境，都能夠帶領隊伍打硬仗。三是省市委和廠黨委的支持，由於省市委的重視和支持，部里、局裡對太鋼也非常信任，從無煩瑣事來干擾企業，因此太鋼的工作也幹得很順暢。”
1954年至1964年李非平在冶金工業部任建築局局長、基建司司長。期間他負責組建中國第一個大建設隊伍——中國第一冶金建設公司，職工隊伍是從全國各地抽調組成，包括有經驗的領導幹部、水平較高的技術人員和技術熟練的工人，都是李非平親自點兵點將調過來的。解放前中國鋼鐵工業底子很薄，關內只有幾個小鋼鐵廠，建築隊伍幾乎沒有。一冶的技術力量和職工隊伍是在李非平的精心組織下從各鋼廠抽調幹部集中起來又不斷發展壯大的，到1957年底職工總人數達到5萬餘人。
馬鋼攻堅
李非平1955年10月，鐵道部向國務院提出從速建立國內輾鋼整體車輪製造廠，以滿足我國鐵路急速發展的需要。1958年黨中央決定利用我國自製的設備建設車輪輪箍廠。
1961年，鄧小平同志親自主持書記處會議專門研究車輪輪箍廠的建設問題，並決定在馬鞍山鋼鐵公司建設我國第一座車輪輪箍廠。一場搶時間、爭速度的工程會戰便全面展開了。
1962年，由於蘇聯撤走了專家，帶走了圖紙和技術資料，使中國車輪輪箍製造工業陷入困境。此時李非平臨危受命負責指揮在馬鋼進行“攻堅戰”。
馬鞍山車輪輪箍工程建設期間，工程指揮部設在馬鞍山市雨山區。這裡距離車輪輪箍工地約有兩公里路程，道路情況很不好，基本上是土路，晴天塵土飛揚，雨天能有半尺深的紅泥，很不好走，有時踩下去，要費很大的勁才能拔出腳來。為了早日把工程建成，他幾乎每天都到施工現場去，總是手拿一把雨傘，從指揮部一步一步走到工地，同施工人員一起奮戰。李非平平易近人，沒有架子，現場的幹部和工人都願意和他接近，凡能在現場解決的問題他都立即在現場解決。
8000噸的水壓機是車輪輪箍工程中一個非常重要而龐大的設備。水壓機的上橫樑要從直徑450厘米、相距2米的4根立柱頂上裝入。橫樑的孔與立柱的間隙只有0.2毫米。而橫樑的設計重量是75噸，可是實際重量不止75噸，而是87噸，即實際重量比設計重量超出12噸多，從而出現了廠房、吊車和抬梁強度是否夠的嚴重問題。廠房已經建成，吊車在廠房裡來來往往地運行，橫樑也不可能另做。很明顯，這是“生米做成了熟飯”的局面，只能從現實的條件出發，研究如何解決橫樑吊裝問題。能不能仍按原設計，用一台50噸的和一台25噸的吊車配套吊裝這87噸的橫樑？面對這個大難題，李非平組織大家反覆研究討論。同時組織力量對吊車抬梁進行反覆驗算，驗算的結果證明，50噸的吊車可以超裝到58噸，25噸的吊車可以超裝到31噸，都在保險係數範圍內。這個結果大快人心，李非平指揮用吊裝實際重量進行檢驗，吊車沒有發生任何問題。他又組織大家研究還可能發生什麼意外。這時有的同志提出，如果兩台吊車在進行操作時，升降不一致、不同步，導致一台吊車負荷加大，會不會造成負重吊車斷裂而使整個工程失敗的嚴重後果。他十分重視這個意見，選擇最有經驗的吊車司機，進行長時間的反覆操作練習，直到兩名司機能夠在看不到指揮者的情況下，單憑哨聲來操作。最後甚至在橫樑上放置一碗水，再反覆運行直到水流不出來為止。在進行這些操練時，李非平都在現場觀察指導，直到所有問題徹底解決，他才放心，這種嚴謹的科學態度是他搞基本建設工作一直堅持倡導的工作作風。
在馬鋼他率領技術人員和全體工人自己設計、製造設備，自己施工，經過三年奮戰終於使輪箍廠在1964年成功投產。從此馬鋼生產的車輪賓士在祖國萬里鐵路線上，結束了近百年來我國一直依靠進口“洋輪洋箍”的歷史。現在的馬鋼被稱為“江南一枝花”，是全國唯一提供車輪輪箍的廠家，並成為亞洲最大的輪箍廠，成為特大型鋼鐵聯合企業。
攀鋼歲月
李非平早在1958年中央就有建設攀枝花的構想。但是由於嚴重的自然災害，攀枝花建設被推遲。自然災害過後，1965年3月4日，毛主席批准了加快攀枝花建設計畫，並多次講到，“攀枝花鋼廠還要搞，不搞我不放心，打起仗來怎么辦？”“攀枝花建不起來，我睡不好覺。”
四川大山深處的攀枝花有著豐富的礦產資源，已探明的釩鈦磁鐵礦儲量達100億噸，五氧化二釩占全國儲量的80%以上，二氧化鈦占全國儲量的90%以上。礦石中還共生有鎳、鈷、鉻等多種有用元素，攀西地區還有鐵礦石儲量億萬噸，煤的儲量為127億噸。冶金用的各種輔助材料，如石灰石、白雲石、硬質黏土的儲量也較豐富。此外還有30多處中小礦山，如銅、鉛、鋅、錫、錳、金等。水利資源巨大，金沙江、雅礱江流域的水力發電資源豐富，僅二灘一處即可裝機300萬千瓦。森林資源也較豐富。
為了貫徹黨中央的戰略決策，周總理親自組織開發工作，鄧小平、彭真、彭德懷等中央領導也都在籌建初期來攀枝花視察、指導。在攀枝花建設基地的決策和建設中，傾注了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大量心血。
建一個150萬噸的鋼鐵廠起碼要5平方公里的廠址，但在攀枝花地區連1平方公里的平地也沒有，這就成為一個大難題。我國的技術人員是有創造性的，他們在金沙江邊上一個叫弄弄坪的山坡上，左測量右比較，提出了一個大膽的建議，要在2.5平方公里的山坡上，依山勢設廠，採用台階式布置。把一個大型鋼鐵廠建在狹窄的山坡上，這在世界鋼鐵建設史上是史無前例的。
李非平1964年年底到達攀枝花。此前他剛剛完成了馬鞍山車輪輪箍廠工程，剛回北京就接到電話讓他去重慶，並說：“有四位副總理要見你。”到重慶時，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薄一波4位副總理和9個部的部長已經在那裡為攀鋼選址。於是，李非平協助徐馳副部長進行三線搬遷和新建工作。為此李非平把四川、貴州兩個省都跑了個遍。
1965年春，中央發了一個檔案，任命徐馳為中共攀枝花市市委第一書記，任命李非平為市委常務副書記。由於徐馳一時走不開，後由李非平任工程總指揮。不久，他就帶著負責計畫、設計及設備等方面的同志開進了攀枝花。
他們一行從重慶坐飛機到昆明，雲南省委派車送他們一行從昆明到達攀枝花。到攀枝花以後，由於沒有住處，就住在附近的一個叫仁和鎮的地方。
冶金部等10個部和川滇兩省調集了5萬多名建設者和鐵道兵部隊，日夜兼程懷著為國效力的萬丈豪情，扛著紅旗唱著歌像當年子弟兵奔赴戰場一樣從全國各地風塵僕僕匯集到攀枝花，在崇山峻岭中進行艱苦卓絕的戰鬥。“三塊石頭架口鍋，帳篷搭在山窩窩。”這是當年建設者生活情景的真實寫照。“小路巴掌寬，機器要上山，咋辦？一聲喊：抬上肩。”這是對當年建設者們工作狀況的絕妙描繪。“不想爹，不想媽，不想孩子不想家，一心想著攀枝花，不出鐵水不回家。”這是當年建設者們發自肺腑的誓言。
指揮部成立之後，最急迫的就是房子問題。來到攀枝花的人越來越多，所有的單位都在搭帳篷，修建“乾打壘”。房子的問題還沒有解決，接下來的問題卻一個接著一個，沒有生活用水、沒有電、沒有電話。沒有電話這個問題來之前他們是想到了，經中央機要局批准，他們帶了一部電台和譯電員。沒有電，他們就用人工搖馬達與中央通信息。生活用水就只有用水桶和臉盆在金沙江取水了。
攀枝花是一個地無三尺平的大山區，走路不是上坡就是下坡。因此在哪裡建廠，怎么擺怎么放有好多問題要解決。建設這么大規模的鋼鐵聯合企業，要選廠址就要先進行地形勘探。那時候的攀枝花還是雜草叢生，除了羊腸小道就無路可走了。50多歲的李非平背著乾糧，帶領工程技術人員每天鑽深溝、爬高山，深入實地勘察地形，餓了啃幾口乾糧，渴了喝幾口金沙江水，邁開雙腳走遍了攀枝花的山山水水、溝溝坎坎，為洗煤廠、發電廠、水泥廠、選礦廠、鋼鐵廠的廠址選定取得了第一手資料，回來後就與各部的同志一起討論，一個一個地定。水泥廠是建設部給的設備經費，由指揮部負責建設；電站是從上海來的同志承建的；煤炭就去有煤礦的寶鼎山、摩梭河；水泥廠在史家坪，其實那裡地也不平，還得做大量土方工程；河門口那裡地勢平緩一些，可以建電站和洗煤廠。交通和鐵路的問題比較麻煩，即便是上面初步選的廠址，也不能光在圖上看，都得把他們請到現場，共同商量解決矛盾。根據地形安排廠址和交通運輸線路。冶金廠廠址在弄弄坪。鋼鐵廠的廠址選擇比較複雜。重慶設計院負責總圖，他們經過了近百遍的論證，也很難布置。在那么小的一塊地方建設一個現代化的鋼鐵聯合企業，難度是相當大的。廠址高低差108米，需要3個大台階和若干個小台階。指揮部聽過他們多次匯報，經過設計院同指揮部管規劃設計的專家多次討論才確定下來。鐵路交叉關係則是在現場解決的。二十五團負責修鐵路，從金沙江車站經過三堆子一直往金沙江上游修了30多公里鐵路，一直修到格里坪……廠址問題經過反覆研究討論，等徐馳副部長回來後才最後確定下來。這次勘察為後來在2.5平方公里的面積上建大型鋼鐵廠的工程提供了可靠的依據。
攀鋼工業區是列入國家重點建設項目的，工業區內的各項建設工程，農田水利、交通運輸、商業、糧食、銀行、文教、衛生、公安、消防以及其他市政建設和公用事業的建設都由建設指揮部統一負責。
指揮部搬到渡口大橋附近，在那裡用“乾打壘”的辦法蓋了幾間房子。因為經常開會，便搞了一個“會議室”，沒有視窗，屋裡只擺著一張桌子和幾把椅子，條件雖然非常簡陋，但幾乎攀枝花所有的企業建設方案都是在這個會議室里決定的。施工隊伍進攀後面臨的是極其嚴峻的自然環境，頭頂青天，腳踏荒山，喝的是江水，啃的是鹹菜，睡的是帳篷。一年兩個季，旱季長達6個月之久，白天頂烈日，熱流滾滾，人們在蒸籠里勞動，晚上還要忍受成群蚊蟲的進攻。而雨季又大雨瓢潑，山洪咆哮，隨時都有塌坡的危險，然而這些困難都沒有嚇倒戰鬥在這裡的建設大軍，只有參加過攀枝花建設的人們才會真正領會“戰天鬥地”的全部意義。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了，紅衛兵想進攀枝花，都因周總理親自阻止而沒有闖進去，但攀枝花內部仍發生了派別鬥爭。那個年代，誰帶頭誰幹得多，誰就挨整。李非平堅守在攀枝花一線，在浩劫中備受煎熬。白天忙碌在建築工地上，晚上一點以後，紅衛兵要開“常委會”。李非平還要承受造反派的批鬥，強令交代所謂“二月兵變”的問題。紅衛兵還無中生有地給他羅織了14條罪狀，說他破壞攀枝花三線建設，是現行反革命分子。那時李非平由於勞累過度，顧不上休息，患上了嚴重的心臟病。李非平躺在床上，會就只好在他的屋裡開。大夫提出意見，認為李非平這樣的情況隨時可能發生問題，建議送李非平住院治療。住院的第二天早上，李非平上廁所時暈倒了，幸虧遇到一位工人，把他背回了病房。
由於工作的壓力、造反派的迫害，使李非平的心臟病日益嚴重，多次暈倒。一天晚上，批鬥會直開到深夜，他終因過度勞累心臟病突發昏倒在批鬥台上。在周總理的過問下，李非平的夫人蘇敏同志接他回京治療，他才躲過了這一劫。
1967年3月李非平離開攀枝花建設工地。
1968年李非平再次遭到批鬥，這期間他被關了兩年，下放勞動了三年。
李非平第二次到攀鋼是1972年底。這個時候的攀鋼已建成了2座1000立方米的高爐，並在1970年7月1日出了第一爐鐵。煉鋼廠安裝了當時全國最大的轉爐——120噸氧氣頂吹轉爐3座，在1971年10月1日出了鋼。1150毫米的初軋機也已投產，其他輔助廠礦都基本建成，但生產一直不正常，到1972年底，只生產了4萬噸鋼，僅為計畫產量的10%。廠建好了卻不能正常生產，攀鋼的這種情況引起了中共中央、國務院、冶金部的高度重視，於是派出以高揚文為組長、李非平為副組長的工作組到攀鋼攻關。
工作組一到攀鋼立即深入礦山、工廠、車間，用了半個多月時間收集了大量資料。李非平、高揚文、周傳典根據所得資料分析了存在的問題，認為這些生產上的難關並不是致命的，只要認真對待是可以解決的。並確定了10個關鍵攻關項目。這一決定一掃攀鋼只能建成一個大試驗工廠的消極觀點，極大地鼓舞了士氣，堅定了信心，為後來攻關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打下了基礎。為解決攻關中的技術難題，工作組又從全國各地調來大批經驗豐富的專家同攀鋼的工程技術人員一起，分別組成了10個攻關小組和5個專業小組，經過詳細的現場調查和充分的研究、協商，制定出了解決問題的措施、辦法，並提出了時間要求，落實到各有關單位。
工作組首先選擇的是混鐵爐裝鐵水這一關。那個時候的煉鋼廠鑄錠車間擺了幾十個約100噸重的大鐵砣子，像一個個菩薩塑像排列在那裡。這些鐵砣砣是因為不能正常生產而凝固在鐵水包里的。煉鐵和煉鋼不可能在同一個時間生產等量的鐵水、鋼水，因此煉鋼廠必須有儲備鐵水的混鐵爐，以保證轉爐能夠連續生產。在一般鋼廠里，混鐵爐通上煤氣，保持鐵水的流動性，是很容易做到的，可是在攀鋼，誰也不敢往混鐵爐里裝鐵水，讓建成的1300噸混鐵爐一直閒置著。造成轉爐不能連續煉鋼，致使車間裡擺上了幾十尊“鐵菩薩”。為什麼不敢裝鐵水？主要原因有兩個，一個是含釩鈦的鐵水很容易凝固，加之在首鋼試驗時也出現過鐵水“凍結”在混鐵爐的情況，為此冶金部軍代表下令停止試驗；二是大家都怕試驗失敗，誰也承擔不起政治責任，因為那時什麼事都同政治掛鈎。根據這些情況，工作組認為消除恐懼心理是攻關的第一步。工作組反覆給大家做工作，消除疑慮。李非平對負責煉鋼廠生產的廠長說：“大膽試驗，不用怕，出了問題，我負責！”他的這種勇於負責的精神感動了大家，使大家放下了包袱，積極投入攻關的技術準備。
裝鐵水那天李非平親臨現場指揮，經過3天的試驗，鐵水沒有“凍結”。李非平對大家說，現在混鐵爐能裝鐵水了，但溫度太高對爐襯鎂磚侵蝕太大，還要降溫繼續試驗，先降50。C看看。幾天試驗，他一直在現場指揮處理各種突發事件，最後終於找到了混鐵爐裝鐵水的臨界溫度!
混鐵爐攻關首戰告捷，李非平又親自組織對轉爐風機的攻關。那時，煉鋼廠3座轉爐都已建成，但都因風機不能正常抽風、送氧，只能“三天打魚，兩天曬網”。攀鋼煉鋼廠3颱風機是國內自己生產的，是以國內一大型發電廠的風機為樣板製造的，因此，把它安裝在煉鋼這樣的高溫環境裡本身就有些不合適。由於風機傳動裝置——液力耦合器設計不合理，安裝質量差，軸承經常被燒壞。按設計軸承可運轉8000小時，當時實際只有60多小時，嚴重時只有幾十分鐘。每次事故處理卻需要20小時左右。而且更換軸承的數量十分驚人。一段時間甚至用光了市內的同類軸承。攻關組通過改造液力耦合器擴大油冷卻面積和取消耦合器兩端軸承，改為全滑推動瓦，使風機可以長時間安全運轉了。
在風機攻關中，李非平還提出將3個風機串聯起來的點子，為解決因風機故障而迫使轉爐停煉的問題起了絕妙的作用。原設計3颱風機和轉爐一對一，如果1號轉爐煉鋼，1號風機出了故障，2號、3號風機是好的，也愛莫能助，只好停煉。李非平建議用橫管道豎直安裝的方法把單對單變成三對三的組合，一颱風機壞了，另外兩台可隨時備用，這樣一不會停爐，二方便檢修。攻關組採納了他的意見，將風機管道連線起來，串聯使用，實現了轉爐三吹三的攻關目標。
從1972年12月到1973年8月，李非平一直堅持在攀鋼攻關第一線，從燒結廠到煉鋼廠，從高爐到礦山，處處都留下了他深入現場調查研究的足跡，他求實求真的精神，敢於負責的領導者的膽魄和深入細緻的工作作風深深地留在了攀鋼人的心裡。
1973年以後，李非平再也沒有長時間在攀鋼工作過，但攀鋼的發展一直牽動著他的心。80年代，李非平已經擔任冶金部副部長，他堅決支持攀鋼上二期工程，親自參加設計審查。二期上馬後又多次到攀鋼調研，經常對攀鋼的領導講：“乾就乾到底，不搞二期是沒有出路的。要乾就乾出樣來，不能小打小鬧，要充分結合國際冶金行業的情況，力爭達到國際先進水平。”
30多年的發展，攀鋼擁有了先進的設備、技術，擁有了一條完整的鋼鐵綜合生產線，徹底甩掉了“鋼坯公司”的帽子。現在，攀鋼生產的重軌和熱、冷板材遠銷世界各地，同時釩生產技術在世界遙遙領先。
1974年，李非平在攀鋼的改造任務基本完成，攻關任務尚未結束就又被調去擔任武鋼“一米七”建設的總指揮，籌備班子、設計、施工，直到1978年順利投產。
轉戰武鋼
武鋼“一米七”軋機工程是毛主席親自批准建設的國家重點項目。“一米七”軋機的引進，使武鋼成為新中國打開“國門”後，最早成套引進西方已開發國家先進技術的國家大型企業，是武鋼乃至冶金工業建設史上的創舉。它為武鋼的發展開闢了新的天地。
所謂“一米七”工程，是指軋鋼機的軋輥有效長度為1700毫米，產品板材的最大寬度為1550毫米。“一米七”軋機系統工程包括：主體工程（連鑄造車間、熱軋帶鋼廠、冷軋薄板材、冷軋矽鋼片廠），配套工程（第二煉鋼廠、矽鋼前工序改造工程等），公共輔助設施工程（機修、檢驗、運輸、倉庫、電訊、供排水、燃氣、熱力、計控以及生活福利和市政設施配套等）。
為了在較短時間內完成這一技術高、規模大的建設工程，根據國務院檔案決定的“要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調動各方面力量，組織大會戰，才能多快好省地完成這一建設任務”的精神，冶金部把武鋼的施工、設計人員都召集到北京，谷牧同志提出讓李非平去具體負責“一米七”工程。
1974年7月，在湖北省和冶金部的領導下，成立了“湖北省建設武鋼一米七軋機工程指揮部”，統一指揮工地上的10萬建設大軍，李非平任副指揮長，由於所有的技術骨幹隊伍都是來自冶金工業系統，實際的日常工作便自然地落在了李非平肩上。李非平根據工程建設的特點，實施了“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的方針，在這個戰役中，組織以“三通一平”為主要內容的“殲滅戰”。第二個戰役是土建安裝；第三個戰役是設備安裝和試車生產。
時值“四人幫”橫行之時，各種干擾破壞不斷出現。有人指責指揮部不抓革命，甚至把大字報貼到了指揮部，還有人不止一次地在湖北省委擴大會上點名批判李非平。當時冶金部機關也有一股極“左”思潮，認為“一米七”工程是崇洋媚外的產物，反對的聲音不絕於耳。武鋼造反派基本穩定，但施工單位還在造反。當時湖北全省的造反派就在李非平所住的招待所里開會，要揪斗李非平。有人勸李非平不要在招待所辦公，建議他到前線指揮所去辦公，被李非平拒絕。李非平當時頭頂著“辛辛苦苦走資派”的帽子，汗水灑在“一米七”工地，上班抓生產，下班挨批鬥，晚上還要視察工程進度，專心致志地在10萬會戰大軍中支持先進，鼓勵先進，樹標兵評模範，把工地搞得熱火朝天。
李非平一貫重視工程質量，遵循“百年大計 質量第一”的原則。設計院經過計算，認為電力供應遠遠不能滿足新建“一米七”軋機的需求，新軋機的用電量，是當時現有功率的20倍。李非平一聽，覺得問題大了。武鋼當時的電站只有26萬千瓦，指揮部決定將武鋼電站加大到49萬千瓦，此外，還一下子增加了好幾個電站。而且還必須和河南電網聯網才能保證三套軋機的用電量。
為此他奔走於湖北、河南和北京之間，以求得電網內電壓和頻率的穩定。他強調水、電、風、氣、油等能源介質工程的質量要提前於主體工程達到質量標準。在武漢氣溫突然升高，地面和地下室的溫度相差懸殊而出現結露現象時，李非平調了一大批通風機，來改善地下室和密閉室內的環境，並由技術部門逐一檢測溫度、濕度和空氣清潔度，直到達標為止。為了避免屋面和地下室漏水，他一次又一次地組織大檢查，並採用和推廣新技術、新材料，不僅在工程例會上通報結果，而且把質量問題消滅在投產之前。
他十分珍惜來之不易的國家投資，提倡“重點工程重點節約”，並反覆宣傳攀枝花建設的艱苦奮鬥精神，親自組織實施“概算包乾、結餘分成”的辦法調動基層的積極性，同時還鼓勵民眾合理化建議，單就採用給排水改造的建議就為國家節約了數百萬元的投資。
正確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因素。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他把幹部一個一個地從困境中解脫出來並放手讓他們獨當一面。和當時的“臭老九”們交朋友。把那些有真才實學的苦幹實幹的年輕人放在領導崗位上繼續培養，以彌補“文革”造成的人才斷層。
在“一米七”工程指揮部工作的五年里，李非平一直棲身於武鋼一冶二招的一間普通客房裡。在這裡他用很大的耐心去說服各方，對材料和施工機械的缺口，運輸力量的調配，和中央各部及地方之間進行協調；他需要和北京及各省市各級部門聯繫，需要和日、德方的代表商談，需要與各設計單位冶建公司安排工作和解決難題……而他用得最多的時間是深入工地向載重車駕駛員與各專業工人了解實際情況解決問題。要求和他會面的人只要晚間去他那辦公室兼住所的房間他都來者不拒。不管什麼問題都能及時得以解決。他經常是送走最後一個來訪者之後，又去工地了解第一手情況。深夜一兩點鐘才休息。第一年做準備工作的時候，水、電、煉鋼、設備保管、現場搬遷等一系列的工作都是和工人一起乾。特別是夏天，李非平常常冒著40度的高溫，天天光著膀子，戴個大草帽，身上搭著擦汗的毛巾，一擰都能擰出水來……年近花甲的老人這種以身作則的作風，影響了工地上的一代幹部。在人們心中他不是嚴厲的總指揮，而是一位忠厚的長者。
1977年6月李非平任冶金工業部副部長兼任基建工程兵冶金指揮部政委。1980年7月任冶金工業部黨組副書記、副部長。1981年3月兼任上海寶鋼工程總指揮。
建設寶鋼
寶鋼是新中國最大的鋼鐵建設項目，規模之大，技術之新，中外少見。
1977年，李非平以冶金部副部長的身份參加了寶鋼建設的前期準備工作，那時李非平已是65歲高齡。
1978年4月23日，部里讓李非平參加有56個專家參加的寶鋼廠區地質和地基處理審查會。5月1日，以李非平為團長的寶鋼工程考察團赴日考察，重點了解地基工程、吊裝和混凝土工程施工，學習日本的先進施工方法，決心改變我國施工技術的落後局面。
到了日本，新日鐵株式會社舉行了歡迎宴會。宴會上，李非平提出：先考察新日鐵的三個工廠，然後再談設計。對此日方不太願意，李非平說，如果不讓參觀考察，我們就不便審議設計了，日方沒有辦法也只有同意了。先讓中方考察團到君津鋼鐵廠，然後又看了大分和八番兩個廠。李非平也和年輕人一樣，一邊參觀學習，一邊了解情況，還一邊提問題。當時爭論最激烈的問題之一是環保系統。日本人為寶鋼設計的焦化酚氰污水處理系統只有二級處理沒有活性炭吸附，當中方提出改為三級處理時，日方竟提出了“中國有中國的情況，不能與日本攀比”這樣有損中國人民自尊心的理由，還故意使談判陷於僵局。李非平在新日鐵總部慷慨陳詞決不退讓，“中國人出錢建設現代化的寶鋼當然包括現代化的環保系統！”在其強硬的態度面前，日本人讓步了。
考察發現日本的混凝土工程施工從攪拌、運輸、泵送以及鋼模板和支護是一整套的系統工程。寶鋼工程澆灌混凝土為300多萬立方米，當時就決定把日本這套技術引進來。李非平回國後，召開多次專家會議，大家一致認為：攪拌站、混凝土攪拌運輸車、混凝土泵車，這些機械設備國內不能生產，乃決定進口，但鋼模板及支護系統和混凝土添加劑則自行研製。並決定在冶金部建築研究院組建鋼模板及混凝土添加劑兩個攻關小組。
由於鋼模板和混凝土添加劑的研究成功，我國實現了先進的泵送混凝土的施工方法。建設部對這一方法非常重視，曾多次下文推廣新型鋼模板，國家撥出專用鋼材生產新型鋼模板。冶金部在1978年還舉辦過展覽。這一技術的推廣，徹底改變了我國混凝土施工的落後面貌。李非平說:“寶鋼和其他鋼鐵企業搞技術改造不一樣，起點高，建設難，更要精心施工。”寶鋼工程要吊裝廠房鋼結構26.6萬噸，設備63萬噸，每件噸位都比較重，吊裝高度有的高達100米。在使用大型起重機械時李非平提出了“高效、站穩”的要求，一是不能大馬拉小車，要嚴禁出現任何安全事故，二是寶鋼地區土質鬆軟，大型吊車易陷入泥里更容易翻車，根據他在地上鋪鋼板的思路，研製了路基箱，保證了吊車的平穩，大大提高了土石方施工的效率和水平。另外，他非常重視施工機械的管理，組織了十幾個專業組對進口施工機械開箱檢查並進行性能試驗，在使用過程中組織各專業人員進行複查。
中央領導對寶鋼的建設也非常重視，陳雲同志1979年6月在中財委全體會議上提出：“對寶鋼建設、生產，要有特別嚴格的要求，甚至要苛求……”1981年，余秋里找李非平談話，讓他去寶鋼擔任總指揮。
到了寶鋼之後，李非平就開始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工作。又專門去市委作了匯報，汪道涵等市委市政府領導和李非平整整談了一個下午。主要是介紹寶鋼的問題，以便於李非平今後更好地開展工作。
1982年11月，由李非平帶隊赴聯邦德國審查冷軋設計，在德期間一直住在西馬克公司里。此前，西馬克公司非叫考察團住在大城市裡，李非平對德方人員說，你們的公司不是在這裡嗎？審查設計也就應該在這裡。就住在西馬克公司的公寓裡。回國後，他組織國內設計隊伍並擔任部分設計工作，調集全國十幾個冶金建設公司組織寶鋼建設隊伍，使之迅速達到6萬餘人，成為工程的主力軍。在工程任務緊、人員減少的情況下，基建生產一把抓。高爐、轉爐、焦爐、燒結等都在緊張地搶建。生產準備工作也在有條不紊地進行。
寶鋼一期工程建設中遇到一些難題，也是現場技術人員爭論最多的問題，國內外鋼鐵界十分關註：一是如何解決數千萬噸原料及成品吞吐的港口建設(港口水淺，進不了大船);二是廠址要建在泥沙灘上，基礎會不會出問題；三是寶鋼如何解決水源問題。李非平為這三件事不知費了多少心血，又是下現場又是召開專家論證會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在考慮了首先滿足寶鋼初期生產規模的要求又考慮長遠發展的前提下，最先確定寶鋼主輔原料碼頭和成品碼頭的建設方案。對解決軟土基礎問題，李非平很有信心，針對“寶鋼建成之時就是滑到長江之日”的說法以科學的態度組織冶金建研院等方面的專家，認真吸取國外填海建廠的經驗，經過反覆試驗，通過採用擠密沙樁、鏇噴樁和鋼管樁聯合套用的地基處理技術，終於解決了這一難題，既保證了工程質量又節約了建設成本。
此外還有許多輔助工程，比如工程的回填土，當時用的是海沙或黃沙，從資源、運輸及價格方面都花費了不少資金。李非平想粉煤灰是否可以利用。他於是去問工程技術人員，他們告訴他說不行。李非平說，不行，咱們就試驗試驗好不好。建設研究總院有輛試驗車，回填以後用測試車一測，強度完全合格。回填土由海沙改為粉煤灰，節省了一大筆資金。還有修路，要么是水泥路要么是柏油路。有技術人員也提出用粉煤灰修路。他們說國外飛機廠的跑道就是用粉煤灰做的。李非平沒有見過，他就把這個建議提出來徵求大家的意見。有很多人反對，李非平說咱們這方面沒有經驗，但咱們可以找個地方做試驗。於是在上海市一個沒有建成的水泥廠的空地上，用粉煤灰做了一段公路，用寶鋼的載重車跑上去實驗，效果非常好。後來大家也都取得了共識。寶鋼的廠區公路和幾條主幹道，就用石子、石灰、粉煤灰和勻壓實，壓實之後再鋪一層瀝青壓平，用到現在依然很好。
由於寶鋼是建國以來投資最大的工程，國內各界都非常關注。寶鋼續建，各項工程迅速開展，但供水工程卻遠遠地落在後頭。鋼鐵工業是用水最多的工業部門，鋼鐵廠離不開水。按原設計寶鋼一期工程的水源定在72.5公里以外的澱山湖，1980年底輸水管道已經開始施工。1981年初，寶鋼建設調整時期引水工程方案的各種新建議又陸續提出來，共提出三種類型、12個設計方案。而寶鋼緊靠長江，為何捨近求遠？就近取水是常識，可只要了解寶鋼用水的十二項標準，就不難明白這件事非外行們想的那么簡單！這個方案既耗資巨大，又存在著與上海市爭水的問題。12個設計方案之一就是長江取水。李非平的意見也是傾向於用長江水。為了不與上海市民爭水吃，李非平親赴澱山湖調研，多次組織專家召開研討會，同時與上海市領導和有關部門匯報、洽談……最後確定改由長江取水的方案。特別是讓出澱山湖給上海市民當飲用水，是最大的優點。從長遠看，長江引水更富有生命力。1983年2月2日，國家經委批准寶鋼長江引水工程的初步設計，並於2月23日開工。長期爭論的水源問題畫上了句號。李非平對施工建設者說，水庫要建得大一點，將來寶鋼還要上二期工程，要為將來的二期工程用水考慮。寶山湖水庫在1985年7月13日正式建成，水質完全合格。
寶鋼一期工程在不到7年的施工中，做到了主體工程與輔助工程同步建成，工程質量優良率達到96.4%，這在冶金建設史上是空前的。1986年國家經委決定授予寶鋼一期工程“國家優質工程金質獎”。李非平在後來回憶寶鋼工作時深有體會地說，寶鋼工程之所以能夠取得這樣的好成績，關鍵是貫徹陳雲同志“要苛求”的指示，從而嚴格要求的結果。對檢查中或平時發現的問題都一絲不苟地處理。比如無縫鋼管廠的金屬結構原是三支隊負責施工，後來移交給二十冶結構安裝公司。三支隊撤銷編制前，人心浮動，結構安裝質量較差。當時，柱子、屋樑、吊車梁都已安裝固定就位，處理難度大。但是，指揮部態度堅決，堅持要求返工。二十冶也以大局為重，不推委、不扯皮，嚴格按照國家規範標準，一根根柱子、一榀榀屋樑、一根根吊車架進行校正處理。經過3個多月的艱苦勞動，終於保質保量完成了任務。
1984年，奮戰在寶鋼建設一線的十九冶(即現在的寶冶)要求李非平給他們題詞，為這事李非平想了好幾天，始終沒有動筆。大家都知道，他是一個只知道幹活兒的人，不願題詞，但對這支隊伍李非平卻有著與眾不同的感情，為了我國的鋼鐵工業，從建設攀鋼到建設武鋼“一米七”工程又到寶鋼建設的會戰，畢竟跟隨他南征北戰幾十年了。“文化大革命”時李非平身患嚴重的心臟病仍在攀鋼建設第一線擔負繁重的領導工作，還要被造反派揪斗，為保護他，十九冶的同志把他藏到公司醫院的婦產科里，在那裡指揮一線的建設。最後李非平動筆寫下了“長江兩岸度春秋”七個字。這七個字形象地表達了我國自上世紀60年代中期以來在鋼鐵戰線開展的三大戰役：攀鋼建設是在長江上游的金沙江畔，武鋼“一米七”工程是在長江中游的紅鋼城武昌，寶鋼建設是在長江的入海處浦東，三大工程沿江而立。長江之水記錄了三大戰役的歷史。十九冶這支隊伍正是跟隨李非平從攀鋼戰鬥到武鋼，又從武鋼轉戰到寶鋼，沒有離開過長江。
“長江兩岸度春秋”既反映了十九冶閃光的戰鬥歷程，也是李非平投身我國鋼鐵事業近40年的光輝寫照!
晚年歲月
1986年離休後，李非平還念念不忘自己一生從事的事業，每天照常“上班”，在老幹部局為他安排的辦公室里看檔案。在與另一位老同志了解到鋼鐵廠煤氣中的氫氣、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有著很廣闊的開發和利用前景後，李非平指出，這是具有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重要資源，也是當前我國鋼鐵工業應該考慮和解決的一個新課題。他們從二氧化碳的開發利用抓起，經過大量的調查研究，撰文進行宣傳，還向國務院領導進言獻策，為這些氣體資源能夠得到推廣和套用再三呼籲。目前，一些企業已經成功地從焦爐煤氣中生產出了甲醇，使廢氣得到了有效的利用。
直到90歲高齡時李非平還時時關心著鋼鐵工業發展中新的增長點，他曾說，作為一名共產黨員，只有黨的事業，沒有退休。我雖然離開了工作崗位，但始終不能忘記自己的責任，人活著總得乾點事，不能等死。
在李非平的人生字典里沒有“休閒”二字，在他去世後，他的子女們在整理他的照片時發現，無論是在國內出差還是出國訪問，他的身影很少出現在山水間，絕大部分是戴著安全帽在工地、在礦山、在工廠或是在會議上。他常說“多乾點兒不吃虧”，這句話也成了他們全家的座右銘。
李非平不顧身體和年齡的因素，多次回到當年他曾經戰鬥過的地方，經常不聽勸阻，爬上幾十米的高爐，家裡聽到這樣的訊息都非常擔心，尤其是在80歲以後，他的老伴和親朋好友都多次勸他“不要再下廠了，還是在家比較安全”，他總是一笑了之。
1995年夏天，頂著炎炎烈日，李非平帶著西南化工研究院的科技人員來到攀枝花鋼鐵公司，進行變壓吸附技術成果的專題交流，希望攀鋼的領導能站在節能降耗的戰略高度套用這一高新技術。
1997年，李非平又一次去攀枝花考察，故地重遊讓他思緒萬千，他去烈士墓緬懷為建設攀枝花鋼鐵基地獻出寶貴生命的烈士，在這裡還有當年他和老伴蘇敏一起植下的松柏樹，它們已長大成材，枝葉青翠，昂首挺立在墓碑旁邊，像戰士一樣護衛著長眠的英雄。
當年荒山野嶺的“弄弄坪”，如今已是生機盎然的鋼鐵之都。離休後他不止一次踏上攀枝花這塊熱土，每次都是滿懷激情而來，戀戀不捨而去，就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年裡他還常常念叨著要去攀枝花，但最終沒有成行。
2003年9月6日，91歲的李非平帶著對中國鋼鐵工業的眷眷深情永遠地離開了人世，享年91歲。
人物評價
李非平同志早年參加革命，在共和國成立前夕就加入到鋼鐵工業的建設中，特別是在中國冶金史上著名的“三大戰役”——攀枝花鋼鐵工業基地、武鋼“一米七”工程、上海寶鋼工程的建設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為我國鋼鐵工業發展戰略布局貢獻了畢生的精力。
作為鋼鐵行業的領導者，他又是那樣的平易和謙遜，他說，冶金工業的基本建設工程，沒有哪一項不是調集各方面力量共同努力的結果。基本建設的組織者、領導者只有順乎歷史發展要求，在工作中講究科學，按客觀規律辦事，依靠民眾，充分調動和發揮民眾的積極性，才能多快好省地把工程建設起來。離開民眾，就會一事無成。
三大工程，三大戰役，三次擔當總指揮是黨對他的最大信任，尤其他年事已高時還擔任“一米七”和寶鋼這兩個現代化重點工程的主要負責人。承擔這樣的重任，在新中國鋼鐵建設史上是絕無僅有的，他也因此而被尊稱為“中國鋼鐵工業基本建設的奠基人”之一。
李非平以自己的睿智、堅持不懈、勇於創新、善於學習的精神，勇往直前的工作態度，無私奉獻的崇高品格，堅韌不拔的革命意志，開朗寬容的人生觀寫就了自己的鋼鐵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