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義救國軍

忠義救國軍

1937年8月13日淞滬抗戰爆發後,為了加強組織領導廣大民眾支持抗戰,蔣介石於9月4日電令成立“蘇浙行動委員會”於上海 。委員是戴笠、宋子文、張治中、吳鐵城、俞鴻鈞、杜月笙、楊虎、錢永銘、劉志陸、貝祖詒、吉章簡、蔡勁軍、俞作柏 。戴笠、杜月笙、劉志陸三人為常務委員,書記長戴笠 。1938年3月13日,戴笠接奉蔣介石電令:“收容整編流散浦東及京滬滬杭沿線之國軍,期以加強敵後游擊”,即派阮清源、鮑步超等潛赴日占區,會合堅持江南敵後的幹部及武裝積極收容擴編 。為了擴大社會影響,使在陷區民眾特別是農村及幫會中,以“忠心義勇救國救民”作號召 。戴笠呈請蔣介石於1938年5月批准,將別動隊改名為“蘇浙行動委員會忠義救國軍”,總指揮戴笠兼任 。日降在即,戴笠親令麾下“忠義救國軍”,開赴京滬、京杭鐵路沿線,接手長江下游的淪陷區 。陳誠在日軍投降後,成為力主撤銷“忠義救國軍”的動議者 。時在上海前線主持甄別偽特務工作的戴笠,奔回重慶 。1945年10月,戴笠電王耀武擬向陳誠陳述軍政部主張撤銷忠救軍一事 。戴笠死後不出一月,軍統局最龐大的單位“忠義救國軍”整編成了交警總隊 。

組織簡介

忠義救國軍是當時許多愛國青年由於戰火綿延而被迫輟學,許多人不願離家便組織成一支由廣大知識分子為中心骨幹的軍隊,取名為忠義救國軍。它的前身是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誕生於“八·一三”戰火中。雖然無論數量質量還是戰鬥成果,活動於蘇南茅山地區的新四軍都遠遠超過忠義救國軍,然而,它們的目標卻同樣是——抗日。據一些回憶文章介紹,改組後的忠義救國軍,他們——無論是農工大眾,知識青年,以至於土匪流氓,都集合在忠義救國,抗日復興的大纛之下組織起來了,負責東戰場即太湖流域及上海周邊之游擊任務。它以黃埔、軍統的人員為骨幹,吸納當地抗日熱情高漲的工人和幫會的力量,一經建成就出現在淞滬戰場,配合正規軍對日作戰。忠義救國軍在抗戰中作出了極大的貢獻,破解日軍許多秘密檔案,後改組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1938年5月,軍統局長戴笠奉蔣介石命令,將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改名為“蘇浙行動委員會忠義救國軍”,他們插入到滬寧杭敵後淪陷區,造成了一定的抗日局面。但隨著形勢的轉變,忠義救國軍也忠實地執行了國民黨最高當局的內外方針,與當地“新四軍”等共產黨武裝不斷產生摩擦。

浴血抗戰

1937年11月9日,第一、二、三支隊開始投入阻擋日寇精銳的猛攻,第三、第五支隊配合國軍五十師某旅堅守南市三天。11月11日,日寇在金山衛登入後,第三支隊第九大隊在國軍主力撤退的情況下,曾在青浦阻擊過日寇,但因敵我力量對比懸殊,被敵擊潰。上海失陷後,別動隊除四支隊在蘇州河北岸全部陣亡、五支隊化整為零轉入地下之外,一、二支隊開赴浦東打游擊,三支隊一部撤回租界搞地下抗日工作。根據當時擔任蘇浙行動委員會人事科科長的文強先生的統計,在1937年八·一三淞滬會戰中,別動隊官兵犧牲1500人以上,受傷的人數在500人左右。為了適應1937年年底南京失陷以後的江浙皖滬抗日戰場的局勢,最大限度地動員這個地區的抗日力量投入抗戰,1938年1月,軍統局長戴笠在皖南祁門宣布,將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從淞滬戰場上撤出的佘山教導團和五支隊殘部整編為“忠義救國軍”教導一團(也稱“第一支隊”)。戴笠自兼團長,俞作柏任副團長。同年3月,戴笠又在漢口宣布成立忠義救國軍總指揮部,由戴笠和俞作柏分任正副總指揮,參謀長是徐光英。忠義救國軍教導一團則由俞作柏兼團長,原別動隊在江西、浙江的部隊改編為忠義救國軍教導二團(也稱“第二支隊”),由王春暉擔任團長,別動隊在上海的殘部後改為忠義救國軍淞滬區指揮部,由何行建任總指揮,後改任副總指揮兼第一縱隊司令。武漢失守後,總指揮部移設浙江孝豐,戴笠辭去總指揮兼職,派副總指揮俞作柏接任,參謀長也改由尚望擔任。改編以後的忠義救國軍,主要任務是在華東敵後收容、整訓國民政府正規軍被日偽打散擊潰的部隊,並在敵後襲擊、騷擾日偽軍,當然,在抗敵的同時,也與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搞磨擦、搶地盤。在抗日民眾的大力支持下,這時候的忠義救國軍,就像燎原的火種一樣,迅速在江浙皖滬敵後發展起來,由於部隊收容、整訓了大批江浙皖滬抗日戰場上潰退的正規軍官兵,加上國民政府為這支部隊派來了俞作柏、戴笠、周偉龍、阮清源等受過正規訓練的高級軍官,戰鬥力有了顯著提高。例如1938年秋,日寇上海派遣軍一部進攻金山縣韓家塢,忠義救國軍第九支隊第四大隊姚杏林部500餘人與敵激戰一晝夜,擊斃日寇多人後撤退。1939年春,日寇炮艇3艘途經泖橋,被姚杏林部擊沉2艘,日寇死傷數十人。日寇進行報復,姚部撤到錢圩李家廊下,聯合田峋山、沈俊生部,擊斃日寇30餘人。至1939年春,忠義救國軍已發展到擁有十六個支隊,四個直屬大隊、兩個教導總隊,號稱五萬人。

1940年春,忠義救國軍在浙江孝豐進行整編,以周偉龍為總指揮(1942年1月,周偉龍調至重慶,所遺總指揮一職由阮清源代理)、尚望為參謀長,保留四個教導團(後來發展到六個)和兩個訓導隊,其餘改編為小型的行動隊(或別動隊),任務除在華東敵後收容、整訓各類抗日地方武裝部隊外,還專門從事情報收集、暗殺、爆破等特務工作。這裡還發生了這樣一段小插曲: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一直在上海遭到日本人監視的英國駐華情報首腦門德內哥羅來到重慶——順便說一句,此公逃離上海就是忠義救國軍的傑作之一——他以英國大使館商務參贊的名義提出與中國合組中英特種技術合作所,並表示願意援助武器裝備和派專家幫助中國組建、訓練一支敵後游擊部隊。於是,軍統局專門對此進行了研究,隨即在重慶近郊沙坪壩建立起了中英特種技術合作所,1942年1月又在沙坪壩小龍坎成立了軍統局屬下的別動軍司令部,將忠義救國軍改名為“軍事委員會別動忠義救國軍”,中英合作所主任及別動軍司令都由前忠義救國軍總指揮周偉龍擔任。戴笠以忠義救國軍為基礎,又在湯恩伯、李仙洲等集團軍中挑選了部分官兵,組成了七個縱隊的別動軍。後來,軍統局在援助及訓練等問題上與英方意見嚴重分歧,這一合作於同年4月夭折。為什麼沒有成功呢?據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情報組組長唐縱先生在 1942年4月的日記中記載:“英國與我國特務工作之合作,我始終認為英國另有企圖……其目的在取得我特務工作之掩護,以便各地活動。周偉龍得我指示後,已漸漸發覺其真面目矣。英人想在第三戰區設立爆破訓練班,已令顧長官制止。別動軍之工作,已嚴令約束英人不得自由活動……”所以,中英情報合作沒有成功也就不奇怪了。

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後,忠義救國軍分四路重回寧滬杭淪陷區,第一路蘇嘉滬區挺進縱隊,以第三支隊阮清源部及淞滬行動總隊為基幹,由孝豐附近向太湖以東的蘇州、嘉興與上海之間的地區活動;第二路澄錫虞區挺進縱隊,以第一支隊郭墨濤部為基幹,由孝豐向陽澄湖、常熟、崑山之間的地區行進;第三路錫武宜區挺進縱隊,以第二支隊文德部為基幹,由廣德沿太湖西岸向宜興、無錫、蘇州、江陰之間的地區行進;第四路京丹溧區挺進縱隊以南京行動總隊(總隊長管容德)為基幹,進出南京、江浦、丹陽等地。

不過,由於其時日偽大力開展“清鄉”活動,部分忠義救國軍官兵叛變投敵,再加之這支部隊在與共產黨武裝的磨擦中屢占下風,忠義救國軍雖屢敗屢戰,但其在淪陷區的活動能力大為削弱,不得不於1942年底前後退回浙江天目山游擊區整訓,任務除繼續從事情報收集、暗殺、爆破等特務工作而外,主要負責游擊區的防務安全。1943年,國民黨和美國海軍創建了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以後,軍統局負責人戴笠又報請蔣介石,請求擴大和強化江南敵後的忠義救國軍。在得到蔣委員長的首肯以後,他調代理總指揮阮清源少將去將官班受訓,請黃埔一期的馬志超中將(甘肅平涼人)出任忠義救國軍總指揮,派郭履州少將(黃埔六期,浙江寧海人)為參謀長。同時還加強了官兵戰技教練及政訓,輪流抽調各部員兵到皖南雄村軍統特訓班接受美、中教官的特種訓練,學習爆破、擒拿、情報、電訊等技術;對所收編的地方游擊支隊派去副指揮或參謀長,建立政訓室,希望通過政訓,給官兵灌輸反共法西斯思想,使忠義救國軍效忠蔣介石,成為黨化特務部隊。其時,總部先駐安徽廣德縣王嶺,後移浙江昌化河橋,不久又加派王春暉少將為副總指揮。到1944年春,忠義救國軍共擁有三個縱隊,五個行動總隊、若干地方支隊獨立大隊,官佐員兵三萬一千餘人。由於忠義救國軍在戴笠的精心策劃之下,獲得了大量的美式裝備和整訓、學習的機會,官兵的素質和裝備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其時,在浙西天目山游擊區流傳著這樣的民謠:“挺伯伯,忠爺爺,28軍小兄弟”,可見忠義救國軍在當時浙西民眾中的地位。1944年,忠義救國軍的活動地區在長江以南以京滬杭金三角為重點的蘇南、浙江敵後地區,這一地區在當時是國民黨的第三戰區轄地,因而,忠義救國軍也受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節制。當時日本敗象已昭然若揭,美軍曾計畫在我東南沿海登入,為策應美軍,1944年末,中美雙方商定對忠義救國軍作強勢備戰部署,主要任務是確保京滬鐵路、滬杭鐵路沿線以及杭甬路西段交通安全,控制浙贛鐵路北段,並在江、浙一帶對日寇進行情報收集、暗殺、爆破之類的特種戰爭。主要方案為:一、在浙江於潛縣方元鋪設忠義救國軍前進指揮所,由馬志超坐鎮,指揮所部對日寇作戰,確保蘇南、浙江鐵路沿線交通安全。二、在浙江瑞安縣玉壺設忠義救國軍溫台指揮部,派郭履州(忠義救國軍少將參謀長)為指揮官,張為邦(忠義救國軍浦東行動總隊長)為副指揮官,在浙東、浦東、崇明對日寇進行特種戰爭。三、在浙江分水縣合村設忠義救國軍淞滬指揮部,派阮清源為指揮官,指揮淞滬附近地區游擊隊防堵日寇。四、在浙江桐廬設立忠義救國軍鄞杭指揮部,派鮑步超(忠義救國軍第三縱隊少將司令,黃埔六期,浙江淳安人)為指揮官,在富春江及杭州灣一帶防堵日寇。五、以上溫台、淞滬、鄞杭三個指揮部統一歸總指揮馬志超指揮。

抗戰之後

1945年8月,日寇宣布無條件投降。當時戴笠正偕美國梅樂斯將軍在浙江前線視察,聽到訊息,立即電告馬志超:“日本投降,戰事結束。但國內問題很多,一時尚難解決。吾人責任,尚異常艱巨!”並對忠義救國軍下達如下命令:一、淞滬指揮部部隊,擔任警戒上海近郊的浦東,防堵不明部隊(指中共武裝——筆者注)向上海郊區滲入;二、第三縱隊立即挺進富陽、杭州;三、京滬行動總隊負責維護京滬鐵路沿線交通暢通和安全;四、滬杭行動總隊負責維護滬杭鐵路沿線交通暢通和安全;五、第二縱隊、第五縱隊仍遵照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命令,防守與維護天目山區的治安,保護當地民眾安全。在戴笠的命令之下,忠義救國軍鮑步超部火速開進杭州市,並與汪偽浙江省長丁默村配合阻止別的部隊進駐杭州,郭履州部光復了溫州和海門;“被不明部隊包圍”的崇明島,則由張為邦派兵“解圍”。在上海,中央軍尚未抵滬前,阮清源把淞滬指揮部所屬部隊部署在滬郊,並派特務隊大隊長裘雨萍率部進入上海市區,協同周佛海所部偽軍警備市區,聯絡日寇駐滬十三松井中將司令官,阻抗中共武裝進入上海。

抗日戰爭勝利後,忠義救國軍以及軍委會別動軍(總司令周偉龍)、交通巡察部隊、中美合作編練的教導營以及周佛海的汪偽稅警總團,合併成立了交通警察總局,編成十八個交警總隊(特種團),進駐鐵道、公路等部門,維護交通。另有一部分不願離鄉背井的忠義救國軍官兵就地轉業,自謀生計(大部被編入當地的保全團、隊)。雖然忠義救國軍在抗日戰爭中有過同新四軍摩擦的經歷,但縱觀八年抗戰全局,一批批愛國官兵與日寇浴血奮戰,為了祖國的獨立和中華民族的自由不屈不撓的奉獻青春與熱血,實在可欽可佩!

如今,抗戰勝利70年了,忠義救國軍也該走出歷史的“黑角”,讓人們正確而全面地認識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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