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學堂樂歌學堂樂歌是我國清末民初新型學校教育改革的具體產物之一，最初是“維新派”領袖康有為於1898年5月向光緒上書：“請開學校折”中提出的。“維新變法”失敗後，以梁啓超為首的“改良派”文人仍積極為之進行呼籲。一些擁護教育、音樂改革的愛國知識分子如蕭友梅、沈心工、曾志忞、李叔同等，先後主動到日本考察日本從“明治維新”後積極開展的新型學校唱歌的經驗、方法和學習西洋音樂知識技能，以便在國內效法推行。
1903年沈心工首先在上海南洋公學附屬國小、龍門師範、務本女塾等校的具體實踐，引起迅速廣泛的社會影響。許多擁護擁護推行改革的知識分子自動動手編寫“樂歌”，以便通過樂歌的習唱，對年輕的學生灌輸新的民主主義的啟蒙教育。一時間大批各式各樣的、提供新學堂習唱的唱歌本、樂歌教材等紛紛得以出版發行。因此，“學堂樂歌”首先是一種教育改革和資本主義思想啟蒙教育的歷史現象，當時，許多積極參與推行“學堂樂歌”的先輩們，對此從政治啟蒙意義上的考慮要大大超過其藝術審美教育的意義。
背景
中國現代音樂的一個開端——學堂樂歌時代。
1902年，清廷頒布《奏定學堂章程》，1905年，廢除科舉。新式學堂紛紛建立，中國現代教育由此發軔，音樂作為美育的方式在那個時代先進人物的心目中占有著重要的地位。蔡元培先生尤其重視並對中國早期音樂教育給予很大的支持。曾志、李叔同、沈心工等人則為學堂樂歌在中國的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學堂樂歌的產生有著歷史的特定性，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拿來的”，也就是當中國還缺乏現代作曲人才的時候，一個直接方便的做法就是拿來外國的曲調填詞。這些曲調，主要來自日本，還有一部分是從日本轉而拿來的歐洲民歌，並填入新詞。
由於新式學堂樂歌不需要硬體設備，所以普及起來非常方便，影響巨大。在音樂文化概念、音樂審美觀念上影響了無數青少年。到了辛亥革命前後，學堂樂歌更是發揮了意識形態作用，成了“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武器。雖然在中國廣大的農村中，現代音樂幾乎沒有存身的可能，但是城市村鎮，凡現代教育普及之處，學堂樂歌就不可阻擋地影響了新的一代人。老歌唱家王昆在晚年總結自己藝術生涯的時候，強調指出民間音樂和學堂樂歌給她打下了最初的音樂基礎。
1902年，在廢除科舉制度辦新學堂的背景下，新興學堂開辦了音樂課，當然，那時的音樂課程內容單純，主要是教唱學堂樂歌。我們所指的學堂樂歌，是二十世紀初到三十年代的校園歌曲。學堂樂歌從創始到現在已將近一百年，是我國音樂史上一次具有啟蒙意義的音樂運動。
內容
一、 不同的角度表達中國人民迫切要求“富國強兵”、以抵禦列強欺凌的愛國主義要求，代表性的歌曲有：《中國男兒》（石更作詞）、《何日醒》（夏頌萊編）、《十八省地理歷史歌》（葉中冷編）、《黃河》（楊度詞、沈心工曲）、《揚子江》（王引才編）、《祖國歌》（詞作者待查）等；
二、 積極宣傳和推行“軍國民教育“的，代表性的歌曲有：《體操-兵操》（沈心工編）、《出軍歌》（黃公度編）、《海戰》（曾志忞編）、《陸戰》、《行軍》等；
三、 極擁護推翻帝制、歡呼民主共和新政的建立的，如：《革命軍》（沈心工編）、《光復紀念》（華航琛編）、《美哉中華》（沈心工詞、朱雲望曲）等；
四、 呼籲婦女解放、鼓吹男女平等“反封建”民主精神，代表性的歌曲有：《勉女權》（秋瑾編）、《女子體操》（沈心工編）、《纏足苦》（沈心工編）、《天足樂》（冰蘭編）、《婦人從軍》（葉中冷編）、《女革命軍》（華航琛編）等；
五、 鼓吹學習新文化、推動“移風易俗”的民主思想的，代表性歌曲有：《格致》、《地球》、《辟占驗》、《運動會》、《博覽會》、《電報》、《文明婚》等；
六、 結合學校生活向青少年進行勤學苦練的思想教育和熱愛生活的教育的，如：《始業式》（沈心工編）、《勉學》（吳懷疚編）、《春遊》（吳懷疚編）、《送別》（李叔同編）、《春遊》（李叔同詞曲）等。
根據日本新式學校唱歌的經驗和中國當時的國情，我國“學堂樂歌”的藝術形式也是以在學校內集體歌詠、並通過學唱這些歌曲學會西方的記譜法（五線譜、簡譜）和基本樂理的知識。但是，對於這些歌曲的編寫，當時一般都採取以外國（日本、歐美）現成歌調配以我國自編的歌詞給以填配而成的，而以我國傳統音樂的音調來進行填配的歌曲相當少、以我國音樂家自創曲調來編寫的更少。此外，當時這些歌曲大多採取“單音歌唱”（即齊唱曲調）的方式，而極少以多聲合唱的方式。此外，除了李叔同外，一般對伴奏均無特定要求。
創作手法
學堂樂歌的創作，處於中國近代音樂文化的起步階段，它是許多嚴肅的學者努力探索的結果，他深受維新運動和維新思想的影響。同其他方面向西方學習一樣，在音樂創作上也大膽吸取，只要認為有用，均可“拿來”。
這些歌曲絕大多數是根據現成的歌調填以新詞而編成，而由編寫者自作曲調的數量極少。這可能與我國過去對詩、詞、曲等可詠唱的作品的創作方式就是根據現成的歌調、曲牌填以新詞有關，同時也與當時從事學堂樂歌編寫的人懂得專業作曲技術的極少有關。
後來逐漸改為選取歐美的歌曲來進行填詞，沈心工曾對此點專門作了自述。例如，沈心工編的《勉學》是根據美國藝人歌曲《羅薩•李》的曲調進行填詞的；而他編寫的《拉縴行》是根據俄羅斯民歌《伏爾加船夫曲》的曲調填詞的；沈心工作詞的《話別》，是根據原法國民歌《一個半小時的遊戲》的曲調填詞，而且這首歌的影響一直延續到現在。此外，象李叔同編寫的《送別》，是根據美國通俗歌曲作家奧德威的《夢見家和母親》的曲調填詞；李叔同編《大中華》，根據義大利作曲家貝里尼的歌劇《諾爾瑪》第一幕第三場中的樂隊進行曲曲調填詞；葉中冷編《跳舞會》，是根據當時英國國歌的曲調填詞的；馮梁作詞《尚武精神》，根據法國著名啟蒙思想家盧梭所作的喜歌劇《鄉村卜者》中一首舞曲曲調填詞的，等等。
以我國民族音調填詞的學堂樂歌數量不多，代表性的歌曲有：秋瑾作詞的《勉女權》（與華航琛作詞的《體操》同調）；沈心工作詞的《纏足苦》（與沈心工作詞的《蒼蠅》同調）；沈心工作詞的《採茶歌》；華航琛作詞的《女革命軍》；李雁行和李倬編的《女子從軍》；文君作詞的《桃花院》；以及前述李叔同作詞《祖國歌》等。
之所以產生這種情況，既存在客觀的原因，也存在思想認識上的原因。客觀原因是：一方面由於我國學堂樂歌的產生、最初就是參照日本早期學校歌曲的經驗發展起來的，而他們開始就是主要採取外國的現成歌調進行填詞的；另一方面，當時我國熱情從事學堂樂歌編寫的作者多數是留學國外的、或國內積極贊成維新的新派知識分子，他們中多數對我國的傳統音樂、特別是民族民間音樂不甚熟悉；同時，從本世紀初清廷轉而支持“廢科舉、辦學堂”的改良主張，為了滿足迅速發展起來的新學堂急需學校的教師，曾一度大量聘請日本的教師來我國擔任教學，其中包括一定數量的中國小音樂教師和“蒙養院的保姆”（即幼稚園的保育員），他們對我國的傳統民間音樂則更不熟悉。
主觀原因是：當時我國有關政治、經濟、文化的改革，主要就是引進歐美和日本的體制和經驗，而要改掉的主要就是與封建體制密切相連的傳統舊文化（包括傳統的“舊樂”），因而當時確實不少有改革要求的知識分子認為只有用西樂才能起到振奮人心、鼓舞士氣的效果。儘管當時這種思想認識是符合大多數積極擁護改革要求的進步主張，但今天看來應說是存在一定片面性的。
因為事實上象以我國的傳統音調進行填詞的《祖國歌》和《勉女權》都是當時比較受歡迎的學堂樂歌，它們也並不因此給人任何萎靡不振的影響。當然，在辛亥革命之後，這種現象也逐步有一定的改變。
新音樂啟蒙
1898年“維新變法”運動中，在積極倡導“廢科舉”、“興學堂”學習西方科學文明的口號下，“維新派”領袖康有為曾主張在新式學堂中開設“歌樂”課程。“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啓超等改良派文人仍極力提倡於學校中設樂歌課，發展學校音樂教育，指出“蓋欲改造國民之品質，則詩歌音樂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在國內的一些刊物上，亦曾發表不少文章強調學校設樂歌課在思想啟蒙中的作用。一些留日的知識分子也組織有音樂社團（梁啓超等創辦“大同音樂會”）並舉辦講授西樂的“音樂講習會”（有沈心工，曾志齋等），並開始採用將日本及歐美流行曲調填新詞編新曲的方式來推廣新樂。
1903年，清政府對在新學堂中設定樂歌課予以認可。與此同時，各種撰譯、編印介紹西洋音樂和新歌曲的書譜刊物陸續刊發，促進了新樂的發展，學堂唱歌成為當時社會文化生活中的一種新風尚。
學堂樂歌的創作主要是據現有曲調以填新詞，曲調大多選自日本和歐美歌調，以中國傳統曲調填詞的樂歌為數不多，自創曲則更少。其歌詞內容主要反映富國強兵，抵禦外侮的愛國思想、宣傳女子自強、男女平等的女權思想、宣傳資產階級民主、學習科學文明的思想以及許多專門向少年兒童進行思想和知識教育的歌曲，學堂樂歌早期創作中也夾雜有忠君尊孔和狹隘民族主義思想。代表作品
學堂樂歌代表人物學堂樂歌早期歌集主要有沈心工編的《學校唱歌集》（1904），曾志齋編的《教育歌唱集》（1904），李叔同編的《國家唱歌集》（1905），辛漢編的《唱歌教科書》（1906）等。在從事學堂樂歌活動的音樂教育家中較突出的是沈心工（1870～1947）與李叔同（1880～1942）。沈心工是最早開始編寫樂歌教科書作者之一。他所作的歌曲有《黃河》、《採蓮曲》、《革命必先格人心》等六首，其中《黃河》（楊度詞）一曲“雄沉慷慨”（黃自語），影響最大。李叔同早在留日期間便編輯出版了我國最早的《音樂小雜誌》（1905）。其中編收的樂歌《祖國歌》（1905）當時曾受到廣泛歡迎。他自己填詞編寫的《春景》、《送別》、《西湖》等歌，長期為青年學生所喜愛。他創作的三部合唱曲《春遊》是當時藝術水平較高，也是最早的合唱歌曲。 在中學語文課文《鄧稼先》中作者楊振寧就向大家推薦《中國男兒》這首歌。
《春遊》歌詞：
春風吹面薄於紗，春人妝束淡如畫。
遊春人在畫中行，萬花飛舞春人下。
梨花淡白菜花黃，柳花委地芥花香。
鶯啼陌上人歸去，花外疏鍾送夕陽。
（摘自 《豐子愷傳：人間情味》）
影響
1、為中國近現代音樂史貢獻了一批早期的優秀聲樂作品，開“新音樂”創作之先河；
2、使“集體歌唱”這一歌唱形式深入人心，為後來的民眾歌詠運動打下了基礎；
3、通過樂歌的傳唱和學校音樂教育，西方基本音樂理論和技能開始系統地、大範圍地在中國傳播；
4、培養了中國近代音樂史上最早的一批傳播和創建、發展學校音樂教育的人才，為後來中國近現代音樂的發展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