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郎搜山圖歌

《二郎搜山圖歌》是明代著名文學家、《西遊記》的作者吳承恩所作的一首七言古風。詩作《二郎搜山圖歌》是吳承恩的一首題畫詩,寫於創作《西遊記》之前。

詩詞原文

李在唯聞畫山水,不謂兼能貌神鬼。筆端變幻真駭人,意態如生狀奇詭。

少年都美清源公,指揮部從揚靈風。星飛電掣各奉命,搜羅要使山林空。

名鷹搏拏犬騰齧,大劍長刀瑩霜雪。猴老難延欲斷魂,狐娘空灑嬌啼血。

江翻海攪走六丁,紛紛水怪無留縱。青鋒一下斷狂虺,金鏁交纏擒毒龍。

神兵獵妖猶獵獸,探穴搗巢無逸寇。平生氣焰安在哉,牙爪雖存敢馳驟。

我聞古聖開鴻蒙,命官絕地天之通。軒轅鑄鏡禹鑄鼎,四方民物俱昭融。

後來羣魔出孔竅,白晝搏人繁聚嘯。終南進士老鍾馗,空向宮闈啖虛耗。

民災翻出衣冠中,不為猿鶴為沙蟲。坐觀宋室用五鬼,不見虞廷誅四凶。

野夫有懷多感激,撫事臨風三嘆息。胸中磨損斬邪刀,欲起平之恨無力。

救月有矢救日弓,世間豈謂無英雄?誰能為我致麟鳳,長令萬年保合清寧功。

作者簡介

吳承恩(1501年-1582年),字汝忠,號射陽山人。漢族,淮安府山陽縣(今江蘇省淮安市楚州區)人。中國明代傑出的小說家,是四大名著之一《西遊記》的作者。他生於一個有學官淪落為商人的家族,家境清貧。吳承恩自幼聰明過人,《淮安府志》載他“性敏而多慧,博極群書,為詩文下筆立成。”但他科考不利,至中年才補上“歲貢生”,後流寓南京,長期靠賣文補貼家用。晚年因家貧出任長興縣丞,由於看不慣官場的黑暗,不久憤而辭官,貧老以終。

創作背景

吳承恩一生不同流俗,剛直不阿。他之所以才高而屢試不第,很可能與他不願作違心之論以討好上官有關。他厭惡腐敗的官場,不願違背本心,對黑暗的現實持否定態度。他在《二郎搜山圖歌》一詩中寫道:“民災翻出衣冠中,不為猿鶴為沙蟲。坐觀宋室用五鬼,不見虞廷誅四凶。野夫有懷多感激,撫事臨風三嘆惜。胸中磨損斬邪刀,欲起平之恨無力。救月有矢救日弓,世間豈謂無英雄?誰能為我致麟鳳,長令萬年保合清寧功。”認為“民災”的形成,社會現實的醜惡,原因就在於統治者用人不善,讓“五鬼”“四凶”那樣的壞人當道。他想“致麟鳳”,行“王道”,扭轉乾坤,但是懷才不遇,壯志未酬,只能空懷慷慨,撫事臨風嘆息。生活困頓給吳承恩帶來的壓力並不小於科考的失利。父親去世以後,他需要操持全家的所有開支,但他卻沒有支撐門戶的能力,更沒有養家活口的手段。家中生活來源,除了每月從學府里領回六斗米外,只能坐食父親所留遺產了。品嘗了社會人聲酸甜苦辣的吳承恩,開始更加清醒地、深沉地考慮社會人生的問題,並且用自己的詩文向不合理的社會進行抗爭。

作品介紹

《二郎搜山圖歌》與《西遊記》

鍾 揚

這首詩見諸吳承恩詩文集《射陽先生存稿》卷一。胡適在《西遊記考證》中指出:“這一篇《二郎搜山圖歌》很可以表示《西遊記》的作者的胸襟和著書的態度了”。

《二郎搜山圖歌》是吳承恩的一首題畫詩,詩前有序云:“二郎搜山卷,吾鄉豸史吳公家物。失去五十年,今其裔孫醴泉子復於參知李公家得之,青氈再還,寶劍重合,真奇事也,為之作歌。”那么這首題畫詩與《西遊記》到底有何聯繫呢?當年胡適只是將之作為吳承恩是《西遊記》作者內證之一舉出,而未論述。我今則追其餘緒,詮釋如次。

《二郎搜山圖歌》寫作在前,《西遊記》寫作在後。小說融合詩意,有因循,有變異。所謂因循有四:

其一,二郎所用武器相似。詩云:“大劍長刀瑩霜雪”,“青鋒一下斷狂虺”;小說第六回“小聖施威降大聖”寫二郎神“腰掛彈弓新月樣,手執三尖兩面三刃槍”,交戰時“兩個鋼刀有見機,一來一往無絲縫”,“那真君抖搜神威,搖身一變,變得身高萬丈,兩隻手舉著三尖兩刃神鋒,好便似華山頂上之鋒。”

其二,二郎伏“妖”方法相似。兩者都是於刀槍劍戟之類常規武器之外,藉助鷹犬之力以伏“妖”,詩云:“名鷹搏拏犬騰齧”;小說中二郎奉旨降妖,“即點本部神兵,架鷹牽犬,踏弩張弓,縱狂風,霎時過了東洋大海,徑至花果山。”在戰鬥中是“縱著鷹犬,搭弩張弓,一齊掩殺”,擒拿孫悟空是上有老君暗算,下有細犬幫忙,才能勉強成功的:“猴王只顧苦戰七聖,卻不知天上墜下這兵器(老君之“金鋼套”),打中了天靈,立不穩腳,跌了一跤,爬將起來就跑;被二郎爺爺的細犬趕上,照腿肚子上一口,又扯了一跌。他睡倒在地……急翻身爬不起來,被七聖一擁按住,即將繩索捆綁,使勾刀穿了琵琶骨,再不能變化。”

其三,二郎戰鬥的空間相似。詩中二郎搜山,或“江翻海攪”,或“探穴搗巢”,或“星飛電掣”;小說中二郎與悟空賭鬥變化,或變飛禽,或變水族,也是在海、陸、空多維空間作戰。

其四,詩與小說的藝術精神相似。關於《西遊記》的藝術風格,明人袁於令與近人魯迅都有過高見,袁云:“文不幻不文,幻不極不幻。是知天下極幻之事,乃極真之事;極幻之理,乃極真之理”(《西遊記題詞》);魯云:“雖述變幻恍惚之事,亦每雜解頤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而玩世不恭之意寓焉”(《中國小說史略》)。稍加詮釋,則主要表現三點,一為充滿幻想色彩的變形藝術:將人間變異,經變形處理融入神魔世界;二為別具丘壑的象徵圖畫:以變形化的神魔世界,紀人間變異;三為別具一格的怪誕風格:寓真於幻,寓哀於嬉,寓莊於諧。以此格之於《二郎搜山圖歌》,則是相通的,其就是將現實生活中的“五鬼”、“四凶”(如嚴嵩之流)變形為種種妖魔鬼怪(詳蘇興《吳承恩年譜》);反之則其妖魔形象中有象徵意義:野夫有懷多感激,撫事臨風三嘆息——因而涉筆鬼神,著意人間,亦如吳氏《禹鼎志序》云:“蓋不專明鬼,時紀人間變異,亦微有鑑戒寓焉”;《二郎搜山圖歌》雖為題畫詩,卻通篇瀰漫著一種怪誕風格美。故云詩與小說之藝術方法、藝術風格如出一轍。就其大旨精神而言,《西遊記》中那斬妖除魔,專救人間災害的孫悟空,當是《二郎搜山圖歌》“救月有矢救日弓,世間豈謂無英雄?”那“天問”的形象化答案;孫悟空西天取經,歷經九個人間國度,除玉華縣皆為妖魔橫行的黑暗王國,當是“民災翻出衣冠中,不為猿鶴為沙蟲。坐觀宋室用五鬼,不見虞廷誅四凶”詩句的形象展現;小說所追求的君聖臣賢,政治清明,世間太平的社會理想,“願願主皇圖永固”(第13回)云云,與《二郎搜山圖歌》所云“誰能為我致麟鳳,長令萬年保合清寧功”,何其相似乃爾。難怪胡適說:“這一篇《二郎搜山圖歌》,很可以表示《西遊記》的作者的胸襟和著書的態度了”。

所謂變異有三:其一為詩中二郎所搜獵的是包括“猴老”在內的群妖;小說中二郎卻是奉旨專擒孫悟空。其二,詩分兩段,前段敘事,後段言志,敘事部分著重寫二郎搜山過程;小說則著重寫二郎與孫悟空鬥法,而“搜山”在第6回僅作側寫,一為戰鬥之中:“撒放草頭神,向他那水簾洞外”,“一齊掩殺,可憐衝散的妖猴四健將,捉拿靈怪二三千。那些猴,拋戈棄甲,撇劍丟槍;跑的跑,喊的喊;上山的上山,歸洞的歸洞。好似夜貓驚宿鳥,飛灑滿天星”;二為悟空被擒後,二郎上天請賞前對從將說:“賢弟……你們帥眾在此搜山,搜淨之後仍回灌口”;三為第28回美猴王被逐回花果山時,才目睹了二郎搜山之慘況:“那山上花草俱無,煙霞盡絕。峰岩倒塌,林樹焦枯。你道怎么這等?只因他鬧了天宮,拿上界去,此山被顯聖二郎神率領那梅山七兄弟放火燒壞了”,且有一篇詠敗山頹景的古風為證。這也叫該露的露,該藏的藏,詩與小說異體,各自之著眼點不一樣,藏露之處亦有別。其三,詩與小說的主角倒換了,詩中二郎神是被歌頌的救世英雄,而“猴老”是搜剿對象,在小說中孫悟空是被歌頌的救世英雄,他雖為二郎所擒,但作者的同情仍傾向於他,致有“可恨二郎將我滅,堪嘆小聖把人欺”的詩句。從詩到小說主角的這種變遷反映了作者對小說主人公的選擇過程。中國古代寫猴子的作品除極少數之外,猴子多被寫得有掠人妻女之類妖氣(如小說《陳巡檢梅嶺失妻記》、《西遊記雜劇》等即是)。吳承恩也曾受這一傳統之影響,在《二郎搜山圖歌》中猴族即為妖魔而列入被掃蕩之列。唯於《西遊記》,猴氏之形象被吳氏重鑄,從使其以嶄新的面貌立於中國小說藝術形象之林。《西遊記》與《二郎搜山圖歌》的主角儘管轉換了,但二郎原來最神采的精神面貌:“擔山趕太陽”(亦即“救月有矢救日弓”的通俗化說法)的英雄氣概,卻被轉嫁給了孫悟空。《西遊記》第33、46、63、67等回,或由悟空自敘,或由他人介紹,悟空“善會擔山趕日頭”。可見這已成為孫悟空精神世界的組成部分。總之,從詩到小說的種種變異都服從於小說典型化創造的需要。任何懂得文學創作規律的人,都不會以此變異為理由,判《二郎搜山圖歌》與《西遊記》是出於兩個作者之手的。

既然《西遊記》作者之謎仍有人舊話重提,那么《二郎搜山圖歌》就可作為吳承恩創作《西遊記》的力證之一。將吳承恩《射陽先生存稿》與《西遊記》相比較,我們還可以獲得更多的內證。如《海鶴蟠桃篇》與《西遊記》第5回對蟠桃的描寫,《明堂賦》與《西遊記》中嚴整有序的天上世界,《金陵客窗對雪戲柬朱祠曹》與《西遊記》上天入地的想像,《陌上佳人賦》、《金陵有贈》與四聖試禪心,《對月感秋》(之二)與八戒戲嫦娥的情景,無不有驚人的相似。吳氏於試推崇太白體,他有《太白樓》云:“獨倚闌乾傾一斗,知君應復識狂夫”,引李太白為同道,並將此風帶進小說,他於小說開卷形容水簾洞:“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依”,就化自李白《望廬山瀑布》(其一)之詩句,小說中太白金星身上也有李太白的形神,更不用說全書充溢著李白式的浪漫精神。吳氏於曲獨愛《西廂記》,《射陽先生存稿》中《點絳唇》(之五)、《浣溪沙》(之五)《菩薩蠻》(之三、四)都融入《西廂記》韻味與意象,而《西遊記》之第55回雲女怪“軟香溫玉”,第70回“恢恢無語對東風”,第71回“前身燒了斷頭香”云云,皆源自《西廂記》。此外,《西遊記》中還有不少情節借鑑於《幽怪錄》與《酉陽雜俎》,而此二書既為吳承恩短篇小說集《禹鼎志》之模本,則此亦可作為吳著《西遊記》之旁證。

總之,吳承恩《射陽先生存稿》中不僅有《西遊記》的靈魂,還有眾多的肢肢節節。即使我們暫時擱起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與胡適《西遊記考證》中提供的關於《西遊記》作者吳承恩的種種證據,上述《射陽先生存稿》的種種證據也足使否定吳承恩是《西遊記》作者的學者深思:你的否定有多少硬證與力量。

《西遊記》的作者長期存疑,直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由魯迅、胡適考定為吳承恩,1921年亞東圖書館出版標點本《西遊記》時,才將吳承恩的大名署之其上。但否吳派卻一直存在著,先是三十年代有俞平伯,繼而是從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一批域外的漢學家。在國內再度引起反響是八十年代初章培恆訪日歸來所寫的《百回本〈西遊記〉是否吳承恩所作》(社會科學戰線》1983/4),章文指出:“明清的各種《西遊記》刊本沒有一部署此書是吳承恩所作;天啟《淮安府志》雖有‘吳承恩 《西遊記》’的著錄,但並未說明《西遊記》是通俗小說,而且天啟《淮安府志》的編者是否會著錄一部通俗小說也是問題;復參以《千頃堂書目》,吳作《西遊記》當是遊記性質的作品,大概是記述其為荊府紀善時的遊蹤的;書中的方言情況複雜,根據現有的材料,只能說長江北部地區的方言是百回本以前的本子就有的,百回本倒是增加了一些吳語方言。因此,它不但不能證明百回本的作者是淮安人吳承恩,倒反而顯出百回本的作者可能是吳語方言區的人;至於其他幾條欲以證明百回本《西遊記》為吳承恩所作的旁證,似也都不能成立,有的甚至可作為非吳承恩作的旁證”。蘇興先生立即著文駁斥章文,並指出章之“否吳說乃是襲自國外學術界”(《介紹、簡評國外及我國台灣學術界對〈西遊記〉作者問題的論述》,《東北師大學報》1986/3)。事隔十多年後,李安綱又重提此案,然他除了重複章培恆先生的理由,就是更增添了此不著邊際的推理,如說“淮賢文目”只收文不收書,但其舉例中《射陽集》四冊就明明是書;說寫《西遊記》前後“沒有四十年功夫是不成的”則毫無依據。唯其口吻更決斷,章文曰《百回本〈西遊記〉是否吳承恩所作》,其文則曰《吳承恩不是〈西遊記〉作者》(《文史知識》96/11)。而且其與章文一樣,以為《二郎搜山圖歌》主要寫搜山過程,而小說“主要的篇幅在於大聖與小聖的賭鬥變化上”,“為此人們絕對不能把它看作是《西遊記》的藍本。”因而我從《二郎搜山圖歌》與《西遊記》之不解之緣入手,寫了這篇小文,力證吳承恩是《西遊記》的作者然否,尚祈教於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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