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南方絲綢之路
1.簡要介紹南方絲綢之路，也稱蜀身毒道，是一條起於現今中國四川成都，經雲南，到達印度的通商孔道。其總長有大約200公里，是中國最古老的國際通道之一。早在距今兩千多年的西漢時期就已開發。它以四川成都為起點，經雅安、蘆山、西昌、攀枝花到雲南的昭通、曲靖、大理、保山、騰衝，從德宏出境；進入緬甸、泰國，最後到達印度和中東。與西北“絲綢之路”一樣，“南方絲路”對世界文明作出了偉大的貢獻。
方絲綢之路是我國古代西南地區一條縱貫川滇兩省，連線緬、印，通往東南亞、西亞以及歐洲各國的古老國際通道，它和西北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同為我國古代對外交通貿易和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對於南方絲綢之路的研究從上世紀初就已開始。到20世紀80年代，隨著我國經濟社會不斷發展和對外交流日益擴大，南方絲綢之路更加為學者們所關注。
絲綢之路這個名稱是1877年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F.von Richthofen)提出的，用以指稱中國絲綢西運羅馬的交通道路，並用以泛稱中西交通。長期以來，絲綢之路一直被認為是由長安出發，西經河西走廊，出西域，至中亞，然後進抵羅馬帝國的惟一的一條中西交流道路。後來，中外學術界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又確認絲綢之路還包括長城以北的“草原絲綢之路”和由東海至南海經印度洋航行至紅海的“海上絲綢之路”。這樣，絲綢之路的外延得到了大大擴展。
早在古代，《史記》就記載了中、印、阿富汗的經濟文化交流，《三國志》裴松之注引三國時人魚豢的《魏略・西戎傳》里，也提到羅馬帝國“有水通益州(四川)”。但這些史料千百年來未受到認真對待。1960年代和70年代，任乃強、鄧少琴等曾提出中國絲綢最早出在巴蜀的看法，任乃強又於20世紀80年代論述了中國西南通印度、阿富汗的“蜀布之路”，認為年代遠遠早於北方絲綢之路。童恩正也研究了從成都經雲南、緬甸、印度、巴基斯坦到達中亞的商道的大概情況，認為戰國時代已初步開通。日本學者藤澤義美、港台學者桑秀雲、饒宗頤、雲南學者方國瑜、陳茜、張增祺，均對這條由四川經雲南西行印度的古老商路進行了研究。
南方絲綢之路
“南方絲綢之路”的提出，是基於以巴蜀文化為重心，分布於雲南至緬、印的地區內，近年出土大量相同文化因素，這些文化因素不僅有巴蜀文化，而且更有印度乃至西亞的大量文化因素，其時代明顯早於經中國西北出西域的絲綢之路。由於絲綢之路作為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代稱已為中外學者所普遍接受，因此便稱這條由巴蜀為起點，經雲南出緬、印、巴基斯坦至中、西亞的中西交通古道為“南方絲綢之路”(簡稱“南絲路”)。
南絲路的研究從1980年代逐步開始形成風氣，國內已出版多部專著，日本出版專著1部(中國重慶學者著)，論文集多部，論文達200餘篇，電視系列片1部(川、滇兩省合拍)，大型畫冊2 部，由四川的涼山州博物館、成都博物館和雲南的曲靖文管所、瑞麗文管所等14個單位舉辦的大型文博展覽10餘次，召開“南方絲綢之路研討會”2屆。這些研究論著和一系列學術活動、宣傳報導，在中外造成了很大影響。尤其是三星堆遺址發掘後，學者們注意到其中明顯的印度地區和西亞文明的文化因素集結，於是提出南絲路早在商代即已初步開通的新看法，段渝認為其年代可上溯到公元前14、15世紀，早於曾由季羨林所提中、印交通起於公元前4世紀，向達所提公元前5世紀，丁山所提公元前6世紀，日本藤田豐八所提公元前11世紀等說法。
南絲路研究目前在學術界達到了多方面的共識，認為這是一條以商貿為主的多功能道路，國 內的起點是成都，開闢年代在先秦
公元前126年，在外漂泊13年的張騫回到長安，向漢武帝匯報西域的情報，促使武帝大破匈奴。同時張騫還匯報說，在漢帝國西南可能有一條途經身毒（今印度）的秘道，通往大夏（今阿富汗、巴基斯坦）。這一訊息引起了漢武帝高度重視，於是派出4路人馬前往探索，卻被藏在深山峻岭中的當地部族阻擋。其中一路幸運來到滇池。滇王熱情款待了遠方來客，並留他們一住就是十來年。其間幫助他們西行，卻為昆明人所阻，終未能完成對身毒的探險。
這就是南方絲綢之路的由來。中國於1950年代從古滇墓葬遺址中出土的文物中，發現部份來自西域遠至今阿富汗的地方。由此證明南方絲綢之路當年已存在
《新唐書・藝文志》記有地理學家賈耽所著的《皇華四達記》，全書已失，原七道只剩下五：安西入西域道、六：安南通天竺道和七：廣州通海夷道，詳細記錄了唐代由中國經交州、廣州通西域、印度，遠至巴格達的通路：
1.安南-交趾-太平-峰州-南田-忠城-多利州-朱貴州-丹棠州-古涌步-湯泉州-曲江-劍南-通海鎮-安寧故城-靈南城-白崖城-蒙舍城-龍尾城-太和城-永昌郡-諸葛亮城-悉利城-驃國-黑山-東天竺-伽羅都河-奔那伐檀那-中天竺-恆河-摩格陀
2.諸葛亮城-騰充城-麗水城-龍泉水-安西城-彌諾江-大秦婆羅門國-大嶺
最早研究南方絲綢之路是法國漢學家伯希和，曾著《交廣印度兩道考》對南南方絲綢之路的陸道和海道有深入的研究。
遠在四千年前，四川盆地就存在著幾條從南方通向沿海，通向今緬甸、印度地區的通道。一些重要的考古發現，如三星堆出土的海貝、象牙，大溪文化的海螺和象牙，茂汶和重慶塗山出土的琉璃珠，都不是本地所產，而是來自印度洋北部地區的南海，這些都充分證明巴蜀先民與南方世界有所交通和交流。漢武帝時，張騫在大夏發現邛竹杖和蜀布的故事，說明巴蜀到印度（古身毒國）再到西亞早就存在一條通道。這條通道，現代史學家沿用“絲綢之路”稱呼的慣例而稱為“南方絲綢之路”。 南方絲綢之路主要有兩條線路：一條為西道，即“旄牛道”。從成都出發，經臨邛（邛州）、青衣（名山）、嚴道（滎經）、旄牛（漢源）、闌縣（越西）、邛都（西昌）、葉榆（大理）到永昌（保山），再到密支那或八莫，進入緬甸和東南亞。這條路最遠可達“滇越”乘象國，可能到了印度和孟加拉地區。另一條是東道，稱為“五尺道”。從成都出發，到�道（宜賓）、南廣（高縣）、朱提（昭通）、味縣（曲靖）、谷昌（昆明），以後一途入越南，一途經大理與旄牛道重合。根據目前所能見到的文獻資料，最早走這條線路的古蜀先民的知名人物是秦滅蜀後南遷的蜀王子安陽王。安陽王率領兵將3萬人沿著這條線路進入了越南北部紅河地區，建立了甌駱國，越南歷史上又稱之為“蜀朝”。
6.文化特色南方絲綢之路東到中原，西達印度，中原文化和印度文化通過這條道路相互交流，並通過這條道路對西南文化產生著深刻的影響，考察這條道路的文化特色，突出的有以下幾點。
6.1.濃郁的商業性濃郁的商業性“古道”本質上是一條民間商道，它因商而辟，因商而興，也因商得以流傳，最後也因商被遺棄。濃郁的商業性特色，可以從幾方面得以證實。
首先，開闢古道的是經商的人和馬幫，古道上流通的是各地的商品。公元前4世紀，蜀地商隊驅趕著馱運絲綢的馬帶，走出川西平原，踏上了崎嶇的山間小道，翻山越嶺，跨河過江，進行著最古老的中印商業貿易業務，從而開闢了這條我國通往南亞，西亞以至歐洲的最古老的商道。
通過“古道”，奏漢時巴蜀的鐵、布、朱提的銀,邛都的銅，販到南中,而南中的笮馬、僮則販到內地；唐代南詔時,在古道上進行的貿易逐漸頻繁起來，南詔的河賧（今大理附近）成為重要的交易市場之一 ，當時印緬輸入中國的商品主要有氈、繒布、真珠 、海貝 、琥珀等，而從中國輸出的有絲綢、緞匹、金銀等；元代開滇以來數百年間，緬北的珠寶、玉器、瑪瑙、琥珀成為內地商人爭購的商品，因此古道上流通的主要商品便是玉石；明代中國通過古道輸往緬甸的最主要的貨物為食鹽，緬甸輸入中國的最大宗商品是棉花；19世紀中葉，中國最需要的緬貨仍是棉花,緬甸最迫切購買的是中國的生絲,通過古道輸出的商品有生絲、黃銅、雄黃、鞋子、藥材等等，輸入的商品則是棉花、象牙、燕窩、鹿茸、翠玉、琥珀、寶石、名貴蛇蚊石等。各地商品在古道上流通首,古道也主要因商貿而存在,成為商品的載體，發揮著其流通商品的功能。
其次，圍繞古道，從商者甚眾，由於商品流通量較大，且綿延不斷，有利可圖，因此沿古道各地從商者很多。漢晉時，永昌（保山）就雲集國內外商賈，不少身毒（印度）商賈和蜀地工匠僑居於此，一些中原派來這裡做官的人，也可以在此謀得富及十世的財富，《華陽國志 . 南中志》載:“益州西部寶貨之地，居其官者皆富及十世。”又載：“永昌郡，屬縣八,戶六萬,去洛六千九百里,寧州之極西南也,有閩、濮、鳩、獠、越、裸濮、身毒之民。”身毒之民即印度人，驃人即緬甸驃國人，這也許就是當時最早的印緬從商僑民。
第三，商貿已具一定規模，沿途商城興旺，沿古道所進行的商貿活動中，其規模無法從史籍中找到確切數字，但從考古發掘的成果中可見一斑。1980年，雲南文物學古研究所在劍川鰲鳳山發掘的古墓中，出土了海貝，其年代約在春秋中期至戰國初期；1979年，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在呈貢天子廟戰國中期基中，出土海貝1500多枚；解放後在晉寧石寨山及江川李家山古墓群中出土的貝，就達1230多斤，計247000多枚；在騰衝寶峰山核桃園還出土了漢代五銖1000多枚。考查錢幣的出土，不難看出，發現古幣的地方，往往與商道有關，離古道越近，出土的貨幣越多，離古道較遠，則發現的較少，這些從印度西太平洋地區舶來的海貝，從戰國到明末清初，作為貨幣使用已綿延2000多年，它不僅是古道沿線各民族與海外民族交往的見證，而且也是古道沿線商貿較繁盛的見證。
商品的交流必然伴隨文化的交流，從而帶動經濟文化的共同發展而經濟文化的發展，又促進了古代市鎮的形成和擴大。如大理，是雲南最早的文化發祥地之一，公元前4世紀，蜀地的商隊就驅趕著馬帶不斷經過這裡。公元8世紀，南詔建立，大理不僅成為雲南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而且是中原嚴正王朝從南方通往中印半島直至歐洲諸國的最大口岸，成為中國內地與印緬諸國物資交流的最大集散地，是南方絲綢之路最大的貿易本樞紐。至於騰越，則被稱為“西南極邊第一城”。《永昌府文征》載：這裡常有暴風驟雨，四月以後有瘴病，逢過此者，必策馬前進，不敢停留，商賈往來，十分艱難。險峻的地理位置決定了騰越的咽喉地位，悠久的歷史，給騰越留下不少古蹟和文物，往來的商旅，造就了騰越這個古老的商業城市。“昔日繁華百寶街，雄商大賈挾貨來”，由中國內地通往印緬的馬帶不斷經過這裡，每年總在萬數以上。古道的商業性特色，使古代西南地區的經濟文化中心。如川西的蜀國、川東的巴國、黔西北的夜郎國、以滇池為中心的滇國、以大理為都城的南詔國等，都建立在南方絲綢之路的要道上，並循古道的走向形成市鎮網路，而又以此為中心，向四周擴散效應，形成相對發達的區域經濟。至今，除東川、玉溪以外的雲南城市都在這條古道上，這不能不說是有其深厚的歷史和淵源。
奇險的山川，不出的精神，是古道地域性特點之一。“蜀・身毒道”由靈關 道、五尺道、永昌道組成。靈關道歷史悠久，道路奇險，從蜀地出發，經臨邛、靈關、笮、都、瀘沽、登相營古堡、邛都、鹽源、青嶺、大勃弄到葉榆，一路或峰巔嵯峨。山聳十里，山者險惡，道路盤折，或山嶺重疊，溪河密布，山高谷深，坡陡地薄，或江滾滾，白浪騰空，銀花飛舞，天險難度。五遲道從道（宜賓）南下，經鹽津石門關、朱提、漢陽、味縣、滇、楚雄至葉檐，因地處險 ，棧道寬五尺而得名。五尺道勢如天險，大多依山臨空鑿石而建，一路崎嶇入雲，岩石磊落，腳下萬丈深淵，山風勁吹，讓人影顫魂栗。永昌道由葉榆出發，經永昌、滇越、古永、撣國至身毒，永昌道又稱博南道，川大山高，路途險惡，更有熱瘴，毒蛇出沒，危及生命。永昌道要橫跨水流湍急、咆哮怒吼的怒江，翻越終年雲霧圍繞、寒氣襲人的高黎貢山，秋天陰雨綿綿，洪水泛濫，無法渡津，冬在雪虐風寒，不可涉嶺。
奇險龍偉的山川，象徵著古代西南先民的高大形象，而劈山開路的不屈精神，正是古代西南先民的內蘊。面對萬道懸崖，頑山巨石，各族先民運用了獨特的開路手段，他們用簡陋的錘、鑽、鋤、鈀、靠著粗壯的雙手，燃起大火，燒紅岩石，利用熱漲冷縮的原理，破碎頑石，裂開懸崖，以汗水和智慧，地寸一尺地向深山大川進軍，憑著開通域道路信念，使南方絲綢之路迎著風雪，上山下麓，過江穿峽，通向遠方，看著這條行走尚且困難的古道，怎能不對先民的開拓精神不油然而生敬意，對先民的堅韌風骨不備加讚賞和敬佩！
獨特的交通工具是古道的另一地域性特點。面對西南橫斷山地，江河橫橫溢，山巒疊障的特點，西南各族先民創造了獨具特色的交通工具：笮橋、棧道、馬幫。“笮橋”是當地笮族人創造的一種飛跨天塹的索橋，《元和志》卷32載：“凡言笮者，夷人於大江水上置藤橋處。”。”最初採用當地出產的笮、藤擰扭而成，繫於河谷兩岸，藉助木製溜筒，將人畜滑向對岸，以通往來。後發展為橋取本地之村，靠本族人之智慧，其氣魄之大，勇氣之猛，今天驚嘆，其架橋原理，至今天運用於現代橋樑建設中。“棧道”有土棧和石棧，土棧修於原始茂密的森林山地，鋪木為路，雜以土石。石棧是在懸崖絕壁上鑿孔，孔中插入木樑，上鋪木木板。棧道使人膽寒，又極為壯觀，陡峻奇險處，牲口亦望而生畏。笮橋和棧道是西南高原民族在這備受自然環境制約的的天地里，以特有的才智和膽魄，別出心載創造出來的交通奇觀。如果說北方絲綢之路是由沙漠之舟――駱駝開拓的，那么南方絲綢之路則是由山地之舟――馬幫開通的。馬是西南與內地貿易的重要物資，也是石道上最為常見的，效力最大的運載工具和經商工具，在望不斷的崎嶇山路上，終年有走不盡的隊隊馬幫，馬幫馱來了商品，馱來了文化，交流了友誼，創造了獨具特色的馬幫文化。
民族性是古道地域性特點的又一體現。古道是一幅民族歷史的長卷，它蘊藏著無窮無盡的民族文化財富和絢麗多彩民俗風情。“其價如金”的蜀錦，質地較厚，表面光滑，富有光澤，在漢化已生產空前，隋唐時規模更大，質量之佳，蜚聲於世，堪稱東方一絕。西方人正是通過絲綢這一商品開始認識中國，認識東方文明的。銅鼓是亞太地區最有代表性的青銅文化，源於滇西楚雄，據對萬家壩出土銅鼓的測定，其年代相當於春秋中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銅鼓自創世以來，便進入人類的一切活動中，無論節日、出征，還是播種、豐收、人們都以銅鼓作伴，並由於古道的原因，它集中原、西南乃至東南亞的工匠和生產技藝為一體，在古代緬甸、泰國、高棉、寮國、越南、馬來亞、印度尼西亞等地的城鄉，以自己的山野魅力陪伴各民族每繁衍生息，成為民族性特色極強的地方文化。
南方絲綢之路是一條文化傳播的紐帶，它聯結中原，溝通中印，它為中原、西南、印緬文化互相交流，互相融合創造了條件，楚文化、巴蜀文化、青銅文化、佛教文化在交流中沉澱、積存、從而形成豐富的、獨特的並且有共融性特點的古道文化。
佛教在印度被定為國教，幽深石窟，成群的寶塔，錯落深山的寺廟無產顯示著佛教的興盛和佛教藝術的繁榮。佛教傳入中國，在古道沿途很流行，在文化發達的滇池地區和洱海地區都較盛行，尤其在大理，宋時達鼎盛時代，“蒼山與洱海，佛教之齊魯”，“大理三百六十寺，寺寺夜半皆鳴鐘”。大理的崇聖寺，方圓七里，屋宇890間，有銅佛11400尊，保留至今的崇聖寺三塔，劍川石窟，“大理國經幢”，天南鑲寶的“大理畫卷”，都是佛教文化的稀世珍品。元代郭松年在《大理記行》中說道：“此邦之人，西去天竺為近，其俗尚浮屠法，家無貧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壯，手不釋數珠。一歲之間，齋戒幾半，絕不茹勞欽酒，至齋畢乃已。沿山寺宇極多，不可殫記。”佛教的專入，使雲南的雕塑和繪畫藝術也融進了佛教文化，為招引更多的信徒，人們更運用原有的繪畫技巧和雕塑工藝技術來表現佛的威力，弘揚佛法，於是在汗池和洱海地區，出現了一批藝術水平較高的石刻雕像，如劍川石鐘山石窟、劍川金華寺山摩崖石刻、祿勸密達拉摩崖石刻、晉寧摩崖石刻、安寧法華寺石窟、涼山博什瓦黑線刻畫像。這些帶有佛教文化的石窟造像，無疑給西南地區增添了一枝異彩獨放的奇葩。
其餘如印度人民互相潑灑淨水，祝福祈豐的習俗，以及印度人民的拜住心俗都通過古道傳入雲南，成為傣族潑水節的來源和西南少數民族中有較廣泛的祭柱習俗的來源。
中原文化在古道沿途也紮下了根，如鼎，眾所周知是中原文化的代表器械，多為銅製，而春秋戰國時期，生活在味縣的古代民族，也同樣使用鼎，與中原所不同的是多為陶製鼎。豐滿於中原的龍文化是中華民族的象徵，據《華陽國志》載，漢化以前，哀牢夷就在身上刺龍紋以為龍子，甚至在古代印度的岩畫上也有龍的形象，緬甸、越南、泰國、寮國一些民族中也有紋身刺龍的習俗。
馬幫的鈴聲日漸稀落，商賈的千金散盡，燦爛的文化卻在這條古道上侵入山谷的河流中長流不息。
絲路探究
關於研究方法和視野問題 對於如何深入推進南方絲綢之路研究，學者們提出應拓展研究的視野和思路。有學者認為，目前南方絲綢之路研究面臨的問題是如何以現代化的新視角和全球化的開放視野，重新審視南方絲綢之路及其歷史地位與現實作用。在研究重點上，應由線路的研究轉向文化板塊的研究，由民族淵源、遷徙、流向的研究轉向民族相互交往、融合的研究，由地名、地址的考證轉向對城鎮市場網路體系的研究，從單一民族、單一地區的研究轉向對整個線路系統全面的研究。在具體方法上，一些學者提出，可以將南方絲綢之路與西北絲綢之路進行對比研究。比如，南方絲綢之路經過的地區以農耕文化為主，民族支系多而複雜，容易形成網路，導致道路的複雜性和文化的多元性。這和西北絲綢之路經過的地區主要是遊牧民族，民族支系比較單一，不容易形成網路的狀況截然不同。還有學者認為，由於南方少數民族長期生活在深山裡，他們的生活環境、生存方式和交通工具和北方少數民族完全不同，因此兩者在貿易方式和文化交流方式上並不相同，值得深入研究。
關於性質和歷史作用問題 關於南方絲綢之路的性質，目前多數學者認為它是一條始於先秦、盛於漢唐的商貿通道，是由多條主幹道和支幹道組成的商貿道路網路系統。也有部分學者認為，南方絲綢之路主要是一條民族遷徙的走廊。還有學者從政治、軍事的角度探討南方絲綢之路的興起，認為從政治上看，統治者要把自己的權威達於各地，因此需要開發這樣一條通道；從軍事上看，為了軍隊的進入和軍事物資的運輸，需要開通這些道路。關於南方絲綢之路的歷史作用，許多學者論證了南方絲綢之路對中央政權統一西南地區、鞏固西南邊陲、促進民族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的重要歷史作用。還有學者認為，以成都平原為中心的古蜀青銅文化通過南方絲綢之路西傳，豐富了南亞、中亞、西亞和歐洲地中海文明的內容，對於世界古代文明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關於文化遺產保護和旅遊開發問題 許多學者對加強南方絲綢之路沿線文化遺產保護、利用南方絲綢之路的文化和自然資源優勢進行旅遊開發進行了研究。一些學者認為，南方絲綢之路沿途的巴蜀文化、滇文化、夜郎文化和佛教文化、畢摩文化、東巴文化以及其他多姿多彩的少數民族文化，均屬於南方絲綢之路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文化遺產歷經千年，應予以發掘、保護與研究。一些學者認為，南方絲綢之路作為一條連線東西方文明的多功能古道，數千年來留下了無數具有歷史、文化、藝術、民族和宗教等多重價值的遺存，將其列入“絲綢之路”整體申遺名單，既有利於加強國內段沿線各省市的合作，也有利於沿線國家經濟文化和睦鄰關係的發展。有學者提出，應部分恢復南方絲綢之路的歷史原貌，尤其是恢復“氂牛道”和“五尺道”的部分景觀，並以文化旅遊線路整合沿線資源，打造精品路線，推進沿線旅遊區域的合作。還有學者認為，應借用古代南方絲綢之路之名，打造新的西南絲綢之路。這是促進西南各地旅遊、經濟、文化等發展的有效途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