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邊高地的南面是上西區，東面是晨邊公園，北面是哈林區，西面是河濱公園。如果按照街道劃分，則南到106街或110街，西到河濱大道，北到123街或125街，東到晨邊大道或中央公園西（110街以下）。主要幹道是百老匯。
西116街哥倫比亞大學對面、介於晨邊大道和阿姆斯特丹大道之間的住宅樓。晨邊高地（Morningside Heights），哥倫比亞大學的主校區。這是曼哈頓島上我最熟悉的地方，也是我心目中紐約城最乾淨、明亮的地方。校園裡清一色是仿文藝復興佛羅倫斯式的建築。20世紀60年代，貝聿銘曾為哥倫比亞大學設計外表為玻璃幕牆的雙子大廈，但被全校師生一致否決，謝天謝地沒有修建，哥倫比亞的主校區因此保持了整齊、統一的古典建築風格。
如今，晨邊高地在高樓林立的曼哈頓島上，看起來並沒有“高地”的巍峨。但當哥倫比亞大學在19世紀末第三次擴校北遷至此時，校長塞斯·婁看中這個當時還是一片荒地的小山丘，除了試圖讓學校遠離紐約城的浮華世界之外，實際上還別有一番用意：美國理想中的國家形象是山上的城，而位於美國最大都市正中一座山丘上的大學，正體現了那傳統的、精英主義的文化理想。雖然“山上的城”典故原出自《新約》，但塞斯·婁也有意借用雅典衛城的形象，指稱此地為“紐約衛城”，於是為之增添了一層顯著的希臘色彩。
此後的一百多年中，哥倫比亞大學作為“山上的大學”而具有的政治與文化抱負，使之永遠不會變成真正遠離塵世的象牙塔。儘管哥倫比亞已經孕育出了73位諾貝爾獎得主（超過世界上其他任何一所大學），但它更加引人矚目的業績，卻可能是其教員介入羅斯福新政、推動美國社會的民主改革，以及60年代哥倫比亞版的“文化革命”。哥倫比亞的多位著名文科教授，從杜威到特里林到薩伊德，都在學院以外的廣泛社會空間中盡到了文化批評家或公共知識分子的職責。而由哥倫比亞大學校長每年親手頒發的普利茲獎金，也似乎總是學院與政治的融合。
但哥倫比亞被比作希臘式的“衛城”，在對激進聲浪的抵抗中，它也漸漸成為了傳統人文主義的堡壘。雖然在哥倫比亞大學曾經爆發過大規模學生運動，也出現過嬉皮士的垮掉一代，但它在體制上有十分保守的一面，甚至可以說，哥倫比亞是當代唯一拒絕“革”掉西方經典文化之“命”的美國大學：它仍保持以“西方經典”為基本內容的人文學基礎課程，作為無論文理專業所有本科生必修之課。這在當代多元主義文化政治的挑戰之下不斷引起爭議，但學校依舊我行我素，實際上哥倫比亞已是唯一仍在堅持繼續開設這種“過於傳統”的必修課程的大學。
但辯護者也可以說，永遠讓年輕人直面傳統，才可以培養真正的批判精神，而脫離了傳統的批判，是沒有基礎的激進主義。這種觀點來自於強烈捍衛西方偉大傳統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特里林。他曾經構想過健全的人格是能夠將對立面包容在自身之內的自我，這種理想導致特里林往往去擔當與時代精神唱對台戲的人，特別是在60年代，特里林自覺地扮演起了美國社會中“對立自我”的角色。自那時以來，多元主義日益成為社會主流思潮，為美國政治文化提供了無限擴展的自由空間，但像特里林這樣的哥倫比亞教授認為，當這種自由的多元主義由於喪失“對立自我”而趨於簡單化時，它就已經失去了嚴肅性和健全性，成為一種失重的文化。而在特里林看來，恰恰是偉大的西方文化傳統始終在強調如何去培養“對立自我”的健全人格。哥倫比亞大學至今仍舊沒有背叛特里林的精神遺產。
哥倫比亞大學巴特勒圖書館的頂上，以將近一人高的巨大尺寸刻寫著從荷馬到維吉爾一系列希臘、羅馬經典作家的名字。對於在圖書館門前草坪上曬太陽、玩耍的大學生來說，這些名字或許可以視而不見，但這些名字作為“文化資本”卻構築了我們生活世界的道德與政治基礎。從里根到小布希的多位美國總統都仍在強調美國是一座為世界所矚目的“山上的城”，他們所使用的語言依舊來自於那些巨大的、人們卻經常視而不見的人物。踞於晨邊高地之上的哥倫比亞大學，假如真正是一所“山上的大學”，或許它比任何其他機構都更有資格和理由將它所背倚的“山上的城”的歷史和真相揭示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