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方法
扣除價格因素的方法有兩種：
（1）利用可比價格進行不同年份間價值指標的對比，即價值指標統一按相同的價格計算。
（2）價格指數縮減法，指用當年價格計算的價值指標直接對比後再扣除相應的價格指數。
如：河南省1997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4093.62元，1996年為3755.44元，則1997年為1996年的發展速度；4093.62/3755.44 x 100% =109.0%。同期城市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以上年為100）為102.4%，則1997年河南省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扣除價格因素後的發展速度：109.0%/102.4＝106.4%，即實際增長6.4%。
值得注意的是扣除價格因素並非用某一指標的增減幅度去減（物價總水平上升）或加（物價總水平下降）物價總水平的增減幅度，而是用其發展速度去除以價格指數。例如，1997年，某省費品零售總額的現價發展速度為111.1%，零售物價總指數為102.9%，則扣除價格因素後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實際增長速度應為（111.1/102.9-1）×100%＝8.0%，而不是8.2%。1998年，某省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實際增長速度應為107.1%，零售物價總指數為97.7%，則扣除價格因素後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實際增長速度應為（107.1/97.7-1）×100%＝9.6%。從現價看，1998年某省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增長速度低於1997年4個百分點，但考慮價格因素後，1998年實際增長幅度還比1997年高1.6個百分點。
扣除價格因素一國當年的GDP水平是以貨幣形式衡量的，因此會受到當年物價水平的影響。因此，在得到當年的GDP總量數值時，我們一般會除以當年物價水平相比於基期的一個倍數，這樣得到的數值稱為實際GDP，這個操作稱為扣除價格因素，實際GDP才是衡量經濟發展的實際數據。
計算求證
扣除價格因素例如，1997年，某省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現價發展速度為111.1%，零售物價總指數為102.9%，則扣除價格因素後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實際增長速度應為（111.1/102.9-1）×100%＝8.0%，而不是8.2%。1998年，某省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實際增長速度應為107.1%，零售物價總指數為97.7%，則扣除價格因素後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實際增長速度應為（107.1/97.7-1）×100%＝9.6%。從現價看，1998年該省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增長速度低於1997年4個百分點，但考慮價格因素後，1998年實際增長幅度還比1997年高1.6個百分點。
在計算增長速度時，一般都使用可比價格計算。如：計算1994年工業總產值增長速度，因為用當年價格表示的1994年、1993年工業總產值存在著價格變動因素，因此不能直接用來計算增長速度，而應採用消除了價格因素後的可比價格進行計算。1994年工業總產值按當年價格計算為4255.19億元，按1990年不變價格為3360.97億元，1993年則分別為3327.04億元和2849.77億元， 如按當年價格計算，1994年比1993年增長速度為(4255.19÷3327.04-1)×100％＝27.9％， 但由於沒有剔除價格變動因素的影響，故不能確切地反映工業生產實物量的增長狀況，而按可比價格計算的增長速度則為（3360.97÷2849.77-1）×100％＝17.9％，這一速度就較為確切地反映出工業生產實物量的增長。
背景知識
扣除價格因素巨觀經濟政策在中國的重要地位。新中國成立以來，國家巨觀經濟的發展有成功也有挫折，其中的經驗教訓充分證明了巨觀經濟政策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重要地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通過系統性的設計不同經濟形勢下的巨觀經濟調控方案，來使巨觀經濟調控政策具有協調性和科學性。
扣除價格因素中國巨觀經濟政策來源於發展著並日趨成熟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縱觀最近20年的發展歷史，中國總量經濟學成功地實現了規範式的轉換，初步形成了規範的理論構架，將制度分析、結構分析等引入巨觀分析，從而在使總量經濟學的“本土化”或建立中國總量經濟學的道路上邁出了重要的一步，並為構建中國的巨觀經濟調控體系及出台巨觀經濟政策以實現國民經濟的良性運行提供了理論支撐。“但中國總量經濟學還十分幼稚，尤其迫切需要從以下三個方面進一步發展：
1、為中國的通貨緊縮提供理論解說。中國總量經濟學對通貨膨脹的研究相當深入，認識也比較一致，這就為相應的巨觀經濟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可靠的理論依據，但對通貨緊縮的研究就比較零散而膚淺，分歧也較大。中國的經濟實踐迫切需要總量經濟學提出系統而深入的通貨緊縮理論。
2、建立全球視角的總量經濟學。迄今為止，中國總量經濟學基本上是在一種封閉理念下構建的。在當今經濟全球化的格局下，一國巨觀經濟運行與整個世界經濟息息相關，因而其巨觀經濟政策也失去了獨立性，往往成為多國博弈的結果。因此，我們必須從多國博弈的高度，在開放的模型中發展中國總量經濟學。
3、構建一致的總量經濟學分析框架。中國總量經濟學的分析框架還不一致，也欠成熟，從而導致了這一領域的分歧多，簡單重複勞動多。
扣除價格因素經濟周期是任何一個市場經濟都可能出現的現象，它通過市場的自我完善功能對經濟進行調節，以達到經濟活動的平衡。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GDP增長率
年份 GDP 年份 GDP
1978 11.7% 1993 14.0%
19797.6% 1994 13.1%
1980 7.8% 1995 10.9%
1981 5.2% 1996 10.0%
19829.1% 1997 9.3%
1983 10.9% 1998 7.8%
1984 15.2% 1999 7.6%
1985 13.5% 2000 8.4%
1986 8.8% 2001 8.3%
1987 11.6% 2002 9.1%
1988 11.3% 2003 10.0%
1989 4.1% 2004 10.1%
1990 3.8% 2005 9.9%
1991 9.2% 2006 10.7%
1992 14.2% 2007 11.4% （表註：數據來源於中國國家統計局官方網站，並經過整理。）
根據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國民生產總值（GDP）增長率曲線圖，不難發現，從改革開放到2007年為止，中國的經濟周期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78---1986年）其中，擴張期4年，收縮期4年。峰位為13.45%，谷位為7%，平均位勢為9.97%，波幅為10%。
第二階段：（1986---1991年）其中，擴張期2年，收縮期3年。峰位為11.45%，谷位為3.95%，平均位勢為8%，波幅為7.8%。
第三階段：（1991---2007年）其中，擴張期7年，收縮期9年。峰位為13%，谷位為8.4%，平均位勢為10.3%，波幅為6.6%。本階段推動經濟成長的動力為本輪經濟成長的核心在於資本形成，大規模的固定資產投資在本期成為有效需求，使實際GDP接近或超過潛在GDP或供給，但是，這些固定資產投資在下一期或下幾期就成為實際生產過程中的資本，使潛在GDP或潛在供給規模不斷擴大，從而使擴大的產出缺口縮小，出現潛在GDP與實際GDP、總需求與總供給先後按照高速度進行增長。經濟收縮的原因為國際經濟波動引起的出口需求的不穩定以及由於一般商品相對過剩和高精尖產品結構性短缺等因素引起的國內有效需求不足。
扣除價格因素i.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不斷完善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為巨觀經濟的運行提供了有效的緩衝機制和自我調節機制，因而一定程度上稀釋了一部分經濟活動中不確定量帶來的波動。例如，“在以國有企業預算約束硬化和稀缺資源在國有與非國有部門之間的最佳化配置為主要內容的微觀經濟主體的市場化過程中，轉軌型經濟波動被削弱的同時，成熟穩定的市場經濟波動逐步表現出來。”
ii. 日趨成熟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目標有充分就業、穩定物價、促進經濟成長、保持金融市場穩定等五個方面,但在實際調控中，主要目標就是預防通貨膨脹，保持價格穩定。利用“鬆緊”搭配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分別解決經濟長期增長問題和調節短期經濟波動。
iii. 在堅持以擴大內需為主的前提下，充分重視國際國內兩個市場、並充分套用國際國內兩種資源。
iv. 相關結構的調整消化了過剩生產能力，淘汰了落後生產能力。例如產業結構、產品結構、地域結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等的良性調整。“產業結構的調整，會通過預期或計畫產量的改變，通過投資加速原理的負向傳導，而影響投資增長。”
另一方面，未來中國經濟周期波動可能出現兩個新特點：
i. 一是波動的位勢，有可能實現持續多年的適度高位運行。
ii. 二是波動的幅度，有可能實現進一步的平穩化和緩和化。
農業對於國民經濟發展的貢獻表現在四個方面：產品貢獻、市場貢獻、要素貢獻、外匯貢獻。因此一旦農業發展停滯，那么不僅工業等非農業部門發展所需的產品與要素得不到保證，而且還會影響人民的基本生活，造成社會的不穩定，對經濟發展極為不利。
工業發展狀況分析工業生產發展是提高人民物質生活水平的重要手段，是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必由之路，工業發展水平與工業化程度是一國經濟發展水平的主要標誌。因此，工業形勢的好壞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整體經濟形勢的好壞。
第三產業發展狀況分析第三產業作為為生產、生活和社會提供服務的各個部門的總和，對保證第一、第二產業的順利運行與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著重要作用。經濟的發展必須以第三產業的高度發展為依託。具體地說，促進流通環節保持順暢、通過提供更多更有效的服務提高社會勞動生產率和人民生活質量、引導和滿足不斷增大的社會需求是第三產業的根本任務和基本發展方向。
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核心問題不是總量與速度問題，而是結構與質量問題，集中體現在：投資嚴重偏向第二產業，重工業化傾向在近年來日益加重，對中國中長期發展帶來了較大的能源與環境成本問題；第三產業投資在社會總投資的比重較高，但產出比較低，且處於不斷下降的趨勢。
經濟的增長對於外需的依賴還比較強勁，內需依然顯現不足態勢。中國的出口占GDP的比重已達40%之多，經濟的外部依存度（進出口總額/GDP）也由2003年60%上升至90%左右，中國經濟的發展越來越與外部的經濟景氣密切相關。隨著次貸危機後續影響的逐步顯現，美國的消費和就業已經受挫，經濟放緩已成事實，也將波及歐盟和日本經濟，而美、歐、日占中國的貿易比重在40%以上，因此外部經濟的下行勢必會導致中國外部需求的減少，進而影響到出口的平穩增長。因此，必須綜合考慮中國經濟發展的內外環境和條件的變化對戰略與政策調整提出的要求，合理適度調整政策，改變粗放型出口擴張戰略，限制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產品出口，提高出口的質量和效益。同時，提高消費率，切實增強內需對經濟的拉動力，減少對外部需求的過高依賴和外部衝擊對中國經濟穩定發展的負面影響。
數據對比
國家財政收支總額
國家財政收支總額及增長速度
年份 財政收入（億元） 財政支出（億元） 收支差額（億元） 增長速度（%） 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
2001 16386.04 18902.58 -2516.54 22.319 14.9
200218903.64 22053.15 -3149.51 15.4 1615.7
2003 21715.25 24649.95 -2934.70 14.9 11 16.0
2004 26396.4728486.89 -2090.42 21.6 15 16.5
2005 31649.29 33930.28-2280.9919.9 1917.3
（表註：數據來源於中國國家統計局官方網站，並經過整理。）
扣除價格因素中國城鄉二元結構的特徵依然十分明顯，城鄉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城鎮居民收入和農村居民收入都有了一定的增長，但增長速度存在差異。總的說來，改革開放以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經歷了一個由大到小，再由小到大的變化過程，城鎮居民人均純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之比為2.52，1983年就下降到了1.82，但隨著城鎮企業制度、工資等改革的深入和工業化進程的加快，城鄉人均純收入之比又逐年上升，2006年達到3.28。由於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明顯，城鄉居民的消費結構也存在很大的差異。從恩格爾係數分析，2005年，農村居民的恩格爾係數為45.5%，相當於城鎮居民在1997年至1998年的水平，這部分表明城鄉居民生活水平差距在7到8年左右；城鎮居民2006年的恩格爾係數為35%。“從城鄉分布的企業的所有制結構看，在城市以國有經濟為主，在農村以鄉鎮企業等非國有企業為主。在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階段，雖然國家鼓勵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共同競爭發展，但實際上國有企業在制度、政策等方面仍享有不小的優勢。這很大程度上導致了非國有企業效益的“非競爭性流失”，同時也使得在農村地區的企業投資意願不高，影響農村企業人員的收入水平。
居民消費、政府支出和投資分別增長1個百分點，可以分別帶動GDP增長1.05、0.51和0.44個百分點，而淨出口的增長率對中國長期GDP的影響不顯著。近年來中國最終消費率卻在不斷下降，經濟成長主要靠高積累、高投資和高出口來支撐。這種增長模式加劇了社會生產和再生產的消費與積累之間的矛盾，也損害了經濟成長的福利效應。消費增長速度雖仍低於投資增長速度，但在居民可支配收入穩步提高的支撐下，消費增長速度擺脫了“低水平”困境，進一步強化啟動消費依然是巨觀經濟政策中期實施的著手點之一。
導致中國消費水平增長速度提升的核心力量在於：城鄉居民收入的穩步提高。以2007年為例，上半年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同比增長接近20%，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接近17%，增幅同比提高接近6個百分點。農民人均現金收入同比增長了15.2%，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2.1%。這是本輪經濟周期中唯一收入增長速度超過GDP增長速度的年份。這充分說明中國自2002年以來啟動的增加收入、推動消費的各項政策開始發揮作用。社會保障、醫療、教育等抑制消費傾向的各種制度性短缺經過近幾年的大力建設，對居民消費預期有著重大的刺激作用。因此，進一步從中長期角度進行收入分配和再收入分配機制的改革，使居民收入增長速度高於GDP增長速度，加大居民可支配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推動中國經濟由投資驅動型經濟成長向消費推動型經濟成長的轉變依然是進行巨觀經濟調整的核心之一。
綜合分析
扣除價格因素首先，由於經濟結構中的深層矛盾，龐大工業產能一方面使 70% 以上的商品供大於求，並且不得不依靠投資增長和國際市場來消化，另一方面，重要能源、原材料以及土地等關鍵生產要素瓶頸的存在，難以支撐持續的投資高增長，而依靠國際市場則必然受到全球資源供給和需求狀況的雙重製約。
其次，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受國際市場資源類產品供求關係緊張和價格上漲影響，輸入性通脹對國內經濟運行的影響日益增大。在國內消費市場趨於飽和的情況下，上游產品價格上漲的壓力要么轉化為工業庫存的增加，要么使部分生產能力被淘汰。
第三，以重化工業為主的經濟成長吸收勞動力的能力相對較低，產業結構、經濟結構調整中的就業壓力始終存在，加上社會保障制度還不夠完善，國內消費難以實現大幅增長。
針對以上問題，2008年巨觀調控應把握好以下幾方面：
一是加強物價上漲形勢的跟蹤研究，適當調高穩定物價的預期調控目標，在穩定物價總水平的前提下，穩步推出資源價格改革。
二是圍繞從緊貨幣政策的實施，進一步發揮貨幣政策在巨觀調控中的作用。增強匯率彈性，逐步釋放匯率升值壓力，更好地調節社會總需求和改善國際收支狀況。加強對國際資本流動的監管，嚴格控制國外短期投機資本的流入。
三是完善穩健財政政策。公共資源分配應繼續向改善民生傾斜，加快研究和建立資源環境稅體系，改變國民收入分配過於向資本傾斜的格局，加大向勞動者分配的比重。
四是結合需求調控，以節能減排為核心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
五是積極穩定樓市和股市需求，防止房價和股價輪番上漲，抑制資產價格泡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