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監甗

應國始封之君系武王子、成王弟，故地在今河南寶豐縣境，應監可能是周王派遣的監國者。 ”據此而知，應國的始封君當為周武王的兒子、周成王的兄弟。 自此以後，應國在周朝享有特殊的地位和權力，其國君被尊稱為“應公”。

應監甗

1958年江西餘干黃金埠出土；應監甗系1958年9月28日江西餘乾縣黃金埠初級中學，因平球場，取土約50厘米處所發現。銘凡六字，曰： 應監作寶尊彝。
江西省博物館藏
甑、鬲兩部連體合鑄。甑部侈口，立耳，深腹。甑、鬲結合處有半環連箅，箅有五個十字形通氣孔及助提小環。鬲部分襠款足，下端呈柱狀。甑部口沿下飾火紋與四瓣目紋相間的花紋帶。鬲部款足飾高浮雕獸面紋。內壁鑄銘文“應監作寶尊彝”六字。應國始封之君系武王子、成王弟，故地在今河南寶豐縣境，應監可能是周王派遣的監國者。

西周初期四大監國——應國

應國原是西周初期的一個姬姓封國。周武王滅商以後，大封兄弟及諸子於商朝故地，對商遺民進行統治和監管。《左傳·僖公二十四年》說：“昔周公吊二叔之不鹹，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邘、晉、應、韓，武之穆也。”杜預註：“

四國皆武王子，應國在襄陽城父縣西（今葉縣應鄉）。”據此而知，應國的始封君當為周武王的兒子、周成王的兄弟。而《漢書·地理志》潁川郡父城下，師古註：“應鄉，故國，武王弟所封。”也就是說應國是武王兄弟的封國。應國的始封君，從文獻記載來看，有兩種不同的說法，究竟應國是武王弟的封國還是武王子的封國，或者兩者都不是，至今仍是歷史學家探討的重大課題。但是可以肯定，應國在西周初期已經存在了，並且具有重要的地位。儘管史書對於應國的歷史記載微乎其微，但是考古工作者還是從一些蛛絲馬跡中找到了有關應國的史影，讓人們清楚地看到了應國生存的時代背景及其歷史足跡。
據《逸周書·王會解》載：“周武王滅商，諸侯來朝，應侯立內台西面正北。”註：“應侯，成王弟。”這是應國的始封君應叔受封時的情景，級別為侯爵。1958年，考古工作者在江西省餘干縣出土一件應監甗，上面的銘文為：“應監作寶尊彝”。郭沫若曾考釋“監”可能是應侯之名，也可能是中央派往應國的監國。另一種可能是應叔受封應侯後，兼任“監國”一職，與管叔、蔡叔、霍叔同為“三監”，共同監管商紂王之子武庚祿父。
公元前1046年，武王在牧野一舉滅掉商王朝，但是如何控制為數眾多的殷商遺民，在西周統治階級內部發生了激烈的爭執。最後武王接納了周公的建議，將殷墟一帶封給了紂王的兒子武庚，讓他繼續統治商朝遺民。這樣可以利用殷人內部原有的矛盾，使其更加激化分裂，把民族間的矛盾轉化為殷族的內部矛盾。但是周武王對此不放心，便把自己的兄弟管叔鮮、蔡叔度、霍叔封在殷地周圍，讓他們暗中監視武庚，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三監”。
應國傳世的青銅器除前面發現的“應公簋”以外，還有“應公觶”、“應公壺”、“應公方鼎”等器物，考古學家陳夢家先生認為這些應國銅器，無論從形制、花紋、銘文及字型看，皆為西周初期器。銘文中的“應公”，當為第一代應侯之後。對應國的歷史，史籍雖然記載不詳，微乎其微，但是這些應國傳世及相繼出土的文物，有力地證明應國的存在是確鑿無疑的，而只有在應國墓地發掘後，才有可能揭開這千古謎團。

應監是唯一沒有叛亂的西周四監

武王滅商兩年後，由於積勞成疾而一病不起。他死後，成王即位，但是由於年幼，暫時由周公輔佐處理朝政，歷史上將這一時期稱為“周公攝政”。周公姬旦是周武王的弟弟，他曾為武王滅商和治理國家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據記載，武王伐紂時，歷數商王罪惡，鼓舞士卒鬥志的著名檄文《牧誓》，就是出自周公的手筆。武王死後，周公又輔佐年幼的成王代行國政，對周初的穩固安定起了很大的作用。
周公專權，引起管叔、蔡叔、霍叔等統治集團內部的強烈不滿。這時紂王之子武庚見有機可乘，便與他們勾結起來，並糾合東方的徐、奄、熊、盈、薄姑等過去殷王朝的屬國，發動了大規模的武裝叛亂。周公奉成王之命，與太公望、召公奭等率軍東征，一舉殲滅了武庚的叛軍，殺了武庚和管叔，將蔡叔等人放逐到邊遠的少數民族地區；接著繼續東進，趁勢滅掉了薄姑、熊、盈、徐、奄等東方各國，並對參與叛亂的各國大加撻伐。在這次征伐戰爭中，應國不但沒有跟隨三監起來叛亂，因而且調集全國的兵力設下防線，堵住了叛軍西進之路，與其進行了殊死戰鬥。因為應國在國家動亂時，堅定地站在周王室一邊，因而受到周王室的格外恩寵。《詩·大雅·下武》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歌頌了應侯順應天理，協助平定叛亂的功德。自此以後，應國在周朝享有特殊的地位和權力，其國君被尊稱為“應公”。周初能被稱“公”者，必定是功高位顯，對周朝有過特殊貢獻的諸侯。

自20世紀50年代末，在江西餘干縣發現周初的應監甗以後，國內學術界掀起了對西周監國制度研究的熱潮，時至今日這一研究課題始終沒有間斷，學者何光岳經過研究認為：應國地處殷商故地，周初的“應監”應該同周初的“三監”作用相同，實為監督殷商遺民。
1974年3月，陝西省藍田縣一位農民在整理山坡積土時，發現了一件銅鐘。該銅鐘通高24厘米，甬長10厘米。鐘上飾有鳥紋和雲紋，兩銑及鉦間鑄有銘文39字，從銘文的內容看，文字未完，此鍾應是一組編鐘中的一件。銘文中有一句為“榮伯入右應侯見工”。因此該鐘被斷為周恭王時期的器物，定名“應侯鍾”。
這件銅鐘正巧與日本人中村不折所藏的“應侯鍾”為一組，兩鍾銘文相連，構成完整的文字，兩鍾共有銘文72字。大意為：一位名叫見工的應侯，在鎬京受到周王的賞賜，計有弓、箭、馬匹等。這兩件應侯鍾當為全套八件編鐘中的七八件，它們為研究西周鐘的歷史發展提供了重要的資料，另外對應國歷史以及金文的研究也都有重要的價值。
1999年，在新中國成立50周年之際，北京保利藝術博物館正式對外開放。這是中國博物館事業中一顆閃亮的明珠，因為它是由國有大型企業中國保利集團創辦的。在開館前的一年中，保利藝術博物館曾多次從香港等地購入一批珍貴的文物，終於使一批流失他鄉的曠世珍寶能夠回歸故里。藏品中特別引人注目的是幾件應國墓地出土的青銅器，如應國爯簋、應侯盤、應侯見工簋、應侯壺、應侯見工鍾等均為首次亮相，它們大都是輾轉從海外搶購回來的，十分令人感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