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立民傅立民(CharlesFreeman)，即查爾斯·弗里曼，美國資深外交家，1972年曾任美國總統尼克森訪華之行的首席翻譯，20世紀70年代後期擔任美國國務院中國科科長，1981年至1984年任美國駐華公使。自20世紀90年代起，傅立民先後擔任美國國防部負責國際安全事務的部長助理和美國駐沙烏地阿拉伯大使。傅立民熟諳全球事務，尤其對中國文化有深入研究，現在是華盛頓多家國際事務研究機構和外交智庫的董事會成員。2009年3月，美國資深外交官傅立民決定不接受總統提名以出任國家情報委員會主席。
姓名由來
傅立民的中文姓氏“傅”是從爺爺JohnRipleyFreeman那裡傳下來的。他是一位著名的水文工程師，曾在清華大學任教，還曾為孫中山先生工作，並且是三峽大壩的最初設計者之一。不過，當時他有足夠的理由離開中國，因為他知道三峽大壩是不可能在他的有生之年興建的。傅立民爺爺的“傅”姓是當時的山東省總督給起的，而傅立民的名字“立民”的發音和傅立民的英文名“Freeman”很接近。之所以是“立”而不是“利”，是因為傅立民覺得，從取名上講，“站立”要比“利益”更合適。
與中國關係
傅立民是老牌的“中國通”，出生於1943年，今年66歲。他的曾祖父是一位著名的水文工程師，曾在清華大學任教，還曾為孫中山先生工作，並且是三峽大壩的最初設計者之一。祖輩的淵源令他對中國有濃厚的興趣。擁有耶魯和哈佛兩大名校文憑的弗里曼，從1965年開始其外交生涯。1972年2月，作為美方的首席翻譯，弗里曼見證了尼克森總統歷史性的訪華；1973年，美國在北京設立聯絡處，他是促成這一事件的先遣小組成員之一。1979年到1981年，弗里曼在美國務院主管對華事務；1981年到1984年在美駐華使館工作。他還曾擔任過駐沙特大使。
見證中美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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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亞非部長助理會見美國前助理國防部長傅立民傅立民同中國結下不解之緣並非因為家庭因素，真正對中國感興趣是在法學院讀書期間。當時，所學課程非常乏味，於是就給自己制訂了一項學習和閱讀計畫，想更多地了解世界不同地方和民族的歷史文化。當讀到中國部分時，就完全被吸引住了。那是20世紀60年代初，當時的傅立民感到全球的戰略結構很不穩定：蘇聯和中國漸行漸遠，美中的最終接近似乎不可避免。
傅立民有一種衝動和暗想：當美中啟動交往時，傅立民一心想要要參與這個過程。
幸運的是，後來傅立民果真參與了這項歷史性的工作。傅立民參與了1973年在北京建立聯絡辦事處的工作。在美中關係正常化後不久的一段很有意義的日子裡，傅立民負責美國駐華使館的工作。當時傅立民從事和參與的工作還有美中關係正常化和美中建交談判、安排鄧小平訪美以及“八一七公報”的起草。
傅立民還記得“八一七公報”的起草是在北京我的餐桌上進行的。十分幸運地參與了美中關係滄海桑田般的變化過程，對傅立民來說可謂夢想成真。
見證中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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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立民說著一口流利的中文，正接受記者採訪傅立民對中國的文化傳統和語言文字深懷敬意，對中國和中國人民有很深的感情，傅立民總覺得中國是傅立民的第二故鄉。
第一次感受到中國改革風潮帶來的影響是在1979年的北京街頭。那天傅立民在天安門廣場附近見到一個麵攤，在經過文革之後，這對傅立民來說就像是春天裡見到飄落的雪花那樣不同尋常。
傅立民一直覺得，小吃是中國文明的獨創之一。傅立民走過去買了一碗麵，並問攤主他是哪個單位的。他的回答是：“個體戶”——個傅立民從未聽說過的名詞。傅立民問他那是什麼意思，他說:“我不屬於任何單位，我是一個人的公社。”傅立民若有所思，感到這個社會正在發生巨大的變化。
中國不是“崛起”，而是回歸其在國際社會的正常位置
哲學家赫拉克利特曾說過：“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你也不可能兩次訪問同一個中國。中國目前的變化是快速而多層面的。傅立民到重慶等內地城市，親眼目睹它們在很短的時間內發展成為超級的現代城市，這非常令人興奮。但這並不意味著傅立民喜歡我所看到的所有東西，如環境污染，還有一些魯莽和目無他人的年輕人等，傅立民對禮儀和慢節奏生活的消失感到遺憾。但是，每次去中國傅立民都能學到新東西、新概念和新辭彙，人們的生活正在變得更好。
傅立民不太同意“中國崛起”這一說法，傅立民覺得中國只是在國際社會中回歸到一個屬於自己的正常位置。現在到處可以聽到關於如何發展一個國家軟實力的討論，其實這是孟子的思想，他雖然沒有用軟實力這個名詞，但他注重的是一個國家的道義影響力。
“五四運動”後，中國不斷地向國外尋找效法模式，從德國、日本、美國到俄國，等等。而現在，傅立民覺得沒有多少人會認為中國應移植或師從某種外國模式。眼下，中國倡導建立和諧社會，傅立民覺得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回歸孔孟思想的要義，而這同移植西方理念的努力相比是一種很大的進步。
台灣問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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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立民正接受記者採訪美中關係是一個多方位多層面的雙邊關係，總體來說是比較健康的。當然，也有一些麻煩的地方，如雙方的軍事關係就不盡如人意，其中的因素很多，有些是理念上的，有些是行事方式上的，有些是戰略上的。對此我並沒有過多的擔憂，因為在我看來，影響美中關係的台灣問題，最終會被兩岸的中國人自己妥善地加以解決。
傅立民覺得，發生在兩岸之間的民間交流和往來，就像是珊瑚礁形成的過程一樣———個體慢慢生成累積，成形過程中並沒有任何設計方案，直到它從底部不斷往上成長，最後浮出水面。台灣人民會理解到，在兩岸間構築這樣的珊瑚礁最符合他們的利益，而美國的立場則會顯得無關緊要。在傅立民看來，和平解決的方案目前正在逐漸得以繪製成型。
我們承認台灣海峽的法律現狀是“一個中國”，不接受現狀是獨立的論說；
我們支持和贊同在“一個中國”條件下的雙方談判；
我們將接受台海雙方都接受的現狀改變，不接受未經雙方都同意的現狀改變；
我們不會承認未經北京認可的“台灣獨立”，我們也不認可未經台灣民眾認可的任何形式的統一；
我們會按照上述的原則履行台灣台灣關係法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原則。
這跟布希當局昨天在國會聽政所做的聲明沒有太大的不同。在傅立民看，如果台灣當局不聽從這些忠告，或者不讓這些忠告傳達到台灣普通老百姓，那么，美國政府就沒有選擇餘地、而不得不考慮選擇某些方面與台灣的關係降格，其中包括我們的防禦關係和武器銷售關係，以此來告訴台北和北京兩個方面，為了避免戰爭，我們必須對這個問題作出非常嚴肅的處理。
或許，由於在美國的親台力量和反華力量、由於台灣在國會的遊說力量，回歸到一個著重於台灣海峽和平、而不是其它政治日程的平衡政策，在政治上似乎不可能。如果那就是實際情形，那么，我們就必須接受一個結論：處理台灣問題和避免與中國發生戰爭，政治上也許也是不可能的。傅立民個人不能接受那個結論，那種結論的後果，對我們和對全世界，都是非常嚴重的。
相反地說，成功地處理台灣問題，是打開健全的美中關係的大門的鑰匙。用那把鑰匙打開那扇大門，將使所有的各個方面、包括台灣方面，都有一個更美好的世紀。我們應該尋找那把鑰匙，我們應該努力打開那扇大門。
比如說，中華人民共和國能夠找到和平途徑與台灣的民主社會重新聯合起來的中國，將完全符合我們的價值觀和國家利益。那樣的中國，是我們可以與之合作的中國，由此而來推動美國人民和中國人民都期望的本世紀的共同繁榮與和平的國際環境。那樣的中國將是美國的朋友，而不是美國的敵人。
不接受情報委員會主席提名
傅立民2009年3月，美國資深外交官傅立民決定不接受總統提名以出任國家情報委員會主席。
傅立民（Charles Freeman Jr）雖然獲得歐巴馬總統的提名，但基於他過往曾嚴厲批評以色列，以及他同中國、沙烏地阿拉伯的密切關係，提名受到國會的反對。
紐約民主黨參議員舒默在一份文告中說：“傅立民不是適當的人選，他對以色列的批評過火，與政府的步伐很不齊一。”眾議院情報委員會共和黨代表胡克斯特拉也說：“這是歐巴馬政府委任人選過程中，所遭遇眾多挫折中的最新一個。”
傅立民曾任美國駐沙烏地阿拉伯大使，也曾任國防部助理部長，也曾是駐中國的美國資深外交官。傅立民是由美國國家情報局局長布萊爾所推薦，布萊爾星期二在國會力保傅立民，說他“是個觀點堅定、想法創新，以及有分析能力的人”。
傅立民之前批評以色列的言論是導致他仕途受阻的主因，他曾在2007年說過：“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暴力壓制沒有結束的跡象”，“美國已經完全和以色列認同”等。他也曾經在2005年擔任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的國際顧問。
布萊爾表示，上述針對傅立民的言論是斷章取義的。傅立民表態不接受提名後，布萊爾“遺憾地”接受他的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