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晉祠劉大鵬（1857-1942），字友鳳，號臥虎山人，別署夢醒子，又號潛園居士，是著名的地方史學者、地方文化學家。光緒二十年（公元1894年），劉大鵬同他的大兒子一起中甲午科舉人，“父子登科”中文魁被鄉人傳為美談。光緒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進京會試戊戌科進士落第，參與了康有為、梁啓超領導的維新活動“公車上書”。從此，他不求名、不做官、不謀富，專注於地方史志的考察和學術研究，著有《晉祠志》《晉水志》等地方志。尤其是《退想齋日記》，二百多冊，五十萬多正楷毛筆字，記述了近、現代中國和晉祠發生的重大變遷。
名望鄉里
閻錫山劉大鵬幼年從師受業，23歲畢業於太原縣桐封書院，翌年入省城崇修書院學習，為書院山長楊深秀賞識，學識大進，清光緒二十年（1894）中甲午科舉人。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二十八年，曾三次進京會試均未中。以懷才不遇，隱居家鄉。其間，他曾在山西太谷縣南席村票號商人武佑卿家塾中任塾師近20年。1914年回到家鄉大原縣，任縣立國小校長，兼營小煤窯，並種有少量土地。他一生基本上生活在晉中農村，對下層社會生活有較多的接觸；在地方上辦過不少好事，曾募捐集資修葺晉祠殿宇以及附近道路，興辦過晉水水利，在地方上有相當的名望。光緒三十四年，山西省咨議局成立時，任省咨議局議員，民國建立以後擔任過縣議會的議長、縣教育會副會長、縣清查財政公所經理和公款局經理等職務。他長期寓居鄉村，對農民疾苦體察頗深，親懷“康濟斯民之願”，常以不得行其志為恨。對官吏貪暴與政治腐敗，多有譴責。清光緒三年（1877），太原縣境遭受旱災，晉祠邊山一帶餓死者十之八九。他在記述此事時，憤然寫道；“丁丑災荒酷虐特甚，而晉省賑務亦至太極渥，可窮鄉僻壤之饑民，得實惠者百不獲一耳。蓋由州縣官紳奉行不善，或親現衰鴻，賑恤延緩；或侵吞賑款，飽其私囊……”，表示了對貪官污吏的憤慨。
1934年因目睹閻錫山政權搜刮民財，橫徵暴斂。曾上書南京中央政府，為民請願，指斥山西當局“捐涉於苛，大傷治國之本，稅成為雜，必失民眾之心”，促使南京政府轉飭山西省署，豁免苛捐雜稅，上書署名“鮑伯坪”，意為抱不平。此訊傳出，晉民稱快。
著述宏富
晉祠劉大鵬博學多才，著述宏富。其代表作主要有：《醒夢廬文集》8卷、《臥虎山房詩集》35卷、《從心所欲妄詠》50卷、《琢玉聞吟》8卷、《砭愚錄》8卷、《銜恤錄》10卷、《寄慨錄》12卷、《隨意錄》4卷、《潛園瑣記》6卷、《游綿山記》2卷、《唾壺草》2卷、《遁庵隨筆》2卷、《迷信叢話》17卷、《慍群筆譚》25卷、《乙未公車日記》4卷、《劉氏世系譜》3卷、《藜照堂家訓》2卷、《夢醒子年譜》12卷。惜其均系手稿，未能刊行問世。當時士人以讀書為求仕進，退居林下也多是詩酒自娛，消遣歲月。而劉大鵬能自甘淡泊，累月窮年，跋山涉水，遍搜廣求，在古蹟淹沒、文獻零散的情況下，僅憑個人奔波，於重重困難中而成洋洋巨著，誠屬難能可貴。
劉大鵬很關心地方公益，對地方水利也頗有研究。當時晉水灌溉稻田三萬多畝，而太原縣受益者30多村，他編撰了《晉水志》13卷。書中詳述了晉水之源，分水口岸，核實溉畝情況，水程定規；及有關迷信。“祀事”，渠甲分布等。各卷之首又冠以小序與河圖，閱者能窮其源而究其流。又別著《汾水河渠志》若干卷。對本縣河害較大的北河邊孫家溝，他又殫精竭謀改築堤堰，並撰寫了《重修孫家溝幻跡》2卷，希望後人能繼往開來，除害興利。
他的這些考察和研究，不僅為當時的地方公益和水利建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在今天仍有重要參考價值。
劉大鵬一生為保護文物古蹟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別是晚年貢獻更為卓著。1932年以前，晉祠天龍山石窟石雕文物被帝國主義分子勾結劣僧盜竊嚴重。劉大鵬當時是太原縣保存古蹟文物委員會的特別委員，是追查被盜事件的主要成員。其所著《柳子峪志》便記述了當時太原縣追查和保護文物古蹟的史實及相應措施。書中既寫了天龍神像嚴重損傷情況，也論列了“太原縣天龍山古蹟文物保護委員會組織大綱”、“太原縣天龍山古蹟文物保存規則”等文獻資料，是研究天龍山文物保護工作的重要史料。他曾呈請省署撙節太原縣經費、葺修晉祠廟宇，並著有《重修晉祠雜記》2卷。他為保護民族文化遺產可謂嘔心瀝血，功垂後世。
親身閱歷
清末農村
清末人們吸食鴉片《日記》對舊社會的一些社會不平也作了不少記敘。1892年9月22日他記述一件士紳霸道的事情說：“吾在太谷縣西街，見一大車與轎車爭路，大車所載者重貨，轎車只坐二人，一人儒冠儒服，喝令其車夫將大車車夫痛打，大車車夫始猶支架不讓，旁一人告之曰：此某孝廉車，而喝令者即是孝廉，汝曷不退之？若不退，定將汝送縣，再吃大虧。車夫聞之，鼠竄而退。”他的《日記》中貪官污吏、苛捐雜稅記載更多，不勝枚舉。對清末的“捐納”也有敘述如下：“光緒辛丑，為賠洋款，捐納實官大減成數。以二、三千金而得道府者有之，以千餘而得州縣者有之，以四、五百金而得同、通、大使、州判者有之，以二、三百金而得府經，縣丞者有之，以一、二百金而得巡檢、典史、主簿、吏目者有之，以百八十金而得教官者有之。”在作者的筆下也展示了清末民初農民悽慘生活的畫面。如1893年2月10日日記中寫道：“今日午後，余去鄰村訪友，有一人負四五歲小兒，賣與鄰村農家。”他也記載過人民民眾對清朝政府的反抗鬥爭。1892年5月24日，他在省城太原親眼看到：“午後忽有百姓成群，約有五六百人共赴巡撫衙門喊冤。皆云：此時旱魃為虐，吾儕山人，俱不聊生，而吾陽曲縣官催科愈迫，每兩銀以八千錢為限。吾等赴縣署鳴冤，而縣官置之不理，遂赴府署伸理，而知府亦然，無奈始赴大人轅下。”1893年8月25日還記載：“太原縣小店鎮劉仙洲言：伊村糧店皆閉門不做生意。詢之，乃因縣尊奉上憲命，從斗行起錢，以備荒年，每斗糧起三文錢。”這實際上是當時商民的罷市活動。到了辛亥革命前，人民民眾對清政府十分不滿，他記載了當時各種苛捐雜稅之後也提出：“所到之處，人心莫不思亂，每聞人談論，動輒曰：世道如此，不若大亂之好也。雖系憤激之言，究見人心離散矣。”這些片段都反映出清末社會動盪不安、民心思變的情況。至於對當時的歷史事件，甲午中日戰爭、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北洋軍閥混戰、抗日戰爭初期，在《日記》中都有反映。有的是傳聞，也有的是目睹親歷，既表現了作者的態度，也反映了民間的情感。總之，《日記》涉及面十分廣泛，從作者的視野和角度反映了時代的各個方面。
然而，由於作者的階級局限與歷史局限，在他的著作中謬誤和不妥之處也在所難免。如對農民民眾的輕鄙，對農民革命的仇視，對清朝的某種留戀與對民國的不滿，誣李自成為“闖賊”，稱太平天國為“發逆”，名義和團為“拳匪”，視反清運動為“亂黨”，傳播迷信，倡說因果報應。後期甚至把紅軍東征說成“共匪”擾晉，並著有《共軍擾晉紀略》（未刊行），此書雖觀點錯誤，但從歷史的角度分析，它卻如實記述了當時紅軍東征的情況，是研究紅軍歷史難得的史料。
總之，先生一生的貢獻很大。取其精華而去其糟粕，作為文化遺產，仍有不可泯沒的價值。
遺愛在民
劉大鵬先生被鄉里人稱為急公好義，遺愛在民。民國三十年（1944），邑人在晉祠聖母殿南側，立劉友鳳先生碑銘，碑末銘曰：“鄉邦文獻，關懷有緣，表揚潛德，著述連篇，天不應遺，殺青何年。晉水潺潺，相與嗚咽，千秋萬祖，其視此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