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棉紡織業

中國近代棉紡織業

中國近代棉紡織業指從清末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在中國設立的機器棉紡織業。

中國近代棉紡織業

正文

指從清末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在中國設立的機器棉紡織業
從清末到中華民國初期 中國機器棉紡織業開始醞釀於19世紀70年代後半期。但第一家棉紡織廠──上海機器織布局直到1890年才投產。該廠集資40萬兩,擁有紗錠35000枚,布機530台。可惜在投產後三年左右,毀於大火。1889年湖廣總督張之洞武昌籌建湖北織布局,於1892年底投產。上海尚建有3家紡織廠,即華新紡織新局(1891)、華盛紡織總局(1894)和裕源紗廠(1894)。到1894年甲午戰爭前全國已開車的機器設備計有紗錠12.9萬餘錠,布機1800台。這反映了中國棉紡織業創建時期的狀況。
甲午戰爭後,棉紡織業利潤優厚,刺激了這一行業的發展。1895~1899年五年中分別在上海寧波無錫蘇州杭州蕭山南通等地增設了10家棉紡織廠,18.8萬枚紗錠,形成中國棉紡織業第一次設廠高潮。著名的業勤紗廠、大生紗廠等就是在這一時期中建立的。
但是,外國資本勢力憑藉馬關條約特權,迅速侵入這一行業。在1897年一年中,上海出現了4家外資棉紡織廠,分屬英、美、德三國所有。資本總計405萬餘兩,紗錠16萬枚。
20世紀初,列強加緊對華侵略。1902年又有日本三井洋行收買華廠楔入上海棉紡織業。在英、美、德、日四國勢力交相搶奪的情勢下,1900~1904年五年中,華資棉紡織廠竟無一家成立。1905年的抵制美貨運動促進了中國近代工業的發展,棉紡織業也在原有基礎上稍有進展。1905~1908年四年中,分布在蘇、浙、豫及上海的新建棉紡織廠8家,共有資本534萬元,紡錠12.9萬餘枚。但是面臨外資兼併和壓迫的處境,中國棉紡織業經營的困難有增無已。創業於1895年的大純紗廠到1908年為日本資本所兼併;1907年以中日合資開辦的上海九成紗廠,開業不久便為日資所吞併。其他華商各廠也屢經改組。據不完全統計,在1905年以後的六年中,新舊華資紗廠的改組、出租和出售的達 8家、11次之多。這表明了中國棉紡織業在興起階段遭到外國侵略勢力的威脅,處於艱難的地位。截至中華民國建立後的1913年,全國還只有紗錠484192枚,布機2016台。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及戰後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外國棉紡織品輸入減少,歐洲各國在華紗廠也無力增加投資,中國市場上紗布價格猛升,原來處於維持狀態的舊有紗廠,如無錫振新、寧波和豐、江陰利用、天津裕元及華新、南通大生等廠在戰爭期中都獲得了高額利潤,年年擴充並增設新廠。1914~1922年九年內,純由民族資本設立的紡織廠達54家,反映了中國棉紡織工業的初步發展。若干大型紗廠如上海申新、永安、厚生,天津華新、恆源、北洋和武昌裕華等廠都是在這一時期創辦的。但這一時期日本棉業托拉斯卻乘虛而入,僅1921~1922兩年間,日本在上海、青島兩地,便設立了15家棉紡織廠,紡錠總數增加近30萬枚,新增布機1500台。日本資本盡力楔入一些新設的和資金周轉發生困難的華商紡織廠,以致這一時期與日本壟斷資本發生借款關係的華資廠達13家,其中有 7家因無力償債而為日資所兼併。所以,到20世紀20年代,一度出現的建立紗廠的熱潮隨之消逝。
1925年上海發生“五卅”運動,抵制外貨是民眾運動的一項重要內容,這對棉紡織業的發展有所刺激,在其後的三年中,華資紡織廠增至73家,已開工紗錠達201萬餘枚,布機1.2萬台。但同期中,外資紗廠的傾軋日益嚴重,其中日本資本的膨脹最為明顯。截至1936年,在棉紡織業最集中的上海,共有紡織廠65家,其中華廠31家,日廠30家;共有紗錠266.7萬餘枚,華廠為111.4萬枚,占41.8%,日廠為133.1萬餘枚,占49.9%;共有布機30058台,華廠為8754台,占29.1%,日廠為17283台,占57.5%。這表明日本資本在上海棉紡織業中居於絕對優勢。1936年,全國棉紡織業共有紗錠5102796枚,其中外資紗廠紗錠為2356404枚,占46.2%;共有線錠532270枚,外資線錠為358954枚,占67.4%;全國布機共有58439台,外資布機為32936台,占56.4%。
抗日戰爭期間及戰後 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戰火波及地區棉紡織業損失奇重。據統計,上海常州無錫華商紗廠紗錠遭直接破壞的達52.2萬餘枚,布機達6000餘台。武漢、沙市、鄭州一帶棉紡織廠歷盡顛沛,內遷川、陝等地。據國民黨政府經濟部工礦調查處統計:至1939年3月止,遷到後方的紡織廠共有59家,大部分是小型織布廠,而大中型棉紡織廠只有九家,計有紗錠15.9萬枚,布機800台。戰時後方購置大型紗機設備十分困難,新增的紡織廠多是擁有2000枚紗錠的小廠。國民黨政府採取嚴格的統制政策,實行紗布統購統銷、代紡代織,而統購統銷所規定的官價遠低於市價,代紡代織的工繳又遠在成本之下,加之苛捐雜稅,通貨惡性膨脹,使民族棉紡織廠難以維持,不得不相繼減產停工。據統計,1942年,後方大型紗廠雖有30餘萬枚紗錠,但開工運轉的只有17.6萬枚。
淪陷區棉紡織業的處境更為困難,它完全被日本侵略者控制,華資棉紡織廠開工者不多。日本是一個產棉不足的國家,1942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從美國印度輸入棉花的來源斷絕,華棉遂成了日本本土亟需的資源。在淪陷區,原棉和動力的供應十分缺乏,迫使各大型紡織廠停工。1943年,南京、上海一帶遂出現了一些擁紗錠一二千枚的小型紗廠,以適應社會需要。
1945年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接收了日本在上海、天津青島東北等地經營的棉、毛、麻、絹工廠及印染、軋花、打包等附屬工廠85家,並在這些廠的基礎上建立了中國紡織建設公司,成為擁有紗錠近180萬錠的龐大的官僚資本企業。但是,紡建公司所屬各廠生產效率奇低,它的紗錠和織機的運轉數額在1946年平均不到半數,最低時只有19%(紗錠)和14%(織機)。每月產紗率只達標準產紗率的37%,比抗戰後華商紗廠的平均產紗率還要低57%。至於民營紡織廠,在國民黨政府假借“平抑物價”的名義下,所需原棉和所產成品均受到嚴格的控制,以致各民營棉紡織廠原料供應嚴重不足,而在通貨惡性膨脹的影響下,成本高昂,虧損嚴重,不得不停工減產。
歷史表明,近代中國棉紡織業的發展歷程是非常坎坷的。它在初創時期歷盡外國侵略勢力的傾軋,幾經起伏,得到了一點微弱的發展。到了20世紀30年代,世界經濟危機的襲擊,迫使它在蕭條中掙扎,而40年代的戰爭破壞和戰後官僚資本的摧殘,終於使棉紡織業這個非常有發展前途的行業陷入了空前危機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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