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豪[民國人物]

姜豪[民國人物]

姜豪(1908—2008),出生於上海,父親曾在宋耀如家中任教,為宋子良、宋子安弟兄講授國文。姜豪於1924年考入上海南洋大學,讀書期間加入中國國民黨。曾秘密參加改組派,任上海工人運動委員會主任,從事反蔣活動。1933年當選為國民政府上海市黨部監察委員。1937年8月,參加上海市各界抗敵後援會,任戰時服務團團長。上海淪陷後,姜豪通過時在偽維新政府任教育部督學的朱泰耀、楊鵬摶二人刺探日偽情報。1939年奉戴笠之命秘密赴香港假意與日軍和談,實則是藉機偵察日軍企圖及汪精衛投敵動向。抗戰勝利後,姜豪投身愛國民主運動,與中共地下組織進行接觸。1955年因受潘漢年冤案牽連被逮捕入獄,直到1975年才被釋放,後被聘為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員。2008年因病逝世,終年100歲。

基本信息

早年經歷

姜豪,1908年出生於上海,父親曾在宋耀如家中任教,為宋子良、宋子安弟兄講授國文。姜豪於1924年考入上海南洋大學,讀書期間加入中國國民黨。曾秘密參加改組派,任上海工人運動委員會主任,從事反蔣活動。1933年當選為國民政府上海市黨部監察委員。1937年8月,參加上海市各界抗敵後援會,任戰時服務團團長。上海淪陷後,姜豪通過時在偽維新政府任教育部督學的朱泰耀、楊鵬摶二人刺探日偽情報。

姜豪路線

1939年1月,姜豪到重慶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受訓,5月初回上海。同月9日被捕,被日本軍部設在上海的小野寺信機關保釋。小野寺信原在日本參謀本部俄國課工作。1938年10月被派到上海,建立小野寺辦事處,目的在於找尋和重慶國民政府的關係,勸說蔣介石與日本“和談”。同年12月,小野寺信被日本大本營陸軍部委任為參謀,“與國民政府要員就再建東亞問題進行協商”。小野寺機關的主要工作人員為經濟學教授吉田東祐,其中文翻譯即為與姜豪有關係的楊鵬摶。這樣,姜豪就經常通過楊鵬摶了解小野寺機關的信息。其間,日本特務影佐禎昭正在主持“汪兆銘工作”,企圖將汪精衛扶植為傀儡。小野寺信希望搶在影佐之前打通重慶路線。朱泰耀建議姜豪利用這一機會,代表重慶與小野寺接觸,試探其“和平”誠意。姜豪致電時任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中統局局長的朱家驊請示,未得答覆。姜豪被捕後,小野寺信出面保釋,向姜表示:日本的元老、重臣、財閥都希望早日結束戰爭。日本海軍急於南進,陸軍急於北進,因此必須解決中國問題。姜豪認為此事應從速向重慶中央匯報。同年7月,姜豪到達重慶,朱家驊表示,此事須在向蔣介石匯報之後才能決定。

當時,軍統負責對日情報。從上引戴笠函可知,朱家驊聽取姜豪匯報後,將有關情報轉告軍統,由軍統方面決策。由於德軍進攻波蘭,日本內閣改組等新情況。至當年9月5日止,軍統方面尚未拿出主意。

同檔所藏戴笠9月27日致朱家驊函云:騮先先生賜鑒:查姜豪同志來渝已久,現晚擬派其赴港,偵察敵方之企圖並汪逆之活動,未悉尊意何如?乞示。專此奉陳,敬頌崇安!晚戴笠敬上九、廿七日

汪精衛於1938年12月18日逃離重慶。29日,在河內發表《致中央黨部蔣總裁暨中央執、監委員諸同志書》(《艷電》),回響日本首相近衛文麿的第三次對華聲明。1939年5月,汪精衛到達上海。8月,在上海秘密召開偽國民黨第六次代表大會。9月5日,成立偽中央黨部,積極謀劃成立傀儡政權。戴笠此時決定派姜豪赴港,“偵察敵方企圖並汪逆之活動”,顯然是為了適應這一新形勢的需要。

此後的情況,據姜豪回憶:10月間,朱家驊稱,“奉總裁諭”,要姜到海關巷一號談話。到了那裡,才知道那是軍統局的辦事處,由戴笠親自談話,告訴姜:他正需要蒐集日本方面的情報,讓姜到香港去和日本人接觸。不過當前國際形勢還沒有明朗,讓姜再等些日子。11月某日,戴笠再次約姜豪談話,說是可以到香港去了,聽聽日本人談些什麼,但不能講中國政府有什麼意見,也不能到別的地方去,以香港為限,等等。事後,姜豪向朱家驊匯報,朱交給姜一本密電碼,要姜到港後和他保持單線聯繫。

姜豪到港後,先與日本駐香港武官鈴木卓爾中佐會談,鈴木要求姜豪介紹中國政府負責代表談判,姜豪答以時機尚未成熟。其後,吉田到港,雙方轉到澳門會談。關於談判情況,姜豪一面通過軍統在香港的工作人員劉方雄轉報戴笠,一面則通過吳鐵城的電台於11月14日致電朱家驊報告。電稱:

板垣已派高山來晤,藉悉敵方現決全力扶植汪逆,但亦知偽中央成立後,無所作為,故仍思取巧謀和。高山所談和平辦法,據謂撤兵無問題,程式與時間,視吾實行親日反共之程度為比例。如某處已有表現,該處即可撤兵,如各處同時徹底表現,各處亦可同時撤兵。所要求事,除反共、經濟合作外,最重要者在委座退隱,同時對汪逆精衛須予面子。至於滿洲問題,則不談。

板垣,指板垣征四郎,時任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總參謀長。高山,當為吉田東祐的化名。據此電可知,日本侵略者當時的策略是,雙管齊下,既積極扶植汪精衛,又積極向重慶方面“誘和”。其條件為親日、反共、經濟合作。由於蔣介石在1938年1月拒絕陶德曼調停,日本方面曾宣布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要求蔣介石下野。因此,吉田在和姜豪談判時仍然堅持此點,要求“委座退隱”。對於叛離重慶的汪精衛,則要求照顧其“面子”,意即有適當的安排。關於“滿洲”問題,吉田深知,這是談判中最棘手之處,所以迴避不談。

對吉田所提條件,姜豪逐一反駁,電稱:職告以中國在求本身之獨立、生存,為此而戰,為此而和。目前環境益佳,無須求和,但為謀二國之真誠、永久、親善合作,覺日本如能放棄侵略,當為言和。其原則在不損傷領土、主權之完整。至於委座,系全國信仰、權威之所集,退隱根本不能談。至於汪逆,為全國人士所無法寬容,故上述見解完全錯誤。

吉田表示:姜豪所談各情,均所深悉,“但為面子,不得不如此,惟尚可商量。如委座退隱改為短期休養,汪逆問題亦可設法。”姜豪則稱:“停戰撤兵之後,個人問題,再行考慮。最重要事,在談判期間不能成立偽中央,否則即無誠意,談判無法進行。”汪精衛成立偽中央黨部之後的下一步必然是成立偽國民政府,姜豪所云,顯示出他當時的主要目的是,阻止汪精衛成立偽府。對此,吉田答應“設法阻止”。雙方最後約定,各自請示後再行約期續談。電末,姜豪向朱家驊建議,利用談判,在漢奸集團內部製造分化與對立,並設法誘使敵人“處決”汪精衛。電稱:“據職觀察,敵內部意見不一,至今仍思投機取巧,故今後應付方針,似宜繼續虛與委蛇,以動搖其內部,並吸收汪系以外之漢奸,使與對立。如能徹底處決汪逆,則最佳。”

此電11月16日到重慶。朱家驊於25日復電姜豪:“盼速返渝。諸俟面談。”姜豪收到朱電後,於11月29日回電,表示遵命準備返渝,但請示四點:(一)戴先生所派,尚有其他任務,未奉其命可否離港。(二)家眷現在港,是否同返?(三)路費無著,機票難購。(四)何處商洽?

至於高山返滬後,板垣心腹今井對此事積極推動,故須磨十六日前有不利汪逆之談話。惟今井表示,此事已至決策階段,如吾中央確有誠意,須有要員出面,則彼可代表板垣來港晤洽,至少須職赴滬先與一晤,否則禁止高山與吾方來往,以免上吾之當。高山因此甚焦急,已派人來此催復。惟高山近又來電,謂板垣處如決裂,彼返東京另行活動等語。此事已詳告戴先生請示辦法,但至今尚未獲復。請就近與之商洽後詳示一切。

今井,指今井武夫,當時任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課長。他原擔任對汪精衛及其同夥的聯絡,但他認為,“成立南京政府自然還不是其目標,而是與重慶政府間實現全面和平才是最終目的”。[5]因此,他於當年9月29日到任後,即努力開闢與重慶國民政府之間的聯絡通道。從姜豪電可知,他對“姜豪工作”持積極態度,準備代表板垣征四郎到港與姜豪會晤,或命姜到上海見面。須磨,指須磨彌吉郎,日本外交官。1933年任日本駐南京總領事。次年任日本駐華公使館一等秘書。1937年任駐美大使館參贊。1939年9月任日本外務省情報部部長。他於當年10月15日到上海,16日在記者招待會上稱:“日本之政策,惟基於近衛之聲明,至汪氏如何,或其他方面如何,在所不問。”“余目下不欲討論任何中國方面之聲明,連同汪氏之聲稱在內。”當記者問他,“日本是否以支持汪精衛為限”時,須磨回答:“日本之支持並不以某個人為限,而視其政權之主張。凡主張之合乎日本者,皆得廣博之支持。”姜豪電所稱須磨的“不利汪逆”的談話,當即指上述言論。在姜豪看來,這是日方不專一與汪精衛打交道的表示。

12月2日,朱家驊收到姜豪上述電報,於當日復電稱:奉諭:不得進行,並速返等因。特奉達。朱家驊當時地位顯赫,所奉之“諭”,其來源可以意會,但朱家驊有意不說。12月5日,姜豪致電朱家驊,報告新情況:板垣處加派人員會同高山定7日到港,職擬與其晤後來渝。戴先生處如何?乞與接洽後賜示一切。在姜豪看來,日方既然加派人員到港談判,很快可到,自然應該等一等。12月6日,姜豪再致朱家驊一電:冬電奉悉,即遵命停止。惟7日來人,為顧全擔任聯絡工作之朱、楊二人安全計,只得再與一晤。待二人料理滬上家務出走後,即絕往來。職將此情報告戴先生,待其核准結束其他事務,並待籌得路費後,即攜眷來渝。職工作原意本在分化對逆內部意見與阻止汪逆組府,二月來尚見成效。今奉此命中止一切,自當遵命辦理,但以未達最大目的為撼耳!

朱、楊,指上文提到的協助姜豪工作的朱泰耀、楊鵬摶。按中統紀律,下級必須絕對服從上級。朱家驊既然命令“不得進行”,姜豪自然只能表示“遵命停止”。但是,姜豪顯然不願匆匆結束和日本人已經開始的談判,所以除陳明自己不能立即回渝的種種理由外,還和盤托出自己的工作目的——“阻止汪逆組府”,並且特別說明“二月來尚見成效”,意在對朱家驊有所打動。不過,朱家驊毫未動心。

姜豪的工作屬於軍統和中統雙重領導。12月9日,朱家驊致電戴笠:日前奉總裁面諭,姜豪同志所進行之工作不可再進行,並促其速返等因。適值姜同志有電至,復電中已將總裁諭旨告之,特函奉達,敬祈察洽為幸。

原來,命令姜豪工作“不可再進行”,出自蔣介石“面諭”,這樣,戴笠自然無話可說。姜豪也只能奉命返回重慶。姜豪回渝後,留在中統局,奉副局長徐恩曾之命,協助全國糧食管理局指導各縣糧管行政。姜不願留在中統,以“興趣較少”為理由,托曾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的吳開先向朱家驊說情,要求調到國民黨中央組織部。1940年3月2日,,姜家驊復電吳開先,說明組織部名額已滿,請吳勸姜留在中統,其中談到將姜豪從香港召回的原因:至姜事所以遲遲發表者,先因曾由雨農兄任用,派在香港工作。繼因總裁深以其工作為不滿,奉諭召回,請兄轉勸屈就。朱家驊此電將情況說得更清楚,蔣介石對姜豪在香港與日本人的談判深為“不滿”,才下令將其召回。抗戰後期,蔣介石曾向美國人聲稱,抗戰期間,他先後拒絕日本人的談判要求12次。朱家驊檔案中所藏姜豪工作資料為我們提供了其中的一個實例。

姜豪香港談判的目的在阻止日本人支持汪精衛組府。當時,日方也有人企圖利用此點誘使重慶政府坐到談判桌前來。1939年9月,日本軍部特務和知鷹二向中方提出,如日華之間成立“全面停戰協定”,即可取消汪偽各組織,甚至可以將汪“剪除”。孔祥熙對此感到興趣,於10月6日致函蔣介石,要求派人赴港談判,不料引起蔣介石大怒。10月9日,蔣復函孔祥熙,嚴詞痛斥:“以後凡有以汪逆偽組織為詞,而主與敵從速接洽者,應以漢奸論罪,殺無赦。”同日,蔣介石在日記中說:“我中央有求和之心理者,應注意痛斥之。” 姜豪在此後赴港,以阻止汪精衛組府為理由與日本人談判,自然要在蔣介石那裡碰釘子了。

汪精衛於1938年12月叛逃,蔣介石最初很震驚,也擔心此事會對抗戰造成不良影響。當月22日日記云:“不料兆銘糊塗卑劣至此,誠無可救藥矣。嗚呼!黨國不幸,乃出此無廉恥之徒!余無論如何誠心義膽,終不當彼一顧,誠奸偽之尤者也。”據稱,當晚他思考此事對國內黨、政、軍、各地,對外交與對敵等各方的影響,久不能眠。但是,此後,他逐漸認為,汪的叛逃並非純粹是壞事。29日,汪精衛在河內發表《艷電》,其面目清晰暴露,蔣介石即為此慶幸,其31日日記云:“其通敵賣國之罪,暴露殆盡,誠不可救藥矣。”“今汪既離黨國,此後政府內部純一,精神團結,敵欲望我內部分裂與其利誘屈服之企圖,根本消滅矣。”次日,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召開臨時會議,決議永遠開除汪精衛黨籍,撤除其一切職務,蔣介石即稱此為“黨國之大慶”。後來,日本利用汪精衛為“奇貨”,要挾蔣介石和重慶國民政府,蔣介石即認為汪已無價值。1939年11月12日,他在國民黨六屆三中全會開幕詞中說:

偽組織是一定會出現的,但是這個不祥之物出現之日,就是敵人末日臨頭之時。現在敵人必以為是他政治進攻的成功,但實際上就是他侵華政策上最後的失敗。次年3月21日,蔣介石又在日記中寫道:去年今日,余或恐其偽組織出現,影響國內與國際之心理;今年出現,則不惟無此顧慮,而且亦希望其能出現,雖於我無甚利害,而於敵國、對國際及我國民眾之心理,必能發生惡劣之反響,或竟促成敵國之崩潰。與其醞釀而不出現,不如早出現為愈也。

蔣的公開談話和私人日記都表明,在蔣看來,汪精衛的偽政權即使能組織起來,其結果不僅於中國無害,倒反而不利於日方,將加速日方的崩潰。蔣介石當時之所以對姜豪工作毫無興趣,嚴令返回,其原因在此。姜豪在回憶錄中以為這是“軍統與中統又一場爭鬥的結果”,純粹出於猜想。

姜豪在全國糧食管理局協助工作,其時間自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同年4月,任軍事委員會西南進出口物資運輸經理處秘書,中統局方面則停職留薪,在此期間,再未到過香港,也再未參加中統或軍統的情報工作。今井武夫稱:鈴木卓爾曾於1939年12月10日與第二年1月3日兩次在香港與姜豪見面,姜自稱多次接受重慶領導人的指示和意圖,云云。證以姜豪留下的檔案和回憶錄,完全是在瞎說。

抗戰勝利後,姜豪投身愛國民主運動,與中共地下組織進行接觸。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利用在大觀俱樂部舉行的工商界聚會,向資本家宣傳共產黨的城市政策,為維持上海城市的正常運轉作出了貢獻。1955年因受到潘漢年冤案牽連被逮捕入獄,直到1975年才被釋放,後被聘為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員。2008年因病逝世,終年10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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