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自由問題的論爭
正文
30年代現代文壇上的一場文學論爭。1931年底,《文化評論》創刊號，發表社評《真理之檄》和胡秋原的《阿狗文藝論》，以“自由的知識分子”的姿態，在批判國民黨的“民族主義文學”的同時，也把矛頭對準無產階級文藝。這些文章受到批駁後，胡秋原又於1932年4、5月先後發表《勿侵略文藝》、《錢杏邨理論之清算與民族文學理論之批評》等文。他反覆宣傳文藝“至死也是自由的”,“藝術不是宣傳”,反對“政見與文藝結婚”，鼓吹資產階級文藝自由論。從這年一月起,瞿秋白、馮雪峰等在《文藝新聞》上發表《“自由人”的文化運動》、《“阿狗文藝”論者的醜臉譜》等文。指出他們企圖以“自由的知識階級”的名義，同無產階級爭奪文化的領導權;文藝自由論的實質,是反對文藝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馮雪峰揭露胡秋原“不是攻擊錢杏邨個人，而是進攻整個普羅革命文學運動”。並指出胡秋原的理論,“真正顯露了一切托洛斯基派和社會民主主義派的真面目”。7月,自稱“第三種人”的蘇汶（杜衡）在《現代》雜誌上發表《關於〈文新〉與胡秋原的文藝論辯》一文，支持胡秋原的觀點，對左翼文學進行了嘲諷和攻擊。他竟說“變卦就是辯證法”，馬克思主義者“只看目前的需要”,“不會再要真理,再要文藝了”，“終於，文學不再是文學了,變為連環圖畫之類;而作者也不再是作者了，變為煽動家之類”。針對這些論調，瞿秋白髮表《文學的自由和文學家的不自由》，周揚發表《到底是誰不要真理，不要文藝？》，加以駁斥。蘇汶又發表《“第三種人”的出路》、《論文學上的干涉主義》等文，繼續申述自己的觀點，並把革命的政治和藝術的真實對立起來。接著魯迅發表《論“第三種人”》等文，周揚、馮雪峰等也相繼撰文，把論爭引向深入。胡秋原、蘇汶等人，和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有過交往，蘇汶曾是左聯成員，還譯過蘇聯的文藝論著和作品；胡秋原也聲稱擁護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並編有《唯物史觀藝術論──朴列汗諾夫及其藝術理論之研究》等著作。因此論爭相當複雜，但問題的實質還是無產階級文藝思想與資產階級文藝思想的嚴重交鋒。論爭從1931年底開始，主要發生在1932年，延續到1933年，主要集中在作家的階級性、文藝與政治的關係、無產階級作家與小資產階級作家的關係、文藝的大眾化等問題上。
針對對方以所謂“自由人”和“第三種人”自居，瞿秋白引用列寧的名言,指出資產階級著作家的自由,不過是依賴錢袋、依賴收買和依賴豢養的一種自由。誰也做不成什麼“第三種人”。魯迅也指出：“生在有階級的社會裡而要做超階級的作家，生在戰鬥的時代而要離開戰鬥而獨立”，這“恰如用自己的手拔著頭髮，要離開地球一樣”。至於胡秋原，魯迅還尖銳揭露他是“在指揮刀的保護之下，持著‘左翼’的招牌，在馬克思主義里發現了文藝自由論，在列寧主義里找到了殺盡‘共匪’說的論客”。
作家可能不可能脫離階級？文藝可能不可能離開政治而自由？這是論爭的焦點。瞿秋白的《文藝的自由和文學家的不自由》對此作了充分的論述。他指出：“文藝──廣泛的說起來──都是煽動和宣傳，有意的無意的都是宣傳。”在階級社會裡，文藝做“政治的‘留聲機’”是不可能避免的，“問題是在於做哪一個階級的‘留聲機’,並且做得巧妙不巧妙。”周揚也指出:“無產階級的階級性、黨派性不但不妨礙無產階級對於客觀真理的認識，而且可以加強它對於客觀真理的認識的可能性。因為無產階級是站在歷史的發展的最前線,它的主觀的利益和歷史的發展的客觀的行程是一致的。”(《到底是誰不要真理,不要文藝》)只有沒落的資產階級才害怕真理，不要真理。
資產階級的文藝自由論雖然經不起事實的檢驗，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對一部分不滿白色恐怖的現實,而又害怕鬥爭，希圖擺脫政治約束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仍有一定的迷惑作用，因此文藝自由問題的論爭也是一場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爭奪小資產階級民眾的鬥爭。魯迅指出:當時的情況,是許多作家到處受著反動派的迫害，許多刊物受著摧殘，這才是作家不自由的真正原因。至於“這‘第三種人’的‘擱筆’，原因並不在左翼批評的嚴酷。真實原因的所在，是在做不成這樣的‘第三種人’,做不成這樣的人,也就沒有了第三種筆”。他還表達了文藝統一戰線的思想，指出左聯“並未動不動便指作家為‘資產階級的走狗’,而且不要‘同路人’。……他不但要那同走幾步的‘同路人’，還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著的看客也一同前進”(《論“第三種人”》)。
針對蘇汶貶斥連環畫和唱本是“低級的形式”的論調,魯迅、瞿秋白等舉出事實,證明連環圖畫不但可以成為藝術，“並且已經坐在‘藝術之宮’的裡面了”。而從唱本說書里“是可以產生托爾斯泰、弗羅培爾的”。他們以科學的論證，有力地捍衛了文藝大眾化的方向。
論爭進入高潮時，中共中央機關報《鬥爭》第30期上，發表了歌特(張聞天)的《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著重批評關門主義的傾向:“第一,表現在‘第三種人’與‘第三種文學’的否認。”“第二，表現在文藝只是某一階級‘煽動的工具’、‘政治的留聲機’的理論。”著重提出正確對待“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的文學家”的問題,認為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廣泛的革命的統一戰線”。在這場論爭中，左翼文藝家對胡秋原、蘇汶錯誤觀點的批判，基本上是正確的。但有些文章卻忽略了對暫時游離於兩大對立階級之間的大量小資產階級作家和一部分資產階級自由派作家，需進行有區別的具體分析和教育引導，與此相聯繫，只注意闡述文藝的政治宣傳的作用，而忽略它的其他功能。歌特的文章正是針對這些不足提醒左翼作家注意對中間勢力採取區別對待，積極團結的態度，並正確處理文藝與政治的關係。
接著，馮雪峰發表了《並非浪費的論爭》和《關於“第三種文學”的傾向與理論》。這兩篇文章從態度和措詞看,顯然接受了歌特的意見。前者針對胡秋原,期望他“改正自己的錯誤”，“從反動派別裡面脫離出來”；後者針對蘇汶，一開始就表明“我們不把蘇汶先生等認為我們的敵人，而是看做應當與之同盟戰鬥的幫手”。馮雪峰對蘇汶等的“理論”,著重進行批判,指出它“含著很大的反無產階級的、反革命的性質”，並給他們指明了出路，期待他們改變“對於政治的現在的那種態度，拋棄鄙棄民眾的觀念，改正對於文藝理論的一些錯誤的理解”。同時承認左翼文壇“首先就得克服自己的宗派性”。馮雪峰認為，這就是這次論爭“應當得到的有實際的意義的結論”。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革命作家和廣大小資產階級作家的聯繫日趨密切。在不同程度上同意胡秋原、蘇汶觀點的一些作家，在鬥爭中不斷發生分化，“有的能和革命前進，共鳴；有的也能乘機將革命中傷，軟化，曲解”。論爭結束後不久，胡秋原當上了國民黨的“立法委員”；有的“第三種人”則“坐上了檢查官的椅子”，蘇汶到了抗戰時期，墮落成漢奸。他們的發展道路證實了這兩位所謂“自由人”、“第三種人”的虛偽性，進一步宣告了資產階級文藝自由論的破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