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偉人與大國德國前總理與中美蘇三大國偉人們的內幕談話紀實，20世紀末國際風雲錄。
中國所從事的改革，就其複雜性來說，遠遠超過了當年路德維希・艾哈德那種政治家的偉業。
大多數美國人，甚至大多數美國政治家――對世界的認識猶如坐井觀天，僅僅局限於他們自己的國土……在判斷和對待其他國家的利益時，往往表現得幼稚可笑。
蘇聯領導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易受傷害……他們不理解，過分膨脹自己的安全體系，必然會引起西方鄰國的恐懼。
日本首先是在鄰國缺少朋友。他們很想有朋友，但不懂得如何去贏得朋友。他們以不理解的態度對待鄰國的懷疑。
――赫爾穆特・施密特
內容簡介
本書是施密特從政期間，特別是就任德國總理八年中，與蘇聯、美國、中國三大國領導人會晤的回憶錄。
上個世紀後半期國際政治形勢風雲變幻，東西方關係發生深刻而微妙的變化，經歷了緩和、僵持、對抗等幾個階段。作為當時西方世界最強有力的人物之一，施密特在這一系列變化中運籌帷幄、縱橫捭闔，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本書精闢解析了大國偉人們鮮為人知的言論，是上個世紀70年代以來一部難得的國際風雲錄。
作者簡介
赫爾穆特・施密特，德國前總理，德國和世界政壇備受尊重的前輩政治家。
施密特1975年應周恩來之邀來到中國，是第一位訪問中國的德國總理，也是唯一一位與毛澤東見過面的德國總理。他從政期間，積極促成德國與中國的建交。
在西方世界，施密特被認為是在經濟政策上卓有建樹的“偉人”，政治、軍事上“傑出的戰略思想家”。
作者已出版《論均勢戰略》《西方戰略》《偉人與大國》等富有影響力的著作。近年，80多歲高齡的施密特著書《未來列強》《與中國為鄰》（將由我社出版）書中見解之深刻和富有遠見被西方媒體評價為：施密特留給世界的最後遺囑。
目錄
新版前言
作者中文版序言
譯者的話
德文版前言
第一部分 同俄國人相處
俄－蘇連續性
蘇聯的戰略和德國的利益
第一次訪問勃列日涅夫
中間插曲
勃列日涅夫在朗根霍恩
政治局修正了自己
老年體制的崩潰
戈巴契夫推行根本性改革
裁減軍備――一個歷史性機會
鄰居關係
第二部分 美國――做一個世界大國的難處
對美國的最初印象
一個光彩奪目的美國總統――甘迺迪
詹森推翻艾哈德
尼克森的均勢戰略
第一次美元危機
同傑拉爾德・福特的友誼
吉米・卡特的理想主義和面對現實的搖擺不定
在通向雙重決議的道路上
在近東的部分成功
卡特外交政策的崩潰
外交政策不連貫的內部原因
變換著的總體戰略
里根式的電視民主
試圖推行“經濟霸權”
既樂於助人、慷慨大方，又殘酷無情
第三部分 中國――世界第三大國
毛澤東
毛澤東之後中國對世界的看法
中國的戰略地位
從革命到改革
從農業改革到工業改革
鄧小平
鄰居，但不是朋友
日本的有限作用
一個歐洲人觀察的結論
書摘
第一部分 同俄國人相處
1973年5月，我在聯邦總理勃蘭特當時的官邸第一次同蘇共總書記勃列日涅夫見面。這是一個感情容易衝動而同時又善於政治謀算的大俄羅斯人，和一個雖然頭腦冷靜但又並非毫無情感的北德意志人之問建立一種非常特殊的個人關係的開端。當時，勃蘭特舉行一個小範圍的非正式晚宴，只有10至12個人參加。由於勃蘭特和勃列日涅夫以及雙方外長謝爾和葛羅米柯在過去幾年中已經多次見過面，這次談話進行得比較輕鬆並且是非正式的，儘管談話是斷斷續續的，因為要逐段進行翻譯而不得不一再打斷。逐段翻譯，不可避免地要中途停頓，使人有時間仔細整理自己的思想。這使談話失去自發性，但卻增強了明確性。
在晚宴進行過程中，勃列日涅夫情不自禁地做了一番獨白，訴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蘇聯人民遭受的苦難。他是故意這樣做的，還是出於一時的感情衝動，我至今沒有弄清楚。他談到，特別是在烏克蘭，人們所受的痛苦是無法形容的，當時他在那裡擔任第18軍的少將銜政委。勃列日涅夫越說越激動，他動人地描繪起遭受損失的許多新的細節、戰爭的恐怖以及德國人犯下的違反國際法的罪行，他不斷地把這些德國人稱之為“法西斯大兵”或“法西斯入侵者”。
我也經歷了這場戰爭。我明白，他是多么有道理。我也明白，他這樣講是有根據的，儘管他在一些地方有意誇大其詞。維利・勃蘭特和在場的其他德國人一定有類似的感觸，因為我們大家都滿懷敬意地傾聽他的長時間的訴說。我們看得很清楚，他的用意是使東道主感覺到這個巨大的轉折，感覺到他和俄國人為了決心同德意志聯邦共和國進行合作，為了簽署莫斯科放棄武力條約和四國柏林協定，以及為了到波恩來訪問昔日的敵人，作了多大的自我克制。
當勃列日涅夫在作這種描繪的時候，我想起了自己的戰爭年代，這是30多年前的事了。我回憶起塞契夫卡村燃燒時散發出來的氣味和道路兩旁的屍體，我所在的防空營曾不時地接到命令，用兩厘米口徑的高射炮射擊一些村莊，使之起火，以便把躲在村子裡的敵對的抵抗戰士驅趕出來。我記得，有一次當我在後方的一個後勤供應基地看到一卡車俘虜所受的非人待遇時，我是多么的不理解和驚愕。我也回憶起上級關於處置政委的命令，雖然我們不一定親自看到這一命令執行的情況，但對這項命令將被執行，即被俘的政委將被槍決這一點，我們是知道的。我想起了當時我們都害怕同被俘的俄國士兵接觸，我重又想起了，1941年入冬以後，我們不得不到房子裡尋找地方睡覺――德國人睡地鋪，俄國人睡火炕――當時德國士兵和俄國老百姓都相互害怕對方。我憶起了當時我們自己的驚恐情景，憶起了一位下腹部受重傷的戰友臨死前令人驚恐的可怕的叫喊聲。從遺忘中重新喚起了我當年失魂落魄的恐懼：1941年12月，我們在克林附近被切斷和包圍，面臨被俘的危險。勃列日涅夫說得對：戰爭是可怕的，是我們德國人把這場戰爭引入到他的國家。
但同時，他的片面性卻是不對的。不僅德國士兵，俄國士兵也對他們當時的敵人犯下過暴行。而且，如果他把過去的德國士兵都看作是法西斯主義者，那他就錯了。正如我們當年的敵人大多數不是共產黨員一樣，大多數德國士兵，他們的軍士、軍官和將軍並不都是納粹分子。雙方都以為是在為祖國服務並且必須保衛祖國。人們早就知道，雙方的司令官都是冷酷無情的。勃列日涅夫單單控訴希特勒，難道他不知道或者不願意知道，史達林也曾把他的某些敵手搞掉了？我絲毫無意把這兩個人相提並論，勃列日涅夫也沒有理由談論蘇聯的戰爭罪行。儘管如此，我仍決心加以反駁。
不，實際上不是反駁，而是向他和他的陪同人員展示這場戰爭的另一面。勃列日涅夫大概講了20分鐘。我輕聲地、謹慎地開始敘述我的觀點，但我講了幾乎同樣長的時間。維利・勃蘭特悉聽一位前德國士兵其便，而這個士兵不久前還掌握著對聯邦國防軍的發號施令權。
我承認，勃列日涅夫說得很有道理，但我反駁了他關於法西斯士兵的說法。我陳述了我這一代人的情況：我們中只有很少人是納粹分子並且相信“元首”，這些人是例外。但是，我們中的大多數人感到有義務執行軍事上司的命令，而這些軍事上司也是同樣的想法，他們中間也只有很少人是納粹分子。事實上，我在國防軍里當兵的八年中，我的上司或指揮官沒有一個是堅信不疑的納粹分子。不過，我當時被教育成了一個愛國者。
我提請勃列日涅夫注意那些一方面作為愛國者曾同敵人作戰，另一方面又反對希特勒的軍官，他們願意謀反，但不願意叛國。我談到那些被炸毀的城市裡人們死亡的情況，以及在逃亡和被驅逐時的苦難，談到我們在前線時連續幾個星期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妻兒在家裡是否還活著。我們在夜裡詛咒希特勒和戰爭，而在白天又在盡我們作為士兵的義務。我向我們的蘇聯客人說明了我們這些年輕的德國士兵是如何在精神分裂的狀態下經受了這場戰爭和經歷了種種苦難。
這一切對勃列日涅夫是否都是新鮮事，我無法判斷，但我可以看出，他注意地傾聽了我的陳述。這次對戰爭痛苦的回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相互尊敬。從1974年我第一次去訪問他，到1982年他逝世和我離開聯邦總理的職位，我們之間的關係就是以這種相互尊敬為特點的。在這八年中，我們曾有兩次或三次提到1973年5月那次談話。1980年夏，當我在克里姆林宮一次氣氛相當緊張的會見中提到“總書記先生，我從來沒有欺騙過你”時，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不由自主地打斷我說：“這是真的。”
1973年，在進行上述談話的時候，我在聯邦政界已經從事了20年的工作。作為聯邦議院的議員、議會黨團主席和國防部長，我對世界已有一定的了解，包括歷史上俄國的發展和當前蘇聯的實力政策作用。不論是1967年大西洋聯盟按照哈默爾報告通過的西方雙重總戰略，還是1968年以后里查德・尼克森對蘇聯實行的限制軍備政策，或者是1969年秋維利・勃蘭特當上總理後開始執行的東方政策，對我來說都不是什麼新的考慮。相反，我在很早以前就有類似的構想，這反映在我在聯邦議院和我黨黨代會上的發言中，反映在我的關於戰略問題的兩本書中以及我作為北大西洋聯盟部長理事會成員的言行中。
很早以來，我就是雙重並重的堅定衛士，主張既要用西方共同的防禦能力遏制蘇聯的進一步擴張，又要在這種已經建立起來的自身安全的基礎上――同蘇聯進行合作。不僅在軍備限制和經濟交流領域裡，而且希望有朝一日也在文化領域裡。一句話：我主張推行均勢總戰略和東西方利益均衡。
1974年10月，當我根據勃蘭特和勃列日涅夫早先達成的協定，第一次作為聯邦總理訪問蘇聯首都時，莫斯科肯定有了仔細編寫的關於新任聯邦總理觀點的人物介紹。人們肯定已經審查過，1941年和1942年在第一裝甲師服役的這位年輕軍官曾在什麼地方和什麼時候參加過作戰，他是否可能犯下過什麼罪。人們肯定對我同我的妻子洛姬和女兒以及工作人員沃爾夫岡・舒爾茨一起――1966年夏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進行的一次私人休假旅行作過記錄。
那是一次非常有意義的旅行：我駕駛我的一輛奧佩爾汽車，口袋裡裝著不少國際旅行支票，從紐倫堡經布拉格、布雷斯勞、華沙，直到這兩個俄國大城市，回程經赫爾辛基，總共5000公里行程。蘇聯警察沿官方的路線對我們的到達作了記載，並且立即用電話作了報告，這是瞞不了我們的。他們肯定也對我們的興趣所在和我們的談話夥伴作了報告。克里姆林宮諾夫哥羅德大教堂的金屬大門，特別是列寧格勒城市建築的優美，給我留下了特別美好的記憶，還有地處芬蘭灣、頗有歐洲風味的這座城市的亮如白晝的仲夏之夜，它的美麗的運河和碼頭，以及冬宮裡幾乎是無可比擬的藝術寶庫。
蘇聯外交部讓一些精心挑選的蘇聯記者，通過深入的交談來摸摸這位社民黨議會黨團副主席的鋒芒。最後同當時的副外長謝苗諾夫舉行了三個小時的會談。謝苗諾夫後來在我任總理時任駐波恩大使，他對德國藝術、德國歷史和德國利益頗有了解。他在1966年的這次談話中，一再把話題引向蘇聯的經濟發展，並且提出了同西方進行經濟合作的思想。我接過這個話題，但把談話的重點放在穩定歐洲戰略均勢，以及聯邦共和國同蘇聯和各個東歐國家達成放棄武力協定上面。其中，我也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邊界包括在裡面，謝苗諾夫對這一點特別感興趣，但對此不表示任何態度。
因此，1974年莫斯科對我關於相互利益的觀點一定已經有足夠的可靠資料。可以肯定，莫斯科也一定擁有1969年的相應記載，當時，我的親密朋友阿勒克斯・默勒、埃貢・弗蘭克和我作為當時的社民黨議會黨團領導人，對莫斯科進行了一次所謂的正式訪問。1969年是個大選年。波恩的大聯合政府行將結束，聯邦總理基辛格和外長勃蘭特之間的外交政策分歧越來越變得難以克服。我們當時認為，政府發生更迭，維利-勃蘭特接管總理職務是可能的，並且想試探一下，在此情況下波恩同莫斯科之間是否存在開闢關係正常化的可能性。1969年，蘇聯方面的談話夥伴的級別要比三年前高，有若干名重要的中央委員以及政治局和外交部的工作人員參加，其中有瓦連京・法林，他是一個有制訂方針才能的人，後來當了駐波恩大使。特別是葛羅米柯在斯皮里東諾夫宮同我們進行了一次深入的談話，由於葛羅米柯當時還沒有進入政治局，我們還受到政治局委員波利揚斯基的接見。
在同葛羅米柯的談話中，我實際上勾畫出了後來勃蘭特一謝爾政府推行的東方政策，而當時我還不知道是否會有這樣一個政府。我在談話一開始就表明，德國人永遠不會放棄在一幢房子裡生活的希望，他們確信在歷史面前擁有這個權利。但鑒於實際存在的狀況，我們準備在平等的基礎上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簽訂條約，包括一項在國際法上有效的放棄武力條約，該條約承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邊界。葛羅米柯對此沒有表示態度，而是主要談了西柏林問題：這方面，我們的立場有原則的區別。
總的來說，這次談話涉及國際政治中許多緊迫的原則性問題。最後，葛羅米柯要求德國人表現出更多的彈性和靈活性，我作了這樣的回答：“只有同堅定的道德原則相結合，彈性才是一種美德。而只有當兩個夥伴都表現出彈性的時候，它才能帶來政治上的好處。”同波利揚斯基的談話大體上相似，儘管要粗略一些。所有的言論雙方都作了詳細的記錄，並且肯定會被列入“施密特言論”的資料中，五年以後我第一次去正式訪問時，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也一定會加以閱讀。
在這份人物介紹資料中，我在1969年出版的《均勢戰略》一書也一定起了作用。在該書中，我分析了蘇聯對自己盟國（見《勃列日涅夫主義》這一章）、對西方以及特別對德國的實力政策和軍事作用，並為我國的外交和防務政策得出了結論。最後，蘇聯軍方也一定研究過我在擔任三年國防部長期間所追求的目標、我的行動和言論。
我堅決主張鞏固西方聯盟，並對聯邦國防軍進行內部改革和加強。我第一次發表了每個人都可以查閱的《國防白皮書》，這是以我的朋友特奧・佐默爾為首的計畫室同部隊代表和軍隊領導人開了許多次情況交流會和討論會之後編寫整理出來的。
最近，在1972年春聯邦議院就批准勃蘭特一謝爾政府的東方條約進行激烈辯論時，我曾強烈地主張批准條約，並從我的對蘇聯總的戰略的角度論證了批准條約的必要性。估計在1974年那個時候，對莫斯科的顧問班子來說，我既不屬於所謂德國“軍國主義”或“復仇主義”類型，也不可能被他們看作是“綏靖派”或“妥協派”，他們很可能對我的觀點做了大體上恰當的估計。
可以肯定，蘇聯人對我的前任維利・勃蘭特和他的外長瓦爾特・謝爾以及勃蘭特的談判代表、當時的國務秘書埃貢・巴爾有更確切的了解。謝爾後來升任聯邦總統，而巴爾在我的第一屆內閣中擔任聯邦部長，這應當被他們看作是德國政策連續性的標誌。勃蘭特的離任使他們產生了一個政治上的謎，其中一個原因是他們對新任外交部長漢斯－迪特里希・根舍幾乎毫無了解。
從1969年起，波恩東方政策的一個決定性人物是社會民主黨議會黨團主席赫伯特・魏納。他和自由民主黨的同僚沃爾夫岡・米施尼克協調一致，並在他的外交政策助手、我的朋友歐根・賽爾布曼的密切協助下，致力於東方政策的持續發展長達13年之久。特別在制定我們對莫斯科和東柏林的政策方面，魏納的貢獻占有重要的份額，蘇聯人和法國的公眾對此當然是不可能充分認識到的。
赫伯特・魏納作為政治家是一個絕無僅有的全才。讓・莫內、亨利・基辛格、後來的埃里希・昂納克以及德國政策的其他某些觀察家都明白這一點。他原是德國共產黨黨員，1933年後在莫斯科史達林時期曾挨過整，之後脫離了蘇聯，1945年後作為社會民主黨人回到了德國，得到庫特・舒馬赫的巨大信任。1946年我認識他時，他是《漢堡回聲報》的編輯，從1953年起我在波恩議會裡每天都同他見面。是他在1960年6月――經弗里茨・埃勒、卡洛・施密德以及他本人在思想上作了準備工作之後――最後把我們黨的外交政策構想置於業已成為事實的基礎上：北大西洋公約、歐洲共同體、聯邦國防軍。
魏納在內心深處信仰西方的價值，信仰民主社會和個人自由的價值，這是任何一個正直的觀察家都不能懷疑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