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收益率（rate of return）是指投資的回報率，一般以年度百分比表達，根據當時市場價格、面值、息票利率以及距離到期日時間計算。對公司而言，收益率指淨利潤占使用的平均資本的百分比。
決定因素
在市場經濟中有四個決定收益率的因素：
（1）資本商品的生產率，即對煤礦、大壩、公路、橋樑、工廠、機器和存貨的預期收益率。
（2）資本商品生產率的不確定程度。
（3）人們的時間偏好，即人們對即期消費與未來消費的偏好。
（4）風險厭惡，即人們為減少風險暴露而願意放棄的部分。
收益率的公式：
Earnings Yield = Earnings / Market Capitalization
或
Earnings Yield = Net Profit / Market Cap
基本特徵
收益率最早的對中國收益率的研究應該是Jamison&Gaag在1987年發表的文章。初期的研究樣本數量及所復蓋的區域都很有限，往往僅是某個城市或縣的樣本。而且在這些模型中，往往假設樣本是同質的，模型比較簡單。在後來的研究中，樣本量復蓋範圍不斷擴大直至全國性的樣本，模型中也加入了更多的控制變數，並且考慮了樣本的異質性，如按樣本的不同屬性分別計算了其收益率，並進行比較。這些屬性除去性別外，還包括了不同時間、地區、城鎮樣本工作單位屬性、就業屬性、時間、年齡等。下面概況了研究的主要結果。
由於中國勞動力市場明顯的二元體制，對收益率的研究區分了農村與城鎮。對這兩類樣本是根據戶口屬性來定義的，而不管其在城鎮還是農村工作。從計算的結果看，在城鎮地區，最低的值為0.75%（邵利玲，1994），最高值為11.5%（Zhang&Zhao,2002），套用1995年以前數據的絕大部分研究計算的收益率在6％以下；在農村，最低值為0.7%（Gregory&Meng,1995;Li&Urmanbetova,2002），最高值為6.4%（Brauw,etal,2002），絕大部分研究的收益率在5％以下。
可以看出，農村個體的收益率要明顯的低於城鎮居民，這從同時含有農村和城鎮居民樣本的研究中可以更加明顯的看出這一點。如李實和李文彬（1994）用1988年全國數據的估計表明，城市個體收益率比農村個體高出近2個百分點，而在最近的一項研究中（李春玲，2003），2001年兩者的差距達到了7個百分點，說明這一差距有隨時間逐漸擴大的趨勢。
城鎮和農村的收益率差異的另一個特點是，在收益率和工作經歷這兩個變數對收入決定的解釋力上，農村的模型要明顯低於城鎮模型。大部分的研究發現農村僱傭勞動者總收入差異中不足10％是由收益率和工作經歷這兩個因素造成的，而城鎮樣本大多在20％以上。這一結果再次驗證了中國勞動力市場的二元體制特徵，以及農村勞動力市場的發育程度遠遠落後於城鎮勞動力市場。
收益率根據新古典經濟理論中投資邊際報酬遞減規律，收益率投資也應表現出相似的特點。事實上，對世界其他國家的研究也驗證了這一規律（Psacharopoulos,1994），即隨著收益率水平的提高，收益率表現出下降的趨勢。然而，對中國的研究出現了相反的結果。一個證據是，眾多研究發現收益率從高到低依次是高等收益率、中等收益率和初等收益率（李實和李文彬，1994；Wei,etal,1999;邵利玲，1994；Xie&Hannum,1996；等）。另一個證據是把樣本按某一收益率程度作為分界點，分別估計在這一點之上和之下個體的收益率，結果發現分界點之上的個體的收益率要高於之下的個體。如Brauw&Rozelle（2002）以及Maurer-Fazio&Dinh（2002）的研究都發現，國小或高中以上個體的收益率年數的係數都高於國小或高中以下個體的係數；諸建芳等（1995）的研究表明，代表著中低等收益率的基礎收益率為1.8％，代表著中高等收益率的專業收益率的收益率為3.0％；Li（2003）的研究也發現，中國的收益率儘管平均水平比較低，然而大學收益率的收益卻要高於高中以前收益率的收益率。Benjamin等人（2000）認為，在中國，收益率之所以出現遞增，是由接受高層次收益率（高等收益率）的個體比例較少造成的，其後果是，由於高層次的收益率僅有少數人獲得，而收益率又遞增，這樣會加大收入差距。同時，收益遞增的原因可能與中國政府在高層次收益率、尤其是高等收益率上對個人的大量補貼有關。
在城鎮地區，收益率隨時間表現出明顯提高的趨勢。如Zhao&Zhou(2001)的研究估算的1978年的收益率為2.8%，相應的套用80年代中後期的數據計算的值達到4％，而90年代後的研究到5％以上；Zhang&Zhao（2002）套用了1988－1999年各年的全國數據更明顯的表現出這一規律，如1988、1994和1999年這三年的收益率分別為4.7%、7.8%和11.5%。此外，城鎮收益率隨時間的增長還表現為這樣一個特點：在1993－94年是變化最大的時期，93年以前的收益率緩慢增長，到94年迅速提高，之後又緩慢增長。在農村地區，由於收益率的值較低，隨時間的提高趨勢比較平緩，變化程度遠遠低於城鎮地區。
收益率在眾多的研究中，男性的收益率要低於女性，唯一的例外是Maurer-Fazio&Dinh(2002)的研究結果。而且兩者的差異隨著時間的推移有擴大的趨勢，如於學軍（2000）的研究發現，1986年男女收益率的差異為2個百分點，而到1994年這一差距擴大到3個百分點以上。Zhang&Zhao（2002）的研究表明，隨著時間的推移，男女收益率的差距先是略有減小，後又在逐漸擴大，這一差異從1988年的2.9%，到1992最低的2.4%，再到1999年差距最大的5.8%。女性較高的收益率為傾向於女性收益率投資的政策提供了一定的依據。
文獻中對收益率性別差異的解釋有多種，一種解釋認為女性職工上學的機會成本低於男性，從而只考慮機會成本而不考慮直接成本的明瑟收益率會使女性比男性高（賴德勝，2001）。另一種解釋則基於兩者勞動時間參與上的差距，即女性的勞動參與率要低於男性，而在勞動力市場上的女性的能力要高於呆在家庭中的女性，而男性就沒有表現這一特徵，從計量方法上講，在估計明瑟收益率時，忽略能力因素會高估收益率（見下文的解釋），因而女性的收益率會高於男性（Zhang&Zhao,2002）。還有一種解釋是女性樣本中高一級收益率水平的個體收入與低一級收益率水平的之間的相對差距要高於男性（杜育紅、孫志軍，2003）。
收益率在現實中，不同經濟部門勞動力市場中收入的決定因素不同，這會造成收益率的差異。幾乎所有的研究發現，在不同所有制結構部門中，一般是國有部門和公共部門的收益率都要低於私人部門。由於國有部門和公共部門的勞動力資源配置的市場化程度要低於私人部門，因而，市場化程度高的部門的收益率要高於市場化程度低的部門。這反映了不同部門中對收益率回報的差異，也反映了收益率的生產力效應發揮的程度上的差異（杜育紅、孫志軍，2003）。
文獻中關注的個體屬性除去上面提到的性別外，還有年齡、工齡、戶口、找到工作的方式、就業屬性等。研究發現，年青人和工齡較短的個體的收益率高於年長者和工齡較長的個體（Maurer-Fazio,1999;Li&Luo,2002;Zhang&Zhao,2002），通過競爭的方式（市場）找到工作的個體收益率高於通過（政府）“安排”的方式的個體（Meng，1995；Maurer-Fazio&Dinh,2002）。若按戶口和就業經歷劃分，那些一直有工作（未“下崗”）的個體的收益率最高，其次是下崗後又找到工作的個體，最低的是下崗後仍未有正式工作的個體；城鎮居民的收益率要高於城鎮中農民工的收益率，另外，下過崗又找到工作的個體現在的收益率高於下崗前的收益率（Maurer-Fazio&Dinh,2002；Appleton,etal.2002）。對於戶口因素對收益率的影響也有相反的例證，如Appleton等人（2002）根據對1999年全國的城市中的數據研究發現，城市中兩類群體（城鎮居民和農民工）的收益率已經相差不大（前者為6％，後者為5.6%），並由此判斷中國城市的已經初步形成了競爭性的勞動力市場。
收益率中國收益率的地區差距也比較明顯，有的研究發現東部地區的收益率最低，而西部的最高，也有的研究發現中部地區的最高。但是總體的特點是西部地區的收益率起碼不低於東部地區，這為加強向西部地區的收益率投資的政策提供了堅實的證據。
中國的收益率在世界處於一個什麼樣的位置？根據Psacharopoulos等人(2002)的研究，90年代中後期世界平均的明瑟收益率為9.7%，其中亞洲國家的平均水平為9.9%，OECD國家為7.5%。以此比較來看，中國城鎮地區的收益率在90年代中後期以前的要低於世界及亞洲國家和開發中國家的平均水平，並且時間越往前，收益率越低；到2000年前後，這一數值開始接近並超過了世界及其他地區的平均水平。中國農村地區的收益率則一直低於世界平均水平。
影響
計量方法對估算明瑟收益率的影響主要是指測量方法的缺陷造成的估計的值偏離真實值。其依據是，由於基本的明瑟收入函式是用OLS估計的，這樣，從計量經濟學的角度看，由於解釋變數的複雜性和樣本的選擇問題而造成的偏差（bias）都會削弱這一估計方法的有效性，這會使得估計的收益率與真實值有較大的差距。對中國的研究絕大部分使用了該方法，這樣，OLS估計本身的問題和較低的估計值使得一些研究者從計量方法上考察對收益率估計中可能存在的問題。一些研究者認為，中國的收益率之所以出現較低的值，可能是方法上的原因造成的。
計量方法對明瑟收益率的影響主要有三類，第一類是與樣本選擇有關的樣本偏差問題，第二類是與明瑟收入函式自身的缺點有關，第三類是變數的測量誤差。
收益率樣本偏差包括樣本缺乏代表性以及截取樣本（CensoredSample）問題。沒有代表性的樣本會使收入和收益率之間的測量關係變得更為模糊（Brauw&Rozelle,2002）。這在許多文獻中都出現了這一問題，如一些研究的樣本僅限於經濟中某個部門（如，Meng,1996;Gregory&Meng,1995;Hoetal.,2001），這顯然是沒有代表性的。Becker(1964)曾警告說，如果僅僅是用一特定的樣本估計收益率的收益率，其值將會是比較低的。
截取樣本主要是指一些樣本的被解釋變數的信息無法被觀測到，這部分樣本在估計時被簡單的排除在外。比如我們研究城鎮個體的收益率，我們知道的是那些有工作個體的實際工資，但是不知道沒有工作的個體的工資（“保留工資”）。這一問題更多的體現在農村收益率的估計上。由於農村個體的生產活動方式有多種選擇，他/她們的“保留工資”更難以觀測到，而大部分研究使用的是僅有工資收入（或勞務收入）的樣本。在這兩個例子中，因變數（工資收入）是被截取的：沒有這部分樣本的因變數的信息。樣本選擇偏差會使估計模型是有偏的。而且，截取樣本偏差更可能高估收益率的收益率。這一點也成為解釋女性收益率高於男性的原因。針對這一問題，研究者通常採用Heckman（1979）提出的標準步驟來糾正這一偏差。
明瑟收入函式自身的缺點有多種，這些缺點多是忽略了模型中的一些變數及它們之間的關係。這些變數主要包括能力因素和學校質量因素。在估計模型中忽略能力因素而造成的有偏估計稱為能力偏差（abilitybias）。一般認為，個體的能力往往是天生的，天生能力的差異會導致個體受收益率水平的不同，兩者的關係是，能力越強，則收益率水平越高，因而傳統的方法從理論上會高估收益率的收益率。忽略學校質量因素對個體收益率水平的影響也會造成有偏的估計。這裡的關係是，學校質量與個體收益率水平是正相關關係，也就是說，那些進入質量比較高的學校的個體的收益率水平要高於質量低的學校的個體，因而，忽略學校質量因素也會高估收益率的收益率。此外，傳統的明瑟收入函式還忽略了收益率與收入之間的非線性關係。如果某級收益率（如國中）後的收益率高於該級收益率以前的收益率，那么結果會被低估。
克服能力偏差的影響的方法是在模型中直接加入能力的代理變數（ProxyVariable）或在計量模型上用工具變數法（IV），這些變數通常是些家庭背景變數，如父母收益率、兄弟姐妹的收益率等。
測量誤差會低估收益率的收益率。它首先表現在對因變數的測量上。傳統的明瑟收入函式中的因變數是指個體的收入，然而，它卻未指明收入的衡量單位。一般認為，對收入的衡量根據時間單位可分為小時工資率、日工資、月收入和年收入。由於精確度不同，因而採用不同的衡量單位會得到不同估計結果。特別是一些研究認為，收益率程度低的人比收益率程度高的人每天以小時計的工作的時間可能更長，這樣，相對於小時工資率而言，因變數中採用日工資、月收入或年收入都會低估收益率，原因是小時工資不會受個體每天或每月中決定工作多少小時的影響。此外，由於中國的經驗比較複雜，個體的收入由於有多種來源，如正式收入、非正式收入、實物等，這都會對測量個體收入的精確性產生影響，從而會影響收益率的估計值。
測量誤差的另一個方面表現在收益率變數的測量上。在多數研究使用的數據中，收益率年數是根據個體報告的收益率程度結合中國的學制進行估計的，而並沒有準確的報告受過多少年收益率的數據，這樣由於相同收益率程度的個體，收益率年限可能會不同，因而就會產生測量誤差問題。文獻中還沒有一個很好的辦法來準確的解決這一問題。
收益率究竟上述各類測量偏差對估計收益率的真實值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近幾年來的一些文獻對此做了實證檢驗。
前面提到，對樣本選擇偏差問題的解決主要是用Heckman提供的標準步驟，即首先用probit模型估計一個勞動參與方程，然後計算出逆Mills比率，最後將這一比率納入到收入方程中。Zhang等人（2002）把這一方法套用到估計農村個體的收入方程中，結果發現，收益率的係數變得不顯著且為負值，不過他們的模型中還加入了收益率年限的平方。朱農（2003）的研究方法與此相類似，但是結果卻有很大的差異，他的研究結果表明，收益率年限在參與方程和收入方程中都取得比較高的值。
Brauw&Rozelle（2002）對標準的明瑟函式做了一些修改，他們首先在收入方程中使用了Mills比率，因變數採用小時工資率，結果得到了一個比較高的收益率（6.4%），這一結果在所有套用農村樣本估算的收益率中值是最高的。為了進行對比，他們還分別採用其他一些研究使用的方法對數據進行了重新估計，並與他們的方法進行了比較，結果發現前者的收益率平均為3.8%，而後者平均為6％，這為計量方法對收益率的影響提供了堅實的證據。此外，Brauw&Rozelle還選擇了35歲以下的樣本，把學校質量因素和能力的代理變數納入收入方程（能力偏差），結果發現，沒有這些變數的方程中收益率的係數要比有這些變數的係數高1個百分點，說明能力偏差可能有微弱的影響。此外，為了考察收益率與收入的非線性關係，他們還把樣本分成國小程度以上和以下兩類，結果發現國小程度以下樣本的收益率要低於國小以下。在Maurer-Fazio&Dinh(2002)研究中也發現了相似的結果，說明若忽略收益率與收入的非線性關係，會低估收益率的收益率。
Li&Luo（2002）的研究重點考察了測量誤差和能力偏差的影響，並對兩者的效應做了對比。他們套用的方法是工具變數法，結果發現，用OLS估計的明瑟收益率要顯著的低於用工具變數估計的收益率，之所以會這樣，原因在於測量誤差（會低估收益率）的影響要大於能力偏差（會高估收益率）的影響。在Li（2003）的研究中，以年收入為因變數的收益率比以小時為因變數的約低1個百分點左右。然而，在Li&Urmanbetova（2002）研究中，卻沒有發現以上這些偏差對估計農村收益率顯著的影響。這說明，對計量方法對收益率的研究的影響還有待於更深入的研究。儘管如此，從以上研究來看，測量誤差的存在可能是導致中國農村收益率比較低的一個重要原因。
從事經濟轉型與收益率收益之間關係研究的學者關注的問題是，隨著中國從計畫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收益率與收入之間的關係會發生怎樣的變化？或者收益率的收益率是否會提高？這種變化的內在機制是什麼？
對這一關係研究的基本假設來自於Nee（1989，1991，1996）的市場轉型理論，Nee指出，經濟轉型過程基本的變化既包括了更多的社會財富從再分配者（政府）向生產者的轉移，也包括機會結構和激勵機制的變化，同時，不斷強大的私營和混合經濟部門與企業家創造了新的機會結構，在這個結構中，經濟活動逐漸的通過市場機制調節，政府的控制則逐漸弱化。在收益率與收入關係上，這一理論一個流行的假設是，市場改革越深入，人力資本（收益率和經驗）就越重要，同樣，越直接地參與市場經濟，人力資本也就越重要（Bian&Logan,1996）。Xie&Hannum（1996）以及Zhao&Zhou（2001）根據轉型理論和人力資本理論把這一假設概況成以下四個有待驗證的基本
經濟轉型一方面是一個制度不斷變化的過程，另一方面也是經濟成長的過程，基於此，許多研究者套用時間序列數據對上述假設進行了實證檢驗。
Xie&Hannum（1996）的研究首先發現了相反的情況。通過建立地區異質性模型，他們比較了不同經濟發展水平的各地區的收益率，結果發現在經濟成長較快的城市裡，並沒有發現較高的收益率，對此的解釋是中國城市地區還缺乏真正的勞動力市場。然而，他們數據的年份是1988年，因而這一結論推論到以後還有一定的限制。事實上，就如上文中對收益率隨時間的變化特點的描述中那樣，此後的多數研究都驗證了轉型理論的基本假設。
收益率Meng（1995）的研究就認為，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和技術變革，收益率在決定生產力方面的作用會越來越明顯，因而決定工資差異方面的作用也越來越大。Wei等人（1999）研究結果支持了市場化改革程度較深的地區的收益率越高，收益率與收入的關係越強的假設。Zhao&Zhou（2001）詳細的分析了制度變遷與收益率之間的關係，認為，在改革期間，收益率確實在穩步的提高，特別是在市場機製作用更強的非國有經濟部門收益率的收益率更高。Li(2003)把樣本分為三類，分別是1980年以前參加工作者、1980－87年參加工作者、1988－95年參加工作者，結果發現這三類樣本的收益率依次遞增，說明了中國轉型過程中收益率在不斷的提高。
套用農村樣本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證實了轉型理論的假設。Li&Zhang(1998)的研究說明了制度特點對收益率的影響。他們套用1978年和1990年兩個省農村的數據，分析了農村改革前生產隊制度下與改革後的農村收益率的差異，結果發現，改革後的收益率要高於生產隊制度下的收益率，對此他們的解釋是，由於1977年和1990年樣本地區的農業生產技術條件相似，其他社會經濟條件背景也相似，因而，收益率提高主要是由於制度改革而不是技術革新造成的。Yang（2000）的研究認為，在農村改革過程中，收益率在勞動力的重新配置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家庭中收益率程度高的成員能把更多的勞動力和資本投入到非農活動，更善於把握政策變化帶來的機會，而且可以套用更多的技能以充分發揮收益率的生產力效應，這些都對家庭收入的增加起到積極的作用。Zhang等人（2002）也認為，在農村勞動力市場上，收益率的回報隨時間的推移逐漸提高，一般是在改革的初期，收益率對農村家庭收入的作用可能影響不大，而隨著改革的深入，這種作用會逐漸提高。
然而，對此也有不同的看法，如Li（2001）以及Li&Urmanbetova（2002）就認為經濟轉型的對收益率與收入關係影響最大是城鎮地區，而在農村，由於競爭性的勞動力市場沒有形成，轉型過程對農村收益率的影響並不大。農村收益率低於城鎮的現實也表明，制度變革對農村中收益率對收入的作用影響程度可能要低於城鎮地區。看來中國的農民不僅在其他方面，而且在收益率投資的收益上也要低於城鎮居民。
票面利率
票面利率是指發行債券時規定應付的並直接印刷在債券票面上的利率，表示每年應付的利息額與債券面額之比。票面利率的高低直接影響著證券發行人的籌資成本和投資者的投資收益，一般是證券發行人根據債券本身的情況和對市場條件分析決定的。債券的付息方式是指發行人在債券的有效期間內，向債券持有者分批支付利息的方式，債券的付息方式也影響投資者的收益。
票面利率固定的債券通常每年或每半年付息一次。Coupon亦指息票，即附於債券上，供持有人支取利息的憑證。
企業債券必須載明債券的票面利率。票面利率的高低在某種程度上不僅表明了企業債券發行人的經濟實力和潛力，也是能否對購買的公眾形成足夠的吸引力的因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