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基本資料劉賓雁（1925-2005）現代散文作家、著名記者。曾用筆名劉瀏、劉克、申明、劉子安、金大白。吉林長春人。1956年，劉賓雁在《人民文學》上相繼發表了《在橋樑工地上》和《本報內部訊息》兩篇特寫，引起社會的廣泛注意。1979年，發表了報告文學《人妖之間》，它和作者所寫的另一篇作品《一個人和他的影子》，同獲1977～1980全國優秀報告文學作品獎。此後，他所寫的《艱難的起飛》一文，又獲1981～1982年全國優秀報告文學作品獎。1985年，在《開拓》雜誌創刊號發表了報告文學《第二種忠誠》，他通過作品中的兩個人物，表達自己的忠誠觀。所謂“第二種忠誠”，即是作為有頭腦、有是非、有熱血的黨員，對黨應該抱實事求是的理性的態度，對它的方針政策，也要分析，不能盲從；支持它的正確的主張是愛護它，揭露和糾正它的錯誤同樣是對它的真誠的愛護。這種赤子般的真誠，正是劉賓雁自己的人生理念和行為準則。
許知遠說：“在八十年代，他是中國最有名的記者，你甚至可以說他是中國最著名的知識分子，他的影響力或許只有方勵之能與作比。他是《人民日報》的記者，撰寫揭露官僚黑暗與社會現狀的報導。在中國國內他是“社會的良心”，而在中國之外，他則是這個國家最值得尊敬的人物。“中國最好的調查性記者，或許也是全世界最好的”，寫過《長征》一書的哈里茲伯格這樣說。“他在中國的地位和東歐知識分子相似，比如哈維爾式對於捷克，他沒有權力，卻對社會具有深刻的影響”，Merle Goldman在《紐約書評》上這樣評價。
1942年國中畢業。
1943年曾參與抗日活動。
1945年在中國天津耀華中學任教。
1946年至1950年從事青年組織工作。
1951年至1957年在北京《中國青年報》擔任記者，發表文學作品，成為中國作協會員。
1958年至1977年，在農村勞動改造。
1978年至1988年，先後在《哲學譯文》、《人民日報》擔任編輯工作。
1988年至2005年，長期駐留美國。
2005年12月，因直腸癌在美國新澤西州去世。
內容簡介
作品評價是“干預生活”小說的代表作之一。1956年.毛澤東和陸定一等領導人為發展和繁榮社會主義的科學與文化事業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這一方針為中國文學接受蘇聯“干預生活”文學思潮提供了較為寬鬆的氣氛。從《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對“暴露黑暗面"的禁止與批判到”雙百方針"的出籠，意味著中共文藝政策的調整：從為奪取政權服務的文學到建構社會主義國家文學的轉換。它本身也是”雙百方針"的一項積極的成果，是現實主義對寫真實的本質要求所驅使的藝術衝動在長期壓抑之後得到一次爆發的契機。本文正是應時而生的佳作。
文章節選三
不能說羅立正不了解自己的幹部，也不能說他不愛才。提拔曾剛作第三分隊的隊長兼主管工程師，是他的意思。也是他，一九五三年里接連幾次在隊部幹部會議上表揚過曾剛，一再提起第三分隊對於扭轉橋樑隊完不成國家計畫的局面起了很大作用。他私下跟老朋友談話中間也表示過，曾剛的勇於負責的精神，正是周維本的不足之處，雖然也同時表示了對周維本的細心謹慎的推崇。對於曾剛敢於提出一定見解，羅立正也不完全反對。近兩年，羅隊長不大好提出自己意見來，在討論計畫或總結工作的場合，他寧願等別人提出個意見、方案，然後點點頭說“可以”。通過別人的意見、方案，或者對個別問題提出點修正的意見，總比自己去從頭到尾構思、起草要輕鬆得多啊。一個橋樑隊長又沒有個自己的秘書！
可是在一九五三年年底，羅隊長和曾工程師的關係史上發生了一個轉折。十二月里一次討論一九五四年度計畫的會議上，發生了一場爭論。
會議已經開了兩個多小時，各科室主任、分隊隊長相繼發言，對計畫的某些細節作了些補充，文字上作了些修正。茶壺裡的茶水已經淡得跟白水差不多了，桌上的紙菸已經抽完，有人在捲菸頭了。羅隊長正要宣布散會，曾工程師忽然提出個問題。他把前胸緊靠著桌子，眼睛瞅著菸灰盒說：“指標，明年的各項指標，是不是都低了一點？”
一下子，會場的空氣馬上變了，仿佛甚么人一手推開了所有這六面窗子。靠在椅背上打盹的，也伸直了腰。羅隊長用眼睛示意請曾剛說下去。
“這些數字，比咱們實際完成的還低一點，”曾剛手裡捏著一本計畫，心裡怪不好意思，所以把“一點”說得特別清楚一些，以緩和自己這個意見的鋒芒。本來事先他已經在心裡鬥爭了老半天，可是這次會議和歷次的會議的空氣一向都那么溫和，所以提出這樣的意見，事先都能預感到眾人好奇的、責備的眼光會多么難受：“我是說，應該把指標訂高點。就說材料這一項，報上還批評過咱們，不想辦法，明年超支要更嚴重。三分隊的技術人員們說，咱們隊造兩個橋就整整賠掉一個橋……”
羅立正心裡好不自在。他瞅著曾剛的高而寬的前額，好像在細心傾聽別人的意見，心裡可在想：哎——，怎么搞的，昨天在下面都跟你談了嘛：指標高點、低點有什麼關係？大家有多少勁使多少勁嘛。”低點，超額容易點”——這個道理你還不懂？這對國家也沒有多少損失嘛！
經過周主任的解釋，計畫室主任又說了句“會後研究”，曾剛這個問題沒有引起什麼風波。可是這次事件卻給羅立正一個警號：曾剛這人在變！
從此，羅隊長對三分隊和曾工程師就多了一份兒心。果然，不出羅立正所料：從前，三分隊新事兒也不少，一九五四年里可有點特別。從前，羅立正覺得三分隊出的事都和自己的意圖相吻合，比方說，打鋼板樁不圓，是全隊的大困難，三分隊曾工程師發明了“轉盤打樁架”，羅隊長從心眼裡高興，親自打電話給報社，請把這件事給“登到頭版頭條”；局的領導也拍手叫好。但是五四年里三分隊出的新事好像都多多少少長點刺兒，比方說，三分隊學了長春的經驗，成立了青年節約隊。別處節約隊都是拾廢鐵，三分隊的，卻要搞甚么“反浪費展覽會”，甚么“要求降低材料消耗定額”。搞節約，不是隊里、局裡的中心工作，反浪費，更不在工程局領導意圖的範圍之內。這還不說，六月里，曾剛竟給工程局局長寫了一封長信，裡面提了一大串建議，自然也少不了對橋樑隊的批評。局裡三個星期沒答覆，這封信竟又出現在部里！
從前，別人帶著責備的口氣說曾剛“大膽”，羅立正還不置可否，心裡想，膽大點有甚么不好——多搞點發明創造，成績還不是整個隊的！這回，羅立正才真正領會了這“大膽”的滋味。隔三岔五的，三分隊就打電話找隊長。別的分隊也打電話，人家不是請示就是報告，三分隊呢，除了請示報告之外總愛提點問題，凡事都好催、好爭、弄得羅立正一聽見電話鈴響就有點心神不安……
於是，為了防止這種大膽給事業造成損失，就必須加以控制了。審查計畫、技術方案，對第三分隊總要更仔細些。如果要求其它分隊把技術方案的保險係數加大百分之二十的話，第三分隊就一定得在百分之三十以上。別的分隊提出的數字，明明是估算出來的，也不追究；三分隊的數字，即使經過最仔細的計算，也要反覆懷疑，一再叮問：有問題吧？計算過么？假如一些可有可無的報表、資料、其它分隊不一定要交的話，第三分隊就非但必交，而且要在規定的期限之內。
器材、機具的供應，一般都是不及時的，對第三分隊呢，就分外遲緩一些，催得急了，就答覆說：你們隊底子好，先進嘛，差這一星半點的算得了甚么，得發揮階級友愛精神，多幫助一下落後的單位呀。
如果你有不同意見，“請儘量提”，但為了每一件具體事都準備有具體理由反駁，除了浩繁的中外古今的技術資料，還有厚得像枕頭的各種規章制度可供參考。要弄清誰是誰非，就得有耗費時間和精力的決心，而一個人只要還想工作，就下不起這種決心，——每件事，都得去爭論，這種曠日耗時的爭論本身，客觀上也起著“控制冒險”的作用。
日久天長，隊部與三分隊領導之間的關係弄僵了。三分隊為了工作的利益，除了提抗議以外，只有一種辦法：一切能夠自己負責、自己解決的事，就自己想辦法，少跟隊部扯皮。
可是這一來，事情就反而更複雜了：從分隊朝總隊打來的電話次數減少這個事實本身，就可以定下“無紀律”的罪名。
等到有一次曾剛在隊務會議上與周主任針鋒相對地爭論起來，拒絕接受過低的工作指標，後來又把自己的意見一直提到工程局局長辦公室的時候，隊部里一片譁然，調度室主任竟把這件事提到“是否反黨行為”的高度來加以評論，而且居然有一兩個科室的幹部點頭稱是，主張把問題提到黨委會議上加以“肯定”。直到黨委書記出面加以解釋，才算打消了這種想法。但這種評論卻已經發生影響，有些人從此就把曾剛看作一個危險人物，了解他、同情他的人，也只能暗暗為他著急，擔心。
於是，在隊部的一部分幹部中間，就形成一種輿論：三分隊最難惹，最不好領導；曾工程師最難打交道。原因呢？簡單得很——他這人“太大膽”了。
事情竟發展到這種地步：在這種輿論的壓力之下，連曾剛本人都一再否認自己大膽。在跟我談話的時候，他一再否認自己是大膽的人，說自己的一切思想、行為都平常得很，算不得甚么大膽。
後來才知道，在橋樑隊，“大膽”這個字眼兒是“冒失”、“狂妄”、“魯莽”以及“不負責任”等等東西的混合體，有時候“大膽”和“冒險”又是一個意思。難怪連曾剛自己都害怕這個字眼兒了。
現在，再把話拉回來說。我從凌口大橋回來兩天以後，羅隊長和曾工程師進行過一次談話。這次談話，開頭是私人性質的，結尾就變成純粹工作性質——甚至可以說是政治性的談話了。
許是因為很久沒到羅隊長家來過的緣故，曾剛一走進這個房間，就覺得渾身緊張，好像國小生走進試場，又不能指望這次考試順利似的。
羅隊長卻和兩年以前曾剛最後一次到這裡來一樣，親切而自然地讓曾剛坐在他自己的那把破轉椅上，接著就去沏茶。
照例寒暄了一陣，照例閒扯扯隊里的新聞以後，羅立正在不知不覺中就把談話引入了正題。
“不簡單，不簡單哪，”羅立正拖長聲音說：“可是這幾年咱們祖國建設的成就，不能說不驚人哪。還記得咱們造木橋那時節么？跟現在比比看。真是從前連想也不敢想啊……”一口氣喝下多半杯涼茶，又接著說：“當然，缺點也不是沒有。有，有。就拿你我說，以咱們這樣水平負這樣的責任，誰敢說沒毛病？有，有缺點……”
聽他的語氣，曾剛知道他這段話不過是引子，下面就該把這些話否定掉了。先肯定後否定，一正一反，就分外有力量。果然，羅立正的眼光更真摯感人了，語氣也更加有力量：
“可是，不管缺點怎么多，成績還是最主要的。誰要是忽略這一點，誰就得犯錯誤。就說造橋，就說咱們隊上，有人批評說我們浪費，成本超支，這都是事實。是怎么樣就是怎么樣。賠了錢就是賠了錢。可是橋呢？橋還是造起來了！我們沒來，這一帶黃河上沒有橋，我們一走——這塊兒就有了橋。從無到有，這叫成就。不錯，錢是化多了點，橋可造起來了！……”
說著說著，他就從衣袋裡掏出一塊薄薄的白紙，——這是一篇稿子的“小樣”遞給曾剛。曾剛一看就明白了。這是三分隊一個通訊員寫的一篇稿子。說來說去，原來是為著這件事！他笑了。
這一笑不要緊，羅立正變了臉，站起來在土地上走來走去，疾言厲色地說： “‘領導保守’！‘保守’！根據是甚么？指標低了點？定額落後了？可這是經過局裡批准的呀。況且，工程局屬下段段如此，隊隊如此。說橋樑隊領導保守，就等於說工程局領導保守。這話可不能隨便說……”
曾剛知道這種辯論不會有甚么結果。他早有打算把這些問題鋪開來好好爭論一下，可這不是合適的地方。最好在黨委會議上。他想早一點結束這次談話，就隨便說了一句：
“這篇稿子主要是表揚工人勞動熱情的。這不是，標題就叫‘橋樑隊三分隊青年突擊隊開展雙倍定額運動’。說領導保守，只不過提了一句……”
羅立正忽然在他面前站下，直視著他的眼睛，非常嚴肅地說：
“對，對，問題就在這裡呀。老弟，你仔細想想，工人要搞雙倍定額，這不等於說定額太保守么？定額保守，不就是等於說工程局領導保守么？有心人一看就明白的。這是一。更重要的還是：別的隊，有的連一個定額還完不成。叫上邊部里知道這事會怎么樣？那就得命令工程局在各隊都搞。這一軍，可就要把局長給將住。明明辦不到嘛。部里可就得說，橋樑隊辦得到，為什麼別的隊就辦不到？這還是朝輕里估計。萬一中央負責同志知道了這件事，就許連部的領導都要作難——那就得在全國各地都這么搞哇……”
“那有甚么不好，”曾剛心裡火氣上升，可是羅立正這種說法又不能不叫他覺得好笑：“大家都來超額，有甚么不好？……”
“不，”羅立正伸出一隻手，好像要堵住對方的嘴：“問題是行不通！十個指頭從來沒有一般齊的。我知道，蘇聯有過這么一個運動——叫‘兩倍定額’，可那是蘇聯。不，不行，把蘇聯的玩意兒硬搬到中國來不行。中國有中國的特點。比方說，在蘇聯，可以批評領導，中國就不行。搞大運動，像‘三反’‘五反’的時候，有中央指示，可以批評。平時，沒有指示，我們就不能批評局裡；要批評，也得局裡批准。蘇聯做事講究猛，咱們中國就講究穩，這也是一個特點。凡事都要多多注意中國的特點，就不會犯錯誤了。懂么？……”
這回，是曾剛站起來了。這些話，他聽過不止一次，唯其不止一次，才忍無可忍。他想一下就把想過多少次的意見都朝羅立正兜出來，可又不知先從哪裡開始。要說，就要說得有力量，使對方失去反擊的能力。所以，他遲疑了一會兒，才把話說出來：
“算了，羅隊長。不喜歡的，就說不合中國特點所以不能辦，喜歡的就說這是中國特點必須這么辦。不行，說不過去。
請問你，羅隊長，中國難道只有這些特點么？生產條件落後，機器不夠，領導不提倡，可是工人們還要搞兩倍定額，這叫不叫中國特點？你光說落後的特點，可這些特點，就一點也不需要改變么？因為工人技術低，所以機器常出毛病；機器出毛病，只好用人力。這叫中國特點。那么，把工人技術提高一點，對中國有甚么損失？幹部水平低，工人文化淺，所以只好多開會，只好開長會。這叫中國特點。可是你成天開會，層層開會，幹部不用思想、工人無法學習，怎么能提高？……”他還想說下去，忽然看見羅立正的眼睛裡已經充滿睡意，顯然沒有把他的話聽進去，就不往下說了。
羅立正對於這些抽象問題一點也沒有興趣。他一向只關心具體問題。此刻他想的，是怎樣把這團火給壓住，不叫這篇稿子見報，不叫這惹是生非的什麼幾倍定額運動搞起來。他也構想了：萬一壓不住，局長、副局長對這些東西會有甚么反應……
像平時一樣，在曾剛火氣正盛的時候，羅立正就把談話引到更和平一些的話題上去，頗為認真地和曾剛探討起如何在洪水到來以前把各項準備工作做好，如何處理過期的水泥、不合規格的石料，一直談到下一次隊務會議怎樣個開法。這時，一群群烏鴉從屋頂上呱呱飛過，房屋對面黃土山上層層窯洞裡已經燃起萬家燈火，曾剛呢，也疲倦得要打哈欠，一隻手輕輕地敲著桌子。這時羅立正才把最後一個話題草草結束，站起身來，十分親切地握住曾剛的手說：
“事情總比我們想的要複雜得多。這篇稿子，我看還是不忙發表。跟黨委書記研究一下……”在曾剛的眼睛看不到反對的意思，這才進一步說道：“至於兩倍定額運動這個事，我也並不是反對。這樣的大事，黨委會怎么能不討論一下？我看，最好先在那兩個突擊隊試試點，然後再考慮鋪開的問題。……”
已經走出房門，羅立正已經把曾剛送到街上，才像自己人似的低聲說道： “咱們是老同志，我才跟你說，隊部里有些同志說你太褊狹，只看缺點不看成績。個別的負責幹部還說過，這是不是一種反黨情緒，不然，為甚么盡找領導的毛病呢？……”
曾剛本已朝河岸走去，聽見這最後一句話，猛然站下來。
天色已經很黑，河上吹來的風逼得人透不過氣來，顯然不是談話的時候。他把背對著風向站了幾秒鐘，一句話也沒說就走開了。
世界上沒有兩條完全相同的河流。自然界從來都比試驗室的配方或設計院的圖紙里所反映的要複雜得多。再高明的工程師，也躲不開工作里必然碰到的偶然因素。建設，就是不斷的試探，摸索，創造，發現新的辦法，然後又否定掉它，再去創造更為新穎、更為合理的辦法。設計圖或計畫，是張素描，必須有千百隻勞動的畫筆給它塗抹上各種鮮艷的色彩，才能變成一張真正的圖畫。從挖起第一鍬土、炸下第一塊石頭到安好橋上的最後一根鋼樑，需要民眾想出多少“獨出心裁”的辦法，才能把一座橋樑造得又快又好又省啊！他們不僅能夠想辦法更有效地使用自己的雙手，而且能夠幫助領導把千萬隻手組織得更好，幫助領導早一點發現成熟了的問題，早一點防止或克服可能發生或已經發生的災害。造橋如此，事事如此。
人身上最可貴的品質之一，不就是這種主動性么？在橋樑隊和工人、技術人員們一起度過的這些日子裡，我隨時感覺到他們在為許多事焦慮不安，為許多事議論紛紛。跟他們在一起，你會又興奮，又著急：有多少聰敏的頭腦在為我們國家想事情，有多少顆不安的心在為我們大家的事業憂慮和喜悅啊！但是，許許多多新鮮的思想沒有成為實際，許許多多有益的、明智的意見變成空談。
就在隊長辦公室門外，牆上掛著一個大木箱，上面寫著“意見箱”三個大字。鎖都銹住了，也沒有人投進什麼意見。
工人們每天上下班要經過隊部兩次，也很少有人走進辦公室，坐下來談談。這也難怪：既然意見、建議變成了有效行動的還要受到排斥，談話還有甚么用處呢？隊部里，是另外一種空氣。
隊部里最常用的字眼是“正常”。每周計畫會議上各科室主任回顧七天工作時，嘴裡說的是“正常”；調度電話里、給局裡的匯報上，寫的也是“正常”。
所謂“正常”，就是一切該傳達、該布置、該討論、該計算的都作過了。但是在作過這一切以後，下面存在甚么困難，有甚么問題，民眾有甚么要求或建議，就都不在話下了。
羅隊長只承認局裡來的決定、指標、規章、制度。一切來自民眾的意思、意見、辦法等等，哪怕是實現一個指示所必需的，也不加理睬。倘使一個建議或方案超乎計畫、規定的範圍之外，羅隊長自己還沒來得及想到，就帶著緊張與厭煩混雜在一起的情緒去看待。如果它們不慎觸犯了隊里的秩序，可能破壞隊里的“正常”狀態或違背五年前制訂的哪一條規章；或者——這是特別重要的，如果它們正好不是局裡目前所提倡的，甚至可能是違背“領導意圖”的，就大驚失色地目為異端，說是“冒險”。
羅立正每有機會就向隊部和各分隊的幹部諄諄告誡：
“在我們，最重要的是領會領導意圖。對上級的困難，則要多多體諒。有時候，你以為領導大意馬虎，辦事拖拉，豈不知人家心中有數，這裡面有個意圖……”
執行上級規定，羅立正一向是不遺餘力的，有時甚至可以犧牲一點工作利益。我就見過這樣一件怪事：
砌石拱橋用的方順石，工程局原來的要求是公差不許超過二厘。技術室要求石工這么作。凡超過二厘的，一律算作廢品。做了半個月，打了幾千塊石頭，百分之七十五都不合乎這個要求。工人拿不到基本工資。老工人、技術員提了多少次，說石拱橋上的方順石，不需要這么精密，而且石質確實太粗，不是掉角就是裂縫。吵得凶了，技術室周主任到工地上實地看了看，確實不是工人偷懶，也不是技術太差，這種石頭就是做不精細。回到隊部，把情況匯報給羅隊長，兩人交換了意見，最後由羅隊長簽名給石工隊寫了個命令：
“……為保證石拱橋質量，方順石規格不許擅自更改，必須嚴格執行工程局規定，按原規格要求加工……”
後來事情鬧到了工程局，局裡派人來檢查一次，把方順石規格的公差放寬了四倍——八厘，認為對橋身牢固毫無影響。再回頭找那幾千塊報廢了的石頭，已經毫無蹤影——都給市建設局鋪了馬路了。
羅立正在這方面，從來是有過之無不及的。如果局裡要隊上通知一下職工注意安全，隊部就得叫工人討論三次；如果局裡說，安全問題必須組織一次學習，橋樑隊就要拿一個星期的晚上作報告、組織層層討論。但一個星期以後，隊部也可以根本忘記安全這一回事。
這就叫似是而非。
技術室主任周維本第一個學會了這個“精神”。凡事多說幾個“不夠”，總沒有壞處。各分隊提上來的技術方案、措施之類東西，技術室總要把保險係數在原有基礎上再加大20%。幾百噸水泥、鋼材、木料都在“力求安全”的要求下白白浪費了。可是誰也不能把罪名加在周主任的頭上，“安全第一”嘛，這是上級的指示，周維本又一個錢也沒放到自己腰包里！……
在黨委辦公室里，有一次我和黨委書記章志華同志談起了這個“似是而非”的問題。他聽完我談這段時期看到的這些情況，捏了把菸葉塞到用得發亮了的菸斗里，使勁吸了一會兒，菸葉才算燃著了。他臉上忽然現出一絲苦笑，顯然是想起了不快的往事：
“外邊人、局裡人都說，要說橋樑隊的隊長嘛，那可是組織性、紀律性最強的。誰也沒有他請示的次數多；局裡的甚么指示，橋樑隊也貫徹的最堅決。這倒是事實。可是究竟甚么叫做組織性紀律性呢？中央的政策，不學習；中央的決定、指示不附著局裡的命令就不理會；黨報的社論也從來不大看，說這是針對‘一般情況’寫的，咱們隊是‘具體情況’，不一樣……。”他狠狠地吸了一口煙，嗆得咳嗽了一陣，又說：
“方針是一條：一個人不按報紙的社論辦事，多咱也不會為這一點而受處分。
這不算犯錯誤。按行政命令辦事，即便違反了黨的政策，責任也不會追到下邊來。就是這么個邏輯……”
聽著這位瘦瘦的、因為貧血臉色蒼白的同志這些話，大體上就可以理解他每天工作里遇到的主要困難是甚么。
隊長是黨委委員。黨委會議上多數人作出甚么決議，他從來不反對。黨委書記平時的意見，他也是尊重的。但是，實現任何一個決議、意見，都需要條件。許多條件要靠行政上支持、採取措施才創造得出來，而行政領導人——隊長隨時都可以舉出幾十個具體困難，把他不十分喜歡或認為非當務之急的事給拖下去。誰也不能責備，因為他並不是反對黨委會的決議啊。
黨委書記來了三個月，看勢頭不對，就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到下面去。他憑著長期政治工作的嗅覺，一下子就看中了三分隊。三分隊的曾剛，從三方面給黨委書記以幫助：作為一個行政領導人和主管工程師，他在自己分隊里想盡辦法創造條件，按黨委決議組織起真正的競賽，把工人的每一件可行的合理化建議付諸實現。作為團委會的一個委員，他在三分隊首先成立了三個青年團監督崗，這就大大推動了行政管理、施工組織的改進。最後，作為一個同志，他幫助這位門外漢的黨委書記在一個月之內熟悉了造橋原理和施工組織上的基本原則。
章志華原來想的是，先在三分隊作出個樣子，叫別的分隊跟著走，也可以推動隊部領導改進自己的工作。事情可比他所想的要複雜得多。把三分隊的一兩點經驗傳授給別的分隊，是容易的，要把隊長的根本態度以及這種態度給各科室、各分隊的強大的影響扭轉過來，可就困難得多了。這個影響不改變，好東西也要走樣子。三分隊的青年團監督崗推廣到五分隊，忽然變成了“表揚”崗，每批評一次甚么人，就要在黑板報、大字報上表揚五次別的人，這是隊長來過以後提的意見，說是必須多表揚，監督崗才不至脫離民眾。二分隊的監督崗剛成立五天，就揭發了十三件分隊部、大隊部工作里的拖拉、疏忽和不負責任現象。第七天，團總支書記從大隊部回來，皺著眉傳達了羅隊長的意思：監督崗，主要是監督工人民眾中間的問題，不應把矛頭指向領導，這樣下去有損害領導威信的危險……
一個黨委書記，總不能為每一件這類事情都去找一次隊長。而且，橋樑隊歷來的空氣是不大容易展開什麼爭論的，如果哪個領導幹部對另一個領導幹部的意見迎頭給以反駁，大家會覺得這“不正常”，在場的人都會有幾分鐘不大舒服。章志華自然也不能一點不受這個傳統的約束。況且，問題是即便你決心把問題擺到桌面上來，大家痛痛快快地把真理爭個明白，也仍然不能如願以償，因為對方躲著你的鋒芒，不肯應戰。許多次談話都是無濟而終，不明不白地結束的。
四
我記憶里的羅立正，是一九四九年隨軍南下，抗著幾十斤重的行李披星戴月奔走在京漢路沿線的那個人。那時節，工作確實困難：工人要自己招，自己訓練；器材也要自己去找。
搶修橋樑的限期又十分急促。
多少次晚間，我們在帳篷旁邊燒起一個火堆，一面烘烤著濕透了的衣裳，一面海闊天空地閒扯。年輕人看著熊熊烈火談話，又怎么能不海闊天空呢？
“等仗打完了，我還要修橋，”羅立正說，“把技術好好摸摸，帶上一批人，機器——那時候準有機器啦，到黃河、長江上把大橋一個個地架起來！……沒有橋，就沒有路。造橋的人走過去，後面的人就不怕甚么大河、溝壑，可以一擁而過了……”
我們從造橋談到造汽車、拖拉機，談到坦克大炮，然後又回過頭來談到造橋。 “你們見過拱橋沒有？”羅立正又問火堆旁的眾人，自己回答說：“最漂亮了。像條帶子。咱們現在只能造石拱橋，要是能在黃河、長江上造一座鋼拱橋，那該多美……”
他似乎為自己的幻想害羞，輕輕地笑了。火光照著他紅紅的臉，發亮的眼睛……
經過六年時光，從前是夢想的，現在都有了。羅立正，就是這個人，已經在黃河上造了不止一座橋樑，中國第一座大拱橋，也要在他手下豎立起來了。
奇怪的是，現在羅立正並不為這些感到興奮。當然，回顧這幾年成績的時候，他並不是不感到驕傲，疲乏的臉上也會露出微笑，但一會兒也就過去了。
要說羅立正對什麼事都平淡，那也不對。我的朋友有了新的嗜好。他愛打獵。幾乎成了規律，每逢星期三、四，他總要自己開著吉普車到曠野里去打黃羊。有一天晚上——大概是星期四，他從城裡回來，一見我，就把我拉到他房裡，泡上兩杯紅茶。一面擦著獵槍，他就一面連說帶比劃地對我開起講來：
“奇遇，真叫奇遇呀！剛才路上，碰見五六隻黃羊，見了汽車也不跑，倒站在公路中間，伸直脖子，瞪著小眼睛看汽車燈。我把子彈裝好了，瞄準了，手都扳住了槍機，可是心忽然那么一軟，就鳴了下車笛，把它們趕跑了，有意思，真有意思……”
他自己跟自己笑起來。我忽然發覺，在講小黃羊的這一剎那，他的容貌、神情跟一九四九年那時非常相似，好像就在火堆旁邊講幻想那個模樣……
然後，他又對我講起另一次打獵時為了追趕黃羊怎么把汽車弄到草原上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地方拋了錨的故事。說完，就打開抽屜，拿出一個小匣子，戴上一隻放大眼鏡，修理起表來。這也是他的一個新嗜好——晚上沒事的時候，在靜靜的房間裡靜靜地修理修理手錶、懷表。隊部里的人知道隊長有這個特長，表出了毛病，都找他修理。羅立正呢，也把這當作一種消遣。
是的，羅立正變了。經過這幾年鍛鍊，他確實比從前成熟得多了，可時間好像也在他身上注入了一些別的東西。我一時說不清這變化是甚么，但記得從前的羅立正對任何事情都有興趣，總想親手摸一摸，現在呢，他有點討厭具體的、繁雜的事情。幾次隊部的計畫會議上，各科室的主任提起一些問題——例如計件工資實行以後定額不合理、工人有意見之類的問題時，我從默默無言的羅立正的臉上看見的，總是淡漠和煩躁混在一起的表情。局裡常常找他去開會，又往往是隊里事情最忙的時候，這時，羅立正常常把通知捏在手裡給別人看，作出哭笑不得的樣子，意思是：看，又來了，真沒辦法呀！可是一進城，就是兩三天——其實第二天就回來也是可以的。有兩次，我也參加了會。羅立正坐在離我不遠的地方。幾個鐘頭的報告和發言，雖然是長了些，可是應該說還是挺有內容的。我看羅立正，只見他不是在筆記本上畫圈圈，就是和旁邊的熟人開個玩笑甚么的。他既不去聽人們的發言，也不覺得坐在那裡有甚么無聊。是啊，開會時不必作主席或發言，要比在家裡聽自己工作里的問題輕鬆得多啊。你可以坐在那裡，甚么也不想，甚么也不作，時間就滴滴搭搭溜過去的，又不能說你不是在工作。……
要說變化，還有一點。看見甚么事跟自己想的不同，或者只不過是自己不能理解，他不懷疑自己，卻時常輕蔑地評頭論足，有時簡直就是嘲笑：
“看見了么，曾工程師看《紅樓夢》呢，”有一次他忽然把嘴對準我耳朵說，見我莫名其妙，又重複一遍：“團委委員，又是工程師，居然看起《紅樓夢》來！有意思，真有意思！”
我想說，這有甚么奇怪，一個橋樑隊長、黨委委員一兩個星期不摸報紙，從來不看小說才是怪事呢。
我不禁想起一個笑話來。一個人生了懶病，成天躺在床上，還認為人的最正常的姿態是躺著，於是覺得別人在地上走路是反常的，自己拚命打哈欠，來嘲笑這些反常的人，並以此糾正別人的腦筋。
……四月底的一天傍晚，我從凌口大橋工地搭羅隊長的車子返回隊部。車子是他自己駕駛的，我坐在他旁邊的座位上。
是個大風天，車子在茫茫的黃土煙霧中緩緩前進。車前面的小旗桿被暴風打擊得不住地顫抖。沙粒從吉普車的每個空隙鑽進來。我好像能夠感覺得出，沙土怎樣漸漸塞滿了我的頭髮根。
我的朋友這天心緒很不對勁。從上車起，一句話也沒說，皺著眉直瞅著車窗外的滾滾黃沙，雙手小心地調整著駕駛盤。
走了約摸有十幾分鐘，他忽然狠狠地吐了口唾沫。我以為他是在吐口裡的沙土，可是他接著就說：
“一團火！……”
我才知道，他是在回想方才在三分隊和工人們一起開的會。出了一個誤會：羅隊長本是來給大家作報告的，工人們卻七嘴八舌地給隊部提起意見來。這當然不很痛快。
“你帶過隊伍么？”他把頭朝我這邊偏一點，眼睛卻仍然看著前方說：“有句老話，叫‘帶兵如帶虎’。我看，帶工人比帶兵困難得多。我真羨慕部隊的幹部。部隊，用不著叫戰士討論作戰計畫，戰士給團長提意見，更不許可。……可是我們這兒呢，說話的人多還是小事，說不準哪一天就給你鬧出個亂子來。出了事，作領導的就得首當其衝。……”
我反駁他說，工人儘管提意見，勞動紀律和技術紀律一般還是遵守的。我在橋樑隊住了半個多月，還沒見過隊部的哪一道命令下面不執行的。
“可是他們有多少意見！要天也得給半面！”羅立正使勁搖了幾下頭：“再說，你知道我們乾橋梁的有多少犯錯誤的機會么？颳風下雨，洪水流冰，老天爺不跟你商量，這是一。水底下情況，摸不著看不見，這是二。上面的政策、決定、指示不能疏忽，這是三。現在又多了一個四——人民監察室，建設銀行的監督，工人的意見……”
車子前面出現了一個標誌牌，上面畫著像幾條閃電連在一起似的記號。路的右邊是山，左邊是峽谷，前邊是一條和那記號同樣形狀的道路。走過這一段曲曲彎彎的路，羅立正才繼續談下去：
“我常想，有了黨的正確領導，我們還需要作甚么呢？”他停了一下，好像要讓我也想想該怎么回答這個問題，過一會兒接著慢慢說下去：“就是一條：不犯錯誤！不犯錯誤，就是勝利！就這一條，也很難做到……”
這話，聽來有點道理，可又不完全對。把這話跟我這些時候在橋樑隊所見所聞聯繫起來，我才明白它的意思。假定我們此刻乘著的不是個車子，而是條輪船，這位水手在說：好，停下來罷，這樣保險觸不了礁。……不，航行的目的不是不觸礁，工作的目的不應該是不犯錯誤！
看了看緊閉著嘴陷入沉思的羅立正，我覺得現在才終於了解了他。
天完全黑了。車燈光里，是一片灰塵的海。我們的衣服，皮膚上已經罩滿了一層黃黃的灰塵。灰塵塞住鼻子，呼吸都覺得乾辣辣地有些困難了。
五
四月底，黃河的水發黑了。
這是警報，洪水就要來了。這一帶，造橋的人每年要兩次面對自然的威脅：春季的洪水和冬季的流冰。
眼看著水位一天比一天高，流速一天比一天急。工人們的心比水還急：不趕快把橋墩搶修出水面，就要扔掉半年時間，到秋天，洪水退了，才能繼續施工。工作速度一鼓勁地加快了。
洪水也不讓步。它要搶先。它橫衝直撞地朝橋墩工程襲來，要衝倒立在河心的鋼板樁。
水文站每天幾次來電話通知水位，流速的發展。能夠安全施工的日子屈指可數了。但黃河上兩座大橋，有兩個橋墩還在施工。鋼板樁有被衝垮的危險。
五月七日這天，拱橋的一號墩鋼板樁迎著水頭的那一面：
有點向後傾斜了。繼續施工？還是先去把鋼板樁加固？主管工程師拿不定主意，向隊部請示。羅隊長跑到橋頭看了看，又跑回來，愁眉深鎖，憂慮重重：繼續施工吧，不一定能搶修得出來，鋼板樁被衝垮或是水淹了人可怎么辦？停止施工吧，萬一洪水來得太猛，以後無法把橋墩搶出水面，這責任誰負得了？需要決定，即刻作出決定。可是這太困難了啊：無論怎么決定，都沒有十分把握，倒有七分犯錯誤的可能。要負責任，這責任可擔待不了啊……
急中生智：請示工程局！再沒有比這更如意的辦法了。只要處長或局長說話，一切問題，一切困難就都不存在了。
於是，羅隊長拿起電話耳機來。處長不在，副處長也不在。第二次拿起耳機，仍然不在。第三次，交換台算是從會議上把處長找來了。可是，羅隊長總算還在河邊看過，處長卻看也沒看見水勢怎樣。自然需要考慮。約好了，夜裡來電話，通告處理的意見。
就在羅立正站在電話機旁著急、對話的時候，黃河的水朝河心的鋼板樁一次又一次猛力打來。下午五時，就是羅隊長好容易在耳機里聽到處長聲音的時候，圓圓的鋼板樁變扁了，整個朝後仰過身去。河岸上的工人張羅著要上去搶救裡面的機器。可是這已經確實要冒險了，誰也不放他們上去。五點半鐘，便橋的木頭吱吱嘎嘎地響了起來。下午六時，鋼板樁前面的便橋叫河水給沖斷了。七點鐘左右，周副隊長仍然在辦公室等著電話，外面傳來民眾驚呼、忙亂的聲音。羅立正不看就知道出了什麼事。但他還是跟著眾人朝河邊走去。他走到河邊的時候，鋼板樁已經沒有了影子。在他身旁，一個工人哭了。
“一百多根鋼板樁，怎么打撈啊？”
‘不打撈也不行，橋墩還得修在這塊地方……’“抽水機也給沖走了……”
工人們議論著這次災害造成的損失。隊長比他們清楚得多，他早都想過了。打撈費、材料費、工時損失費……，你如果要，他可以在十分鐘內就計算出來。他想的是另一回事：
“萬幸，萬幸，電話總算打通了——不管怎樣，我請示過了……”
就在這同一段時間，凌口大橋上發生著另一件事。
凌口大橋離大拱橋有十幾里路遠。打在拱橋橋墩上的洪水，幾分鐘以後就朝河口大橋的橋墩上衝來了。
五月七號早晨，曾剛從橋頭帳篷里走出來的時候，河水快跟五號墩樁子掃平了。下面，基礎還差六寸多就可以落底。
但是洪水每分鐘都可能衝垮便橋，斷絕工人的後路，隨時都可能打進橋墩工事，把工人埋在裡面。
“橋墩不出水，就要影響通車！”
“瞧這水頭，快有你高了。”
怎么著也得把它搶出來！”
工人們議論紛紛。曾剛馬上召集積極分子開會討論：能不能繼續施工？如果能夠，有甚么辦法保證安全？
還沒等會議開完，這天早晨接班的基礎工就成立了突擊隊。這群小伙子穿上膠皮衣褲走過顫顫悠悠的便橋去上班，並不是不擔心：只要洪水耍個急躁，就準保有去無回呀。但是誰都知道這八小時多么重要，也相信主管工程師和老工人們有辦法，不會叫他們吃虧。
前一天，就作了準備。修理了便橋，檢查了一切鋼索，調換了鋼板樁下的抽水機，在鋼板樁中間加了一道支撐，上面還加了一圈土口袋。這天的會議上又想了許多辦法，方針是：
能堅持，就多堅持一分鐘；水情劇變，就立即停止工作。黨團組織在工人中間也作了工作。
水下，破碎機加快了鑿岩速度，響聲連成一片。梯子上設定了專人注視著岸上，手裡緊捏著電門——岸上一搖旗，他就要關死綠燈，打開紅燈，命令工人們撤退。工人們卻誰也顧不得仰頭去看燈。
河上水漲一點，沉井下面馬上就覺得出來。到中午，水都沒了工人們的膝蓋。下午二時，鋼板樁的支撐被洪水硬給擠斷了，水從鋼板樁的縫子裡撲撲地淌進來。工人們不敢挺直腰板——一挺身，就灌一脖子水。水一股一股地湧進來，抽水機的大管子都抽不幹了。工人們仍然支持工作，沉井緩緩地下沉著……
這個時刻，分隊辦公室里電話響了。沒人接。過了幾分鐘，又響了。還是沒人接。電話執拗地響個不停，一個過路去接班的工人進來拿起了聽筒。電話里說，據了解，凌口大橋的便橋不行了，必須馬上拆掉。這工人告訴它，便橋昨天早已修好了，要拆也不行——沉井下面的工人們怎么回來啊。
電話里的聲音沉默了一會兒，又說，必須停止施工，等待局裡指示，還要找曾工程師說話。這工人放下耳機，朝工地走去。他在橋頭上見了曾工程師，想叫他來接電話，可是又一想，算了，搶工要緊，現在就是要誰放棄工作他也不肯乾的，於是，就脫下棉衣，換上膠衣，走上了便橋……，電話還在辦公室里等著，就再也沒人理會。
沉井下面，水還在上漲。人們工作四小時，就疲勞了，石粉嗆人，空氣也不是味道。曾工程師下令，把三八制工班改成四六制，另外隨時準備一批人接替疲乏過度的工人。
……天剛撲亮，沉井落底了。最後一班工人順梯子爬上水面時，耳朵震動得甚么也聽不見了。心裡呢，可著實歡哪，就像燒了把火似的。一上來，沒顧水面已經把便橋給浮了起來，就扯著嗓子朝岸上喊：
“提前啦——！”
“交——出去啦——！”
“這邊沒問題啦——！”
岸上，人們早已在等著這個訊息了。
事情可還沒完。砌石工接著就爬上了橋墩砌鑲面石。說也緊張，工人在上面砌，水在下面漲；石頭起一層，水漲起一層。剛把鑲面石作完，水就淹上來了……
人們都輕鬆地喘了口氣：就靠這二十四小時，真險哪！但他們沒有歡樂多久。幾分鐘以後，他們得到一個喪氣的訊息：
拱橋的一號墩叫洪水給衝垮了。
六
在離開橋樑隊以前，我來到河邊和未完成的拱橋告別。
這將是一座多么漂亮的橋樑啊！從南岸揚起的第一個拱架，活像一隻雄鷹的翅膀。如果一號墩修起來，那么另一隻翅膀也該張開了。現在，在河心僅有的一個橋墩的北側，露出幾根鋼筋，拱架卻沒有了，就像甚么人一刀砍斷了這隻翅膀，只剩下幾根筋骨似的……
令人惋惜的，當然不僅是這一座橋樑。半年以後，被衝垮的橋墩仍然要樹立起來。火車仍然要從這橋上開過。人們仍然有機會欣賞這座雄偉的大橋。另一件事遠比這件更為重要。
我向羅隊長、周主任告別。天氣已是黃昏時候，工地上一片寂靜。往常這個時候，工人們正來來往往交班，最熱鬧不過了。一號墩衝垮以後，各項工作大都停了下來，於是整個工地便沉陷在對於這個不幸事件的哀悼之中。看見這副景象，我不禁嘆了口氣。羅立正跟著也嘆了口氣。但是我知道，從最近他寫給局裡的報告看，他並不認為自己在一號墩事件上有甚么責任。洪水來得太早，自然災害，有甚么辦法呀！……
每逢提起一號墩的事，羅立正總是苦笑著搖頭。起初鬧不清他這笑和搖頭是甚么意思，仔細看了幾次才恍然大悟，這意思是：有甚么辦法呢？倒霉事都叫我們攤上了。今天，嘆氣之後他又這樣苦笑起來。
我忽然想起周主任最愛說的一句說，也苦笑著說：“造橋，不容易啊！”
“是呢，不容易啊！”周主任馬上發生了共鳴：“好在，這次沒出人身事故。
一個人也沒有死。這么大的洪水！來得又那么突然！不死人，這不簡單哪……”
羅隊長馬上又把問題提到哲學的高度，說：“就是，就是。
不可避免。誰讓老天爺不跟咱們商量呢！光憑主觀願望辦事，就是行不通。不可避免的，就是不可避免……”
我想問：假如既不讓橋墩衝垮，又不出人身事故，豈不是更好么？三分隊的凌口大橋跟拱橋同在一條河上，不是也避免了“不可避免”的災害么？
一路上，我的思想里不停地翻騰著這個問題。是的，在我們建設初期，由於缺乏經驗，不能不遭受一些不可避免的損失。今後，經驗不足、自然災害也是不能完全防止的。但是，我們少煉出的每一噸鋼水、少鋪下的每一根鋼軌、糟蹋掉的每一方木材和多耗費的每一元資金都是“不可避免”的么？就在今天，條件完全一樣的兩個地方，事故次數、工作速度和成本與質量的高低懸殊很大，這又怎么解釋呢？
五個月以後，一九五五年十月里，毛主席“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發表了。隨著農業合作化高潮的到來，隨著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高潮的開始，工業建設戰線上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這一年年底，工人們聽到了毛主席關於反對右傾保守、加快建設速度的指示。工人們說，“毛主席給咱們撐腰了！”
一個空前規模的勞動高潮首先從遼寧省、從撫順的礦下和瀋陽的車間裡出現，緊接著就開始在全國各地形成。民眾的勞動熱情像潮水一般，衝破保守主義者設下的堤防，捲走了許許多多據說是“祖傳下來”因而“動不得”的東西。工人們揚眉吐氣，用自己的雙手修改了計畫和指標，擴大了先進生產者名單，打破了許許多多似是而非的迷信。大批大批昨天的“落後分子”擠入了最前列，一天干兩個定額的青年突擊手們越來越多了。
過去也有過勞動熱潮，有過民眾性的技術改革運動，但哪一次也沒有這么廣泛，沒有這么迅速；這是第一次，民眾競賽的矛頭首先指向保守主義和官僚主義。一再斟酌、壯著膽子擬出的規劃，一拿到工人大會上就被更高的要求給突破了。愁壞了計畫工作者，忙壞了搞原材料供應的人……
二月里，我為一個採訪任務去西北，路上忽然想起了老朋友羅立正和他的橋樑隊。這位仁兄今天在幹些甚么？還是那么泰然自若么？還是在民眾大會上擦著汗朗讀自己修改了幾次的檢討呢？想起這些，我忍不住要笑。
我決定順便去看望看望他。
從高蘭市乘公共汽車走二十多分鐘，就到了西岡鎮。從這裡，還要翻過幾個山頭，才是橋樑隊隊部的所在地。
這裡剛剛下過一場大雪。沿著路軌走那段平路還沒有甚么，上山的時候可就有點艱難了。我身上的老羊皮大衣驟然增加了十幾斤分量。翻過兩個山頭，我就累得滿頭大汗了。
走上最後一個山頭，我不由自主地站住了。面前是一片迷人的雪景。無邊的白雪罩住了目所能及的一切。黃河不見了。沒有風，縷縷炊煙從窯洞和土房的門前像條線般向空中升起。在一片靜穆之中，沐浴著陽光的枯樹枝兒和一兩聲吱喳的鳥鳴，透露著分外強烈的生氣。我張開嘴，狠狠地吸了一口清鮮的、帶著一股甜味的空氣。春天要到了。
陽光在那屹立在河心的拱橋石墩上抹下了最濃的色彩。
這時我才看見，一群稀稀拉拉的黑影在河邊雪地上來回移動。
對岸也是一樣。定睛看去，才知道這些工人們是在搬運木樁。
一定是一號墩的重新修建又要開始了。我在編輯部看過來稿，說是五月的事故發生以後，在洪水的威脅下，半年多時間橋墩不能動工。十二月才請來潛水工人，在河底把一百多根鋼板樁一一拆開，有的還要一段段鋸開，然後才慢慢打撈上來。
看來這些工作都已經做完我身後傳來吱吱咯咯的踏雪聲。回頭一看，原來是兩個工人趕上了我。那個子稍矮的一個，穿著一身染滿了油垢的黃色棉大衣。看見我，他忽然站了下來，然後就邁著大步跑來拉我的手。原來他是起重工張廣發，從前教過我認各種繩扣的。我們一起朝隊部走去。這三里地路上，他忽而興奮、忽而氣憤地對我追述著半年多時間裡橋樑隊發生的事情。他的臉通紅，冒著熱氣，眼睛顯得分外地黑白分明，露著一股稚氣。我奇怪為甚么他一句也沒提到他十分敬愛的曾工程師。問起曾工程師，他忽然站住，直瞪著我驚訝地問道：
“怎么，你還不知道曾工程師早就調走了？”
這回是輪到我驚訝了。他這才說道：
“那還是六月的事，半年多了……”
他的同伴，一路上一言未發的，這時忽然開口糾正他：
“哪是六月，五月底么，棉衣還沒脫下來呢……”
“對，許是五月底，”張廣發鄭重其事地說下去。顯然，這次人事調動在他們看來是橋樑隊的一個大事件：“搶修五號墩過去沒幾天，就給調走了。這都是咱們聽說的。那幾天隊部里成天開會，我們還以為是檢查一號墩衝垮的事故呢。後來才知道是討論曾工程師跟周主任的關係問題。說是，兩人都有缺點，曾工程師驕傲自滿，周維本也有毛病……。最後領導上的意見是兩個人里一定得調走一個。我就不信曾工程師有缺點，可沒想偏偏就把曾工程師給調走了……”
“那也不是，”那個個子稍微高一些的工人說，我這時才發覺他年紀要比張廣發大得多，四十歲總有了：“曾工程師也不是一點缺點都沒有。驕傲，大概也有點。可是人年輕，做事怎么能沒有點不是？就說你，張廣發，要挑毛病也總能挑出一簍子。你別笑。……我是說，不能光從這上看。凡事都得先把誰是誰非弄清楚。主任跟工程師不和，不能說兩人都不對。早先勸架的常說，一個巴掌拍不響，可是這一件跟吵嘴打架是兩碼事……”
“就算是兩人都不對，為什麼單把曾工程師給調走呢？我想不通！”張廣發說完把嘴一閉，臉更紅了。
“吳書記的意思，是兩個都不調。要調，就調主任走。局裡說，鬧關係，就得拆開。偏巧水泥成品廠缺人。也怪，偏巧就非曾工程師這樣的人去不可……”
我們已經走到最後的一個斜坡。隊部辦公室屋頂上滴下的雪水，都看得清清楚楚了。我辭別了兩位同伴，就朝隊部走去。
我推開門，就走進隊長辦公室。羅立正正伏在桌上，聚精會神地好像在寫甚么。仔細一看，原來他還在修理手錶！見我進來，他驚呼一聲，就過來用左手緊緊握住我的手——右手上儘是油泥。他滿面笑容地和我寒暄。他一點也沒瘦，還是滿面紅光，倒還胖了點。忽然間，他非常嚴肅地板起面孔，小聲問我：
“聽見中央的指示了么？”
不等我回答，就一面沏著紅茶，感慨不已地說：
“英明啊，黨中央真是無限英明！你說，咱們怎么就那么遲鈍呢？故步自封，故步自封啊！”
接連歌頌了幾句黨中央英明之後，他瞅瞅我，忽然妙不可言地大笑起來。喝了口紅茶，才說：
“小腳女人，哈，小腳女人，我們都是工業方面的小腳女人啦！哈……沒長犄角， 我們都沒長犄角啊……” 一陣笑聲過去以後，他擦著眼淚，慷慨激昂地說：“豁然開朗，真叫是豁然開朗啊！誰說不保守？誰說中國沒有官僚主義？啊？我們不就是？……”
我忽然想起一個熟識的廠長。這人平日矢口否認他有資本主義經營思想。為了我們報紙上的一篇批評稿里有這個字樣，他竟爭辯到面紅耳赤，不肯退讓，官司一直打到黨省委工業部。可是上面一批判這類現象，大家都或多或少地檢查出這一類思想的時候，他又逢人便說自己就是“最典型”的資本主義經營思想的代表，而且作了“深刻”的檢查。這次反保守鬥爭，他又是奮勇承認自己是“最典型”的一個。而且多么巧，這人在談到這些話的時候，也像今天羅立正這樣大笑。連笑的聲音都那么相似！
羅立正接著又談了許多事例， 證明“我們” 過去是如何保守。他說了那么多“我們”，從話音里看，他這“我們”里既包括了他，也有全體幹部和一切工人，好像除了黨中央，大家都保守，而羅立正只不過是其中的一個而已。
我提醒他，不久以前就在這個橋樑隊，有人反對過保守，可是保守主義者不僅自己不長“犄角”，也不許別人頭上長這類東西，把一切意見、建議都給打回去了。
他不笑了，可也沒怎么介意，隨便說道：
“那時節，還不是誰都一樣？沒有中央的指示嘛……。”沉思了一會兒，他忽然若有所感，激動地說：“這就叫黨的領導啊！有了黨的領導，我們還怕甚么？啊？還怕甚么？無論甚么問題，中央都想得周周到到，遲早總要解決的。”說完，他又笑了。
不知是因為黃土牆上那隻大鐘的響聲太單調了呢，還是因為羅立正的笑容過於熟悉了，我覺得煩悶起來。我信步走到窗邊，向外面看去。拱橋附近燃起的燈火，像星星似地在藍色的黃河上顫抖。這個勞動日的第三班開始了。這些將要在零下十幾度的嚴寒里工作的共產黨員、青年團員和普通工人們，是不是也在想“反正有了黨的領導，一切都沒有問題”呢？……
在這裡再坐下去，已經無聊，可是我還是隨便問了一句：
“隊里的反保守進行得怎么樣了？”
“自下而上，”看來他非常樂於回答這個問題：“我們是自下而上地搞，民眾性的。先由工人、技術人員檢查自己的保守思想，領導上加以批判，再由小隊長、領工員檢查——這些幹部，保守思想最嚴重。然後，各分隊、各科室的幹部再作自我檢查……”
我打斷他，問道：“隊長甚么時候才檢查呢？”
他又笑了，拉開抽屜，拿出一大本檔案遞給我，胸有成竹地說：“呶，都在這裡頭了，兩年規劃。”他走過來，拉住我的胳臂親熱地說：“寫篇文章，報導報導我們罷。寫罷，寫我們的保守也行。嘿，對，我可以給你找個典型，周主任！技術室的周主任！”
一股十分激烈的失望感忽然在我心頭升起。又覺得懊喪而氣憤。我曾以為，在今天這樣全國性的高潮正在形成的時候，反掉保守、至少使保守者清醒過來該不是太難的事。我想錯了。困難恰恰在於羅立正這樣的人並不抵抗這個浪潮，困難在於問題不僅是個保守思想……
外面，暴風從夜的黃河上呼嘯著、翻騰著飛過。透過窗子，好像也能聞到春天
的充滿生命的氣息。北方的春天派狂風為春天掃路來了。
我的朋友呢，還坐在那裡，眼裡凝結著睡意。
春風啊，你幾時才吹進這個辦公室呢？
1956年2月
（選自《人民文學》1956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