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洱

李洱

李洱,男,作家,1966年生於河南濟源。曾在高校任教多年,現為《莽原》雜誌副主編。著有《饒舌的啞巴》、《遺忘》等小說集多部,長篇小說《花腔》、《石榴樹上結櫻桃》、《應物兄》 。曾獲第三、第四屆“大家文學獎”(榮譽獎),首屆“21世紀鼎鈞文學獎”,第十屆“莊重文文學獎”。

基本信息

文學作品

石榴樹上結櫻桃 石榴樹上結櫻桃

《花腔》被評論界認為是對歷史中的個人、對知識分子命運的思考 和追究體現了深湛的認識水平,在藝術上是對上世紀80年代以來先鋒文學探索成果的一次有力的綜合,被評論者稱為“先鋒文學的正果”。

曾在高校任教多年的李洱,現為《莽原》雜誌副主編,著有《饒舌的啞巴》、《遺忘》等小說集多部,長篇小說《花腔》、《石榴樹上結櫻桃》。曾獲第三、第四屆“大家文學獎”(榮譽獎),首屆“21世紀鼎鈞文學獎”,第十屆“莊重文文學獎”。

2018年,《應物兄》首發於《收穫》長篇專號秋卷和冬卷,並在年末文學評選中,接連摘得《收穫》長篇小說頭名和中國小說學會長篇榜榜眼 。12月,《應物兄》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

先鋒作家

李洱寫真 李洱寫真

李洱的名字真正廣為人知是在2008年底。媒體報導稱德國總理默克爾將德文版《石榴樹上結櫻桃》送給中國總理溫家寶,並點名要與李洱對談。一個月後李洱與吳思、蔡定劍一起見到了默克爾,當時她剛結束與胡錦濤的會面。默克爾發現自己的褲子上有些灰塵,不停地去撣。“那些灰塵是哪兒來的呢?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她皺著眉頭想了一會兒,好像沒想起來。”

其實早在2007年訪華時,默克爾就希望見見他,但 李洱在河南看護母親,未能回到北京。得知 李洱的母親過世了,默克爾稱她為“偉大的母親”。

德國媒體對 李洱評價頗高。但這位作品(《石榴樹上結櫻桃》)被《普魯士報》認為“配得上它所獲得的一切榮譽”的小說家接受國內媒體專訪的次數屈指可數。

他自稱不善於說話。“很多人能把廢話說得極漂亮,舌頭像蛇信子一樣吞吐不息。全是廢話,但很有節奏,我真是佩服。”但他很可能是最聰明、最會講笑話的作家之一。他縱橫捭闔,收放自如,感到驚訝時,喊一聲“乖乖”。他既誠摯又狡黠,既嚴肅又八卦,既得體又放鬆。

生存智慧

1983年, 李洱考入華東師範大學,那裡曾經有“全國最好的中文系”。“80年代前期,中文系裡人人都是詩人和小說家。當時文史樓有個通宵教室,一到晚上就坐滿了,寫小說呢,為賦新詞強說愁。這種氣氛下,就是傻瓜也會寫。”

“對我來說,80年代是文化的童年;對文學來說,那是它的青春期;對時代來說,那仿佛是新婚之後最忙亂的時期。”

最初的小說創作跟博爾赫斯有關,此後師承的名單不斷拉長:馬爾克斯、昆德拉、卡夫卡、哈維爾、索爾·貝婁……“博爾赫斯,當時大家都叫他豪·路·博爾赫斯!全稱,以示尊重。當時華東師大就有一個博爾赫斯,格非嘛。當然,格非的視力是1.5。”

當時 李洱跟格非來往很多。格非比他高兩屆, 李洱寫畢業論文時,格非還是助教,沒資格指導論文, 李洱逼著他當了自己的指導老師。

結果 李洱的論文評了個“優”。但那一次,得“優”的學生太多了,教導處說,要去掉一個。格非只好來找 李洱,說,“我只是個助教,就把你的‘優’去掉吧。” 李洱急了,你不給“優”就罷了,哪有給了又要回去的道理?

李洱早期的小說,格非大都看過。“他提意見的時候很委婉,不直接說我的小說,說的都是大師的作品:霍桑有個細節是這么寫的,海明威有句話是那么寫的。”

也正是格非,陪著 李洱把他的 一篇小說送到了《收穫》雜誌社。

“那是一個文學的年代,文學是一種思想資源。奇怪的是,當時的小說其實是沒人看的,包括後來的先鋒小說。要到很多年後,通過商業炒作才被接受。” 李洱記得有一次王蒙的新書征訂,結果只訂了37本。

中國鄉村已經捲入全球化了

想了七八年,又寫了3年,到2001年, 李洱以複雜而自如的敘事技法,完成了長篇小說《 花腔》。

德文翻譯夏黛麗看到了《 花腔》。因為沒找到出版社,她決定自己買下德文著作權。由於牽涉太多的中國現代歷史和傳統文史知識,《 花腔》的翻譯非常艱難。這時, 李洱出版了《石榴樹上結櫻桃》,夏黛麗決定先翻譯這本書。

李洱寫真 李洱寫真

《石榴樹上結櫻桃》2004年在國內出版,銷量固然還不壞,但 李洱之名基本只出現在各種文學會議的演講稿上。當時夏黛麗四處尋訪 李洱,一位中國作家說:我向你保證,中國沒有這個作家。

2007年4月,《石榴樹上結櫻桃》由德國最著名的出版社之一DTV出版社出版。至今,德文版已經賣出了1萬本。

有次在柏林換坐捷運時, 李洱看到一家書店門口貼著一張很大的海報,上面的人面相是中國人,看起來既熟悉又陌生。他湊近一看,發現那是他自己。

德國出版社為他辦了系列朗誦會。所有 李洱認為中國讀者會笑、會有表情的地方,德國人都有對應表情。“那天下著雨,各地來了很多學者、教授,他們全都看完了《石榴樹上結櫻桃》,討論到很晚很晚,我嗓子都啞了。”

李洱不知道這本書在德國為何如此受歡迎,從翻譯那裡得到的解釋是:“他們非常驚訝中國鄉村已經深深捲入全球化進程了。”《石榴樹上結櫻桃》已經拍成了電影,但除了拿著作權費,剩下的事 李洱一概不參與。

寫《石榴樹上結櫻桃》, 李洱並沒有“深入農村、體驗生活”。不懂的時候,他就打電話給在河南的父親,屋頂上那個東西叫什麼?

有人調侃,這本書里的農民至少是上過中專的。有人猜度,這與 李洱的農民出身有關:他1966年生於河南濟源的一個村子裡,這個村曾經非常有名,唐朝時韓愈、白居易都來過這裡,並留下了大量詩作——有 李洱老家馬桶邊的一本詩集為證。

農民的生存智慧不得了

周刊眼中

李洱 李洱

人物周刊:《石榴樹上結櫻桃》里的繁花和小紅都挺可愛、好笑,你認為可以用善惡來評判這些人嗎?

李洱:我關心人物的性格,要多於關心人物的道德。這可能是小說家的職業病。我內心有善惡標準,但不會要求讀者認同我的標準。有些朋友開玩笑,說你寫的農民不像農民,起碼是從中專出來的。哈,小看農民嘍。農民的生存智慧不得了。一個自作聰明的知識分子跟農民打交道,農民能把你賣了。不是經常有報導嗎?哪個女大學生被農民賣到了什麼地方,洞房花燭夜才明白過來,摸過來的,原來不是“同桌的你”。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作家的道德感?

李洱:從專業角度講,準確是作家的惟一美德。

人物周刊:書里那些“顛倒話”是你自己編的還是聽來的?

李洱 :“顛倒話,話顛倒,石榴樹上結櫻桃;東西大路南北走,出門碰見人咬狗。”民間流傳很廣。前面兩句是很有趣的矛盾修辭。不過,小說中大 部分顛倒話是我順口編出來的。有一天竟寫了幾百行,寫得口乾舌燥、扁桃體發炎。但最後用到小說里的只是一小 部分

人物周刊:中國有許多鄉土文學,你覺得你寫的是不是真正的鄉土中國?

李洱:不能說我寫的就是真正的鄉土中國,只能說我寫出了我的鄉土經驗。什麼是經驗?經驗就是活潑的印象。如果還有人去寫沈從文式的鄉土小說,要么是傻瓜,要么是裝傻。應該學的是沈從文處理經驗的方法,而不是照搬他的寫法。另一方面,我也不喜歡通過寫作來訴自己的苦。有些作家,不把人寫哭決不罷休,然後就到處簽名售書,胳膊肘都快磨破了,要影響他打高爾夫球了。他的苦其實是高爾夫球沒有打好的那種苦,那種苦當然也很真實很活潑,但如果非要通過寫農民來表達自己的這種苦,我就要把書放下了。我知道有很多人喜歡這種寫法,莫非他們平時也打高爾夫?

人物周刊:《石榴樹上結櫻桃》德文版出版後,當地書店為你舉辦作品朗誦會,在中國你沒享受過這種待遇吧?

李洱:巴金百歲誕辰時,《收穫》就舉辦過朗誦會,請一些作者朗誦自己的作品。我覺得這種形式很好,就跟買花籃買蛋糕一樣好。當時我朗誦的是《喑啞的聲音》,一篇寫通姦的小說,別人也沒覺得有什麼不妥。開個玩笑,作者朗誦還有可能對播音美學產生影響。讓賈平凹去朗誦《秦腔》,肯定比羅京有意思。在德國我朗誦過幾次。有個在法斯賓德的電影裡演女主角的演員,她朗誦德文,我朗誦中文。她不懂中文,但她說聽我的朗誦有助於她理解作品。

人物周刊:德文版在德國引起很大反響,法文版呢?

李洱 李洱

李洱:法文版的翻譯和出版很有意思。一個譯者本來快翻完了,最後卻放棄了。他是“文革”時在復旦學的漢語,無法忍受小說中對“文革”的議論和描寫。可出版契約已經簽了,眼看就到期了,怎么辦?那邊只好徵求我的意見,說如果我想打官司,他們也沒辦法;如果我不打官司,他們就多賠一點違約金。還是這個好,我也沒有時間打什麼官司。最主要的是,我對那個譯者突然尊重起來了。他為了他的文化立場,可以放棄經濟利益。這樣的人難道不值得我尊重嗎?我就跟法國出版社講,我很想認識這個翻譯家,想請他吃頓飯,跟他交流交流。我告訴他們我不是開玩笑,他們不信。

有人老覺得自己過的不是生活

人物周刊:小說中的人物跟你是什麼關係?

李洱:我作品中的人物都不是很壞,所以我這個人也不是很壞;他們分裂得不是很厲害,所以我分裂得也不是很厲害。所有寫醜惡的作家,思想都有醜惡的 部分。人寫黑暗是以自己內心的黑暗為依據的,黑暗不到那一步,就寫不出那一步。

人物周刊:你怎么體驗生活?

李洱:今天下午有人給我打電話,說某個出版公司跟電視台合作,邀請一批作家跟普通人一起生活,然後寫出這個普通人的傳記,電視台再拍成電視片。他問我有沒有興趣,我說沒興趣。我每天都跟自己、跟朋友在一起,過普通人的生活。有人老覺得自己過的不算是生活,非要“體驗生活”。

人物周刊:你平時是怎么寫作的?

李洱:我一天寫七八個小時,最後能留下一千字就謝天謝地了。各有各的習慣,所謂“貓鑽貓洞,狗走狗道”。有的人,比如閻連科,一天只寫兩個小時,但一寫就是好幾千字。我不行,一天到晚磨磨蹭蹭,一個句子,放這裡好還是放那裡好,諸如此類。有點把小說當成女人了。同樣是一團脂肪,長在乳房上是豐滿,長到腰上就是贅肉。為了表達各種各樣的價值觀念,我要比較深入地了解它們,知道我寫的每一句話是什麼意思。這就變得很困難。我認為加繆的小說就是這樣的。它經過經驗反省,每句話都表達一種被審視過的生活,而不是像生活本身那樣。我可能還沒達到這樣的高度,但是我的寫作習慣已經變成這樣的了。

這還不是最要命的,最要命的就是你的想法一直在變。我常感到這個時代不適合寫長篇,因為你的經驗總被新的現實擊中、衝垮。曹雪芹那個時代適合寫長篇,賈寶玉什麼人,有什麼想法,他事先都知道,按部就班寫出來就行了。雖然那個時代也在變化,可價值觀念穩定得就像賈府門前的石獅子。要是賈寶玉接個電話,林黛玉的,說她在什麼地方按摩,今天回不了賈府了,他立即覺得這個女孩不能要了。現代小說中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大概是“突然”,突然怎么樣,突然不怎么樣。睡個午覺起來,你的想法可能就變了。

人物周刊:什麼是誠懇的寫作?你自己是否忠於內心?

李洱:寫作時,我無限忠於自己的內心。糟糕的是,這個時代的內心生活更多的時候是一種不良反應、一種創傷性經驗。寫作就是對這種不良反應的表達和反省。大家都說,內心平安就是幸福。可是,內心平安其實是一種罪,它表明了你的犬儒、你的放棄、你對秩序的認同。所以,在寫作上你既要表達,又要對自己的表達作出必要的反省。寫作類似於你眼睜睜地看著某種體外手術,做的是自己,被做的也是自己,最擔心做壞的當然還是自己。

人物周刊:《 花腔》體現了你對結構和語言的追求,在小說中你使用了大量引文。

李洱:《 花腔》接近了我的小說理想。總有一天我們會發現,我們留在世界上的是一些混淆的、錯亂的、矛盾百出的文字,各種看上去跟你距離甚遠的引文構成你的生活。一個人通常是在別人記憶中存活的,除非你寫自傳。但這可能引來殺身之禍;沒時間寫自傳或者只願意寫詩的人只能把他的生活讓渡給別人來寫。比如《 花腔》的主人公,他不願意寫散文,只願意寫詩。

人物周刊:你尊崇哪幾位作家?

李洱:兩個,一個加繆,一個哈維爾。哈維爾的作品,譯成中文的我全都看過。他不是一流作家,卻是一流文人。當總統之後他的秉性也沒改。他踩著滑板接見貴賓,抽空就寫荒誕派戲劇。

人物周刊:寫作給你帶來了什麼?一點名、一點錢?你一開始寫作時有什麼目的或者動力?

李洱 :不是一點名、一點錢,而是一點點名、一點點錢。寫了這么多年我的目的已經變得很簡單了,就是寫出自己心目中的小說。

當代作家都被失敗感籠罩著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國內比較認可的美國作家卡佛、厄普代克?

李洱:我正應邀寫卡佛呢。他是個好作家。我讀卡佛應該是在1989年前後。後來我寫過一篇文章,叫《卡佛的玫瑰和香檳》。卡佛死之前曾經站在床前凝望玫瑰,他最後一篇小說寫的是他的導師契訶夫死前喝香檳,香檳的瓶蓋自己蹦了出來。這兩個細節意味非常接近。卡佛是以此向前輩致敬,為今生的告別,也為來世的相聚。寫作就是這樣,一代一代傳承下來。一個作家,往往是在走向生命終點的時候,他才能夠最終懂得什麼叫死,什麼叫生,什麼叫幸福。困惑疑難在那一刻悄然遁形,然後再次現身,要求後世作家做出解答。

你說讀書界和媒體終於認可了卡佛,我不敢相信。這個月他們認可的是卡佛,下個月是誰?

解讀李洱的書籍 解讀李洱的書籍

人物周刊:德國漢學家顧彬批評中國作家的言論你怎么看? 李洱:顧彬在德國有個綽號叫“痛苦的耶穌”,可見他談論德國文學時也很痛苦。顧彬的“垃圾論”出來後,他在漢語文學界很痛苦,他說自己沒說過這話,只是說某某作家的作品是垃圾。邱華棟跟他做了個對談,可是沒地方發表,因為中國的很多媒體對他別的話不感興趣。開始時媒體只是借顧彬之口來罵人,人家要不罵,我們的媒體能活活急死。注意,請他罵的是作家,不是別的什麼家,如果他罵了別的什麼家,我們的媒體要么不感興趣,要么不敢刊登。這是不是很有趣?一個媒體先塑造出自己需要的顧彬,然後別的媒體一哄而上,去討論同行們精心創作的那個作品,而作品主人公的真實想法別人卻很難知道,也沒有興趣知道。耶穌若真的復活,這會不會是他在傳媒時代的真實處境?

人物周刊:有時候西方人看中國小說像看某類社會文獻。

李洱:我在德國接受訪問,記者經常問我關於衛慧、棉棉的問題。我坦率地告訴他們,如果她們是作家,我就不是作家;如果我是作家,她們就不是作家,我們的差別就有這么大。

棉棉其實寫得不錯,是自動寫作。但問題就在這裡,當以作家要求自己的時候,她必須有文學史的判斷,知道自己寫的跟別人哪兒不一樣,否則寫作無法繼續。衛慧很極端,但只是虛構的極端。那種生活不是她的生活,不是中國人的生活,是她從亨利·米勒的作品裡讀來的。這就變成一個基本問題:絕對虛假的寫作和最本真的寫作,都有可能導致寫作無法持續。她們兩個正好代表兩種狀態。

人物周刊:是不是我們沒有一種健康的體制,使好作家能浮現出來?似乎很多作家都缺乏真正的精神力量。

李洱:我常常有一種感覺,可能有些很棒的作家我們並不知道。他們寫作,然後放進抽屜鎖了起來,加了密碼。一種可能是他們不願發表,不願加入合唱,不願被納入秩序。另一種可能是他們發表了作品,但被我們忽略了,因為他們表達的經驗與我們有背離,但這種背離又沒有誇張到眩目的地步,所以我們沒能看見。跟他們相比,我已經很幸運了。文學史、文學體制是一個有趣的東西,它會過濾掉非常豐富的內容。篩子的網眼很大,篩出來的都是大塊文章、所謂的成功人物。什麼是成功?在平庸的年代裡,成功是一個很可疑的概念,它往往是商業包裝和自我吹噓的混合物。它惟一的必要條件就是銷量,但在五年之後,兩 年之後,甚至兩 個月之後,有沒有人會想起來你這本書?都是白忙。

精神力量?失敗算不算一種力量?我們所謂的精神力量,往往是指成功者的憤世嫉俗,用高射炮打蚊子,用破掃帚打老虎。真正的力量,是雪被下面的草尖,是小鳥的紅喙,看上去很微弱的,只是我們往往不知道愛惜。

人物周刊:在這種狀況下,作為一個當代作家,你如何自處?

李洱:每個當代作家都被失敗感籠罩著。我們最早接受的文學教育使我們想表達某種思想、經驗、觀念,並使之成為某種思想資源。但這種可能性已經消失。很多作品踮著腳去迎合,而不是站穩了去表達。這是一個不重視內心生活的時代,價值觀分崩離析。但也許通過財富積累,人們會重新認識到文學藝術的美和意義。據說很多貪官願意讓自己的孩子學文學,是吧?我還是比較樂觀的。

人物周刊:你認為幸福是什麼?

李洱:幸福成了時間概念,成了一種嗅覺,瞬間的,細微的,具體的。聞著嬰兒身上的氣息肯定是幸福的,可你也不能一直抱著他啊。他也要尋找幸福,你不是他的幸福,他的幸福是吃奶。寫出滿意的小說當然也是幸福,類似於嬰兒吃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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