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安樂哲教授的學術研究範圍主要是中西比較哲學，他的學術貢獻主要包括中國哲學經典的翻譯和中西比較哲學研究兩大部分。他翻譯的中國哲學經典有：《論語》、《孫子兵法》、《孫臏兵法》、《淮南子》、 《道德經》、《中庸》等。安樂哲教授對中國哲學獨特的理解和翻譯方法改變了一代西方人對中國哲學的看法，使中國經典的深刻含義越來越 為西方人所理解；他關於中西比較哲學的系列著作包括：
《孔子哲學思微》（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
《漢哲學思維的文化探源》（Thinking from the Han: Self, Truth, and Transcendence i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期待中國：探求中國和西方的文化敘述》(anticipating China: Thinking through the Narrativ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主術：中國古代政治思想研究》（The Art of Rulership: A Study in Ancient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先哲的民主：杜威、孔子和中國民主之希望》（The Democracy of the Dead：Dewey, Confucius, and the Hope for Democracy in China）。
這些著作糾正了西方人對中國哲學思想幾百年的誤會，清除了西方學界對"中國沒有哲學"的成見，開闢了中西哲學和文化深層對話的新路。
來創造世界。
胡：談到翻譯，我一直有一個疑問，一些英文經典作品，如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或湖畔詩人的詩，那些以英語為母語的人讀得如醉如痴，但是我們讀起譯作來就感到很平淡，即使這些譯作是出自第一流翻譯家的手筆。同樣，中國的經典譯成英文，西方讀者能不能夠體味其中的神韻呢？
安：我正在編寫《中國哲學資料書》（Source book），在這部書的《前言》中談到了這個問題。羅伯特·弗羅斯特（Robert Frost）是美國一位著名的現代詩人，他曾說，把一件作品譯成另外一種語言，就失去了這件作品的詩意（what is lost is the poetry）。將莎士比亞、華茲華斯的作品譯成中文，原作的詩意就喪失了，就沒有那種味道了。但是，我在這篇《前言》中也指出，把一件作品譯成另外一種語言，也可以發現“詩”（what is found is also the poetry）。通過翻譯，一件作品被擴展了。《道德經》如果只有中文版，它就只有中文的涵義。如果將它國際化，它就成為一件意義更大的作品。雖然外國的《道德經》不再是中國的《道德經》，但它也有自己的身份和意義。
翻譯對文化的交流和創新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埃茲拉·龐德（Ezra Pound）曾把唐詩譯成英文，他的譯作既脫離了西方詩歌的傳統風格，又打破了唐詩原有的格律，成為一種自由體詩。龐德所譯的中國詩歌對20世紀西方詩歌的影響非常大，西方詩歌受龐德譯詩的影響而形成了一種新面貌，但這種面貌並不同於中國詩歌原來的風格，而是龐德基於中國詩歌的新創。近來，中國詩人又反過來模仿西方自由體詩進行創作，這就形成了一個循環（circle）。所以，將一件作品譯成另外一種語言，一方面令人擔心，會不會成為第三種語言？但是另一方面也可能使它發展起來。一方面它可能缺損了某些部分，另一方面卻可能增加了某些部分。
胡：您說得對。翻譯確實是一種非常必要的文化交流手段。翻譯雖然可能使作品失去一些內容，但創生的內容或許更多。
安：還有一個事例可以說明翻譯的重要。20世紀20—30年代，英國有一個非常偉大的團體，稱作Bloomsbury Circle，其成員包括艾略特（T. S. Eliot）、奧斯汀（Jane Austin）、羅素（Bertrand Russell）等等，他們都是偉大的知識分子和思想家。而阿瑟·韋利就因為將唐詩和日本古劇譯成英文，就被接納為這個團體的一員。這是由於他將一個新世界介紹到英國去了，所以大家都尊敬他，因為他對中國和東方有所了解。
丁：您也研究過《淮南子》，請談談您的觀點。
安：《淮南子》是很有意思的一部著作，但陳榮捷的《中國哲學資料書》（The Source Book of Chinese Philosophy）卻忽略了它。陳很重視先秦，因為先秦的思想比較純粹，儒家就是儒家，道家就是道家，而《淮南子》的特點就是雜，就是和而不同。一方面可以說《淮南子》是道家著作，但同時它也調和了其他許多思想，構成一個新的體系，這體現了漢人的思考方式。漢朝在中國思想史上非常重要，但受到的重視很不夠，人們通常認為什麼都是先秦的好。
《淮南子》是很難懂的一部書，把它譯成英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獲得博士學位後，每年夏季都還到香港去，跟著劉殿爵老師一起繼續《淮南子》的翻譯。現在我們已經出版了兩部書，一部是我的研究著作，另一部是《原道訓》的漢英對譯。
丁：能不能請您談談西方的家庭倫理？
安：最近我寫了一篇文章談到這個問題。杜威要把民主制度與民主意見分開，二者往往是有衝突的。制度是保守性的，與傳統有關；而意見卻是活生生的。杜威認為，意見就是個人把自己整個地給予社會，社會則回報這個人所需要的材料和條件，使之完成自己。民主意見實際上就是個人與社會的一種契約。現在有很多人在談論中國的民主化，其中有些人主張回到孟子，以“四端”平等思想作為建立民主的基礎。我個人認為，“禮”就相當於杜威所說的那種契約。從《中庸》可見，“禮”是從家庭發生的。個人與家庭的關係恰恰也是：一個人要把自己整個地給予家庭，而家庭則給予這個人所需的材料和條件使之完成自己。所以，談到中國的民主主義，一定離不開家庭。西方傳統與此不同。柏拉圖斷定家庭關係一定會導致偏袒，亞里士多德說家庭不好，認為家庭是不平等的。可以說，西方傳統哲學家都不關注家庭的重要性。現在，與美國民主主義構成最大衝突的正是個人主義，是自私，是普遍的利己主義，是非社會性和非家庭性。所以，我們要問：理想的民主能否離開家庭？西方人想不到這一層，誰都不願把家庭制度與民主制度聯繫在一起。現在西方的家庭普遍不穩定。以我的家族來說，我有六個兄妹，大哥離婚了，有一個孩子；二哥離婚了，有兩個孩子；我是老三，有家庭，也有兩個孩子；老四離過婚，有一個孩子，現在又有了新太太；老五是妹妹，沒有結婚，但與一個人同居；最小的也離婚了。只有我的家庭是穩定的。
胡：您為什麼會比較特殊？
安：我認為結婚是一輩子的事，而不是一種短期的契約。並且我的夫人也非常好。
胡：這可能是關鍵所在，您的夫人是東方人（按：安夫人是日裔加拿大人），東方人是重視家庭的。
安：可能是這樣。我們在夏威夷受到的東方影響特別濃厚。
丁：不過近年來的調查表明，北京市民有半數是離過婚的。
安：這可能是轉折時期的一種行為表現，比如年輕人要表現自己很自由。
丁：你們兄妹之間怎樣交往呢？你們在交往時考慮道德倫理規範一類問題嗎？
安：我們兄妹之間的關係是很密切的，大家互相關心，特別是我的妹妹，她是我們的核心，她把我們弟兄們看作小孩子，是她非常重要的事情。
丁：你們兄妹的配偶在這個家族中處於什麼地位？
安：這與家族沒有什麼關係，而是個人交往的事。比如我妹妹的男朋友，我們兄弟都很喜歡他，如果我妹妹離開他，我們還會接受他。老四的新夫人也是這樣。大家也都喜歡我的太太，我妹妹同她的關係特別好。我妹妹從高中十二年級開始就隨我們生活，跟我們一起到溫哥華，到英國，我們到什麼地方，她就要到什麼地方。現在我研究中國哲學，我妹妹就學中文，將來也想來中國。還有我哥哥正在北京外國語大學任教。
不過我們的家族關係在西方比較特別。總的來說，西方的家庭制度很薄弱，家庭與個人是相衝突的。西方的個人主義有很長的歷史，從蘇格拉底“認識你自己”開始；然後是奧古斯丁（Augustine），他認為一個人如果缺乏自我和自由意志，就不能承擔道德責任；再到約翰·洛克（John Locke）、亞當·斯密（Adam Smith），也都是主張社會和經濟的個人自由；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和容格（Carl Jung）還從心理學方面加強個人的自我意識（self-consciousness）。所以個人主義在西方是一種歷史悠久而且根深蒂固的觀念。我認為這種觀念與民主主義是相衝突的。以美國來說，一方面存在許多機會，另一方面也存在非常大的問題。美國監獄中的囚犯是夏威夷人口的兩倍，已經超過兩百萬。如果我到紐約去，我夫人一定要囑咐我給她打電話報平安，但到中國來，她很放心，這是一個安全的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