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春秋經]

春秋[春秋經]

《春秋》,即《春秋經》,又稱《麟經》或《麟史》,中國古代儒家典籍“六經”之一。也是周朝時期魯國的國史,現存版本由孔子修訂而成。 《春秋》是中國第一部編年體史書,共三十五卷,是儒家經典之一且為十三經中篇幅最長的,在四庫全書中列為經部。記述範圍從公元前722(魯隱公元年)至公元前468(魯哀公二十七年) 《春秋》用於記事的語言極為簡練,然而幾乎每個句子都暗含褒貶之意,被後人稱為“春秋筆法”、“微言大義”。後來出現了很多對《春秋》所記載的歷史進行補充、解釋、闡發的書,被稱為“傳”。代表作品是稱為“春秋三傳”的《左傳》、《公羊傳》、《穀梁傳》。 2019年2月報導,從海昏侯墓出土簡牘5200餘枚,專家釋讀後發現包括《春秋》在內的儒家經典及其訓傳。

簡介

至遲自西周起,就有太史記載國家大事;

《春秋》是由魯國史官記錄大量當時本國諸侯,大夫,國人等失禮非禮之事;魯國史官也會收集其他諸侯國公侯大夫等失禮非禮之事,會記錄諸侯國公侯間大夫等間書信內容,比如晉叔向與鄭國子產關於鑄刑書的書信 ,其中記錄了齊國史官因為保持真實記錄而被殺掉的事件 等等;

在每一季的開始,一般要寫“春”到“冬”四季的季節。古時曆法先有春秋,後分冬夏二時。因此把國史記載叫做《春秋》,這可能是“春秋”作為史書名的來由罷。現存《春秋》,從魯隱公記述到魯哀公,歷十二代君主,計二百四十四年(依《公羊傳》和《穀梁傳》載至哀公十四年止,為二百四十二年,《左傳》多二年),它基本上是魯國史書的原文。

相傳《春秋》之書出於孔子之手,舊時有“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之說。

春秋公羊傳 春秋公羊傳

但後世亦有不同說法,清人袁谷芳《春秋書法論》說:《春秋》者,魯史也。魯史氏書之,孔子錄而藏之,以傳信於後世者也。石韞玉《獨學廬初稿·春秋論》也說:《春秋》者,魯史之舊文也。《春秋》共十二公之事,歷二百四十年之久,秉筆而書者必更數十人。此數十人者,家自為師,人自為學,則其書法,豈能盡同?

雖然春秋之作者有爭議,但其經過孔子之手修而改之,則無大異。事實上,春秋作為一魯國的史書,其作用早已超出史書範圍,春秋用詞遣句“字字針砭”成為獨特的文風,被稱為春秋筆法,為歷代文代史家奉為經典。

《春秋》所記,是二百四十多年的春秋各國大事,現所存全文,不過一萬六千多字,但據曹魏時的張晏和晚唐時人徐彥引《春秋說》,都說是一萬八千字(張說見《史記·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徐說見《公羊傳·昭公十二年疏》引),可見《春秋》原文,從三國以後脫露了一千多字。很多大事漏記。

創作背景

孔子“作春秋”的原因,史記中是這樣記載的:“余(太史公)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 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司馬遷對《春秋》極為推崇:”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

學術界對於《春秋》的史學價值存在質疑。胡適認為:“《春秋》那部書,只可當作孔門正名主義的參考書看,卻不可當作一部模範的史書看。後來的史家把《春秋》當作作史的模範,便大錯了。為什麼呢?因為歷史的宗旨在於‘說真話,記實事’。《春秋》的宗旨,不在記實事,只在寫個人心中對實事的評判。”徐復觀先生也說:“可以斷定孔子修《春秋》的動機、目的,不在今日所謂‘史學’,而是發揮古代良史,以史的審判代替神的審判的莊嚴使命。可以說,這是史學以上的使命,所以它是經而不是史。”

然而史料記載中並沒有對《春秋》的歷史記載產生懷疑。杜預在《春秋左傳集解·序》中說:“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朱熹說:“聖人作《春秋》,不過直書其事,善惡自見。”

《春秋》記史的筆法與《史記》不同。司馬遷明確指出:”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但《春秋》的“微言大義”並不意味著其“言”是失實的。張京華有這樣的評價:“如果說‘良史’、‘實錄’代表了古代史學的基本原則,‘微言大義’則是代表了古代史學的最高境界。”也許正因如此,《左傳》才會說:”《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污,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

作品性質

孔子所作的《春秋》是一部蘊涵著作者深刻政治思想的政治學著作,這是從先秦孟、荀到兩漢馬、班諸家一致的看法。兩漢以後,今文經學衰微,學者多受古文經學門戶之見的影響,開始視《春秋》為歷史學著作,並由此引發了長期以來聚訟紛紜的《春秋》性質之爭。

圍繞《春秋》是歷史學著作還是政治學著作這一問題,千餘年來先後形成了以下三種觀點:

傳統今文經學家的觀點,即以《春秋》為政治學著作,持此說者如清人皮錫瑞,近人徐復觀、呂思勉、胡適等;

古文經學家及近代“古史辨”派學者的觀點,即認為《春秋》是歷史學著作,古文經學家如晉人杜預,近人錢玄同、顧頡剛、劉節等人堅持這種看法;

調和說,即認為《春秋》“亦經亦史”,持此說者如錢穆、雷戈。就“亦經亦史”的說法,錢穆認為《春秋》是一部“亦經亦史的一家言”,理由是古無經、史的區別,經、史之分是後代才有的觀念,

1.

傳統今文經學家的觀點,即以《春秋》為政治學著作,持此說者如清人皮錫瑞,近人徐復觀、呂思勉、胡適等;

2.

古文經學家及近代“古史辨”派學者的觀點,即認為《春秋》是歷史學著作,古文經學家如晉人杜預,近人錢玄同、顧頡剛、劉節等人堅持這種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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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和說,即認為《春秋》“亦經亦史”,持此說者如錢穆、雷戈。就“亦經亦史”的說法,錢穆認為《春秋》是一部“亦經亦史的一家言”,理由是古無經、史的區別,經、史之分是後代才有的觀念,

“若我們定要說《春秋》是經非史,這實在只見其為後代人意見,據之以爭古代之著作,未免搔不著痛癢”。然而關於“經史不分”之說這點,鍾肇鵬先生曾在上世紀60年代的一文中專門加以辨析,並闡明了中國古代經史有別、史先於經的觀點。

後世影響

無論從哪方面考量,《春秋》的開創之功都是無可爭辯的。

它的編年體例,為史學三大體例之一,“系日月而為次,列時歲以相續”,垂範千秋,繼之者眾,《資治通鑑》最稱出類拔萃。

它的私修性質,打破了官方對史學的壟斷,成為諸子百家爭鳴的先聲。而“二十六史”中,私修者多達三分之一,亦可說是受其引領所致。

它的春秋筆法,姑且不論有多少後人穿鑿附會之處,但其本身所彰顯的史學精神卻勿庸置疑,那便是勇敢無畏,剛直無私。中國史脈能綿延至今而不斷,與孔子當初所賦予的那股堅韌之氣息息相關。

聖人其萎,而《春秋》不老。愛讀《春秋》者,代不乏人。最為民間所熟悉的,恐怕就是三國那位與孔聖人齊名的關聖人關羽了。君不聞一幅對聯有云:

孔夫子,關夫子,萬世兩夫子;

修春秋,讀春秋,千古一春秋。

何妨一學關帝,挑燈清夜讀《春秋》!

春秋三傳

《春秋》因文字過於簡質,後人不易理解,所以詮釋之作相繼出現,對書中的記載進行解釋和說明,稱之為“傳”。其中左丘明《春秋左氏傳》,公羊高《春秋公羊傳》,穀梁赤《春秋穀梁傳》合稱《春秋三傳》列入儒家經典。現《春秋》原文一般合編入《左傳》作為“經”,《左傳》新增內容作為“傳”。據《漢書·藝文志》記載,為春秋作傳者共5家:

《左傳》30卷;

《公羊傳》11卷;

《穀梁傳》11篇;

春秋穀梁傳 春秋穀梁傳

《鄒氏傳》11卷;

《夾氏傳》11卷。

其中後兩種已經不存。公羊傳和穀梁傳成書於西漢初年,用當時通行的隸書所寫,稱為今文。左傳有兩種,一種出於孔子舊居的牆壁之中,使用秦朝以前的古代字型寫的,稱為古文;一種是從戰國時期的荀卿流傳下來的。

“春秋三傳”的側重是有區別的。《穀梁》、《公羊》兩傳側重闡發《春秋》中的”微言大義”,《左傳》則側重歷史細節的補充。

李學勤先生坦承:“要找‘春秋大義’的話,要找《公羊》、《穀梁》。我個人認為,從一定意義上來說,這一點,今天還必須承認,因為《公羊》、《穀梁》的研究肯定會提供我們對於儒家很多重要觀點的認識,這一點可能是《左傳》反而做不到的。”

同期史書

《孟子·離婁》說:“《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

當時(戰國時期)各諸侯國的史書一般都叫《春秋》,“只是魯國就叫《春秋》,沒有加個專名,而晉國、楚國自己加了專名。······《春秋》就是個共名。”

考古發現

2019年2月報導,從海昏侯墓出土簡牘5200餘枚,專家釋讀後發現包括《春秋》在內的儒家經典及其訓傳。海昏簡本《春秋》現存100餘枚。西漢流傳對《春秋經》進行注釋的有《左傳》《公羊傳》和《穀梁傳》。研究人員根據文字較清晰的20餘枚竹簡初步判斷可知,簡文內容多同見於今本《公羊傳》和《穀梁傳》,也有僅見於《公羊傳》者。其內容文句與今本有出入,也有不見於今本者。海昏簡本《春秋》與《春秋公羊傳》關係密切,漢代公羊學盛行,甚至在一段時間內作為治國基本原則,海昏簡本《春秋》的發現是春秋經傳在出土文獻中的首次發現,提供了《春秋》經的最早實物,為了解這段歷史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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