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肯定意見者認為，諸多正史、野史、筆記、小說，都比較一致地肯定，李岩原名李信，河南杞縣舉人，是魏忠賢黨羽、明朝兵部尚書李精白之子。崇禎時，因魏忠賢案，李精白入獄判刑，李岩即家居未仕，人稱李公子。時值河南大旱，災民惶惶呼救，李岩遂力勸杞縣府宋知縣停徵賑濟，又出栗賑災，被誣下獄。後又被災民攻破縣城，劫獄後，殺知縣，逼上梁山，投奔李自成農民起義軍，李自成用為謀主，賜名李岩。
關於李岩投奔李自成起義軍一事，無名氏《檮杌近志》有傳奇式的記載，不妨迻錄於此：“崇禎末，流寇四起，繩妓紅娘子亂河南，虜杞縣舉人李信去，強委身之。信不從，逃歸。有司疑信，執下獄。紅娘子來救，城中民應之，信仍歸紅娘子。遂與李自成約為兄弟，決意為逆。李信妻湯氏勸不聽，縊於樓，面色如生，不知何時死。”
李岩入李自成軍後，曾薦河南盧氏舉人牛金星，牛又薦舉陰陽先生宋獻策。李岩勸李自成“尊賢禮士，除暴恤民”；攻下北京後，又派兵保護明懿安太后和河南狀元劉理順，藉以穩定社會秩序和收買人心。其最後被殺，是牛金星讒言的結果。
史家們認為，上述史籍的作者，大多是治學嚴謹、頗有影響的學者，如顧炎武，他在《明季北略》中也肯定了李岩其人其事，他的記載應該說是可信的；又如《明史》，亦應視為信史，記載李信入伙李自成起義事也頗為細。這是其一；其次，上述史籍的成書時間，大多是在清順治和康熙年間，距大順軍的失敗時間不遠，作者完全有條件廣泛接觸當時曾親歷其事、親見親聞的當事人，故李岩確有其人，應是可信的。近人郭沫若、范文瀾等均持這一觀點。
持不同意見、最早提出此案的是清初學者鄭廉。他在《豫變紀略》中說：“杞縣李岩，則並無其人矣。予家距杞僅百里，知交甚夥，豈無見聞？即不幸而陷賊者，亦未聞賊中有李將軍杞縣人。不知《明季遺聞》何所據而為此也。而《流寇志》諸書皆載之，不知其為烏有先生也。”此後，論者從李岩的籍貫、家世及其在杞縣舉義的事跡等方面作了考察後認為李岩確無其人。證據之一是：除《豫變紀略》的作者、“距杞僅百餘里”的鄭廉否認李岩外，清初河南《杞縣誌》、《開封府志》的纂修者也否認杞縣有李岩其人；第二，李精白不是杞縣人，而是穎州（今安徽阜陽）人。無論是在做官、還是削職之後，其均未遷居杞縣；第三，李岩不是李精白之子。這一點，在《杞縣誌》和《潁州府志》中均有記載；第四，李岩在杞縣勸賑舉義的事跡，也屬虛構。因檢諸史乘，崇禎時的杞縣知縣，從四年至十三年間未有一個姓宋的；其間的杞縣知縣，並非有人死難，杞縣城也從未為義軍攻破。那么，為什麼這么多的野史、筆記、小說，甚至包括《明史》的纂修者在內，都眾口一辭地把李岩說成是杞縣人，是李精白之子呢？論者又進一步認為，這首先是明末統治者為仇視、誣衊農民起義軍的需要而捏造的。因李岩為自成“謀主”，而李岩則是李精白之子，李精白為逆案中人，海內之所切齒，故一聞有李氏從賊者，皆曰：“此必李精白之子也”。從此，“以訛傳訛，遂登史策”。其次，抬出李岩，實為貶詆李自成，其始作俑者是西吳懶道人《剿闖小史》。實質上，早期傳說中的“李公子”，即李自成本人。《剿闖小史》創造出“李岩事跡”後，為統治者所認可，即通過各種渠道滲進史籍，《明史》纂修時，正值清初文字獄鍛鍊的高潮，自然沒有人矯枉，“李岩”就從本無其人，成了確有其人。
李岩之謎，尚祈發掘更多的史料，方能解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