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孟苗來到曲沃縣，最想去的地方就是天馬———曲村遺址。該遺址在翼城縣之西和曲沃縣之東兩縣的交界處，北依崇山，東、南面為滏河，包括天馬、曲村、北趙、毛張四個村之間的一大片土地，東西長3800米，南北寬2800米，總面積約1000餘萬平方米，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涵蓋有新石器時代的仰韶文化層、龍山文化層、夏文化層、西周到戰國文化層及秦漢元明文化層，最引人注目的是占地面積有15000餘平方米的晉侯墓地和10000餘座西周至戰國古墓葬及車馬坑。
詳述
走近天馬———曲村遺址，感受最深的是一些遺址和頗有氣勢的晉侯墓葬。矚目遠望，天馬———曲村遺址不僅規模宏大，而且延續的時間也較長。經過考古學、歷史學等方面的初步判斷，此遺址在西周初期就興起，發展到鼎盛時期是在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期，而到春秋中晚期至戰國早期，卻又陡然衰歇下來。我們知道，侯馬晉國遺址開始興起是在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期，發展到鼎盛時期是在春秋中晚期至戰國早期，戰國中晚期才逐漸衰歇下來。從這兩處晉國遺址的盛衰交替情況，人們將不難看出它們首尾相銜的關係，這樣天馬———曲村遺址自然為尋找晉國的舊都“故絳”提供了極其重要的線索。
翻開中國古代汗牛充棟的典籍，關於春秋時代以前以及更早一些的晉國歷史的記載不能算少，但在考古學家眼中，非有實物不能澄清那些自相矛盾、觀點各異的文獻記載。就說晉國罷，關於它的都城確切建在何方，原來就有多種說法。“桐葉封弟”，封於夏墟。夏在何方？一說在晉祠，一說在翼城，也有人說在襄汾縣的趙康。撥開這團團疑惑，確定晉國首都，從而確定“夏墟”，找到夏文化遺址，這正是考古界當年所以煞費苦心找晉國古都的初衷。1962年，國家文物局謝元璐先生首次發現了天馬———曲村遺址；1963年秋，北大考古專業畢業班學生在此進行了首次發掘。1979年秋，考古人員又進行了第二次試發掘，並發現了長達800米的晉國墓地。兩次發掘先後發現墓葬11座。這些材料使考古學家與歷史學家對此遺址的文化內涵及其分布、年代分期、文化特徵等問題都有了基本認識。幾十年來，天馬———曲村遺址經過連續12次大規模勘探發掘，共揭露面積12000平方米，發掘墓葬1000餘座，其中周代墓葬800座。其面積達鄭州商代遺址和殷墟遺址之半，等於西安灃西、灃東二遺址之和，超過北京琉璃河燕國遺址兩倍以上，是目前發現全國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周代遺址。據記載，天馬遺址的核心部分是九代19座晉侯及夫人的大型墓葬，每座墓葬之東又有車馬坑，每個坑有戰車、轎車數十輛。其中8號墓（晉獻侯）陪祀車馬坑，東西長21米，南北寬15米。車馬坑內東部為馬坑，西部為車坑，現已發掘清理出陪葬戰馬103匹。據考古專家推測1號車馬坑內有戰車25乘，為全國西周時期最大的車馬坑，比秦始皇兵馬俑要早600年，而且陪祀的是真車真馬，它是研究我國西周時期政治、經濟、軍事作戰的實物，也是一份得天獨厚的旅遊資源。
源遠流長的天馬———曲村遺址，給曲沃留下了大量的文物寶藏，素有“地下博物館”之美譽。曲村———天馬遺址堆積豐厚，共有2萬座墓葬，目前得到發掘的尚不足十分之一，特別是晉國600年歷史，36代晉侯晉公，發現的僅有9代，尚有27代晉公大墓有待探尋，整個遺址的考古發掘還任重道遠。截至目前，天馬———曲村遺址已發掘出周代墓600多座，出土了280餘件青銅禮器，大量青銅兵器、車馬器、完整陶器1000餘件，以及數萬件玉、石、骨、貝、蚌、鉛器等。根據青銅器銘文的推測，晉之始封地即最早的晉都就在曲沃境內，同時8號墓葬的陪祀車馬坑為全國同時期最大的車馬坑，已清理出陪祀馬100匹及部分戰車，它對夏商周斷代工程具有重大意義。雖說晉南地區早就被公認為是春秋戰國時期晉文化遺址所在地，但西周時期晉國的始封地卻一直不詳。直到近年來曲沃縣曲村九代19座早期晉侯及夫人墓群的成功發掘，方使人們恍然大悟：曲沃就是晉國始封地所在。
曲村———天馬遺址的考古發現的重大意義在於它的文化層豐厚，歷史跨度長。該遺址的搶救性發掘自1992年展開以來，連續兩年被評為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特別是這個遺址提供的青銅器，其上有銘文、年號，對建立比較詳細的西周考古分期標誌，確立若干年代定點具有重大意義，為夏商周斷代提供了重大線索。在三代活動頻繁的區域，往往在發掘中發現周朝早期與商代晚期的文化相互重疊，不易區別。而曲沃沒有商代文化遺存，更易描繪西周文化的面貌。
在歷史的迷霧中，在遼闊深厚的大地上，天馬———曲村遺址出土的數萬件青銅禮器、樂器、成套玉器，還有大量車馬器和大批青銅兵器，以及出土完整的千餘件陶器、玉、石、骨、貝、蚌、鉛器等文物，完全展示出曲村———天馬遺址是一幅中華文明起源、發展的歷史解剖圖，可以說，該發掘成果為我國《夏商周斷代工程》西周列王編年課題的解決提供了重大線索，同時也填補了我國史學研究中夏文化的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