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串連

大串連

“大串連”是“文革”時期的特定歷史現象,指1966年夏,為在全國發動“文化大革命”而採取的一種特殊人員交流方式。這種方式首先是從北京一些高等院校學生中開始的。為了造黨委的反,打破班級、年級、校系的界限,商議共同採取某些行動,這種方法叫串連。1966年8月,發展到打破地區界限,一些外地學生到北京上訪,參觀學習北京的經驗;北京的一些學生也到外地去“煽風點火”,造地方各級黨委的反,這種行為被稱為大串連。

歷史

大串連大串連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北京接見外地來京師生和紅衛兵後,全國出現了大串連的高潮。

同年9月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通知,規定來京人員在北京逗留的時間為四天,主要活動是:參觀、學習和支持北京各學校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接受中央負責同志接見。來京參觀一律免費乘坐火車,生活補助費和交通費由國家財政開支。到京後的一伙食、住宿由北京市負責安排。

此後,不僅外地學生來京,北京學生到外地造反,揪斗“走資派”,各地方也互相串連,後來發展到不同行業、不同地區也進行串連。大串連使地方各級黨政機構逐漸陷入癱瘓狀態,嚴重擾亂了社會秩序,妨礙了正常的生產和交通運輸。

1966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又發出通知,決定從11月21日起到次年春暖季節,一律暫停來北京和到各地進行串連。並說毛澤東支持步行串連,先進行試點,取得經驗,為來年徒步大串連作好準備。

12月1日又發出補充通知,重申暫停乘坐交通工具進行串連,12月20日以前返回原地,12月21日起,不再實行免費。

1967年2月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再次發出通知,要求外出步行串連的應當回到本地本學校去,全國停止長途步行串連。同年3月19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停止全國大串連的通知》,取消原定的當年春暖後進行大串連的計畫。由於大串連是為了發動“文化大革命”而進行的,1967年春決定不再進行串連,其後的一些運動中,也曾規定不準串連。大串連便成為一個特定時期的歷史名詞。

源起

紅衛兵”原本是一張小字報的署名。1966年5月下旬,清華附中的幾個學生寫了一張小字報,署名為“紅衛兵”。6月2日在清華附中的校園裡正式貼出了署名“紅衛兵”的大字報,100多個學生在上面簽了名,高中學生卜大華名列其首。接著,卜大華等幾個學生又貼出了《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小字報,爾後又寫了《二論》、《三論》。7月28日,他們把大字報和前《兩論》交給了江青,要她轉給毛主席。
這些娃娃們,做夢也未想到毛主席會給他們寫信。8月1日開幕的八屆十一中全會的第二個檔案,就是《毛主席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一封信》,信後還附著他們的《兩論》。毛主席在7月30日寫的這封信中,有三處“熱烈支持”他們的話。
毛澤東的這封信,把紅衛兵推上了政治舞台。毛主席寫這封信的信息立即傳遍全國,學生們把“紅衛兵”看成是“最光彩”的名稱,各種紅衛兵紛紛組織起來,紅衛兵運動立即風靡全國,震驚世界。

高潮

紅衛兵運動的高潮,始於1966年“8.18”。8月18日這天,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極為不尋常的日子。這一天,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慶祝“文化大革命”發動的大會,北京和外地的百萬紅衛兵、師生(以下同稱紅衛兵)參加了大會。這也是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第一次接見百萬紅衛兵的大會。
“8·18”之後,毛澤東又分別於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0日、11月26日7次接見紅衛兵,共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1300多萬。紅衛兵在“造反有理”的口號下,到處串連、煽風點火、亂揪亂鬥,搞亂了各級黨政領導機關,是“文化大革命”中造成全國大動亂的重要因素。如果說在“8·18”之前,“文化大革命”還只是中國大地上滾動的、令人驚駭的陣陣悶雷,那么在“8·18”以後,它就成了把整個民族衝擊得暈頭轉向的狂風暴雨了。
“大串連”開始只是少數紅衛兵的自發行為,隨著毛澤東的不斷接見而成為紅衛兵運動的重要內容。紅衛兵的“大串連”起初主要是乘車串連,車船票一律免費,而且各地遍設“聯絡站”、“接待站”,以招待串連的紅衛兵。之後由於交通擁擠,車船超負荷運行,中央號召徒步串連。《人民日報》發表《紅衛兵不怕遠征難》的社論,讚揚“不坐火車、汽車,徒步行軍進行大串連,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創舉”,在中央的倡導下,徒步串連成了一時的風尚。
紅衛兵參加大串連的動機儘管千差萬別,但相當多的人帶著濃厚的政治目的。到北京串聯的紅衛兵,除了“想見毛澤東”的樸素情感之外,不少人是為了上訪和尋求支持。運動初期,各省市領導大多對紅衛兵持抵制態度,受到壓制的紅衛兵不服氣,借大串連之機,便高唱著“抬頭望見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澤東”的悲壯歌曲,紛紛上京告狀,控訴“受壓”之苦。這些上京告狀的紅衛兵大多受到了毛澤東的接見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他們在幸福感激之餘,也在精神上受到了巨大的鼓舞,回到原單位後更加狂熱地投入運動。從北京殺向各地的紅衛兵則憑藉優越的身份,儼然以“欽差大臣”自居,四處煽風點火,傳經送寶,或挑動支持紅衛兵起來造反,鼓動他們衝擊黨政機關,或衝擊工廠、農村,挑動工農造反。正是在此過程中,紅衛兵成為“闖將”和運動的突擊力量。
從1966年11月起,鑒於“大串連”給各方面帶來的壓力和困難,中央開始勸止紅衛兵不要再到北京去。12月中旬,周恩來在講話中宣布停止紅衛兵免費乘坐車船的待遇。但紅衛兵的“大串連”並未就此終止,只是規模越來越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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