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維新會

中國維新會。是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康有為在加拿大成立的資產階級改良派政治團體。

基本資料

中國維新會。是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康有為在加拿大成立的資產階級改良派政治團體
光緒二十四年八月(9月)戊戌政變爆發,康有為在英國軍艦保護下,由北京逃往上海,又轉香港,後乘日輪去日本,九月十一日(10月25日)到達東京,與先期到達的梁啓超會合。康有為對於戊戌變法的失敗、六君子被殺,心情異常悲憤,唯一使他感到欣慰的,是光緒帝尚健在,變法新政或許還有中興的希望。於是,在百日維新期間依靠君權變法的幻想,凝成了保皇復辟的決心,以為欲救中國,惟有迫使慈禧歸政、光緒皇帝復辟之一途。為此,他與梁啓超首先考慮重建自己的宣傳陣地。當年十一月十一日,梁啓超在日本橫濱發刊《清議報》,以“尊皇”為宗旨,認為中國能立與否,全系乎改革不改革;能改革與否,又全系乎皇上有權無權,故當前“惟有一策,曰尊皇而已”。同時也深刻指出民族危機的嚴重,揭露帝國主義的侵略本性和侵略手法;尖銳抨擊以慈禧為首的封建頑固派――所謂“逆後賊臣”之兇殘守舊和昏庸腐朽;批判封建專制,闡述“國”與“民”的關係,謂“不有民,何有國;不有國,何有民。民與國,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提出資產階級“國民”的概念,其民權思想比戊戌時期更進一步。康、梁當時又以“維新志士”流亡海外,在愛國華僑中頗具威望,故此《清議報》在輿論界有相當影響。其次,拒絕與革命派合作。當時孫中山、陳少白(1869―1934)等革命派人士也在日本,曾主動托日本友人居間斡鏇,試圖與康、梁維新派商談合作。康有為聲稱他奉有光緒帝的“衣帶詔”,不便與革命黨往來,竟拒而不見,並表示:今上聖明,必有復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無論如何不能忘記,惟有鞠躬盡瘁,力謀起兵勤王,脫其禁錮瀛台之厄,其他非余所知。拒絕了革命派的合作要求。但清朝統治者卻仍把他們看做“孫文羽翼”,多次向日本政府交涉,不許康有為在日本居留。光緒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三日(4月3日),康有為離日本赴加拿大。三月初七,抵溫哥華。曾先後在溫哥華、鳥?士晚士?等地對華僑演講,謂“惟我皇上聖明,乃能救中國”,希望華僑“齊心發憤”,“灑血以救聖主”。四月赴倫敦,擬通過英前海軍大臣柏麗斯輝運動英國政府干涉中國內政,扶助光緒帝復辟,未果。不久,返回加拿大。六月十三日,與李福基等創設“保救大清光緒皇帝會”,或稱“保救大清皇帝公司”,簡稱保皇會,亦稱中國維新會。據康有為長女康同薇雲,當時“那拉後與守舊派正謀危光緒”,為“抗那拉氏之謀而言”,故稱“保皇會”。保皇會成立後的第一個舉動便是在海外遙為光緒帝祝壽。當年六月二十八日是光緒帝30歲壽辰,是日康有為率領當地華僑多人到維多利亞中華會館慶祝“聖壽”,在龍旗飄舞中“北望行禮”,“拳跪起伏”,祝願皇上健康長壽,早日“復政以保中國”。康並吟詩謂:“遙從文島瞻瓊島,波繞瀛台夢幾回。”
保皇會以“忠君愛國”相號召,以保救光緒皇帝為宗旨。光緒二十五年冬刊印《保救大清皇帝會例》,宣稱“今同志專以救皇上,以變法救中國、救黃種為主”,凡有“忠君愛國救種之心”的,都是會中同志。次年又刊印《保皇會草略章程》,謂“本會專以保全中國為主”,“欲保中國,非保皇上復位不可,故本會名保皇”。他們把“忠君”和“救國”聯繫在一起,把國家興亡和光緒帝復位聯繫在一起,揭露慈禧為首的封建頑固派專權賣國的種種罪狀,對其“賣地鬻權”表示憤慨,故此會仍具愛國救亡性質。其次,保皇會還有第二宗旨――保護僑商。保皇會又稱“保救大清皇帝公司”。“會例”第二條規定:“此會為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即保種會、保國會,亦為保工商會之事,皆同一貫。”還規定會員捐款作宣傳、通訊、辦報之用,並以集資作工商、開礦的股份。在捐款獎勵辦法中,捐巨款者,除政治上給予官職外,還給予開礦、築路、工商等事的優先權,體現了僑商發展資本主義的經濟要求,所以保皇會又帶有資本主義經營色彩。據康有為估計,當時海外華僑約有500多萬人,廣大愛國華僑身在海外而心繫華夏,他們當中大多對戊戌變法的失敗表示惋惜,對六君子被殺表示憤慨,對光緒帝被囚表示同情。所以保皇會以忠君救國相號召,再加上它具有保商性質,便對廣大海外華僑具有很大吸引力。保皇會成立以後,總會設在香港和澳門,康有為任總會長,梁啓超、徐勤任副會長。以澳門《知新報》、橫濱《清議報》為其喉舌。康有為陸續派出門弟子分赴南北美洲、澳洲等有華僑居住的200多個城市宣傳保皇會宗旨,發展組織,總共建立保皇總會11個,支會103個,會員發展至百餘萬人,成為近代史上頗具影響的民眾性華僑愛國團體。但是保皇會宣傳的“愛國”最終歸結為“保皇”,把挽救中國危亡、圖中國之富強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光緒帝一人身上,一味讚頌的是“聖主”之德政,一味渲染的是康有為個人思君之幽情,這就把變法救亡的政治理想蛻變為眷戀光緒皇帝個人的不幸遭遇,由維資本主義之新,轉而為保光緒皇帝之位,維新派變成保皇黨。在保皇會成立初期,其鬥爭鋒芒主要指向清朝頑固派,並於光緒二十六年支持唐才常自立軍起義,起過進步作用;但它對帝國主義懷抱幻想,仇視義和團農民反帝愛國運動,提出“分兵北上勤王,助外人攻團匪以救上”的錯誤口號,結果是與虎謀皮,造成了自立軍的慘敗。特別是20世紀初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逐漸高漲以後,保皇會的鬥爭鋒芒也逐漸由針對清朝頑固派轉向資產階級革命派,曾在光緒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與革命派展開大論戰,堅決反對同盟會的“三民主義”革命綱領,成為阻礙民主革命運動的絆腳石。光緒三十二年清政府宣布“預備立憲”後,康有為通告各地保皇會於當年十一月十七日(1907年元旦)改名國民憲政會,次年二月二十一日(1907年4月3日)又定名為帝國憲政會,與國內立憲分子相呼應,敦促清政府加速立憲步伐,妄圖以立憲抵製革命,成為資產階級立憲派政治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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