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薪潮不會影響中國吸收外資
2010年6月12日，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姚堅在月度例行發布會上表示，全年出口形勢仍不樂觀。同時他表示，部分省市最低工資的上調符合趨勢，因富士康、本田而起的加薪潮不會影響中國吸收外資。近期有觀點稱，隨著中國基本工資的上升，可能會影響中國對外資的吸引。
此前，台灣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理事長焦佑鈞稱，富士康加薪，意味著大陸生產成本將會不斷上揚，在成本考量下，未來三五年內，大陸台資電子廠離開大陸將勢不可當。
針對對吸收外資可能引發的影響，姚堅昨日表示，“對於現階段中國外資環境怎么看的問題，我想工資水平，或者說廉價的勞動力，不是現階段中國吸引外資的第一位優勢。”
他表示，中國對外資最重要的優勢，在於中國國內政治環境穩定、經濟不斷高速發展，法治環境也得到進一步的完善。
其次是中國的市場規模龐大。
姚堅補充說，此外中國產業配套能力很完善，以及勞動力方面，人口素質正在普遍的提高，而且我國中西部有龐大勞動力市場，也能夠為企業提供充足勞動力並在勞動力價格上具有較強的競爭優勢。
除了上述因富士康和本田而起的加薪潮外，2010年以來，深圳、北京等地，也宣布上調本地的最低工資標準。這也必然加大了各地的勞動力成本。
姚堅昨天表示，注意到部分省市對最低工資的上調，這也是符合國家整個經濟和產業政策變化趨勢，是要讓更多的產業工人和全民能夠享受到經濟發展的成果。
他表示，“就業是第一位，第二位才是加薪。”
加薪潮符合經濟趨勢
針對近期中國沿海多個省份先後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姚堅2010年6月12日指出，工資水平，或者說廉價的勞動力，不是現階段中國吸引外資的第一位優勢。提高勞動工資符合中國整體經濟與產業趨勢，要讓更多的產業工人和全民能夠享受到經濟發展的成果。姚堅稱，當前中國吸收外資的最重要因素包括政治穩定、經濟發展、法制環境進一步完善，龐大的國內市場規模以及完善的產業配套能力，還有受教育人口素質的不斷提高。
姚堅同時坦言，包括出口在內的中國部分產業利潤水平比較低，會受到原材料價格與加薪等因素影響，政府最重要的工作是要防止多種負面因素出現疊加。他強調：“企業正常運營是保證就業的基礎，就業是第一位，第二位才是加薪。”
對深圳富士康事件，姚堅表示，通過國家勞動主管部門和當地政府協調，大部分問題已經得到解決。從總體來看，中國在勞動關係方面的法律法規是較為健全的。隨著中國市場化進程的深入和中國參與國際經濟程度的加深，國內的市場規則也在不斷的完善。相關問題在勞動法律法規框架下，應該會有一個妥善的解決機制。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張小建昨天表示，有關富士康事件，有關部門組成的調查組還在調查之中，“調查結果當然要向社會公布”，但這要經過一定的程式。國台辦發言人范麗青昨天也表示，富士康事件處置工作已經取得了一定成效，相關工作仍然在加緊進行當中。
加薪潮，長遠有利中國經濟
新加坡《聯合早報》2010年6月10日刊文說，中國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已是大勢所趨，且將成為一種常態，傳統上依賴廉價勞動力創造利潤的企業，必須在轉型升級或結束業務之間做出選擇。有學者認為，從長遠來看這樣其實有利於中國整體國民和經濟。文章摘編如下：
中國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已是大勢所趨，且將成為一種常態，傳統上依賴廉價勞動力創造利潤的企業，必須在轉型升級或結束業務之間做出選擇。
儘管許多企業為郭台銘所稱“又快又猛”的加薪方案暗暗叫苦，但上海財經大學企業管理系副教授董靜認為，這已經是大勢所趨，從長遠來看其實是有利於中國整體國民和經濟。
近年來，農村勞動力供應下降和農產品價格上升，都使得農民工人數減少。根據投資銀行中金公司的研究報告，1985年民工平均年齡是20歲，2010年已經是35.4歲。而農村尚待轉移的勞動力只剩下5000萬左右， 2015年招工難現象將從目前區域性擴大為全國性。
一些企業加薪雖然未必會得到其它企業跟進，但中金公司不久前的報告指出，根據日本經驗，中國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將成為常態。勞動力成本上升將倒逼企業加大結構調整、實行產業升級和轉變增長方式。報告指出，產業結構升級相對較好的長三角地區，工資水平較高，去年以來的民工荒現象就比珠三角要輕微。
董靜預見大幅加薪必然伴隨裁員和人員與生產結構的最佳化、機械化等調整。這其實是上海已經在發生的事，上海金橋加工出口區去年一年就有25家有相當規模的外資製造業遷往內地，原因正是成本上漲。
低利潤的生產性企業從沿海走向內陸或其它國家，其實近幾年來已陸續發生，不過令人關注的是，郭台銘的行動會不會在短時間內掀起一波遷移潮。
中國全國台灣同胞投資企業聯誼會副秘書長、杭州台灣同胞投資企業協會會長謝智通昨天表示，許多台商都有意回台投資設廠或上市、上櫃，主要問題是勞工聘用必須解決。
台灣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日前也公開呼籲業者轉往印度和越南等地，理事長焦佑鈞表示，在成本考慮下，台商電子廠未來三五年出走勢不可擋，公會今年將帶領會員啟動“南進策略”。
董靜認為大陸內需市場剛剛啟動，如果考慮大陸市場的廠商，往內地遷移的好處還是比較大。
對長三角來說，加薪潮果真出現，衝擊可能不小。可能的局面包括：以中小企業為主的浙江，可能經不起較高的人力成本而出現倒閉潮。
對浙江民企有實地研究經驗的董靜表示，過去活力十足的浙江民企，商業誠信和融資體系都發展得很健全，但近幾年的發展已經出現瓶頸，產品技術更新無法突破，雖然錢很多，但人力不夠充裕，例如溫州，近年增長已經相對放緩。
在過去兩年的房地產飆升中，就有不少來自長三角的民企老闆不再搞生產線，把錢投入房地產，助長了漲勢。
一旦工資上漲幅度過高，就可能使民營企業家乾脆洗手不再經營。
至於江蘇，蘇州、崑山等地台資和外資密集，而且是大規模勞力的工廠，如果工資上漲形成風潮，牽動企業出走決心，就算只是遷往內地，對當地的衝擊也會是大而緊迫。
中國製造業可能已經來到一個十字路口，往前走要面對技術提升的問題，而技術提升必須靠大量人才，不再是人海戰術。
幾天前剛出台的“人才發展規劃綱要”，是中國第一次發布有關人才發展的高層次綱要性檔案，董靜認為，人才對提升企業素質很重要，但對個體人的重視更重要，“人是不是幸福感強、生活得有尊嚴，都要開始被重視。”董靜說，“以人為本”現在至少關注的層面更高，也看到更實在的行動了。這是值得一提的背景，時代發展走到這一步，企業家必須要調整了。
加薪潮，企業如何應對
首先,面對物價及生活成本高速飛漲,工資水平還在原地踏步,導致了人們生活壓力逐年增加。綠豆、蒜頭、蔬菜、糧油等農副產品在漲價,水費、電費等日常生活必須耗費也在漲價,這些與人們日常生活休戚相關的“柴米油鹽”的價格無一不在上漲,另外,最近幾年房價的急劇攀升,更是讓普通的工薪階層無法承受在城市裡生活的壓力。以北京為例,一個大學本科生剛畢業的平均工資也就2500元左右,而六環以外的房價平均都達到1萬元每平米,如此而言,該本科生工作五年都買不到10平米,這讓他們如何在這個城市生活。因此,為了回響國家保增長、促民生的政策方針,未來提高工資,保證人們的生活質量將成為必然趨勢。其次,“招工難”、“民工荒”也是助推工資上漲的主要因素之一。隨著國家加大對農民利益的政策保護,國家新農村建設步伐的推進,農民的收益越來越大。相反,在城市化進程中產生的大批量農民工,他們卻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熱中,他們在自己親生建造起來的城市中得不到必要的保障,逐漸成為了城市裡的二級公民。因此,越來越多的新一代農民工對此有了理性的比較和選擇,農民工回歸潮導致了大量企業招工難,珠三角等東部沿海一帶出現了嚴重的民工荒。國家如要解決此類問題,除了加快產業升級之外,還必須提高農民工們的工資及社會保障,讓他們享受到與城市人相對平等的待遇,才能保證他們為城市化建設全心全意地貢獻自己的力量。
最後,工資收入占GDP的比重連續十年持續下降,09年甚至世界排名倒數第一,這產生的直接後果就是內需不足。由於收入持續增長的機制沒有完全形成,居民消費基本上採取保守態度,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成為長期制約我國經濟成長的瓶頸,中國經濟外貿依存度過高的問題因此難以解決。一個社會的進步,最終取決於社會個體物質利益實現的程度。如果勞動者的工資收入長期在低水平徘徊,就背離了社會發展的目標。改革勞動薪酬結構,使勞動力的價格與其價值相符,提高工資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是構建我國和諧社會的必要之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