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過1894年甲午中日戰爭的慘敗，完全暴露當時的軍備陳腐，無力抵禦外侮，於是決定創建新軍，挽救危亡。初擬全國逐步成立36個鎮(相當於師)分駐各省，由各省督撫負責編練。其中近畿6個鎮首先著手編練，由當時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凱主持其事，即所謂北洋練兵。
同時，為了培養初級軍官、軍佐，先後設立北洋速成武備學堂(1906年8月改稱陸軍速成學堂)於保定，設立軍需學堂於北京，設立軍醫學堂於天津。袁世凱派段祺瑞為北洋軍學督辦，管理各軍事學堂事宜，督辦衙門設於保定。當時近畿6個鎮的幹部只有少數畢業於以前的天津武備學堂，大部則是行伍出身。為了培養高級軍事人材和參謀人員，於1906年5月又創設陸軍行營軍官學堂於保定(該學堂即系陸軍大學校的前身)，亦隸屬於北洋軍學督辦，段祺瑞兼任該學堂督辦。其第一期學員，僅由近畿6個鎮及軍事機關的優秀官員選送入學；第二期學員來自近畿6個鎮及湖北、江蘇兩省；第三期學員才由當時已經編練新軍的各省考選保送。
1909年清廷罷免了袁世凱職務，近畿6個鎮及陸軍行營軍官學堂均由陸軍部大臣蔭昌直接管轄。後清廷成立軍咨府，以載濤為軍咨府大臣(其職權相當於後來的參謀總長)，1910年撤去北洋軍學督辦衙門，調任段祺瑞為江北提督，其所管轄的陸軍行營軍官學堂改隸軍咨府(北洋陸軍速成學堂及軍需、軍醫學堂則改隸於陸軍部)。該學堂改隸後，由軍咨府命令改名為陸軍預備大學堂。
1911年秋，武昌起義，清廷被推翻，學堂停辦。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設立參謀本部，將學堂由保定遷至北京，隸屬於參謀本部，由部令正式命名為陸軍大學校(簡稱“陸大”，下同)，召集第三期學員復學。1932年陸大由北平遷往南京。抗戰時期，曾經長沙、遵義輾轉遷至重慶。抗戰勝利後，仍遷回南京。
陸軍大學校址遷移及學校經歷過程
從1906年創辦至1949年新政權建立為止整個43年的歷史，按校址所在地，依次分為7個時期敘述如下：
(一)保定時期(1906年5月-1912年3月)
1906年學校創辦於保定，段祺瑞為督辦，張鴻逵為監督。5月8日開學，學員分為速成、深造兩班。1909年春先後畢業，合稱為第一期。同年9月，速成班第二期修業二年期滿的學員畢業，是為第二期。
1909年11月，第三期學員入學。不久，督辦段祺瑞他調，取消督辦、監督名稱，改為總辦，由原任監督張鴻逵升任。
1911年秋，武昌起義，推翻清廷，在校的第三期學員暫時解散，校務停頓，等候處理。
在此時期，學校自開辦以來，所有教育計畫和課程安排完全操在當時所聘請的日籍總教官之手。
(二)北京時期(1912年4月-1932年1月)
中華民國成立後，1912年4月學校奉令遷到北京西直門大街崇元觀，召集第三期學員復學，次年11月畢業。同時，參謀本部命令：原任總辦張鴻逵外調，總辦改為校長，派胡龍驤充任。1914年，為了收回教育權，決定廢除外籍總教官負責制，改由本國人充任教育長主持教務，首任教育長為江壽祺。具體辦法是，所有日籍教官，凡是契約期滿者不再續聘，逐漸選用本國有相當軍事學識的人接充兵學教官；少數契約未滿者，亦只與本國教官研究教學有關事項，不再直接講課，至其契約期滿為止。按學習內容需要，規定學制，從此各期均為三年畢業。
此後，自1914年至1922年間，學校負責人雖然有所調動，尚能順利地續辦，畢業了第四、五、六期。只是到1922年冬第六期學員畢業後，因連年內戰，財政支絀，校務停頓年余。1924年8月才繼續考收第七期學員入學，至1927年8月畢業，即考收第八期學員入學；但至1928年夏，因受國民革命軍北伐的影響，學校又曾停頓數月，第八期學員暫時停課。
戰爭結束，國民政府派劉光到校接收，籌備續辦。1928年9月，第八期複課，改由蔣介石兼任校長，派黃慕松為代校長，周斌為教育長。
蔣介石為了能迅速地招收和培養黃埔軍校出身的學員，不待第八期學員畢業即提前考收第九期學員，於同年12月入學。又因北伐結束，部隊整編編餘的高、中級軍官申請學習者甚多，臨時增設特別班，學制為兩年，是為特別班第一期，與第九期學員同時入學。此時，因學校班次增多，原有校舍不敷套用，故第九期學員改在北平祖家街前陸軍測量學校授課，特別班另在新街口前航空署舊址授課。
此時蔣介石開始掌握陸大，急需利用為其培養骨幹，因此同時在校學員空前陡增至三期之多。蔣為解決師資不足問題，特派其當時新聘到的德籍顧問古稀、王恩翰等人來校任教，後又特派時任總參謀長的楊傑到校數月，專為講授《大軍統帥》一課。
1929年夏，蔣介石北上視察時，曾幾次到校點名、訓話，但終覺不便就近直接控制，故於1931年第八期、第九期和特別班學員先後畢業離校時，即下令學校迅速遷到南京。
(三)南京時期(1932年1月-1937年8月)
1932年1月，學校遷到南京薛家巷前編遣委員會舊址。楊傑接任校長，王澤民任教育長。為適應需要，學校積極擴充規模。
這一時期學校各處負責人是：教務處處長鄒燮斌，鄒病故後，宗明繼任。編譯處處長史久光，史調要塞炮兵學校校長後，宗明兼任。副官處處長董樂山，董病故後，趙復漢繼任。騎術處處長鬍靖華。軍醫處處長史國藩，後由軍醫史國英代理。軍需處處長吳廷紀。兵學研究院主任由楊傑兼任，後由兵學教官張亮清兼任。國民黨特別黨部書記長劉冠世。
先是1932年1月，遷校工作與第十期學員招考事宜均已完畢，原訂於2月開學，後因日本帝國主義在上海發動“一二八”侵略戰爭的影響，該期學員延遲至4月才召集入學。
學校南遷後，為了準備和培養師資，曾邀請以前各期畢業學員中對於軍事學術較有研究者約10人到校為預備教官，組織形式初名兵學研究會，楊校長親自主持研究。1932年8月再選招第二期，才正式改稱為兵學研究院，入院研究者稱為研究員，研究期限為1年。
同年12月，第十一期學員考收入學。從此改變以前每隔三年才能畢業一期而不敷需要的狀況，開始建立新的制度，即每年畢業學員一期，招收學員一期，以便逐年能向部隊和機關輸送一批新生力量。
以前在北京時期，學校主要課目多由外籍(初為日本，後為德國)教官講授。南遷後，校長楊傑大力扭轉此種情況，設法儘量聘請本國教官，儘量親自協助指導戰術教官備課，逐步地將教育職責轉移到由本國教官承擔。此時，雖然尚有少數德籍教官(史培曼、斯達開分擔講授小戰術，古稀講歐洲戰史，施太秋講空軍戰術，王恩翰講後方勤務，克補卜講輸送學)及白俄教官(布爾林講諜報勤務及大戰原理，多馬舍夫斯基講要塞築城)，但是主要的師、軍戰術已改由中國教官張亮清、何成璞、林熏南、徐祖詒、吳石、梅鑄、宗明、張秉鈞、郗恩綏等教授。
1933年11月，第十二期學員入學。是時，楊傑奉派赴歐洲考察軍事，校長職務暫由參謀次長黃慕松兼代。
1934年夏，楊傑考察歸來，同年9月招收特別班第二期入學。至此，同時在校共有四期學員，是為學校發展最盛時期。
同年12月楊傑建議：為了形成“一個軍事領袖”以利對日備戰，將包括陸軍大學校在內的所有各軍事學校原任校長一律改為教育長，統讓蔣介石兼校長；各校行文對上改由教育長某某署名代呈，對下均用校長蔣介石名義下達。這一迎合蔣介石心理的意見，立即被採納，通令照辦。故蔣介石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兼參謀總長又兼陸軍大學校校長，楊傑則以參謀次長兼任陸大教育長。此舉實際只是原任教育長王澤民一人被調離校，無它變動。
1935年第十期學員畢業，同時第十三期學員入學。在第十期畢業學員中，根據兵學研究院的要求標準，開始選留10名為該院第三期的研究員，以備補充師資。以後各期正則班學員畢業時，沿例或者單獨的、或與同時畢業的特別班共同選留一期研究員。
同年12月第十一期畢業，也曾選留10名入第四期兵學研究院；同時第三期研究員結業，第十四期學員入學。
1936年12月第十二期畢業，亦選留第五期研究員；同時第十五期及特三期學員入學。1937年8月特二期畢業。
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軍又在上海發動侵略戰爭，南京受到威脅。為了適應長期抗戰需要，學校奉令西遷長沙。此時，因日德法西斯軸心將近形成，我國全面抗日戰爭又已開始，故將德籍教官全部辭退。除尚有白俄教官二人分任幾種次要課程外，學校教育全部由本國教官擔任。
(四)長沙時期(1937年9月-1938年12月)
1937年9月學校由南京遷到長沙，照常上課。是時楊傑教育長已奉調為我國駐蘇聯大使，軍事委員會派訓練副監周亞衛到校代行教育長職務。
同年12月，第十三期畢業，當即召集以該期選留學員為基幹(加上第十一期及特二期畢業學員各2人)的研究院第六期研究員。
1938年2月，特別班第四期學員入學。先是在南京招收特別班第三期時，因申請入學者甚多，部令考試，以便取捨；但以考試成績及格者甚多，故決定同時錄取兩期：按考試成績表的前半部作為特三期先入學，後半部作為特四期候令召集。當時學校限於教員和設備不足，最多同時只能容納四期學員在校，故特四期須俟第十三期學員離校後才能召集。
同年7月，第十四期學員畢業，同時選留兵學研究院第七期研究員。8月第十六期學員考收入學。惟因當時長沙遭日本飛機空襲頻繁，影響教學進行，學校又奉令遷往貴州遵義。
同年9月代校長蔣方震到校視事，積極著手改進教學並加速安排遷校工作。不料在遷校進程中，11月間他本人突然病故於廣西宜山旅次，遷校推遲。特三期12月間仍在長沙畢業。
在長沙一年多時間，計已畢業第十三、十四及特三期學員。尚在校學習隨令遷遵義者，有第十五、十六、特四期學員及第六、七兩期研究員。
在長沙期間，部令學校代為培訓中央軍校和各兵種專門學校的戰術教官，曾經臨時附設一個各軍事學校戰術教官研究班。該班學員由各軍事學校保送其現任的戰術教官前來進修，時間約為一年，期滿仍回各校工作。
(五)遵義時期(1939年1月-1940年4月)
1939年1月代教育長周亞衛調離學校，萬耀煌繼任教育長，到遵義視事。同年3月第十五期學員畢業(同時召集第八期研究員)，因奉令到重慶聽蔣介石“訓話”，所乘汽車途經釣絲岩時，一車墜落岩下，當即死學員6人，傷者多人，故軍事委員會指示學校再遷重慶山洞。但因該地空曠，所需校舍均須重新修建，一時無法搬遷。故特四期及第十六期學員仍在遵義繼續教學，到修學期滿後，1940年夏秋間，才先後到重慶山洞舉行畢業典禮，同時由該兩期合選第九期研究員。又為適應抗日戰爭需要，1939年臨時增設一年制的將官班乙級，修學期滿，亦在同年到重慶山洞舉行畢業典禮。在此期間，曾有少數法國顧問臨時到校講學。
直至1940年秋，所有在校學員完全離校，學校全部遷到重慶山洞。在遵義一年多時間，共畢業第十五、十六、特四期學員和第六、七兩期研究員及將官班乙級學員一期。
(六)重慶山洞時期(1939年夏-1947年秋)
1939年4月學校在重慶山洞著手新建簡易校舍。同年秋，先建成部分校舍，第十七期學員即行考收入學。1940年7月特五期學員考收入學。當時亦因報考人數甚多，故援前例，同時錄取兩期，特五期當即入學，特六期待令召集。因新校舍系逐步建成，新收學員在重慶山洞入學，原有在校學員仍在遵義教學，故這段時間，學校分別在重慶山洞和遵義兩地同時進行教學。
先是學校由北平南遷後，從第十期起，各期學員中自行推選一人為學員長，負責學員與學校之間的聯繫；遷至重慶山洞後，此種制度仍舊保留並延續下去。
此時駐地分散，學員絕大多數在校食宿。為便於教學管理，從第十七期和特五期起，各期增設班主任一人，由兵學教官中選派兼任。在班主任指揮下，各期還增設教育副官及事務員各一人。
1941年新校舍逐步建成。3月，考收第十八期學員入學；12月，召集特六期學員入學。
1942年6月，第十七期及特五期兩期學員同時畢業。兩期各選留數人合組為第十期研究員，同時人院研究。是時，原任教育長萬耀煌調成都任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教育長，軍委會調派軍訓部次長阮肇昌繼任陸大教育長職務。同年秋，考收第十九期學員入學。
1943年9月，教育長阮肇昌又調職，軍委會派陳儀為代校長，徐培根為教育長。同年年底，第十八期與特六期兩期學員同時畢業。由該兩期畢業學員為基幹組成的第十一期及第十二期研究員同時入院研究。
1943年10月，考收特七期學員入學。1944年春，考收第二十期學員入學。
1945年1月，第十九期學員畢業，以該期畢業學員為基幹的第十三期研究員同時入院研究。同年秋，考收第二十一期學員入學。
1946年3月，特七期學員畢業，以該期畢業學員為基幹的第十四期研究員同時入院研究。
1946年秋，第二十期學員畢業；同時，以該期學員為基幹的第十五期研究員開始入院研究。12月，將官班乙級二期學員入學，1947年夏畢業。
因日軍投降，抗戰勝利，還都南京。學校亦即籌備並逐次向南京搬遷。
(七)遷回南京時期(1947年秋-1948年底)
學校在1946年到1947年夏秋這段時間，只是派出先遣人員在南京孝陵衛籌建校舍，零星的教職員兵，分為若干次前往南京；同時辦理招收將官班乙級第三、四期及招考正則班第二十二期。1948年春，該期召集入學。
特別班第八期是1947年10月在重慶山洞考收入學的，因南京缺乏校舍，該期始終留在重慶山洞教學。校本部遷回南京時，曾留下一部分教職員兵和教材、設備，專為該期學員的教學和生活服務。
南京新校舍於1948年夏秋才建成一部分(校本部及一個班的房屋)，故學校的主體(包括校本部)是1947年秋開始由重慶山洞向南京遷移的，直到1948年夏秋才完成。第二十一期隨校遷南京，於1948年夏畢業。同時以該期畢業學員為基幹，並有少數將官班乙級第二期畢業學員參加的第十六期研究員入院研究。這期研究員主要是為陸軍參謀學校培養軍事教官的，故選留的人數特多，約60人。
淮海戰役中，國軍潰敗。1948年底，學校又開始倉皇向廣州黃埔島搬遷。次年3月，校本部及第二十二、二十三期全部到達黃埔。1949年4月，在黃埔曾一度複課，但至6、7月間徐培根率第二十二、二十三期及校本部教職員兵再向台灣省新竹縣遷移。徐培根去台前，約在4月下旬派教務處長杭鴻志返回重慶山洞，代他負責照管特八期事宜。同年12月初解放軍即將攻占重慶之際，杭鴻志率特八期及學校在渝的部分教職員兵宣布投誠。
各期概況及畢業學員對社會的影響
陸軍大學從第三期起，即不分速成和深造班，而僅招正則班，學制為三年。民國前三年（1909年）在全國新軍中，普遍考選學員入校。第四期學員招於第三期畢業之後，文化程度較為整齊，大多為各省講武堂、將校講習所、軍官研究所和軍官學堂的畢業生，經初試和複試合格後錄取。該期是中華民國建立後首次招生，同時又剛剛頒布了新的條例，因而學員的文化素質高，生源分布廣，數量也比較多。
正則班第三期畢業於1913年11月，共102人，第四期學員於1916年12月畢業，該期正式畢業學員為122人，副課學員3人，旁聽學員8人。該期畢業學員中，不少成為北伐軍中將領和高級幕僚，以及國民政府時期重要軍政人物。較為著名的有曾任晉綏軍軍長、先後任山西、河北省主席、軍令部部長和陸大校長的徐永昌；曾任軍委會委員長侍從室第一處主任以及國防部次長的蔣介石親信幕僚林蔚；曾任參謀本部次長、陝西省主席的熊斌；曾任陸海空總司令部參謀處長以及軍政部航空署署長的葛敬恩；曾任參謀本部廳長的姚琮；曾任軍委會訓練總監部副監、陸大教育長的周亞衛；曾任軍事委員會駐川參謀團團長、軍委會委員長西昌行營主任、重慶市市長的賀國光；曾任軍政部軍務司司長的王文宣，總務司司長項雄霄；桂系的主要人物之一、廣西省主席黃旭初；曾任東北國民軍總司令、舉兵倒戈反奉的名將郭松齡；長期任西北軍參謀長的軍事參議院中將參議劉驥；曾任馮玉祥西北軍高級幕僚的劉汝賢；曾任東北軍副軍長、“九一八”事變後在遼西、熱東舉旗抗日、後被張學良委任為軍團總指揮的彭振國等。此外還有在北洋政府時期任過參謀次長的段雲峰，在北洋和國民政府時期任過軍長的有王翰鳴、王普、許琨、黃臚初、霍原壁等人。曾任汪偽軍事訓練部部長、軍事參議院院長的蕭叔萱，也是該期畢業學員。
在北京政府統治時期畢業的陸大五個班期中，該期畢業學員人數最多，發展面較廣，因而在民國史上有一定影響。
第五期於1917年1月入學。該期招生之際，恰逢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一期畢業生在部隊服役期滿二年之時，正好符合入學資格，此時又值陸大為直系軍閥所控制，所以該期學員中，保定軍校的畢業學生就占了90%，文化和軍事水平都高於以往各期。
該期於1919年冬畢業，共84人，肆業3人。該期較著名的人物有，曾任國民第四軍總司令魏益三，國民政府騎兵軍軍長門炳岳，奉軍軍長劉偉、直系軍長徐壽椿，國民政府軍政部兵役署署長程澤潤等人；軍委會的高級幕僚晏勛甫、晏道剛、歐陽任、佘念慈、方策等人；此外比較著名的是萬耀煌，他曾任第十三軍軍長、中央軍校教育長、陸大教育長、湖北省主席、中央訓練團教育長。本期還有曾任師長、後任陸大教育長的王澤民，曾任軍長後任參謀本部廳長及陸大教育處長的龔浩等人。曾在東北軍中擔任過參謀長、後投敵做了漢奸的榮臻，也是本期畢業學員。
第六期於1919年12月入學，該期學生來源同第五期，唯因財政奇絀，學校經費入不敷出，影響了教育，勉強維持到畢業。
該期於1922年12月畢業，共l08人，其中肆業者4人，旁聽6人。本期畢業學員中較為著名的人物有；曾任國民政府國防部次長的秦德純；曾任陸大教育長的徐培根。擔任軍長以上長官的有，吳尚、楊效歐、安錫嘏、韓全朴、張會詔、程汝懷等人，還有曾任戰區參謀長的鄒文華，任過陳誠部參謀長的施伯衡，以及其他各部重要幕僚張樾亭、殷祖繩、王愷如等人，有任馬占山的參謀長、指揮軍隊在江橋抗擊日軍的謝珂；還有曾任東北軍、西北軍要職，後來投敵當漢奸的鮑文樾、鄭大章等。
陸大在停辦一年後，於1923年8月招集第七期入學。該期生源同第五期。其間，校長由直系的師景雲易為奉系的韓麟春。韓為辦好陸大，“籌集經費，整理校務，不遺餘力”，使學習順利進行。
該期於1927年7月畢業，共74人，肄業12人。
本期畢業學員中較為著名的統兵將領有，孔繁瀛、吳化文、周嵒、張文清、彭啟彪、黃永安、趙鎮藩、斯立等人，高級幕僚人員有，廉壯秋、劉書香、王綸、王皞南、阮永祺、徐旨乾等人。
第七期畢業後，第八期於1927年8月入學。此時，張作霖在北京組織軍政府，抗拒蔣馮閻李聯合的北伐。該期學員以奉系軍官為主，招收的多為東北講武堂畢業學生。因而學員中東北籍軍人占多數，保定軍校畢業生和其他各省軍校畢業生僅占很小部分。
1928年春，國民革命軍對奉系軍閥的北伐開始，陸大學員紛紛退學，歸回原部隊，極少數參加了北伐軍。校長韓麟春隨張作霖退東北，學校因而停辦。
同年6月，國民革命軍占領北京，蔣介石即謀恢復陸大並親兼校長，派本校第三期畢業學員劉光代理校務。經兩月籌備，同年8月，招回離去的學員，第八期恢復上課。
本期於1930年11月畢業，共89人。該期畢業學員，不少人成了東北軍中的軍事骨幹，如王秉鉞、甘登俊、金奎壁、黃師華、張純璽、劉德浴、劉震東等。該校招收的保定軍校畢業生，不少人成為北方領軍的負責人，如先後任過第三十二軍軍長的宋肯堂和傅立平，任過第三十二軍副軍長及第二十集團軍參謀長的周熹文等。本期畢業學員郗恩綏，後為陸大名教官，抗戰中曾任戰區參謀長；尹呈輔曾任參謀本部處長及軍令部副廳長等職。
陸大的組織及教學情況
南京國民政府接辦陸大後，於1929年8月23日頒布了組織法，規定陸大直屬於參謀本部，負責養成軍事高等人才，選拔品學優越之青年軍官授以高等用兵學術。其組織由校長、教育長、兵學研究院、教務處處長、教育副官、兵學教官、聘任兵學教官、兵學輔助教官、聘任政治、經濟教官、編譯處主任、編譯官、副官處主任、副官、軍需、軍醫室主任、軍醫、護士以及獸醫、秘書和機要文書人員等組成。其組織系統如下：
校長：蔣介石（兼），教育長 國民黨特別黨部：專職書記長一人，事務人員二人。
兵學研究院：中、少將主任一人，中、上校研究員十餘人。
教務處：少將處長一人，上尉及少、中校教育副官四人，文書人員三至四人，專職兵學教官二至三十人，聘任外籍教官約十人，聘任兼職教官三至五人，國術教官一人。
副官處：上校處長一人，中、少校副官各一人，財會人員三人，文書人員二至三人，勤務士兵若干名。
編譯處：上校處長一人，上、中校譯員五至七人，聘任外語教官四至五人。
騎術處：少將處長一人，上校騎術教官一人，上尉助教一人，馬匹管理人員及飼養兵若干。
醫務室：上校主任一人，上尉、少校軍醫各一人，護士、司藥各一人。
印刷所：少校所長一人，繪圖員四至五人，事務人員二人，印刷工人若干。
學員班：每期為一班，不設專職管理幹部，指定學員一人為學員長，負責與校各部門聯繫及維持課堂秩序。
陸大月刊出版社。
陸大函授處。
校長承參謀總長之命綜理校務（蔣介石兼校長時，校務實際由教育長負責）；教育長承校長之命督率各教官、編譯官暨有關教育之各員，任教育上計畫實施和有關軍事學術的研究。
1928年底，蔣介石因忙於編遣軍隊，乃命令黃幕松為副校長，代行校長職權。周斌任教育長。1929年6月，黃調走，周代理校長。黃、周二人皆畢業於日本陸軍大學。
1930年冬，陸大第九期畢業出校後，蔣介石為便於對陸大的領導，以及同政府各部門聯繫，決定陸大由北京遷到南京，校址選在漢口路薛家巷妙香庵舊址。時代校長周斌調走，蔣介石於1932年初辭兼校長職務，任命楊傑為陸大校長，王澤民（本校第五期畢業）為教育長。
楊傑，字耿光，雲南大理人。先後就讀於雲南陸軍國小堂、保定北洋陸軍學堂、日本陸軍士官預備學堂、日本陸軍士官學校。1921年以中校身份自費考入日本陸軍大學第十五期，畢業時名列第一，日本天皇賜予寶刀，其軍事才能受到國內外軍學界的讚譽和尊重。
楊傑對主持陸軍大學引以為自豪。他認為，不獨立的國家或沒有國防力量的國家，是不配建立陸軍大學的。中國能自主地辦陸軍大學是不簡單的事。
楊傑認為，陸軍大學的教育宗旨應該是使高級指揮官及幕僚人員成為“智慧型兼備之士”，培養學員的目的是“為養成優秀將校與幕僚，以備國家干城之用，不特黨國命脈所寄，而民族興之與其負”。因此要求學員在學習中一定要完成“救國之簽識，御外侮之本能”。
楊傑對陸大的教育方法是採取“取化教育”，即是要教官去誘導學員自己去研究，使之徹底領悟，確有心得。他在教學中廣引世界上各著名戰例，又反對東施效顰，墨守前人陣法，他說：“我國如此趨勢之下，非有一出自心裁之戰術，必不能自適其生存。”他反對紙上談兵，很重視對學員的實戰訓練。陸大每年的春秋兩季的現地戰術作業，他大都親自參加指導。演習中他輪流到各戰術班視察演習情況，然後親作講評。1934年12月，蔣介石又兼任校長，楊傑改任教育長，實際上仍主持校務，直至1937年8月全面抗戰開始後以國民政府軍事代表團團長的身份去蘇聯工作為止，他是陸大歷史上主持校務時間最長的領導人之一。
蔣介石兼任校長後，有時蒞校主持紀念周及開學、畢業典禮並講話。
陸大自遷南京續辦後，教官素質有所提高。兵學教官大都由歷期畢業的優秀學員或留學國外學有專長的人員擔任，如擔任軍戰術的張亮清、何成璞、張秉均等，擔任師戰術的趙秉衡、郗恩綏、溫鳴劍等都頗受學員歡迎。戰術課業主要由本國兵學教官擔任。此時，日本籍教官都已解聘，外籍教官只留了德國及流亡在中國的白俄軍官擔任戰術、戰史和軍、兵種課目的教學。
蔣介石認為德國是當時軍事上最先進的國家，且與中國無利害衝突，政治上亟圖效仿德國的法西斯統治，故聘任德國教官最多。其中，史培曼、古德威（十一期後改為史達開）教授套用戰術，林德曼教授炮兵戰術，哈德門、史太秋先後講授空軍戰術，皮爾納教裝甲兵戰術，麥次納教授化學戰，古西教授大軍統帥、戰史，王思瀚教授參謀業務、編制裝備、輸送動員、列強軍備等。
這批德國教官都經歷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後凡爾賽條約規定，德國取消軍備，使得大批戰術索養高，身經大戰的高級軍官失業。如史培曼、古德威、史達開、古西都是德國陸軍大學畢業。有的地位很高，如林德曼即是德國陸軍中將，余亦多為中高級軍官。他們應聘來華後對教學都比較認真。
德國教官擔任的戰術教學，從團、旅戰術一直到師、軍、集團軍、大軍戰術，其戰術思想基本體現在德國《軍隊指揮》一書中，他們比較注意戰略戰術上的態勢，地形影響及時間、空間關係（遠、近、險、易、廣、狹），強調集中優勢兵力（飛機、坦克、大炮），徹底進攻，速戰速決，並注意利用制空權，高速度進攻的原則。這些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總結，給廣大學員多少帶來了世界先進軍事戰術技術的新信息，內容很是新鮮。但與中國落後的生產方式和低劣的軍事裝備相比，又有些不合時宜，加上所講內容要由編譯人員口譯，影響了效果。但史培曼、史達開講授套用戰術，無論圖上或現地作作業，都是方法靈活，臨機應變，不受預構想定限制，常常令學員“即題”（根據作業中發展）作業，頗受學員歡迎。因受教官人數限制，德籍教官指導的戰術，全期分兩個大組進行，為區別與本國教官所指導的戰術作業，當時習慣稱之為“小戰術”，他們有時也以一個教官將本學習班區分紅、藍軍進行圖上或現地對抗作業，方法活潑生動，學員們頗受啟發。
國民黨陸軍大學1938年5月起任陸軍大學代理校長的蔣百里
陸大的校風、學風及在近代中國社會的影響
陸軍大學生存在舊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土壤中。它一方面受到西方軍事思想的影響，具有現代軍事教育的某些特點，但它又帶有較濃厚的舊軍隊的色彩。
舊中國的軍事院校由各派系軍閥所學握，為一黨一派培養人才。因而各個派系的軍閥很注重培養師生關係，這種關係是建立在派系基礎上的，它不同於單純的政治關係和隸屬關係。單純的政治和隸屬關係，在有權力地位之爭時，可能會變化，而師生關係則比較穩定。蔣介石與黃埔師生之間，無論雙方的地位怎樣變化，見面總喜歡人稱他為校長。所以蔣自1934年到1947年間，幾乎兼任了所有陸軍軍事學校的校長。對陸大的領導權，更是抓住不放。
從陸大學員的入學來說，儘管陸大的條例對學員入學的標準定得很高，要求也嚴，但由於學員的資格首先由各部隊保送，那么與各部隊長官有親誼關係著勢必捷足先登。甚至個別不是軍人，因與部隊長官有關係，搞個類似參議的頭銜，再補習一點軍事（特別班不考實兵指揮）。自然科學、幾大教程和戰術作業，均在紙上談兵，對有點文化者是比較容易學會的。學歷上找兩位正式軍校出身的朋友，寫個假證明也就混過去了。
另外，蔣介石為了培養親信，也隨意批准考生人數，對看上的認為可以深造的黃埔畢業生，幾乎每期都有蔣介石特許入學的。
入學考試時，為杜絕舞弊，要求甚嚴，但違犯規定者仍不乏其人。正則班考生年輕，涉世不深，一般還不敢犯規。而特別班學員身為高級軍官，社會關係多，考官即使不是直接親友，也可找到間接關係，走門子，求幫助，設法搞到題目，或買通口試官預先約好回答的問題。
開辦特別班，一方面安排了編餘的軍官，為未進過院校或學歷較淺的軍官提供了深造的機會，與此同時，蔣介石也趁機以此來作為排除異己，剝奪雜牌軍官權力的機會。如黔軍第二十五軍副軍長猶國才，西北軍宿將張之江等人，就被調到陸大特四、特五期學習，入學時已年近花甲，還和一幫中青年軍官一塊上課。畢業後也就不再擔任有實權的軍職。正則班的王家烈，被剝奪了在貴州的軍政權力後，安排在正則班第十四期就讀。
陸大學員在學習期問，非常重視同學關係。舊軍隊派系頗多，同在陸大學習三年，畢業後，同學之間基本上一視同仁。每期百名同學中總有些飛黃騰達的，經其提攜一下，總能謀個一官半職。退一步，也可做一個高參之類的官。假使不願在官場應付，回到母校做教官，也可餬口。因此說，考上陸大，也就等於有了"鐵飯碗"。所以許多人只要邁進了“鐵門板”，學習就松下來了。用功的埋頭讀書，不用功的課餘吃喝玩樂，過著自由自在的生活。學員們對戰術課比較重視，一向沒有缺課的，有的課因教官不好，學員就任意缺課。所以學員中常以"這堂課上了幾成座"來評價教官的好壞。同學之間拜把子換蘭譜，聚餐拉關係的比比皆是，宿娼狎妓也大有人在。因而陸大學員把畢業文憑、同學通訊錄和畢業證章作為“三件寶”。
除了學員間的往來以外，陸大中的社團活動也很活躍。三十年代初，復興社在學員中擴充組織，黃埔軍校出身的學員尤為活躍，他們拉攏學員填表、宣誓，進行小組活動等。參加復興社的學員還受命監視雜牌軍隊來的學員。另外，青幫也在陸大活動，收教門徒。
陸大對學員的管理，各個派系掌管學校時要求不一樣，即使同一派系掌管時，其管理也因領導而異。國民政府接管陸大之後，並無專職幹部負責，僅由教務處會同教官考核課業。因學員都是帶職入校，生活完全自理，偕有眷屬的學員，都自租民房。對單身的學員，在北京（九期）和初遷南京（十、十一期）時期，學校曾供給宿舍。但十二期後，學校因房舍不足，規定學員一律自己解決住房。住在校外的，按上課時間表到校上課。楊傑自歐洲考察歸來後，認為外國陸大同普通的學校一樣，因此將門衛也撤除了，學員出入自由。由此，學員更加散漫，遲到、早退、缺課等現象很普遍。學員規定著軍服，統一佩戴刻有“陸大”字樣的領章，但由於軍服規定自備，因而各取所好，質料、顏色又頗為雜亂。
後來萬耀煌任教育長時，對學校作風大加整頓，要求頗嚴，大有矯枉過正之勢。但萬學術水平不高，只會抓行政作風上的小事，搞得怨言四起，甚至有人作對聯譏諷之。
陸大當局為鼓勵學員認真學習，曾在特七期、正則班二十期時報請軍令部批准，規定學習成績在最後三名者淘汰。但學員提出反對，說每人一百分也有最後三名。後經特七期曾任蔣介石侍從參謀的學員到侍從室活動，改為凡不及格者一律淘汰。學校當局特別是教官們站在學員一邊，不會使一個學員不及格。這樣，上述規定又變成了一紙空文。
從教學內容上講，雖然安排有中國古代兵法、參謀旅行等內容，但由於照搬外國教材和教育大綱，部分主要課目由外籍教官講授，因而陸大的教學對西方東西不易消化，教學內容多注重西方百餘年來的會戰方式，對其史實變遷、戰術指導及技術套用方法，缺乏深鑽細研。
抗戰中，陸大作為一個教學研究機關，薈萃了許多兵學人才，但對抗日作戰中出現的問題，很少進行深入的研究，對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也沒有在教學中進行總結。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陸大當局曾多方蒐集歐洲戰場上的德波、德法、蘇德、北非等戰役以及太平洋上美日作戰的戰例。遺憾的是，中國抗戰八年，大小戰役戰鬥不下數百次，陸大當局反而沒有整理出一套戰史資料，作為學校的教材。教學脫離中國實際，由此可窺一斑。
陸大在中國近代軍事舞台上的影響是頗大的。它給封閉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軍事領域，帶來了世界先進的軍事學術思想和先進的軍事技術知識，使一部分出身於初級軍校的軍人得以深造，也使一些行伍出身的軍官開了眼界，使舊軍隊國中級幕僚人材開始由實踐經驗型向知識型轉變，指揮由單一的陸軍向諸軍兵種合成指揮轉化，拓寬了軍事研究的領域，開闊了中國軍事指揮人員的視野。
陸大辦學47年，共畢業正則班二十三期，共2438人。其中，在北京畢業第一至第九期，共871人；國民政府時期，從遷寧到抗戰結束，畢業了十期至十九期，共十期1069人；解放戰爭到該校停辦，四期共500人。特別班，共八期1018人。將官班甲乙兩級，共畢業657人。
陸大畢業學員，參加了辛亥革命以來歷有的軍事活動，有的縱橫于軍閥混戰中，有的籌劃於統治集團的爭權奪利中，近代中國幾乎每一重大歷史事件中都有陸大學員的表演。特別指出的是在抗日戰爭中，陸大畢業生中的2100人參加了作戰指揮，有的擔任了各戰區、各集團軍、各軍師的主要長官，特別是從軍委會到各軍師參謀長中，幾乎都由陸大畢業學員擔任。抗日戰爭中，軍委會曾先後在武漢、重慶兩次召集全國軍以上參謀長開會，一百多個參謀長全部到齊，報告戰況，研討決策，溝通戰術思想。為了發揮陸大畢業學員的作用，軍委會曾明令規定，軍的作戰命令下達時，參謀長須與軍長聯署，以系共同負責。軍長下達作戰命令，如違反上級意旨，參謀長可拒絕簽署，以明責任。由此可見，國民黨軍政當局對陸大出身的人比較重視。有的陸大學員在抗日作戰中，流血犧牲，為國捐軀。
陸大畢業學員還參與了對外軍事交流活動，尤其是駐外武官，這是中國除陸大畢業學員外，國內任何學校畢業學員所不能勝任的。直至今日，陸大十三期學員蔡文治還擔任著美國戰略顧問。在台灣，陸大畢業學員仍然掌握著軍校。
總的來看，陸大在中國社會上的影響，不及黃埔、保定、日本士官學校的畢業生影響大。究其原因，首先陸大畢業學員在社會上沒有形成一個派系集團。入校深造的學員大都是國中級軍官，有的是高級軍官，他們在入防大前已結成了一定的團體，對上有依附的對象，平行的有依靠的人，入學以至畢業後，雖然也以陸大同學的名義進行活動，但不過是加強、鞏固了原來的團體。
其次是中國經濟落後，軍隊裝備比較低劣，在作戰指揮上，憑作戰經驗或一般知識即可應付。陳誠就看不起陸大畢業學員，認為他們光有理論知識，而缺乏實兵指揮經驗。
第三，陸大學員所學課目脫離實際，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解放以後，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現代化建設中，黨和政府特別重視陸大畢業學員的作用。解放後不久，在南京成立了中國人民解放軍陸大籌備處，準備成立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陸軍大學，後改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
劉伯承院長兼政委特別重視起義、投誠、被俘的國民黨高級將領中的陸大畢業生。他派人從華北、華東、西南挑選了大批人才來院擔任教員，最多時有六七十人。其中有杭鴻志（十三期，陸大兵學研究院院長）、郭汝瑰（十期，陸大教官）、趙秀昆（十三期）、朱大純（十二期）、沈澄年（十一期）、王晏清（十五期）等。軍事學院的各個系中幾乎都有陸大畢業學員擔任教官，有的還成了骨幹。如白天（即魏巍，十二期）任契約戰術教授會主任，王晏清任情報教授會副主任，趙秀昆任契約戰術教授教學組長等。
為了發揮他們的積極性，劉伯承院長提出尊師重教的口號，教育學員虛心學習。他指出：“舊軍官是他們的過去，現在他們改變了立場，為我軍服務就是我們的老師。他們教授的是軍事科學，尊重知識分子，不要驕傲，要團結合作，協助他們搞好教學工作....”同時又教育和激勵學員：“過去走錯了路子不要緊，改過來就行了嘛！我也是舊軍人出身的，我和朱老總都是半生舊軍人半生革命，大家都是中國人，要團結起來，共同為新中國的國防現代化建設事業奮鬥……”同時也要求教員向學員學習，幫助學員總結作戰經驗，教員與學員互相學習，教學相長，共同提高。
在劉帥的領導下，陸大出身的教員都大膽地工作，編寫教材，參加各種實兵演習等，常常是廢寢忘食。對此，劉帥曾嘉許說：“真可謂三更燈火五更雞啊！”
七十年代後期，在葉劍英元帥的鼓勵下，原軍事學院的郭汝瑰、趙秀昆、韋鎮福（特五期）、陶文煥（二十期）、王晏清等編寫了多卷本的《中國軍事史》，為弘揚中華民族的歷史和文化，作出了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