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震[鐵道部部長]

李震(1915年3月~2010年5月3日),原名李汝贏,山東省博興縣柳白村人。1932年參加革命工作並加入中國共產黨。1978年後歷任鐵道部副部長兼瀋陽鐵路局黨委書記,東北鐵路辦事處主任、黨組書記。1982年退休。

基本信息

基本資料

1933年任中共博興縣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部長。

1934年至1940年,歷任中共東北軍工作委員會在第105師巡視員、第113師工委副書記、第51軍工委副書記。

1940年後,歷任中共山東分局社會部訓練班組織科副科長、清河區社會部部長兼公安局局長、中共渤海區黨委常委兼軍區保衛部部長、中共華東局社會部研究組組長。

1949年後,歷任華東鐵路局黨委常委兼華東鐵路警備司令部副司令員,濟南鐵路局黨委常委兼公安處黨委書記、黨委副書記兼政治部主任、黨委書記、局長,山東省交通工作部副部長兼濟南鐵路局黨委第一書記,東北鐵路總局黨委副書記,鐵道部東北區辦事處黨委書記,鐵道部政治部副主任。

1978年後歷任鐵道部副部長兼瀋陽鐵路局黨委書記,東北鐵路辦事處主任、黨組書記。

1982年離休。

2010年5月3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5歲。

傳奇經歷

受命於危難之中

抗戰初期我黨創建的清河抗日根據地,位於小清河以南,膠濟線以北,東起壽光、西至鄒平的狹長地域。

1937年10月至1938年5月,日本侵略軍長驅南下,華北後方兵力空虛,偽頑勢力立足未穩,我黨抓住這一有利時機,聯合一切抗日組織,放手發動民眾,開闢根據地,創建抗日民主政權,主動出擊敵人,抗日武裝力量迅速發展壯大,小清河兩岸燃起了抗日的熊熊烈火。

1938年10月,日寇占領武漢後.回師“掃蕩”,圍剿華北地區的抗日武裝.鬥爭形勢急劇惡化。清河地區膠濟鐵路沿線的縣城及較大村鎮.均被敵占領,臨淄,部長等縣幾塊根據地,在敵人“掃蕩”蠶食下不斷縮小。同時,各縣國民黨游擊武裝推行“反共”、“限共”、溶共”的反動政策,抗日武裝力量遭受重大損失。嚴峻的鬥爭形勢表明:沒有穩固的根據地作依託,沒有可以休養生息的後方,沒有廣闊的戰略區域,再堅持沿膠濟路的鄒(平)長(山)桓(台)一線的狹長區域與敵人作戰,面臨很大團難。

1940年元旦,八路軍山東縱隊副指揮王建安在壽光縣鄭家埝主持召開清河地區軍政委員會會議,傳達了中共山東分局、山東縱隊堅持和發展平原游擊戰爭的戰略方針:鞏固河南,向北發展,開闢河北,整理部隊,創建根據地。是年春,清河區主力部隊分兩路渡過小清河,同時向廣北.博興、蒲台和鄒平,長山北部,高苑、青城一帶進軍,創建了高苑、青城,蒲台等縣抗日根據地。

我軍這一義舉.卻受到國民黨頑固派的極力阻攔,魯北行轅主任何思源調集十三路頑軍司令組成“剿共聯軍”,對我圍攻。日寇更是對我根據地實行輪番“掃蕩”,規摸一次比一次大,清河區處在2萬日軍偽軍和5萬多國民黨頑軍的保衛之中。在敵強我弱局面下,敵特活動非常猖狂。日本特高支部、情報室、憲兵隊,宣撫班等.配合日軍“掃蕩”蠶食,進行情報,暗殺等活動,國民黨特務與日特狼狽為奸,指示頑匪組織特務隊、拉雞隊、搶劫暗殺,並控制學校,進行反共宣傳.在敵人“掃蕩”“蠶食”洗劫下,清河區黑雲壓頂,血雨腥風,民眾抗日情緒受到壓抑。抗日隊伍中有些動搖分子變節投敵,助紂為虐,形勢對我十分不利。

正是在選種情況下,中共山東分局為打開清河區鋤奸保衛工作局面,1940年底派李震同志任清河區黨委社會部長,行前,分局書記朱瑞親自向李震闡述了這一重要使命,分局社會部長劉居英具體講述了鋤奸保衛工作的重要性,任務及作用,並介紹了清河區鋤保工作面臨的形勢。

李震受命於危難之中,接受黨的重託,毅然奔赴險惡的戰鬥環境.於1941年初到達清河區,開創鋤保工作新局面。

李震到清河之前,清河區的鋤奸保衛工作剛剛起步.鋤保組織不夠健全.李震根據上級指示,首先建立了清河區黨委社會部,1941年4月,遵照山東省戰工會的指示,又組建了清河行署公安局,李震任區黨委社會部長兼行署公安局長。同時,迅速籌建各級公安機構,全區15個縣建立了公安局,60多個區設了公安特派員。

公安機關的架子雖然搭起來了,但是人少槍少,又缺乏工作經驗。行署公安局和各縣公安局都只有十幾個人,有的公安局沒有局長。

為改變這一局面,李震向全區公安機關提出:“沒有幹部自己培養,沒有武器從敵人手裡奪,沒有經驗在鬥爭中摸索”。隨即從臨淄、益都、壽光等地抽調了一批思想基礎好、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同志,舉靠了第一期公安幹部訓練班。由於敵人的封鎖和破壞.各級抗日組織經費十分緊缺,師資和教材更是一無所有,李震就和行署公安局的幾位科長擔任教員、編寫教材。訓練班授課的主要內容是:鋤奸保衛工作的重要性,鋤保人員應具備的條件、修養,黨的鋤奸政策及如何偵察案件,如何進行調查研究等。

敵人“掃蕩”頻繁,區黨委和行署機關經常轉移,訓練班沒有固定的學習場所,常常是在農村場院裡或大樹底下上課,學員們席地而坐,膝蓋當桌,逢雨天就到老百姓的車棚里上課。紙張困難,大家就把蒐集來的舊書翻折過來訂成筆記本。墨水是用顏色兌的。學員一伙食更差,有時只靠紅蘿蔔充飢。一次,李震正在講課,接到散人“掃蕩”部隊即將到來的情報,立即組織學員轉移,行軍造中,用上級配給他的馬給大家馱行李.他和學員們一起步行。儘管緊張的行軍使他疲憊不堪,但他滿懷著革命樂觀主義,邊向學員們做鼓動工作,邊思索授課內容,途中休息時接著講課,並對大家說: “敵人不來咱就學,敵人來了咱就躲,咱這叫打不散沖不亂的遊動大學。”

就這樣.李震同志在異常艱難的條件下,先後舉辦了三期訓練班.為全區公安機關培養了一批骨幹,公安保衛機構逐步建立健全起來。到1944年全區鋤保幹部巳達388名,其中專署公安局局長以上幹部九名,縣公安局正副局長30名。這些骨幹在後來的對敵鬥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活著的工作成績突出.如宋魯源韓潔石、任芳亭等,都是這一時期成長起來的出色的縣公安局長。犧牲了的都非常壯烈,如蒲台縣公安局長陳祝興,為保衛縣委突圍,戰鬥到最後一息:長山縣公安局長方奎被捕後大義凜然,英勇就義;高苑縣公安局長陳太恆夏廉在敵人大“掃蕩”中,為掩護縣委,率公安武裝吸引敵人兵力,遭敵包圍,壯烈犧牲。

在開展鋤奸保衛工作過程中,李震同志模範地執行上級指示,把握鬥爭方向,把偵察和打擊日特、國特及漢奸作為工作重點,提出了“堅決鎮壓壞中壞,積極爭取兩面派”的具體對策。博興縣公安局根據此精神,對博興城周圍備據點的漢奸頭目實行紅黑點登記的辦法,將登記的情況寫成傳單標語貼到敵人據點裡,用以震懾和分化瓦解敵人。博興城北關北極宮據點,駐有一個偽警察所,其中有個叫劉兆信的特務,外號“三鼻子眼”.經常帶領漢奸鬼子到周圍村莊敲詐勒索,橫行霸道,無惡不作。縣公安局決定消滅北極官偽警察所,為民除害,藉機給敵人在城北剛設的王木匠據點施加壓力,便於對其分化瓦解。在我打入據點裡的地下關係的配合下,突然襲擊,一舉拔掉北極官據點,處決了“三鼻子眼”,把他的黑紅點登記貼在屍體上,並貼出告示正告敵人:我們是博興縣公安局,現在幹掉了北極宮,處決了“三鼻子眼”,如果你們再禍害老百姓,北極官和“三鼻子眼”就是你們的樣子。這一下,王木匠據點的敵人果然嚇慌了,漢奸中隊長讓保長捎信給公安局:我們也是中國人,要給自己留條後路,只要公安局高抬貴手,我們只應付鬼子,保證不禍害老百姓,不做壞事。

地主豪紳家庭出身的吳吉亭,原是我八路軍魯東第八支隊的一個營長,隨著抗日形勢的日趨惡化,他投機革命的真相畢露,打罵戰士,調戲婦女,掠奪民財,破壞黨的紀律。黨組織曾多次對他進行批評教育,但他不思悔改,終乾逃離部隊,隻身投靠盤據在壽光一帶的國民黨山東保全第十五旅張景月部,被張封為政工團長。1942年3月他帶領敵人突然包圍了我北河村公所,捕去正在開會的黨員幹部,當場殺害村長程震遠,並將首級吊在城樓上示眾20天。吳吉亭還摘特務活動,威脅利誘那些抗日隊伍中經不起嚴峻考驗的妥協分子屈膝投陣,叛變革命,組織了“反共訓練班”,網羅一小撮民族敗類,到處張貼反動傳單,發表反革命演說,逼我抗日幹部和民眾寫“悔過書”和反共啟事。張景月的血腥屠殺和吳吉亭的襲擾破壞,使我壽光抗日根據地籠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不到一年時間,數以百計的共產黨員,革命幹部,抗日軍人和家屬被殺害,壽光六區一帶的黨組織被破壞殆盡,負責聯絡膠東、清河、魯中根據地的交通營也時遭襲擾。

據內線情報,敵人正在醞釀集中昌邑至周村一帶1萬3千多名日軍和3萬多偽軍,以壽光縣的清水泊一帶為重點,對我抗日根據地進行大規模“掃蕩”。固此,若不及時除掉吳吉亭,勢必遺患無窮。根據區黨委的指示,李震把這一任務交給壽光縣公安局,並把神槍手劉敏(桓台縣公安局政衛隊指導員)調去協助執行這一任務。壽光縣公安局經過周密組織,選準時機,在邢姚集上將吳吉亭擊斃,扭轉了壽光縣抗日鬥爭的局面.

執行政策是模範

隨著鬥爭勢形的發展和抗日力量的壯大,民眾抗日熱情逐漸高漲。但基於長期對日寇漢奸的刻骨仇恨和鋤奸經驗的不足.鋤奸工作一度發生偏差。有時抓住可疑的行人,不分青紅皂白或打或殺,在“肅托”中又搞逼供信,造成了一些冤很錯案。這種錯誤傾向阻礙了抗日鬥爭的深入開展。

李震同志根據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正確掌握鋤奸方針,本著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原則,制定了鋤奸工作的具體措施.並召集各縣公安局長和區公安特派員聯席會議,深入細緻地傳達上級的鋤奸政策,親自給大家講解鋤奸工作在革命中的作用.講解什麼是日特和托派及他們的活動特點等。同時,提出了一系列對敵鬥爭策略。在公安業務工作中,加強了偵察、審訊等業務建設,建立健全了逮捕、審訊和殺人呈批制度,把殺人權收到區黨委。由於採取了上進措施.很快糾正了鋤奸工作中的亂捕亂殺傾向。

1941年l月,清河區在“肅托”中錯殺了3名幹部,還有20多名幹部被列為“托派”嫌疑關押起來,這些人一律戴上黑帽子(類似黑布口袋,只露兩隻眼睛)。敵人頻繁“掃蕩”,經常轉移,帶著這些人便成了累贅。每到宿營地,民眾出於好奇心都來圍觀,影響也不好。於是,有的同志就主張“殺掉算了”。李震同志以對組織和同志高度負責的態度,規定了“嚴格審查,重證據,沒有真實材料不準輕易殺人”的紀律,親自帶領幹部內查外調,逐個審查,證明這些同志確屬冤枉,很快把他們放出來,恢復了名譽和工作。這些同志被“解放”後.積教為黨工作,如電台一個姓葉的台長,曾聽過報社一個編輯講課.那個編輯被打成“托派”,他受到牽連也被抓起來。經審查他和那個編輯沒有任何聯繫,就把他放了,這個同志十分感激黨的政策,對工作更加積極,在反“掃蕩”中,冒著敵人的炮火,行軍跑路,鞋子跑掉了,腳上裂開了幾道血口子,始終保持電台暢通,為革命事業做出了貢獻。

不久,又發生了一起“托派“嫌疑案,清河區黨委機關一個幹部,家庭出身不好,性格執拗,不太虛心接受領導批評。有人說他有“托派”嫌疑,就對他逼供,結果這個人供出200多人有“托派”問題。李震同志冷靜對待,沒有憑一個人的口供抓人,立即組織力量進行查證落實,終於把問題摘清。根本不是什麼“托派”,作了妥善處理。這個幹部被釋放後,工作很積極,戰鬥勇敢,立了戰功。

清河區的鋤奸“肅耗”工作,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雖然也曾出現過一些偏差,但由於李震同志堅決按黨的方針政策辦事,沒有給革命事業造成過大的損失,保證了對敵鬥爭的深入開展。1942年,省戰工會公安處的負責同志到清河區檢查工作時,對清河區執行鋤奸政策的穩妥,給予肯定和讚揚。

錚錚鐵骨傲敵頑

1943年8月15日,李震帶警衛員和幾名偵察員去清西專區(今鄒平、高青一帶)檢查工作返回時,清西軍分區派一個排護送,經一夜行軍,過張(店)北(鎮)公路,到達搏興陳戶店村。因為沒有發現敵情,即命該排返回清西。李震等人聽說博興縣公安局住樓子韓(在陳戶店東南,不到10里路),順便又去了樓子韓,見到了縣公安局長任芳亭。剛準備吃早飯,東南方向響起了槍聲,敵人從博興出來“掃蕩”。任芳亭局長要派一個班警衛李震,李震說:“公安局兵力小,不要派人警衛我,你們趕快押著犯人,掩護縣委、縣政府轉移。我從這向北過了王文窪就到區黨委駐地了”。

於是分別轉移。不料,這天鬼子漢奸出動7000多人,從四面包圍過來。李震等人走到王文窪時,迎面遇到敵人,扭頭向西南、繼而向東南,都有敵人,又返身向西北跑,不久也看到敵人。這時窪里有數以千計的老百姓,東沖西撞,亂作一團。李震和隨行人員也跑散了,便埋了槍,放了馬。和老百姓混在一起,中午時分被敵人緊緊包圍起來。敵人對被包圍的人逐個審視,因李震腰裡扎著皮帶,手腕上有夏天戴手錶的痕跡,引起敵人懷疑。還有三四個人,敵人認為不象老百姓,有八路嫌疑。李震和這三四人被綁在一起,帶到賓縣關押。

登記姓名時,李震想起博興南關有個在天津經商的叫顧林祥,便冒充顧自稱商人。敵人關押審訊了一個月,沒有搞出什名堂,又轉到張店日軍混成六旅團俘虜收容所繼續審查。在張店,李震繼續以商人身份矇混了敵人數次審問,沒有露出破綻。張店敵憲兵隊有個漢奸叫王玉樹,是個叛徒,叛變前是我桓台縣公安局政衛隊副隊長,參加過清河行署公安局舉辦的保衛幹部訓練班,曾聽過李震講課。這個傢伙聽說抓住了八路嫌疑分子,就到監房去辨認,遂向日寇報告了李震的真實身份。收容所長三浦一聽李震是八路軍的行署公安局長,非常高興,立即把李震和其他人分開關押審訊,妄圖獲取我清河區抗日組織的秘密。

一天,三浦在院中擺下各種刑具,把李震提來審訊,厚顏無恥地提出,只要李震與皇軍合作,說出清河區的抗日組織情況就既往不咎,並許願可封李震一個團長或副旅長的頭銜。

李震知道自己的身份暴露後,完全清楚這些殺人不眨眼的日本鬼子會怎樣做,從思想上做好了受刑甚至犧牲的準備,聽到三浦大放厥詞,不禁冷笑一聲,義正詞盲地反擊:“趕狼除害是夭經地義的,我是堂堂的中國人,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中國人有權起來反抗。至於我們抗日組織的情況,日本強盜無權過問。”接著,李震從蘆溝橋事變到南京大屠殺,列數日軍侵我中華,占我國土,燒殺掠搶,姦淫婦女,製造分裂,以華制華等十大罪狀。氣得三浦哇哇怪叫,一揮手,日本兵把李震綁上了老虎凳,在李震的腿下加了一塊又一塊的磚。叛徒王玉樹也大打出手,為虎作倀,對李震壓槓子、灌涼水,但李震始終末吐一字。

三浦一看硬的不行,又企圖軟化李震。過了幾天.對李震生活待遇略有改善,並派一個叫邢佐午的侍候,實際使命是勸降.但邢一方面懾於李震的凜然正氣,另方面也被李震的高尚民族氣節所感動,勸降時總是吞吞吐吐,幾番接觸後,李震了解到邢佐年的大致情況,邢原是八路軍四支隊的電台台長,1942年大“掃蕩”時被俘,因沒暴露身份,日軍就把他留在收容所里負責登記俘虜,有時也用他勸降。邢佐午雖然苟且怕死,但也不甘心為日本效勞,尤其看到李震和敵人鬥爭的英勇事實,甚感內疚,在勸降時難免理屈詞窮,只是重複地對李震說:你這樣下去反正也出不去。李震看得清楚,即對他做工作說: “你知道中國歷史上的文天祥嗎?他說過:‘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李震是不怕死的。而你給民族敵人效勞,有什麼下場你考慮過嗎?你打算就這樣為日本人乾一輩子?不給自己留條後路?……”邢答:“我被敵人俘虜,在這裡乾也是追不得已。”李震見他有所覺悟,就給他講《三國演義》徐庶的故事,勸他“人在曹營心在漢”。經過幾番工作,邢佐午不但沒有勸降李震,反被季震說服,下決心背敵向我。李震關押在張店期間,邢常告訴他一些外面的訊息,如敵人何時“掃蕩”,敵我鬥爭形勢發展情況等。一次,日軍要邢隨同去“掃蕩”,在李震勸阻下邢託辭未去。還有一次鬼子抓了一些婦女,李震讓邢儘快通知他們的親屬花錢保出去了。

李震身陷魔掌,更加強烈地思念黨組織,同時也知道組織上一定非常惦念自已的下落和安危,所以千方百計想和組織取得聯繫,把邢爭取過來後,又和桓台縣委打進收容所的吳宣亭接上了關係。於是通過邢和吳,給清河區黨政軍負責同志楊國夫、景曉村等同志送出一封信,情真意切地向組織表示:“未死於戰場愧甚,現敵人正利用各種手段迫使我投降,我決心忠於黨,保守黨的機密,準備死於刑場,同敵人鬥爭到底,請放心。”

在張店關了3個多月,李震以頑強的意志挫敗了敵人的軟硬兼施,使敵人的陰謀化為泡影。這時,博興的偽頑頭目、國民黨博興縣長周勝芳,為討好日寇,“ 自告奮勇”把李震從張店要到博興,企圖迫使李震就範,向日本鬼子邀功。

李震被押到博興,關在安家莊一個地窯里。地窯很小,面積比一張雙人床大一點,關了5個人,擁擠不堪。過了一兩夭,李震被押到周勝芳的司令部。周勝芳這個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突然變得“仁慈”起來,假惺惺地為李震鬆綁,佯裝關切地說,“既然都是抗戰,何必為八路賣命,自討苦吃呢,不妨留在這裡和兄弟一塊乾。”李震看穿了他的鬼把戲,強忍著怒火說:“對聯合抗戰,可以一塊乾,但有幾個條件。”

“行!行!什麼條件?”周匪喜出望補。

李震說:“第一,你們必須停止剿共,真正和共產黨合作抗戰;第二.我要有完全自由,並給我一支匣槍;第三.我的活動範圍包括小清河以北。”

“可以,可以。”周勝芳以為李震“上鉤”,迫不及待地說:“你可得把這一帶共產黨的情況說清楚才行。”

“哼!痴心妄想,收起你那套鬼把戲吧!” 一看李震翻了臉,周趕緊說:“別動火嘛,咱們好好談談。”

李震鄙夷地瞪他一跟說:“周勝芳!你知道我,我也知道你,咱們本沒有什麼好談的!今天要談也可以,咱倆必須換個位置,我上去,你下來,接受人民的審判!”

周勝芳黔驢技窮,氣急敗壞地嚷道:“你為什麼死心為蘇聯當漢奸呢?”李震厲聲反駁:“說我給蘇聯當漢奸那是你的一派胡言,你周勝芳給日本人當漢奸可是千真萬確,是博興人民、清河人民及全山東人民眾所周知的!”

周勝芳終於暴露出猙獰面目,給李震上了刑,把一瓢辣椒水灌入李震的胸腔......。

在博興關押近一個月的時間裡,周勝芳三天兩頭審訊李震,吊粱頭、壓槓子,皮鞭抽、烙鐵燙……各種酷刑無所不用其極。李震被折磨得死去活來,奄奄一息。

一天,在地窖站崗的是個姓韓的偽軍,和李震是同村,偷偷的對李震說:“你有什麼事快對我說,我幫你。”李震仍是想到組織,就寫了個紙條,內容和在張店送出的信大致相同,並向區黨委匯報了關押地點。

輾轉脫險危化安

李震被俘後,清河區黨委書記景曉村、清河軍區司令員楊國夫等領導同志,一直設法尋找。軍區敵工部長相煒派幹事曲榮、趙克修等同志到張店打聽訊息。桓台、博興縣公安局也奉命參加尋找。曲榮打聽到李震被關在戰俘收容所,並了解到李震在獄中對敵鬥爭很堅決。與此同時,博興縣公安局利用內線關係也了解到李震的下落,輾轉相托,關係人赴張店買通看守,收到了吳宣亭、邢佐午轉交的李震給區黨委領導同志的信。區黨委領導見信後十分高興,及時捎去棉衣和一部分錢。桓台縣公安局的同志們聽說李震被關押在張唐,曾請求採取劫獄的辦法營救。當時敵人戒備森嚴,劫獄可能有危險,區黨委沒有批准。區黨委領導同志收到李震從博興傳出的信後都很著急,他們知道周勝芳是個殺人魔王,李震同志在他手裡太危險了。區黨委決定儘快設法營救,楊司令和景書記親自指揮營救工作。

正在這時,發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1941年1月,日軍一架飛機在昌邑縣上空因機械故障降落在海邊大草窪里,被當地民兵包圍,飛行員被活捉,轉送到清河軍區日人反戰同盟支部。
不久,日軍兩架飛機在清河區投擲了一些用綠色鐵筒盛著的傳單,內容大意是:皇軍的飛行員在你們那裡,要立即送回,若不然就派重兵給清河區以毀滅性的打擊等等。利津縣獨立營營長張伯齡、政委(縣委書記)王林把傳單送給楊司令員和景書記,他倆看後相視一笑,根本沒理會日寇這一套。
過了幾天,駐利津縣日軍中隊長通過十六戶村一個偽村長,給利津獨立營送去一封寫給楊司令員的信,提出協商釋放飛行員的事,要清河區提條件,即使用武器彈藥換也可以。原來這個飛行員叫山田井馬,是日本關東軍一個高級將領的親屬。駐張店日軍奉命不惜代價救出山田,所以不得不請求我方提出交換條件,當時我軍亟缺武器彈藥,但清河區黨政軍領導同志認為,黨的幹部是無價之寶,是我們爭取抗戰勝利的最重要“武器”,遂決定以山田井馬換回李震和李鐵峰(臨淄縣委書記兼縣長,在李震之前被捕)並通諜日軍:你殺我就殺,你放我就放。

利津縣委接到區黨委以人換人的指示後.縣委書記王林等同志在換人的名單上又增加了被捕的縣農救會長楊益法同志。

日軍很快作出答覆: 李震、李鐵蜂馬上放回,楊益法不知現在何處關押,以後查到下落也送回。”

為防敵人陰謀,楊司令員提出交換地點在利津城南封鎖溝邊的東張家莊村,這裡是根據地與敵占區的分界處,為防不測,部署了兩個連隱藏在附近的章丘屋子。

1944年1月下旬3名日軍把李震從安家莊地窖里提出來,匆匆忙忙押到縣城,李震此時身體虛弱,步履艱難,他做了赴敵人刑場的思想準備。進了縣城,忽然發現李鐵峰也在那裡,他們低聲交談了幾句,共同認為敵人是在博興殺害他們,因為他倆都是博興人。兩位共產黨員用目光互相鼓勵著,非常坦然地等著為國捐軀的那一刻的到來。

午飯後.五六個鬼子兵把他倆推上一輛卡車,車上還裝著一些軍用品。倆人看這陣勢,又不象去槍斃的樣子,不知日寇“葫蘆里賣的什麼藥”。汽車到利津縣城,他們被關進監獄,而且著押更嚴,夜裡四肢被拴在地下的圓木上,連身也不能翻。但吃得還可以,有一天忽然送進一隻燒雞,裡面有個紙條,上寫“正在營救”。他們明白這是黨組織送來的,心裡感到無比溫暖。隨後,看守人員要他們寫個紙條,說可以送給清河軍區。原來清河軍區領導要探聽一下虛實,看李震、李鐵峰是否真的押在利津,看到他們的字跡,領導們才放了心。

一天上午,李震,李鐵峰被押出利津縣,他又率領全區公安戰士踏上新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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